2018年1月28日，吉恩·夏普博士(Gene Sharp)在刚度过他九十岁生日一周后，在波士顿家里谢世。素有独裁暴政克星美誉的夏普，是当代最负盛名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的教父，从美州到非洲，从歐州到亚洲，凡有独裁暴政的地方，就有夏普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理论存在，而且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惊人胜利。

当今之世，独裁暴政害怕的，不是武装暴动，不是革命手段，而是有能力将独裁暴政铲除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在如今的时局下，迷信使用武装或暴力手段对抗独裁暴政者，必败无疑，因为一来为独裁暴政提供一个屠杀无辜的借口，二来独裁暴政本来就是依靠暴力来维持其政权的老手。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经再三证明，以暴易暴，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独裁暴政的难题。取得辉煌成就的印度甘地，美国金博士，无一不是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的忠实信徒。

夏普在改变世界格局与推翻独裁暴政上的丰功伟绩，不会因为他生命的结束而停止。在未来的岁月里，夏普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向世上各地独裁暴政的心脏。在如何推翻独裁暴政体制的政治理论上，至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种超越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的案例。

夏普在铲除独裁暴政上的的特殊功勋，前所未有，至今无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他受到了国内外的尊重和肯定，2011年，获得德裔美国人慈善家艾希百里(Ei-Hibri)教育奖，2012年，获得德裔瑞典慈善家人伍萨库尔（Jacob Von Uerkull）的生命权利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2009、2012、2013与2015年，四度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尤其是2012年，呼声特高，万众瞩目，但就是没有宣布他的名字。

笔者是夏普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的景仰与信服者。数十年来，写下许多有关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案例与理论的文章。甚至于可以说，影响笔者政治思想的，首推夏普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理论。哲人其萎，普世皆悲，笔者将八年前撰写的《单枪匹马挑战全世界独裁暴政的英雄》《当代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教父》与《难以征服的独裁暴政最终将全部垮台》三文，编辑成篇，一来感恩夏普思想的启发，二来哀悼这位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理论大师的谢世。

高胜寒 2018年2月3日

单枪匹马挑战全世界独裁暴政的英雄

在美国近代历史上，首创非暴力公民抗命论的是十九世纪初期的一位不出世的怪杰亨利·梭罗。梭罗于1817年7月12日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Concord)出生，1862年5月6日，在病重下剃鬍子时割伤了自己，感染破伤风病毒身亡，只活了四十四岁。

这位哈佛大学文学系才子，留下了《瓦尔登湖》这本现代超越论名著，和真正使他被世人怀念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梭罗的作品不多，大部分零星散失，1937年才结集成书。1965年纽约蓝登出版社将之重新编辑成爲710页的单行本，是为目前市面上最流行的《梭罗的瓦尔登湖与其作品集》。

梭罗虽然发明了非暴力公民抗命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但并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和学术体系。直到他死后六十六年，另一位被《波士顿环球报》社论誉为“改变世界的人”夏普的出世，才将他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论学术化、具体化、思想化、理论化、现代化和实践化。纵观近代独裁暴政垮台的历史就会发现，那都与夏普思想尤其是与他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哲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繫。  

现在的夏普已经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了。他终生未娶，独身住在波士顿一间老旧的小房子里。由于年事已高，加上曾有几次驾驶意外，使夏普不敢再开车。这增加了他生活上的不便，但并没有改变他要用笔杆子摧毁所有独裁暴政的决心。          

夏普于1928年1月28日在俄亥俄州出生，父亲是基督教牧师，1949年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科学系学士学位，1951年在同校获得社会科学系硕士学位，196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以研究印度甘地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与思想为论文主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53年，从心底就反对战争的夏普，由于拒绝服国民兵役，被法庭判处入狱九个月。他念初中时，就对梭罗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论哲学産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概念影响了他的一生。1965年夏普为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做研究工作，累积了他对国际事务的经验和观点。1972年夏普出任马萨诸塞州大学达特茅斯(Dartmouth)分校政治系教授。

