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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經濟增長，主要不是表現在GDP（國內生產總值）統計數字上，而是表現在新產品、新技術、新產業的不斷出現，表現在人們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的不斷改善。250年前，人類生產和消費的產品種類大概只有100種到1000種，今天則是10億到100億種。根據2017年10月的統計，亞馬遜網站銷售的商品就有5.98億種。

人類過去250年的經濟增長，是三次工業革命的結果。第一次工業革命大約從1760年代開始持續到1840年，其標誌是蒸汽動力的發明、紡織業的機械化和冶金工業的變革；第二次工業革命大約從1860年代開始持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其標誌是電力和內燃機的發明和應用，還有石油化學工業、家用電器等新產業的出現；第三次工業革命大約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直到現在，其標誌是計算機的發明、信息化和通信產業的變革。

但三次工業革命並不是在所有國家同時發生的。英國引領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美國和德國引領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接着又引領了第三次工業革命。有些國家雖然不是引領者，但在每次工業革命發生後，能很快追趕上，而另一些國家則被遠遠甩在後面，其中有些國家至今還沒有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這就是富國與窮國差距的原因。

西方發達國家像我這樣年齡的人，當他們出生的時候，前兩次工業革命早已完成，只能經歷第三次工業革命，但作為中國人，我有緣享受“後發優勢”，用短短的40年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走過了西方世界十代人走過的路！

我的第一次工業革命

1959年秋，我出生在陝北黃土高原一個偏遠的小山村。在我出生的時候，除了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公社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產物，當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幾乎沒有受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影響。我出生的窯洞是什麼時候修建的，我父親不知道，他的父親也不知道。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生活就是衣食住行、柴米油鹽，生產就是春種秋收、男耕女織。在我年幼的時候，我穿的衣服和鞋都是母親手工紡線、手工織布、手工縫製完成的。我至今仍然能回想起，我睡夢中聽到的紡車發出的嗡嗡聲和織布機發出的吱咔聲。

紡織業是人類最早的工業。手搖紡車在漢代就普遍使用，母親使用的紡車看上去與漢畫像石上的紡車沒有什麼區別。母親用的木製腳踏織布機是印度人在公元500年至1000年間發明的，大約在公元11世紀傳入中國（也有專家認為是中國人發明的）。英國人約翰·凱伊於1733年發明了飛梭，在接近1760年的時候，飛梭在英國已經普及開來，但200年之後，母親仍然不知道有飛梭，所以不僅織布速度慢，而且只能織出窄幅匹的布，一條被子需要好幾塊布料拼接而成。

根據英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的考證，中國在公元1313年就有了三錠甚至五錠紡車，但不知為什麼直到我小時候，母親用的仍然是單錠紡車。英國工業革命期間，詹姆斯·哈爾格里夫斯於1765年發明了多軸紡紗機（珍妮機），使得一個人同時能紡出幾根線。哈爾格里夫斯最初的模型僅有八個錠子，但在他還活着的時候，人們已經能製造80個甚至更多錠子的多軸紡紗機了。如果母親當年能用上多軸紡紗機，她就不會那麼辛苦了。理查德·阿克賴特於1768年發明了水力紡紗機，埃德蒙德·卡特賴特於1785年發明了機械織布機了，這些都沒有影響母親的生活。

母親縫製的衣服都是老式的，所以我小時候穿的褲子前面沒有開口拉鏈。偶然會發生尷尬的事情，就是尿急時褲帶打成了死結解不開，就只能尿在褲子裡了。每每想起此事，總會讓我覺得美國人威特康·L·朱迪森和瑞典人吉迪昂·森貝克在100多年前發明的拉鏈，真是了不起。

美國人艾薩克·辛格早在1851年就發明了縫紉機並很快投入商業化生產，但我小的時候，縫紉機在我們那裡仍然非常罕見。在我10來歲時，村裡的一位復員軍人帶回一位山東媳婦，按母親一方的親戚關係，我叫她嫂子。這位嫂子心靈手巧，會用縫紉機做衣服，我穿的第一件“制服”就是她做的。

