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危机 ——复盘中共十九大 章立凡
年届岁末，新年将至，中共十九大结束已两个月。据说这次大会决定的方向，要管用三十年，其对当下及今后五年中国社会的影响如何，有必要作一番复盘式的探讨。这样的探讨，或许一篇文字还不足以尽述。
美好愿景，难掩社会矛盾 十九大主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描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洋洋洒洒三万多字的工作报告，承袭中共宏大叙事的传统文风，内政外交，面面俱到，其中不乏“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豪言壮语，以及“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三大历史任务”等数字化口号。愿景美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有十四条之多，但除了强调“党的领导”为万应灵丹外，实施路径仍不明晰。 新党章确认了报告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中共八大以来对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重大改变。 1956年，中共八大报告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不久被毛泽东否定，毛认为主要矛盾仍是阶级斗争。毛泽东去世后，中共重新回到八大的政治路线，承袭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并冠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历经多次党代会修订，仍未突破八大报告的表述。 十九大新党章将此前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修改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我看来，这个表述仍不够全面，至少应该承认的社会主要矛盾还有：一、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与落后的政治体制的矛盾；二、巨额的社会财富积累与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三、人民对人权、公民权利的诉求和强力维稳体制的矛盾。
历史定位：俨然比肩毛邓 新党章确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对一位尚在任期中的领导人，提前作出了历史定位。 《孔子家语》曰：“祖有功而宗有德”。中国历代王朝礼制，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功为开创之功，德为守成之德。中共党章对于列祖列宗的历史定位，无身前身后之别，仅以“理论贡献”上“尊号”。除被废黜的胡耀邦、赵紫阳外，每位最高领导人均可获此尊荣。“尊号”总体上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冠名+主义，即老祖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层级是冠名+思想理论，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第三层级是不冠名的思想理论，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红朝宗社中，除了马克思、列宁这些遥远的异族“远祖”，只有毛、邓配享“祖”的香火，江、胡仅列居“宗”的牌位。这个系列仍在不断延长中。祖宗“尊号”一般为五个字，最长未超过八个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长达十六字，是中共世系“尊号”中字数最多的一个。自此，习成为继毛太祖之后，于在位在世状态下，唯一享用冠名+思想理论“尊号”的领导人。 较长的“尊号”往往会在传播中被简化，例如 “邓小平理论”曾用名“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后被简化为五个字写入党章。新党章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看似冗长，实则暗含多种解读，既可简化为十九大之前中共党媒曾提出的“习近平思想”，又有“习近平新时代”的创意，足以比肩毛邓，超越江胡，深得中国模糊语言之妙。
封神立威：纠错机制阙如 十九大通过的新版党章，强调“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核心”的提法来自邓小平：“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他将毛泽东列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并指定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中共党史上，毛、邓的核心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江泽民的核心地位则来自邓的指定；弱主胡锦涛虽然被邓隔代指定为接班人，但始终生活在前任垂帘听政的阴影下，未获核心地位。 有鉴于此，习先生上位后努力摆脱老人政治，力争自我加冕。2016年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出人意料地确立了“习核心”地位。此后除继续高举反腐败旗号进行权力斗争外，“造神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妄议中央”成为一条“杀威棒”，令体制内噤若寒蝉。十九大前拿下孙政才、沙场大阅兵及改组中央军委等一系列组合拳，更令政治对手一时难于招架。 十九大新党章确立的“核心”地位和不容质疑的权威，相当于封神，足以峻拒体制内外的任何批评；同时也制造出一个体制上的巨大隐患——纠错机制的缺失，这点与神坛上的毛泽东颇为神似。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执政党纠错机制的缺失，令国家治理陷入危险境地：乾纲独断的领导人不能犯错误，一旦出现错误而又无人敢于指摘纠正，则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乃至全党全军，都有可能跟着犯错误。
备胎缺位：政权风险加大 鉴于中共接班体制的敏感性，习近平在“储君”期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人事班底。十八大以来，各派系暗流涌动，权斗不断。习以“小组治国”方式集权，在反腐旗号下连续横扫党内派系，直至十九大才掌握了人事上的主动权，实行全面洗牌。十九届的204名中央委员中，上届留任的仅占38%。“习家军”大举进军政治局，团派和上海帮呈现退潮态势。在习派主导的政治局簇拥下，常委构成表面上维持了派系平衡，但邓时代以来集体领导的格局，已不复存在。“习核心”如日中天，其他人不过是围着太阳转的行星。 十九届常委全部属于“五零后”，仍是一个过渡班子。按照中共“七上八下”的规矩，本届任期结束时，七位常委中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有资格连任，习近平、栗战书、韩正面临退休。本届人事卡位战，传说中的两位“六零后”人选胡春华和陈敏尔未能入常，打破了中共预设接班人的传统，引发对最高领导人下届不退休的猜想。 不设接班人，意味着本届任期的五年中，最高领导人不能生病、不能出事故或遭遇无法视事的任何状况。一旦出现此类状况，出现权力真空和权力斗争的风险必将加大，令中共政权的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急功近利：亲信乱政频出 本届执政班子，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团队中，平均素质最令人不安的阵营。出生于毛时代的“五零后”，可谓命途多舛的一代。成长经历、知识结构、世界观等方面往往存在变异，会影响到执政能力和水准。 从团派、上海帮、太子党的“三国演义”，到“习家军”自立门派，十九大后的政治格局正在走向“一统江湖”。但用人圈子小，偏爱使用自己认识的人（同乡、同学、旧部、旧识等），折射出不自信和不安全感。尽管一再模仿毛泽东，但开国君主“五湖四海”的气场不复再有。一批原先官阶不高、鲜有统揽全局的经验的地方干部，骤然拔擢，难免德不配位。 六十年前，张奚若教授曾批评中共：“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 近期，北京市驱赶外来人口、拆除“天际线”广告牌匾以及京津冀供暖“煤改气”的“三板斧”，社会矛盾陡然激化。乱政频出触发了中共十九大以来的首场管治危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旧病，依然缠身。新领导层的治国理政能力，正面临“不犯颠覆性错误”的考验。 2017年12月19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明报月刊》2018年1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