1983年，夏普成立了使全世界独裁统治者又恨又怕的爱因斯坦研究所，自此将这套斗争哲学系统化、理论化、学术化和实践化。夏普成立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宗旨有三：第一是保卫民主自由；第二是反对压迫、独裁和种族灭绝；第三是减少依靠暴力作为工具的政治。

爱因斯坦研究所是非盈利机构，仅有一次少量的捐款是来自官方的国际共和研究所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其余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来自个人募捐、福特基金会和兰德公司等的资助。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爱因斯坦研究所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接受了美国政府机构第一笔少量资助后，随后即开始拒绝任何来自官方的资助。  

使全世界独裁者心惊胆寒的所谓爱因斯坦研究所，名字与招牌闪亮，但并不是像感觉上那么的宏伟：其实就设在他自己那狭窄的小客厅里，而且只有三张破沙发，两台老电脑，一面旧桌子，半个义工女助理。由于坚决拒绝任何政府的资助，与不接受任何捐款者的约束，爱因斯坦研究所由巅峰时期超过一百万元的捐款，到2004年时的十六万元，然后开始了几乎没有任何捐款的岁月，由于没有任何特殊的固定开销，爱因斯坦研究所并没有因欠缺财源而停业。

在全球各地依然存在的独裁暴政者的眼里，爱因斯坦研究所就是“美帝”阴谋诡计的代名词。中东的伊朗独裁政权辱骂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走狗的産物，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大独裁查韦斯污衊之为政治垃圾，直接声明爱因斯坦研究所在他的背后发动一场软政变，法国左派作家、《911：大谎言》的作者麦尔善(Thierry Meyssan)公开说：爱因斯坦研究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颠覆其它政权的工具。

这些谣言与诬告，并没有阻止夏普捍卫自由，推动民主与摧毁全球各地独裁暴政的决心。有鉴于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加州三藩市大学国际关係系教授辛内斯(Stephen Zunes)，《美国人民史》作者、波士顿大学政治系教授辛恩(Howard Zinn)，和在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哲学系任教长达五十年的乔姆斯基(Avram Chomsky)等独立知识分子，在2008年6月，联名发表了一封《支持吉恩·夏普与非暴力战略的公开信》，严正地斥责这些恶毒谰言。从这封由一百三十八位当代重量级学者和著名机构联名的公开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夏普与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简单背景：

“作为学者和活动家在长期致力于反对美国政府的----无论直接或间接地----推翻、破坏、颠覆、或以其他方式干预它国内政。我们愿意为夏普博士和爱因斯坦研究所辩护，并立此存照。   

夏普是举世公认和领先于世界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行动战略权威之一。他是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办人兼资深研究员。该研究所是一个小型的非营利机构，以促进研究和利用非暴力公民抗命论来捍卫自由、正义和民主为宗旨。在过去的一年半中，许多外国政府对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做出了一系列捕风捉影的不实指控，诬告他们接收来自布什政府指令和财政支持，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并从事旨在促进美帝国主义的活动。最近在几个极端的网站中，也出现类似毫无根据的构陷。我们对此断然否认之。

我们知道并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基金会、国际共和研究所和其他政府资助的机构，在促进民主的幌子下，致力于为推进美国战略和经济目标的努力。我们了解，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并不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中。 

夏普非但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的，其研究和著作，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激励了几代渐进式和平、劳工、女权、人权、环保和社会正义活动的参与者。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基本策略是超越党派、政治界限和概念，非暴力公民抗命论哲学有兴趣的人提供学习的正确途径。为特殊的个人提供学习材料和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策略的咨询，不能误解为他们意识形态的背书，或是与任何政府的勾结。   

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从不与中央情报局，或者全国民主基金会以及国际共和研究所等政府资助的机构有任何协作关係；并从未提供给任何国家的任何反对派组织以财务或后勤支援；亦从未参与过政治冲突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的战略决策。      

爱因斯坦研究所是以最少的预算和仅有两名工作人员----夏普自己和一位年轻的行政助理----在夏普面积很小的住家房子里运作的，根本不可能如被诬告的那样在这裡开展所谓对外国的阴谋。