上大學之後，我就不再穿母親用土布縫製的衣服了。後來，家裡的紡車和腳踏織布機也被當作柴火燒了。

紡和織是棉紡織業的兩道主要工序，但在原棉變成能紡紗的原料之前，還需要一些其他工序，其中一項是梳棉。梳棉就是通過疏鬆、清理和混合，將棉花纖維變得連續可紡的工藝。母親紡紗用的棉卷是父親用梳棉弓梳理的。根據李約瑟的考證，梳棉弓(carding bow)是印度人在公元2世紀發明的。梳棉弓在我們當地被稱為“彈花弓”，彈花算是一門小小的手藝，能賺點小錢，父親是從他的四舅那裡學到這門手藝的。

“文革”初期，父親和他四舅及另一個人合夥買了一台梳棉機，存放在離我們村25華里的鎮上，逢集的時候就提前一天去鎮上彈棉花。梳棉機比梳棉弓的效率要高好多，每次干兩天活，每人可以賺到三四塊錢，這在當時算一筆不小的收入。可惜好景不長，後來政府搞“割資本主義尾巴”運動，他們的生意就做不成了。

1979年，村里搞起了“包產到戶”。父親把那台梳棉機從鎮上搬回家，以為又可以彈棉花賺錢了。但父親的預測完全錯了。沒過多久，村里人都開始買機織布了，連棉花也沒有人種了，他的那點小手藝也就廢了。根據我腦子裡的印象，父親他們的那台梳棉機，就是1748年劉易斯·保爾發明、1775年理查德·阿克賴特改進過的那種梳棉機！

改革開放後，父親的另一項手藝也廢了。我小時候冬天穿的襪子，都是父親自己捻毛線、自己編織而成。父親捻毛線用的捻錘，是新石器時代的發明。我上大學後，就不再穿父親織的襪子了，他也就不再編織了。其實早在1598年，英國劍橋大學的畢業生威廉·李就發明了織襪子機。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另一項重要進步發生在冶金工業。冶金工業也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產業，人類掌握冶煉技術已有5000年，煉鐵業也有3000多年的歷史。但即使進入“鐵器時代”，鐵仍然是一種稀有的貴金屬，中國宋代曾用鐵做過貨幣。

但鐵的稀缺性被第一次工業革命改變了。1710年，英國企業家亞伯拉罕·達比發明了焦炭煉鐵工藝，使得大規模廉價鐵的生產成為可能。1870年代，英國海軍採購代理人亨利·科特發明了攪拌煉鐵法。不久，攪拌煉鐵法便在全大不列顛境內成為生產熟鐵的通用方法，千百萬噸鐵就這樣製造出來，人類真正進入鐵的時代。1856年和1861年又相繼出現了貝塞麥轉爐煉鋼法和西門子平爐煉鋼法，鋼的生產成本大幅度下降，從此，鋼逐漸替代鐵和木材，成為機器設備和車船的主要製造材料。鋼不僅架起了跨江大橋，而且托起了摩天大樓。1889年巴黎埃菲爾鐵塔的建成，標誌着鐵時代的結束和鋼時代的開始。

進入鋼鐵時代，也是新中國領導人的夢想。在我出生的前一年，中國搞起了全民大煉鋼鐵運動。但遍地土高爐圓不了舉國鋼鐵夢。我在農村時，鋼還只能用在刀刃上，全村沒有一把全鋼製的斧頭、鐮刀、菜刀。不要說鋼，鐵也很稀缺，最值錢的就是做飯用的鍋，所以“砸鍋賣鐵”就成為人們陷入絕境的隱喻。鍋是生鐵鑄造的，空鍋燒熱時一沾涼水，就會裂縫，我們家的鍋不知補過多少次了。當時農用工具基本都是木製的，門窗上唯一的金屬是鎖環。由於這個原因，儘管幾乎每個村都有一兩個木匠，周圍數十里才有一個鐵匠。

但改革開放後，隨着現代化冶煉技術的引進，中國終於進入鋼的時代。1996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鋼鐵生產國。現在再回到農村，發現犁、耙子、扇車都已經變成鋼製的了，木製工具已成為古董。

