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执法,二者在美国是如何联系又如何区分? 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脱离法治社会的习俗和立场去考虑,自是永世难清,只怕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
对俄国与美国的竞争,若要厘清由来、辩别该与不该,都属题外之话,人人必当承认的是那个既成现实。双方在一切争执中宣传己之正义,在宣传中动用时髦工具互联网,也都不在话下。至于俄方利用了美国社会制度赋予公民的一切自由(这些自由在俄罗斯大受限制,以便于政府统治),在宣传战中越界进入了间谍战领域,施用不能见光的手段以图影响必应见光的美国政治,这是美国各个安全情报机关的共识,已经公开报告于美国国会,众所周知。
从以上这点出发,请试站在美国——这个由创普总统声称要使之重新强大的国家——的公众立场上思考以下分析。
也算自上而下,先请看现任总统的表现。唐纳德﹒创普拿出他在电视秀——旁开一句,这位由媒体造就的电视明星大骂媒体时纯属忘本——上用惯的“雄辩”口气激动听众:“根本没有什么(与俄)合谋!”,“那(调查)是浪费时间!”
不光表白自己,他还跑到普京爷跟前先巴巴问上一句“您干预我国大选了吗?”回过头来再冲美国人大喊“怹亲口告诉我啦——没有!|”这种表演已越出正确与否的问题,实在是愚蠢与否所关,足应令美国公众担忧贵总统的政治智商够不够乃至思维是否能正常。
更可观的是,做完这场表演,创普自己竟然好像全忘在脑后,转天又在新闻发布会上指责民主党通俄(绝口不提根据为何),俨然是说俄国到底干预了美国政治。真说不清他是在要普京的好看,还是在大搧自己的耳光。
再说美国国会、司法系统、媒体和公众这个“下边”。当然,国会并不在行政当局之下,司法系统对之负责的也只是法律而非总统,因此,此处之所谓“下”无非是指大家同在法律之下,与跃跃欲试要大打民粹牌以冀凌驾法律之上的那位“上”对立而言。
公众、媒体和国会接收总统的推特和白宫的发言放出的信息,几乎日日强调,谓司法部门对俄国干预美国内政的调查全是缘于民主党对败选不肯甘休。可是,但凡对近年美国大选有点记忆和思考的,都还不至于记不得二零零零年。与二零一六大致相同,那一次民主党竞选者也是赢得了全国选民的多数票,但在关键州佛罗里达以微小差数落败。由于大选日在该州原已宣告过民主党获胜(以佛州为其政治大本营的杰布﹒布什为此甚至已在家门内向乃兄报了 Sorry)、兹后又翻了盘,民主党提出要重新计票并无不当。而在最高法院裁决(否却佛州法院人工重新计票的命令)之后,是次大选即告结束,共和党布什当选。此后四年八年,从未出现过如当今总统凭自己对民主政治的可怜认识乐而不疲地描画的什么由于败选方总不甘心、因此他需要把 campaign(他的自激春药)进行个没完没了的图景。
正如舆论以及包括许多共和党参、众议员的国会成员所指出:创普若真想早日证明“没有合谋”,真想早日摆脱穆勒这位专任调查员,真想早日集中精神做总统该做的工作,真想早日团结社会壮大美国,那么他目前最该做的,就是全力配合调查,以便早日由执法者说明创普家族公司与俄罗斯“没有合谋”。有如二零一六年选战正酣时 FBI 突然宣告重启对克林顿电邮案的调查,当时民主党若装配一副创普的心胸和头脑,自当忿恨灭裂顿足呼号以图煽动拥护者去大反 FBI。实际发生的是,民主党除了表示不满(毕竟 FBI 在选战的关键时刻重翻结案实有可议之处)之外,在实际行动上只是等待 FBI 完成调查,并声明希望尽早看到调查结论。这是美国政治中足资创普师法的一例,如果他除了霸凌不恭装傻充愣那些花头以外真地还能降心学点什么东西以能有所长进的话。
说到底,创普及其家族公司是否在美国大选中引入了外国政府/财团的力量,对这个问题的调查完全是创普自找。既已决定投身政治,他首先应当自觉自主地公开切割其政治身份与其营利活动的联系。只因美国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一位同时兼具政府首脑三军统帅和某一家族公司首脑身份的人物,美国的成文法对此缺乏戒备,基本上是任从当事者自愿,让创普钻了空子(料想在创氏这一章翻篇之际或之后,痛定思痛,针对此类角色也许将能制订更完备的法律条文)。然而法治原则仍在,三权分立的原则仍在,创普凭三寸常撅之唇能做到让美国的政治文化大泄水准么? 他尽管试试,谅来全世界也都有兴趣看看。
回到本题,穆勒调查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 鉴于眼前“上”“下”对峙相持的态势,或以为穆先生及 FBI 将要解答的是创普总统应否被弹劾的问题。不是的,因为那是政治问题,不在执法责任范围。穆勒调查,承继其前的柯米调查,最终要告诉美国公众的是:外国政府/财团对美国内政的秘密干预是否已经侵入了美国联邦行政当局。
不必多说,这种调查,对象诡秘,形势复杂,执法谈何容易。如史有其事的影片《换谍桥》中描述,对当时被 FBI 抓捕到的苏联间谍(并非国贼内奸,而是一位英国臣民),舆论汹汹呼唤极刑,而那位辩护律师(本是由美国政府指派意图走个审辩过场的)力排众议,终于说服法官,依法以战俘对待。可见此类案件中执法尺度的复杂微妙。今天对创普家族与外国政府财团关系的调查更要麻烦得多——单纯生意,自当清白无过;假公济私? 如何辩别确认。这样复杂难辨的事情需要明确的原则和完备的法例,更需要全国上下对三权分立的法治制度的清醒认同、合作和支持方有可能水落石出。至于调查结论能否对政治发展产生积极正面影响的问题,只有在依法调查得以健康正常完成的前提下才谈得到。
年来老话一句,要是一位暴得大权的总统居然能用行政特权任意干预和障碍司法,以至搅得美国法治难行,国将不国,那时什么 great不great、again不again 的,还能赢得几多在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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