从根本上说，最近那些对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和类似组织的攻击，代表了一些人，对为政治自由而斗争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行动策略的本质的严重误解。事实上，他们那些对最近运用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对抗专制政权，亦说成是西方政府不断怂恿和操纵的结果，完全无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为自己国家的自由和正义而冒险犯难的决心。

美国不必再为现在东欧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负有任何的责任，虽然俄罗斯依然要为目前中美洲的左翼革命要负起全部的责任。不像其它美国背景支持的军事政变一样，每一次成功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的起义时间，其背景全是其大多数的人们早已确信当权者的权力是非法的，其目前的政治体系是没有希望达到社会正义的暴政，因而根本无需再继续服从与合作。事实上，没有了大部分人们的认可与支持，任何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都不会成功。 

在过去的十年来，已经普遍化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毫不费力地就推翻了贪污腐败的独裁专制政权，如塞尔维亚、乔治亚和乌克兰。即使美国政府在背后支持的菲律宾、智利、马里和玻利维亚等，亦无可避免地在其自己人民争取应有权利的独立行动中逐一崩溃。

这些成果，除了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外，无论是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还是任何外国组织或政府，都不应该居功。历史已经证明，对贫穷的、被暴力统治的和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民来说，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是一种恢复权利的有效武器。具有讽刺的是，那些自认是为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而从事斗争的人，亦常常错误地指控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为美帝国主义和全球资本利益的象征。

所以我们在此呼吁有良知的人们站起来，拒绝那些对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的无理指控，大家继续与有帝国主义迹象的政权进行抗争，也全力支持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在美国国内以至全球各地，为人权和正义抗争的民主运动。”

2011年9月，苏格兰导演雅鲁(Ruaridh Arrow)推出了一部关于夏普的纪录片《如何发动一场革命(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获得当年波士顿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和最巨影响力两项大奖，实至名归，自此无人不知夏普的盛名。 

爱因斯坦研究所推出了几本关于非暴力公民抗命论的主要著作：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自我解放(Self-Liberation)》《务实备选方案(There Are Realistic Alternatives)》，赫尔维(Robert Helvey)的《非暴力冲突中的战略(On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等。    

《从独裁到民主》已经被翻译成超过四十种文字，此书虽然只是一本九十三页的小册子，但它爆发出来的威力，却足使全世界所有独裁暴政六神无主，寝食难安，绕室彷徨。

此书是应一位流亡海外的缅甸异议民主人士之邀，为运用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手段推翻缅甸独裁暴政而写出来的策略性指导原则。夏普将自己在英国研究梭罗和印度圣雄甘地的博士论文《非暴力行动政治学》整理成书，是为是为令世界各地的独裁暴政芒刺在背的《从独裁到民主》。

夏普在书中表达自己的意图说：“由于这些忧虑和体会，我逐渐産生了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预防暴君也许是可能的，可以成功地对独裁政权进行斗争而避免大规模相互杀戮；可以推翻独裁政权同时防止新的独裁从灰烬中再生。我曾试图仔细思考，以最少的痛苦和生命代价，成功地瓦解独裁政权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为此，我以自己多年来对独裁政权、抵抗运动、革命潮流、政治思想、政府制度，特别是现实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的研究，作为我思考的源泉。”

《从独裁到民主》在泰国出版后，缅甸军政府视之为眼中钉、肉里刺，下令严格查禁。前些时候有四位缅甸人只因在家里收藏了一本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就被缅甸独裁军政府法庭以间谍罪名判处了七年徒刑。残暴的缅甸军政府对《从独裁到民主》的恐惧，可见一斑。此书更是2010年至2012年间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和奉行原则，参与者几乎人手一册。

《自我解放》有英文和越南文版，《务实备选方案》有英文、法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和阿塞拜疆文等版本，《非暴力冲突中的战略》则有英文、缅甸文、中文简体版、繁体版、西班牙文和越南文等版本、阿塞拜疆文和希伯来文等语言。

这些非暴力公民抗命论的主要经典著作，像大部分的佛教经典一样没有版权，全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官方网站中免费下载，对那些依然在实行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实则是独裁暴政来说，的确是一场躲之不开挥之不去的梦魇。