煤炭在工業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煉鐵需要大量的煤，蒸汽機也要燒大量的煤。中國和英國都是煤炭資源豐富的國家，但英國的煤炭助燃了工業革命，中國的煤炭則長期躲藏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經濟史學家彭慕蘭用煤炭資源的豐富性解釋英國工業革命的起源，看來說服力不是很大。我的老家榆林市現在已成為中國的煤都，其產量占到全國的十分之一。但在我小的時候，村民做飯、取暖用的燃料主要是柴草、樹梢和秸稈，大部分莊戶人家用不起煤，儘管那時候每百斤煤的價格只有4毛錢（現在的價格是20元左右）。今天政府已經開始禁止老百姓燒煤取暖了，但那個時候是燒不起煤。

在漫長的歷史中，人類生產和生活需要的動力主要是人自身和大型動物的肌肉，這一點直到蒸汽機出現之後才得到根本性改變。但蒸汽機發明200年之後，我在農村的時候，動力仍然是人力和畜力。農村人看一個人是不是好勞力，主要看他肩能扛多重，背上能揹多少斤。我們村沒有馬，因為馬太貴，飼養起來也麻煩，僅有的幾頭驢，是生產隊最珍貴的生產工具，耕地、馱碳、拉磨、娶親，都靠它們。如果一頭驢死了，就是生產隊最大的損失。

毛驢馱貨物、毛驢耕地

我小的時候不愛幹家務活。當時農村磨麵用的是石磨，碾米和脫殼用的是石碾。據說，石磨在公元前二世紀的漢代中國就有了，而古羅馬在公元前160年也已廣泛使用；石碾也是從漢代開始就被人們用來碾米和脫粒了。逢年過節或有紅白喜事的時候，由於需要碾磨的量大，通常使用畜力驅動石碾和石磨，但平時小量的碾磨，只能使用人力。母親要我幫她碾米推磨時，我總有些不情願，圍着碾盤或磨盤轉圈圈讓人覺得枯燥無味。

蒸汽機最初只用於礦井排水。在瓦特把蒸汽機轉變為旋轉動力之後，蒸汽機就逐步替代人力和馬力，成為石磨旋轉的動力。1786年，瓦特和博爾頓在倫敦建立了大不列顛麵粉廠，兩台蒸汽機推動50對磨石，每周生產435噸的麵粉。這個麵粉廠的開設轟動了整個倫敦，來這裡參觀成為一種風氣，搞得瓦特很不耐煩。

我老家的石磨和石碾從來沒有被蒸汽機推動過，但在我離開家鄉三十年後，石磨和石碾基本上都被廢棄了。村民們跨越了蒸汽機，直接進入內燃機和電動機時代，這或許就是人們說的“彎道超車”吧！

我的第二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主要發生在紡織和冶金這兩個傳統部門，第二次工業革命則創造了許多新的產業。第一次工業革命用蒸汽機動力代替了人力和畜力，第二次工業革命則用內燃機和電動機代替了蒸汽機。內燃機是德國人奧古斯塔·奧托（August Otto）於1879年發明的，電動機是移民美國的塞爾維亞人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於1888年發明的。但直到我上初中之前，我們村里還沒有內燃機，更沒有電動機。

在黃土高原，能種莊稼的地都是些溝溝峁峁的山地，祖祖輩輩都是靠天吃飯。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村民們還是用石頭在溝里壘起了一些水地。

水地在當地被稱為“園子”，只有少數園子可以引水灌溉，大部分只能靠人工澆灌。零散的小塊園子靠挑水澆灌，稍大塊的園子則使用一種叫“橘槔”的裝置提水澆灌。橘槔是這樣一個裝置：在一個架空的橫木中間垂直鈎一個長木槓，長木槓的一端固定一塊很重的石頭，另一端用一個活動連杆掛着一個柳編水桶。提水的時候，操作者站在石牆半空突出來的台階上，用力將連槓向下拉，等水桶到達下面的水池灌滿水後，再將手鬆開，靠着長木槓另一端石頭的重力，水桶被提到適當的高度時，操作者將桶里的水倒入引水溝。如此往復不斷，就可以灌溉大片的園子。

