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利尔约会 李公尚 第一次去蒙特利尔，一位加拿大朋友约我见面，没有告知见面的具体地址，信口而言：“白求恩大夫像前。”蒙特利尔是世界上除巴黎之外最大的法语城市，地址和街名都用法文标示，我驾驶的汽车设有美加墨三国通用的导航仪（GPS），到了蒙特利尔，英文成了法文，我成了睁眼瞎。 等我辗转找到“白求恩大夫像前”，约会的时间已过了半小时。那位朋友焦急地在“白求恩大夫像前”翘首以待。他紧贴“像前”站立，笔直的身子尽量拔高，不敢离开“像前”一步，以便我能找到他。见他和他身后的塑像一样秃头顶，遂目高鼻和身形瘦长，我突然想起了“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被他的精神所感动”那句话。这位神交已久但初次见面的朋友，见了我急切向前握着我的双手，不停地向我道歉：“我以为，中国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忘了你是第一次来这个城市……这个地点，还是我几年前从你们中国人那里知道的……听说中国人约会，都在这里。” 我后来几次来蒙特利尔，很多初次见面的中国人与我相约，莫不如是：“你知道白求恩像吧？就在那里见。”从不提及塑像位于的“Maisonneuveu Street and Guy Street crossing”。可见，“白求恩像”，是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记号。 白求恩大夫在中国，甚至在西班牙，比他在自己的祖国加拿大著名。因为他为了自己的信仰，身体力行地到这两个“他过去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的国度”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奉献自己。特别是在中国，“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见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甚至没有见过他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因为 “他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对技术精益求精”，“ 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然而，出于意识形态不同，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学者只从他的性格、习惯和家庭生活来评价他，甚至不惜向他的医学贡献和高明医术溅污。但这泯灭不了他的高尚和纯粹。中华民族是滴水之恩泉涌相报的民族，一饭之恩，必报一箪。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总是铭记在心。可以说，加拿大人，美国人，是通过中国人及中国人的品质来认识白求恩的。他的祖国从中国人那里了解到人们对他的爱戴，最终对他的评价是：“胸外科及战地医生，发明家，全民医疗制度的创导者，人道主义者。生于格雷文赫斯特，在加拿大、西班牙和中国，以他在医疗和追求人类幸福的事业中所做出的努力，赢得了赞誉。”（白求恩纪念馆铭碑） 这只是一种介绍。无法表达中国人对他的敬仰。因为中国人不需要这种介绍。相反，倒是中国人通过白求恩大夫，知道了加拿大这个国家。也正是因为中国人对这位加拿大医生充满敬意，而对加拿大这个国度怀有好感。到了加拿大的中国人，无不希望去看看这位医生的故居、纪念馆和塑像。他的塑像，成为当地人的地标，是从中国人开始的。 前年，我在日本的朋友大田岛作到蒙特利尔出差，行前写信告诉我，那里将是我们分别多年后相距最近的地方。我回信告诉他，天涯比邻，我到蒙特利尔去看他。他立即兴奋地打电话提议：就在“白求恩大夫像”前相见。他竟然知道“白求恩大夫像前”！ 在去蒙特利尔的途中，我突然想起，大田的父亲当年曾是侵华日军的医生，他父亲所在的部队被八路军聂荣臻部打垮后，他父亲被俘，做了八路军的医生。他父亲当年阅读了毛泽东写的《纪念白求恩》那篇文章，把文章抄下来翻译成日文，让八路军中的其他日本人看，是那篇文章最早的日译者。 按日本人的习惯，我提前十分钟到达“白求恩大夫像前”，以恭候表达敬意。想不到大田早已经到了。他西装革履，一丝不苟，红条领带在汉白玉雕像前分外醒目。他肃立在塑像前，昂首挺胸，双手捧着一本中文的《纪念白求恩》单行本目视前方，花白的头发上飘落了一片枫叶。周围一些外国游客以为他是在示威表达诉求，中国游客则觉得他幼稚可笑，纷纷拍照戏虐。 在白求恩像前，大田和我先是彼此鞠躬，继而握手，最后紧紧拥抱，激动热烈。他解释说：多年不见，怕相互认不出来，就想到用《纪念白求恩》这篇著作作为相见的信物，因为多年前，我们两人在东京，曾一起讨论过他父亲翻译过的这篇著作。他手中的单行本，是他在离开日本前，特地从网上订购的，封面精心包装了透明的塑料皮。我们离开时，他恭敬地将这篇著作放在身着八路军军装和草鞋的白求恩大夫塑像前，再三鞠躬。 这次，我受加拿大的一个中文笔会之邀，前来蒙特利尔担任评委，适逢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前夕。天寒地冻，几位朋友要到我下榻的旅馆去接我，问我地址，我信口而言，在“白求恩大夫像前”见，他们听了，没再细问，笑着说：也好，顺便去给白求恩大夫拜个早年！ 2018年2月14日 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