茉莉花是北非突尼斯共和国的国花，茉莉花革命因2010年底至2011年初爆发的人民革命而得名。贪污腐败与独裁暴政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建立独裁暴政的目的就是用垄断在手的非法权力肆无忌惮地贪腐。埃及、利比亚、也门、摩洛哥、突尼斯、伊朗、巴林、越南、古巴莫不如是，中共亦如此，无一例外。在人类近代文明发展史上，尚且没有找到独裁暴政不是贪污腐败的案例。

或曰：茉莉花革命式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到底有何威力，居然可以将这些贪污腐败的独裁政权以摧枯拉朽之势扳倒？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什么张良诸葛亮，这都是些最简单的策略，全写在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一书里。

夏普在《从独裁到民主》的前言里表明他自己的立场：“多年来我关心的主要事情之一，是人们怎样能够预防和消灭独裁。这种关心一部分是受一种信念所支持：人不应当被这样的政权所统治和迫害。”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所有独裁暴政都被认为是强大而难以推翻的，但夏普博士却不认同这个看法。他在《从独裁到民主》第1章中就说： 

“近年来，一些独裁政权----来自内部的和来自外部的----在面临反抗的、被动员起来的人们时就崩溃或站不稳了。这些独裁政权往往看上去地位牢固，坚不可摧，却不能承受人们协同一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反抗。 

自八十年代以来，面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马达加斯加、马里、玻利维亚和菲律宾等国人民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这些独裁政权都垮台了。

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推动了在尼泊尔、赞比亚、韩国、智利、阿根廷、海地、巴西、乌拉圭、马拉维、泰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扎伊尔、尼日利亚和前苏联某些部分走向民主化国家的改革。

前述国家独裁统治的倒塌并没有消除社会上的所有问题：残暴政权留下的遗産往往是贫穷、犯罪、官僚主义的低效，以及对环境的破坏。但是这些独裁统治的垮台，最低限度地解除了被压迫者所受的相当一部分苦难，而且为重建这些社会的政治民主、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开辟了道路。” 

《从独裁到民主》除了在理论上指导茉莉花革命者如何有效地运用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去消灭独裁暴政外，夏普最厉害的是他以多年的研究，为茉莉花革命者定下了总共一百九十八种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的手段。至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个独裁政权能抵挡住非暴力公民抗命理论十招而不垮台的案例。证之当今世界各地的抗暴事实，任何藐视和嘲笑非暴力公民抗命理论的反抗运动，无一不以失败收场。

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就是夏普的忠实信徒。她在缅甸推行的茉莉花革命与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已经从根基上动摇了缅甸独裁暴政统治的合法性。没有人会怀疑缅甸军政府丹瑞大将的政权是否会覆亡，人们关注的焦点是由谁来添加压断骆驼背上最后的那根稻草，和这个残暴的独裁腐败政权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垮台。  

2009年伊朗发生了街头和平示威。伊朗的特务发现举办游行示威领导人的家里，几乎人手一册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这更使疑神疑鬼的伊朗独裁政权觉得有“美帝特务”在幕后搞鬼。网络下载功能使夏普免费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斗争哲学理论送至伊朗的每一个角落。

茉莉花革命在突尼斯与埃及的成功，使全世界媒体的焦点，都集中到这位研究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大师的理论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埃及的茉莉花革命是由几位流亡卡塔改革学院(Academy of Change)的年轻学生回国后发动起来的。而他们在卡塔改革学院的主要学习课程，就是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的主张，和甘地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的政治理论。

突尼斯与埃及人民和平游行示威运动，就是按照夏普《从独裁到民主》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斗争理论来实践的。而突尼斯与埃及的独裁暴政的垮台，是当地人民智慧地运用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哲学战略的必然结果。  

如果再顺着历史的足迹来检讨东欧共産党垮台的因果关係，亦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文献，证明从南斯拉夫人民打倒米洛舍维奇，到乌克兰人民的橘色革命，甚至于整个东欧的变天，几乎没有一次不是因为夏普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哲学直接或间接的威力所致。