橘槔工作的時候，從遠處看起來，酷似托馬斯·紐科門於1712年發明的蒸汽機水泵，只是它的原動力來自人力，而非蒸汽。橘槔的英文名字叫shaduf，早在公元前1500年前，埃及人就用它提水了。至於橘槔何時引入中國，不得而知。但從古埃及人最初發明到我們村的人棄之不用，有3500年之久，真是不可思議！

橘槔之所以被棄用，是因為柴油機的引進。

柴油機是內燃機的一種，它是由德國人魯道夫·狄塞爾（Rudolf Diesel）於1893年發明的，被認為是自瓦特分離式冷凝器之後動力生產方面最重要的發明。狄塞爾死後，柴油機經過一系列改進，在許多應用領域（包括火車、輪船、農業機械等）代替了蒸汽機，至今仍然是移動機械的重要動力。

大約在我上初中的時候，村裡有了一台6馬力的柴油機。柴油機配上一個水泵，就可以把溝里的水揚程到園子地里，轟動了全村人。只是這台柴油機老出問題，並沒有立馬替代橘槔。

後來公社又給我們村獎勵了一台12馬力的手扶拖拉機。這個英國人赫伯特·阿克伊德·斯圖爾特於1896年發明的東西，八十年後，終於出現在我們這個偏僻小村。手扶拖拉機馬力不大，但又好像無所不能，農忙時耕地、脫粒、抽水，農閒時帶動磨麵機磨麵，或者跑運輸。

包產到戶後，拖拉機被拆成部件分了，我以為農業機械化沒希望了。但沒過多久，村里好幾戶人家自己買了拖拉機，其中還有人買了麵粉機和脫粒機，開始商業化運營。慢慢地，到上世紀90年代後期，石磨和石碾被淘汰了，橘槔也被棄之不用，牛驢也沒有人養了。

燃機的最大影響發生在交通運輸業。1886年，德國人卡爾·本茨和戈特利布·戴姆勒同時發明了內燃機驅動的汽車；22年後，美國人亨利·福特用自動組裝線生產出了廉價的T型車，使得普通工薪階層也能夠買得起。到1930年，汽車已進入60%的美國家庭，美國由此成為“騎在輪子上的國家”。

但我小的時候，方圓幾十里內見過汽車的人還屈指可數，全村沒有一輛自行車，人們出行的方式仍然是步行。我既興奮、又恐懼的是每年正月初二跟隨父親去探望改嫁遠村的奶奶，雖然路程不過五十華里，但好像有翻不完的山峁、走不完的溝壑，早晨出發傍晚才能到達。

1973年公路修到我們村，起因是五里外的鄰村變成了全國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大隊，省委第一書記要去視察，必須從我們村路過。當26輛吉普車隊塵土飛揚經過時，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鹼畔上觀看，真是大開眼界！

我到北京工作之後，每次回家探親，縣政府總會派車把我送到村里，走時又派車把我接到縣城。據說這是對在外地工作的縣團級官員的待遇，我雖然不是縣團級幹部，但他們覺得我有點名氣，又在中央機關工作，所以就視同縣團級對待。我自己也欣然接受這種安排，因為，從縣城到我們村八十華里路程，沒有班車，找順風車也不方便。

在牛津讀博士期間，我花了一千英鎊買了一輛福特二手車，從此有了自己的小轎車。回國後，我又用免稅指標買了一輛大眾捷達車。記得直到1999年，光華管理學院大樓前平時還只孤零零停着我的一輛車，沒想到幾年之後，大樓前已是車滿為患了。

村里停的小轎車

更讓我們沒有想到的是，現在每次回老家，村里總停着幾輛車，汽車在農村也已不再是稀罕物了，一個遠房的堂弟還買了輛中巴跑班車，仍然住在村裡的年輕人大多有摩托車。

據統計數據，中國城市人口中每百戶擁有的家用汽車在1999年只有0.34輛，2015年則達到30輛。雖然普及率還不及美國1930年全國水平的一半，但在汽車發明130年後，大部分中國城市居民總算享受到了這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重要創新！

電力，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另一項重要創新。1882年，美國人托馬斯·愛迪生在紐約曼哈頓建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集中供電的照明系統，為電氣化時代打開了大門。到1930年，美國近70%的人口都用上了電，1960年這一比例已達100%。列寧曾說過，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電氣化，但在我的家鄉，雖然蘇維埃很早就捷足先登，電氣化卻是姍姍來遲。

從出生到去縣城上高中之前，我沒有見過電燈，村里人照明用的都是煤油燈或麻油燈，有些家道貧困的人家連煤油燈也用不起，一到晚上就黑燈瞎火。有個流傳的笑話說，一位客人在主人家吃晚飯，主人捨不得點燈，客人不高興，就在主人家小孩的屁股上狠狠擰了一下，小孩頓時嚎啕大哭，客人說，快把燈點着，孩子看不見，把飯吃到鼻子裡了。

父母鼓勵我讀書，說願意為我多費二斤油錢。確實，村里好多人家就是因為怕花油錢，不讓孩子晚上看書。為了省油，煤油燈的燈芯都很小，晚上在燈下看書的時候，頭必須儘量靠近燈光，有時候打瞌睡，第二天上學的時候，頭上就頂着一縷燒焦的頭髮，被同學們取笑。當時全村最亮的燈在生產大隊的公用窯，是帶玻璃罩的罩子燈，比小煤油燈費油好幾倍。

到縣城上高中時，我第一次見到了電燈，不僅宿舍里有白熾燈，教室里還有日光燈。但電壓總是不穩，時明時暗，還經常斷電，罩子燈仍然是宿舍的必備。

1993年我在牛津讀書期間，暑期回老家看望父母，聽說兩公里外的村子已經拉上電了，我們村因為縣上沒人說話就沒有拉上。知道我認識縣委書記，村民們專門到我家，希望我給縣委書記說說，給我們村也拉電。我說了，但沒有管用。想到村里人對我的期待，這事成了我的一塊心病。幾個朋友願意幫忙，一共籌集了四萬多塊錢，1995年，我們村終於通電了！

村里通電了

通了電，村民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樣了。電不僅能照明，而且能帶動家用電器和其他機械。從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始，不少人家相繼買了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電熨斗、空調等家用電器，這些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重要發明，雖然在那裡的農村沒有很大的實用價值，但還是有個別人家買了。村里也有了由電動機驅動的磨麵機、碾米機、脫粒機、電鋸。更重要的是，有了電動機，家家戶戶都可以用上自製的自來水系統，就是在比窯洞高的地方修一個封閉的蓄水池，把井水抽到蓄水池，水管連接到屋裡，水龍頭一打開，水就自動流出來了。我在農村的時候，每天早晚去井裡挑水是一件很愁人的事，現在再沒有人為挑水發愁了。

我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1978年4月，我離開老家去西安上大學。我從縣城搭長途汽車到山西介休，再乘火車到西安。這是我第一次坐火車，也是第一次見到火車。火車是英國企業家斯蒂文森父子1825年發明的。至1910年，美國已修建了近40萬公里的鐵路，而到1978年，國土面積相當的中國只有5萬公里鐵路。

此時距離第一台大型數字計算機的發明已有33年，微型計算機產業正處於頂峰，比爾·蓋茨和保羅·艾倫的微軟公司已經成立4年，斯蒂芬·喬布斯和斯蒂芬·沃茨尼亞克的蘋果II個人計算機也已經上市兩年了，但直到進入大學後，我才第一次聽說計算機這個名詞。一開始，我以為計算機就是用於加減乘除運算的，可以替代我當生產隊會計時使用的算盤。算盤是中國人和埃及人在公元前400年前就使用的東西。但後來我就知道自己錯了，計算機將替代的遠不止算盤。

經濟系一年級的課程有一門“計算機原理”，記得第一次上課的時候，看到碩大無比的計算機感到很新奇。後來知道，1945年賓州大學研發的第一台計算機ENIAC重量接近30噸，長100英尺，高8英尺，占地面積相當於一間大教室。我們還學過二進位制、打孔卡原理和BASIC語言。但除了拿到考試成績，整個本科四年和研究生三年期間，計算機對我的學習和生活沒有發生任何影響。