导致南斯拉夫独裁暴政头子米洛舍维奇垮台，是来自一个叫做抗争会(Otpor)的学生团体。这个创建于1998年10月10日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的学生团体，在1998年科索沃战争后，转化为要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团体，而这个抗争会主要研究和学习的就是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的主张，和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哲学的理论。         

2011年2月21日，自由欧洲电台记者布鲁克斯(Rose Brooks)采访了夏普，其主题是《吉恩·夏普，非暴力战争的卡尔·克劳塞维茨(Gene Sharp, The Karl Von Clausewitz of nonviolent warfare)》。      

克劳塞维茨于1780年6月1日在德国马格德堡出生，是1812年俄罗斯-德国联合军团陆军少将。克劳塞维茨以自己三十九年军旅生涯为蓝本，写出了流传千古的《战争论》。他在《战争论》中的名言：“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还是一种政治工具，一种政治关係的延续，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是研习军事学的金科玉律。

在铲除独裁暴政的运动中，布鲁克斯把夏普比喻为战略大师克劳塞维茨将军，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布鲁克斯在访问时问及有关埃及人民运用他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战略，在不到三个星期内就推翻了贪污腐败的穆巴拉克独裁政权，对此有何感想时，夏普回答道：“我很高兴知道自己的研究工作对他们有所帮助，但是所有的功劳应该归功于英勇的埃及人民，而不是我----他们在早期斗争时就已显示可贵的勇气，即使在受到攻击时，依然没有忘记甘地在印度作斗争时的思想，那就是如果人民不再害怕，暴政的麻烦就要来临了。”

当布鲁克斯又问到他对这些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蔓延到了北非和中东等国家的看法时，夏普回答道：“他们必须保持那种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的纪律，如果运动演变成暴乱或暴力的话，我想他们有可能会失败。如果他们多用点头脑和组织技巧，能严格坚守非暴力原则那就有希望成功，因为这是创建民主体系的主要工具。继续蔓延的形势是一种好的势头，如果他们能好好地策划，并仔细研究运动的策略，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自然会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以突尼斯为例，在边远地区小城发生的小型抗命事件，只要利用好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的方法，经过起初的困难时期，能够将运动蔓延至全国各地，最后在极短的时期内征服了警察和军队，这个要点就是守住了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的纪律。”

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远在公元前四百九十四年，罗马帝国的工人就已经知道利用非暴力公民反抗运动来向统治者争取权益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纳粹德国统治下的挪威。

在挪威近代史上，吉斯林(Vidkun Quisling)原是挪威陆军军官，有点像中国民初的汪精卫，是个典型的挪奸。在挪威被纳粹德国占领后立即卖身投靠，博得希特勒的赏识，几度荣获接见，被纳粹德国册封为傀儡政府的国防部长，后又被册封为傀儡政府的总统。吉斯林为了向纳粹德国和希特勒表示他的忠诚，成立了一个法西斯思想研究会，要求挪威所有的老师都要报名参加，来提高“新教育的积极性”。可是这个计划在挪威的一万两千名老师中居然有一万名反对，并且举行了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来抵制之。    

吉斯林大怒，认为这是“坏人”在幕后捣乱所致，下令将一千名老师关进集中营，可是其余的九千名老师依然不肯就范，使他顔面尽失。当集中营和暴力威胁已失效时，吉斯林已无可奈何，他并没有敢冒着全挪威无课可上而再把另外九千名教师关到集中营去的胆量，只好低头认输。纳粹德国失败后，挪威法庭以叛国罪将他送上了审判台，法庭判决枪决死刑，大快人心。   

在夏普的策略下，目前迷信暴力的利比亚独裁疯子卡扎菲全家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美国、英国、德国、欧洲和瑞士等国已经冻结了卡扎菲家族数以百亿美元的贪污资産。设在荷兰的海牙国际法庭总检察长欧坎波(Jose Ocampo)宣布，他将立案侦查卡扎菲父子用暴力攻击和平示威人民的战争犯罪行为。这位时年五十九岁、来自阿根廷的律师敲响了独裁疯子的丧钟，更为卡扎菲的垮台定下了时间表。