1985年，我開始在北京國家機關工作。我所在的研究所買了兩台電腦，但放在機房，神神秘秘，由專人看管，只有搞經濟預測的人可以使用。單位還有一台四通電子打字機，由打字員操作。與手寫複寫紙、蠟紙刻字印刷以及傳統打字機相比，電子打字機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儲存文本，反覆修改。複寫紙是在19世紀初英國人雷夫·韋奇伍德發明的，蠟紙刻字印刷是愛迪生於1886年發明的，我在高中時和高中畢業返鄉務農時都用過。英文打字機是克里斯托弗·肖爾斯等幾個美國人於1868年發明的，中文打字機是山東留美學生祁暄於1915年發明的，我上高中時我們學校有一台。

我第一次使用計算機是1988年在牛津讀書的時候。我把自己手寫的兩篇英文文章拿到學院計算機房輸入計算機，然後用激光打印機在A4紙上打印出來。激光打印出來的字體真是漂亮，像印刷出版的書一樣，讓人無比興奮。

激光真是一個神奇的東西。據說1960年剛發明時，貝爾實驗室的專利律師甚至不主張申請專利，因為它“沒有什麼實用價值”，但自與康寧公司1970年發明的光纖玻璃結合後，它就徹底改變了通訊產業，並且變得無處不在。我第一次享受激光技術是1981年，醫生用激光切除了我臉上的一個痣。現在講課時，我手裡拿的是激光筆，不是粉筆。

1990年9月，我回到牛津攻讀博士學位時，買了一台286個人電腦，從此就告別了手寫論文的時代。1994年回國時，我還把這台電腦託運回北京。但個人電腦技術的發展是如此之快，很快出現了486電腦，這台舊電腦的託運費也白交了。後來又有了桌面激光打印機，這樣我就有了自己的桌面出版系統。之後還換過多少台電腦（包括筆記本電腦），自己也記不清楚了。

計算機從公共教室那麼大，變得辦公桌上放得下（個人電腦）、書包里裝得下（筆記本電腦）、甚至口袋裡揣得下（智能手機），從而使得像我這樣的普通人也能買得起，全仰仗於因特爾公司於1971年發明的微處理器。有了微處理器，個人電腦才成為可能。而微處理器建立在諾伊斯和基爾比於1969年發明的微芯片（集成電路）的基礎上，微芯片又以晶體管為基礎。所以有人說，晶體管對數字時代的意義，相當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蒸汽機。

晶體管是貝爾實驗室的三位科學家於1947年發明的，不僅比真空管體積小、成本低、能耗少，而且不易損壞，其在消費設備上的第一個應用是德州儀器公司於1954年生產的袖珍收音機。在牛津讀書期間，一位台灣來的同學送了我一個台灣產的袖珍收音機，像香煙盒大小，但音質非常好，讓我愛不釋手。回想起我在農村時滋滋啦啦的有線廣播，真是天壤之別。

對大部分人而言，一台孤立的電腦不過是一個文字處理機，我當初買個人電腦的目的就是為了寫論文方便。但多台計算機連接成一個網絡，用處就大了。1969年，第一代互聯網——阿帕網誕生了。1972年，阿帕網的第一個熱門應用——電子郵件誕生了。1992年後，我自己也開始用電子郵件了，但當時國內的人還無法使用電子郵件。1993年在籌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時，我們向北京大學校領導提的一個要求就是，給我們通電子郵箱。這個願望被滿足了。但沒過多久，北大所有的教員都可以使用電子郵箱了。幾年之後，中國就進入互聯網時代了。

記得1993年12月我兒子在牛津出生的消息，我還是先通過國際長途電話告訴國內親戚，然後再由這位親戚發電報告訴老家的父母。電報是美國人戈登·摩斯於1844年發明的，最初一條電報線只能發送一個頻率，亞歷山大·貝爾想讓一條線路同時發送多個頻率，結果於1876年發明了電話。到1930年，美國家庭電話的普及率已達到40%，但至1978年的時候，除了少數政府高級官員家裡裝有公費電話外，中國普通老百姓家庭的電話普及率幾乎為0。我在農村的時候，生產大隊的公窯里有一部手搖電話，一根電話線串着好幾個村，通話時必須大喊大叫才行；往不同線路的電話需要人工交換機轉接，全公社只有一個交換機，接線員是很讓人羨慕的工作。