2011年3月3日新闻报道说，卡扎菲和阿拉伯联盟接受了委内瑞拉独裁总统查韦斯的调停，成立了一个由拉丁美洲、欧洲和中东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试图跟卡扎菲和革命军商讨议和，但遭到革命军的拒绝。

从宏观角度看，对以推翻独裁暴政为诉求的利比亚示威群来说，拒绝与革命军谈判，是一种正确的斗争策略，是有着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理论作为基础的。夏普在《从独裁到民主》第二章《谈判的危险性》中写道：

“谈判是解决冲突中某些特定争议的很有用的工具，适当的谈判不应忽视或拒绝。在某些场合，当没有根本性的争议而可以接受妥协时，谈判可以是解决冲突的重要手段----合法工会进行的劳资冲突是一回事；关係到一个残暴的独裁统治继续存在还是确立政治自由则是另一回事；当涉及的问题带有根本性，影响到宗教原则、人的自由或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问题，谈判是不能提供达成双方都满意的途径。

对于某些基本问题，不应当有妥协。只有权力关係的改变有利于民主派，才能充分捍卫那些带根本性的争议问题；这种改变只有通过斗争而不是谈判才能达到。这并不是说绝对不应当谈判，而是要指出没有强大的民主反对派，仅靠谈判的办法来铲除一个强力的独裁政权是不现实的。当然谈判有可能根本行不通，根深蒂固的独裁者，感到自己地位牢固，可能拒绝同他们的反对派、民主派谈判。也有可能在谈判开始以后，民主派的谈判者就会失踪，从此下落不明。”

夏普在解释他反对示威群众与独裁统治者坐下来谈判的理论是：

“反对独裁者而赞成谈判的个人和团体往往有着良好的动机，尤其是经年累月同残暴的独裁者进行了军事斗争而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不论政见如何，全体人民都想要和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独裁者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民主派这方面遭到的破坏和伤亡又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派内部特别有可能提出谈判的意向。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强的诱惑，去探寻任何其它途径来挽回民主派的某些目标，同时又结束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环。

独裁政权提出通过民主派进行谈判而给予‘和平’的提议，当然是相当狡猾的。只要停止对自己的老百姓发动战争，独裁者自己就能立即结束暴力。他们不需要任何的讨价还价，可以恢复人民的尊严和权利，释放政治犯，停止刑求，终止军事行动，退出政府并向人民道歉。”

夏普在总结民主派与独裁者进行谈判的看法是：“民主派要注意独裁者在谈判过程中故意设下的圈套，当涉及政治自由的根本问题的时候，独裁者呼吁谈判可能是企图诱使民主派和平地投降，而独裁政权的暴力却在继续。在这类冲突里，只有在决定性的斗争的末尾，独裁者的力量已实质上被消灭，他们想拿到通往国际机场安全通行证的时候，谈判才是恰当的。”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是在1993年时为缅甸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写成并在泰国发行的，证之于十八年后的突尼斯与埃及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和两个独裁暴政者的下场，可谓有着惊人的预见力。

“在历史上只有真理与仁爱总是获胜。专制者和谋杀者在短期内似乎所向无敌，但他们最终将全部垮台。”这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名言，也是他的信念。凭着这个信念，他熬过了狂风暴雨，攀越了万水千山，历尽了苦难磨练，用个人精神力量和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手段领导着印度从大英帝国的虎口中独立出来。甘地将这套理论具体化和生活化，再升级为政治斗争工具，最后以不流血革命将大英帝国主义赶出印度，1947年8月15日宣布成立印度共和国。 

近年来的伊朗、叙利亚、巴林、苏丹、菲律宾、缅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东德、捷克、马达加斯加、马里、赞比亚、尼泊尔、突尼斯、埃及、苏丹、利比亚及中东、非洲等国人民与独裁政权对抗的茉莉花革命，几乎无一不采用夏普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策略，其结果也无一不在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预测范畴之内。 

长久以来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在中国的新疆、西藏等地从未停止过。近年来更因为非洲诸国的阿拉伯之春而把茉莉花革命运动的野火烧到了中国大陆。无论主观愿望或客观条件如何，茉莉花革命肯定会在中国发生，因为中国共産党的独裁专政体制培养并促成了茉莉花革命。问题不是中国会不会发生，而是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发生。 残暴、专制、贪污与腐败的毒瘤是培养茉莉花革命的温床，中共体制不可能跳出历史规律，中国人民也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忍受一个五毒俱全暴力政权的流氓统治和恣意羞辱。

当中国人民需要争回应有的人格和尊严、当中国人民厌倦了独裁暴政的伪善、当中国人民对贪污腐败的大小政府官员的忍耐到了极限、当中国人民唾弃那些为独裁暴政歌功颂德的犬奴、当中国人民清楚了中共并不代表他们也并不代表国家、当中国人民不再接受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欺骗、当中国人民看穿了稳定第一与社会和谐背后真相、当中国人民鄙视那些仰暴政鼻息的海外五毛党、当中国人民认识了反对中共并不是反华、当中国人民不再允许自己的国家沦为贪腐天堂、当中国人拒绝再充当骗子政权的奴隶、当中国人要求恢复民主自由的天赋人权、当中国的知识分子恢复了气节和傲骨和当中国人要用投票选出自己的政府时，茉莉花革命运动即会应运而生。逐渐更加成熟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斗争哲学理论，已经为未来的茉莉花革命铺垫了创造历史的新舞台。   

茉莉花革命在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强大理论的支持下，将会是中国人民的最佳选择，是结束中共独裁统治的最佳方式。任何暴力革命或武装事变只会为中共再次提供合法杀人的借口，即使侥幸成功，也会陷进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在武力悬殊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中，通过暴力行为来达到民主转型的成功率几乎是零。夏普的著作曾多次说明其中的硬道理，他在《从独裁到民主》中已作出了精辟分析： 

“现今的独裁统治下的条件比过去糟得多。过去，人们可能还尝试过抵抗，可能发生过短暂的群众抗议和示威，人们的精神也高亢过一阵子。在一些场合，个别人士或小团体也许做过一些勇敢但乏力的举动。来坚定某项主张或只为表达他们的意见。无论动机多么高尚，过去的这些对抗行动往往不足以克服人们的恐惧和习惯性的服从，而这正是摧毁独裁者的必要条件。可悲的是，这些行动可能反而带来更多的苦难和死亡，而不是胜利和希望。

独裁者通常不理会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司法的决定和公众的舆论。作为对暴行、酷刑和杀戮的反应，人们往往得出结论：只有暴力才能结束独裁统治。这是可以理解的。愤怒的受害者有事组织起来，用自己能够集合起来的任何暴力或军事力量同残暴的独裁者进行战斗，尽管力量悬殊，这些人往往勇于战斗，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是生命。

他们的成就有时很了不起，但是很少能赢得自由，暴力反抗能触发残暴的镇压，结果往往使民众比以前还要软弱无助。选择暴力，不管他有多少长处，有一点是肯定的，寄希望于暴力手段，就是选择了压迫者总是占优势的斗争形式，独裁者拥有施加暴力的压倒性力量。这些民主人士不论能够坚持多久，一般来说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严酷的现实。逃脱不了独裁者几乎总是在军事准弹药、运输和武装力量占有优势，民主人士尽管有勇气，但几乎依然不是对手。

夏普认为暴力行为解决不了独裁残暴统治的根本问题，而与独裁残暴的统治者去谈判，更是死路一条：

“独裁者之所以要统治，可能有着各种动机和目标：权力、地位、财富、改造社会等等，要记住，如果独裁者放弃他们的统治地位，这些目标一个也实现不了。如果谈判的话，独裁者们会力图保存他们的目标；无论独裁者在谈判达成的和解中提出什么保证，千万不能忘记独裁者为了使他们的对手屈服，可以做出任何的承诺，然后肆无忌惮地违反这些协议。如果民主派为了暂缓受到镇压而停止抵抗，他们可能会很失望，独裁者的暴力和镇压可能比以前更为野蛮。群众抗争的瓦解，往往是丧失原来与独裁政府抗衡的力量。暴君就能为所欲为，生死予夺。”