轉盤撥號電話是西門子公司於1908年發明的，按鍵撥號電話是貝爾公司於1963年發明的（必須有晶體管電子元件）。上大學之前，我沒有見過轉盤撥號電話，更沒有見過按鍵撥號電話，因為連縣長辦公室的電話都是手搖的。我第一次使用轉盤撥號電話是1982年上研究生期間，在校門口的一個公用電話上，還是過路的一位老師教我怎麼撥號的。在牛津讀書期間，偶爾給國內家人打一次長途電話，心跳的比電話上顯示的英鎊數字蹦得還快。當時國際長途電話很貴，從牛津到北京，每分鐘的費用在3英鎊以上。

第一次安裝家用電話是留學回國的1994年，也就是貝爾發明電話118年後。當時安裝電話要先申請，繳納5000元的初裝費後，再排隊等候。後來初裝費取消了，但我早已繳過了。1999年，我開始使用移動電話，家裡的固定電話就很少用了。

但很長時間，我還是沒有辦法和老家的父母通電話，直到老家農村也可以安裝電話為止。我最後一次收到姐姐寫的家信是2000年。

2006年之後，老家農村也有移動電話信號了。我給父母買了一部手機，母親高興得不得了，可惜她的信息時代來得太遲了。2008年母親下葬的時候，我把她心愛的手機放在她身邊，希望她在九泉之下也能聽到兒子的聲音。

自從用上iPhone智能手機，短期出差我不再帶筆記本電腦，也不帶相機了。有了智能手機，我與父親不僅可以通話，還可以用微信視頻。父親現在住在榆林城裡，春節時能與村裡的鄉親們手機拜年，他很開心。

2017年8月，我帶幾位朋友去了一趟我們村。朋友們有心，給村里每戶人家帶了一條煙、一瓶酒。我正發愁如何通知大家來領，村長告訴我，他可以在微信群里通知一下。傍晚時分，鄉親們果真都來了，煙和酒一件不剩領走了。回想起我在農村時，村支書需要用鐵皮捲成的喇叭筒大喊大叫很久，才能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真是今非昔比。

結束語

我祖父於1943年去世，當時只有三十歲，父親剛剛12歲。祖父出生的時候（1913年），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絕大部分新技術和新產品都已發明出來並投入商業化使用，他去世的時候，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尾聲，但他連第一次工業革命也沒有經歷。他短暫的一生中吃的、穿的、用的與他的祖父時代沒有什麼區別。

父親比祖父幸運，他和我一起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他下半輩子吃的、穿的、用的與祖父在世時大不相同，也與他自己的前半輩子有很大不同。他坐過火車、飛機、汽車，在我寫這篇文章時，也許正在看着電視、用着手機。

我比父親更幸運，因為每次工業革命我都比他早幾年經歷。我坐火車比他早，坐飛機比他早，坐汽車比他早，看電視比他早，用手機比他早。我還會上網購物，他不會。

我的幸運是托中國市場化改革開放的福。正是改革開放，使得像我這樣的普通中國人有機會享受到人類過去三百年的發明和創造，即便我自己並沒有對這些發明和創造做出任何貢獻。這或許就是經濟學家講的創新的“外溢效應”吧！生活在世界經濟共同體，真是一件好事。

據說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在美國的引領下開始了。如果中國晚四十年改革開放，我就得從後半生開始，和我兒子一起同時經歷四次工業革命。如果那樣，我敢肯定，未來4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會比過去40年的實際增長率還要高，更讓世界矚目。但我還是慶幸，歷史沒有這樣進行。

作為經濟學家，在享受三次工業革命成果的同時，我還是期待着我們的國家，能在未來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做出原創性的技術貢獻，而不再只是一個搭便車者。我知道，九泉之下的楊小凱先生會立馬警告說，這要看中國能否走出“後發劣勢”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