暴力和谈判都无法有效地解决独裁加暴力的专制统治者。而在夏普的眼里，看似无比稳固的独裁暴力统治者实际上并非那么强大，历史的例子已经再三证明了他的判断：

“近代的历史表明了独裁政权的脆弱性，也揭示它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的崩溃：在波兰，使共産党倒台花了十年时间，而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在1989年，几个星期就发生了。1944年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反对权力稳固的军人独裁者的斗争各花了大约两周时间，伊朗国王军事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月里就被颠覆了。1986年菲律宾的马科斯独裁政权面对人民的力量，在几周内就垮台了，当反对力量变得明显强大时，美国政府很快就抛弃了马科斯总统。1991年8月的苏联强硬派企图发动政变，几天之内就被政治反抗所阻止。之后，长期受其支配的许多加盟国在几天、几周或几个月内纷纷独立。认为暴力手段总是收效快，而非暴力手段总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见解显然不成立。虽然根本的情况和社会的变化可能需要长时间，以非暴力反对独裁政权的实际战斗有时发生得相当快，这说明对于既要和平又要自由的人们，存在着另外一个选择：政治反抗。”

夏普所说的政治反抗，指的就是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其摧毁独裁暴政的方法有四大类，一百九十八种之多：

第一类是非暴力抗议和劝说的方法：包括演讲、宣言、祷告、静默、口号、标语、传单、报纸、广播、游行、庙会、朝拜、公开信、法律起诉、集体请愿、横幅标语、推派代表、模拟颁奖、模拟选举、模拟审判、模拟葬礼、集体游说、佩戴标识、裸体抗议、放弃荣誉、象征式公布权利书、奚落嘲笑官员、烛光守夜、讽刺戏剧、政治性悼念、示威性葬礼、抗议性集会、退出会场与转身藐视等。

第二类是非暴力的不合作方法：包括社会性抵制、开除会籍、驱逐出党、学生罢课、工人出走、集体失踪、抵制消费、拒交租金、抵制供货、停止营业、集体罢市、停止体育活动、抗议性移民、退出社会性组织、拒绝转让房权、拒绝支付费用、拒绝支付欠款、拒绝运作资金、拒绝信用贷款、拒绝政府资助、贸易商黑名单、国内禁运、国际禁运、抗议性罢工、闪电式罢工、农民罢工、农场工人罢工、监狱犯人罢工、专业人员罢工、同情性罢工、轮流罢工、消极怠工、辞职罢工、有限罢工与选择式罢工和全国总罢工等。  

第三类是政治性的不合作方法：包括放弃效忠、抵制选举、鼓动兵变、拒绝征兵、拒绝散会、拒绝提供公共服务、抵制立法机构、抵制政府的职务、退出政府教育机构、拒绝帮助执法人员、拆除属于自己的标牌或标识、拒绝接受政府任命的官员、拒绝解散现有组织、主张对抗的文字和言论、消极的服从、在没有直接监督下拒绝工作、静坐示威抗议、拒绝被驱逐出境、不服从不正当的法律、行政不合作、司法不合作、更换外交代表、取消外交活动、断绝外交关係、退出国际组织与拒绝成为国际成员和开除出国际组织等。      

第四类是非暴力干预的方法：包括禁食、绝食、静坐、倾销、司法反诉、强行祷告、强行站立、强行搭车、没收资産、设法入狱、坚守岗位、双重主权和平行政府、非暴力进袭、非暴力空袭、非暴力入侵、非暴力阻挡、非暴力占领、非暴力骚扰、自我承受酷热严寒、建立新的社会模式、使设备不堪负荷、强行发言干扰、浪耗对方办公时间、建立替代性社会机构、建立替代性传播系统、非暴力占用土地、反抗封锁禁运、为达成目的而印刷伪钞、垄断性购买、选择性专顾、设立代替性市场、设立代替性交通系统、设立替代性的经济机构与使行政系统超越负荷和暴露特务身份等。

高胜寒 201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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