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報道說，川普總統在2017年七月時，便決定要將剛出任通俄門事件特別檢察官穆勒革職，但被白宮律師用辭職來抗議，遂罷。川普可能不會在乎任何人的辭職，但卻不得不考慮，重犯水門事件中星期六大屠殺政治錯誤的嚴重後果：眾叛親離，民心盡喪，勢必導致眾議院啟動彈劾程序，尼克松為此付出了總統寶座的沉重代價。川普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將穆勒革職，因為他知道，炒了這個穆勒魷魚，後面還有比穆勒更嚴厲的新穆勒，除非把整個通俄門調查事件連根拔起。通俄門事件已成高山滾石之勢，沒有人能夠將之中止，在目前的美國政治體系下，美國總統並沒有將特別檢察官制度徹底廢除的法定權力。

在美國司法史上，有二十件改變國家面貌與社會價值的最高法院判例，《美國 訴 尼克松案》就是其中之一。筆者曾在數年前，撰寫專文，詳細介紹這些劃時代的判例。在《美國 訴 尼克松案》案例中，最高法院以全票裁決：獨立檢察官有權向在位總統簽發傳票，索取有關文件或證據，總統行政特權不得用為掩飾犯罪，與拒絕傳票的法理，獨立檢察官更有權直接起訴一位有犯罪嫌疑的在位總統。川普的私人律師多次高調指出，美國總統不存在妨礙司法公正的問題，是一種錯誤的曲解：約翰遜、尼克松與克林頓的彈劾罪名，就是妨礙司法公正。

在水門事件中，彰顯出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司法獨立是美國精神的中流砥柱，也是維持這個國家強大，民族和諧，糾正錯誤的堅定力量。離開了司法獨立，三權分立體制無法成型，也無法推動。司法獨立是美國人民引為驕傲的普世價值，更是有效制衡權力濫用的關鍵武器。美國的司法獨立，創造了美國的近代文明，沒有美國的司法獨立，就沒有今天的文明美國。半個世紀以來，在司法獨立的光輝里，美國民權獲得了驕人的成就，全民的民權意識，呈幾何式的突飛猛進。

在司法獨立的憲法權利保證下，川普的白人至上思想與種族歧視本質，一次又一次的在法庭上受到應有而使人鼓舞的失敗。美國聯邦第四巡迴法院，直接在排斥穆斯林案的裁決書中指出：川普是執行種族歧視政策的種族主義者。美國聯邦第四巡迴法院的劃時代裁決，為憲法賦予的宗教自由與公平保障，提供了一個值得後世參考的判例。

在有效的司法獨立體制下，獨裁暴政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司法獨立是所有專制政治的剋星，沒有任何獨裁專制的暴政允許司法獨立體系存在，也沒有任何獨裁專制政權不仇視與痛恨司法獨立。中國的司法部長周強，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叫囂着“中國要向西方的司法獨立亮劍”，就是最佳的例子。“中國要向西方的司法獨立亮劍”，恰恰說明了周強就是個只知貪污腐敗，不知文明政治的司法國賊。

研究水門事件，必須先研究水門事件的歷史大背景與現實大環境，與水門事件發生的必然性。1968年11月5日，全美大選，共和黨提名的尼克松，以三百零一票的選舉團票，但普選只有五十萬票的微小差票，擊敗民主黨提名、現任副總統的漢弗萊，成為白宮新霸主。

約翰遜總統在甘迺迪被刺殺後，繼任為總統，根據美國憲法規定，由於繼任為總統的時間不足兩年，因而依然有權再競選兩次。約翰遜上任後，遵循甘迺迪的政治路線，大力推動《民權法案》，脫貧運動，大社會計劃，拓展太空等超然國家大計，在渺茫希望的越戰與全國反戰示威中，為美國帶來微軟的朝氣。1964年，約翰遜意氣飛發，以一面倒的氣勢，擊敗共和黨提名的高華德(Barry Goldwater)，成為白宮新主人，一舉洗刷掉非民選總統的外號。

就像所有的總統一樣，就任之初，約翰遜在人氣鼎盛的大環境下，開始安排與策劃連任的競選活動。但是命運之神，並沒有站在他這邊。甘迺迪弟兄和金博士的相繼被刺殺，嚴重的南方種族歧視陳舊觀念，使美國的民權運動急劇衰退，造就了宣傳白人至上，與赤裸裸的種族歧視為政見的阿拉巴馬州長華萊士(George Wallace)的崛起，以獨立無黨派身份贏得南方五州的選票，至今無人打破這個最高記錄。

在新聞自由的威力下，已經有五十萬美軍陷在越南戰場的泥濘中，平均每月有一千美軍戰死在越南戰場的事實逐漸曝光，這使反戰運動獲得了道德制高點的優勢。這些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軍人，有百分之四十二是來自徵兵制度的年青人，其中占據了百分之五十八的傷殘。整個政府的開支，被越戰消耗殆盡。為自由而戰的理由，越來越覺得諷刺多於現實。這個殘酷局面，嚴重地打擊了約翰遜的連任美夢。政客與野心家們的春天，終於來臨，全國各地，凡是打着反戰旗號的，無不在政治上撈到豐厚的資本。打着反越戰口號乘勢而起的麥卡錫(Eugene McCarthy)，就是最佳的案例。

年青一代美國人的反戰、反暴力、反種族歧視民權運動，席捲全美。麥卡錫靠反戰口號，在新罕布什爾州取得初選決定性的勝利。約翰遜知道大勢已去，斷然宣布不再爭取黨內提名，退出競選。麥卡錫的瘋狂反共立場，並沒有為他帶來多少政治利益，被貌似溫和的現任副總統漢弗萊擊敗，取得民主黨總統提名。

兩次出馬競選總統失敗的尼克松，也看準了反越戰是搬進白宮的捷徑，於是鼓起三寸不爛之舌，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說他有秘密法子結束越戰，並能恢復法律與秩序。他深知年青人懼怕到越南當炮灰的心裡恐懼，於是到處信誓旦旦，保證當選後，立即廢除徵兵制。這個宣傳策略極具效力，將年青人的選票，大量裝進口袋。尼克松變得士氣如虹，如日中天，有如當代救世主重臨，無人可比。連富可敵國的紐約洛克斐勒，與全心全意要當總統的加州雷根，只有搖頭唏噓，拱手稱臣。

費盡全力才勉強擠進白宮的尼克松，深知總統寶座得來不易的道理，於是從就任開始，就把連任的安排，作為主要的政務來開展。一個沒有人格魅力與道德號召的總統，走向為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不歸路，是順理成章，是理所當然的。水門事件就是在這個大環境下爆發。

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科斯，因為拒絕尼克松的由第三者聆聽錄音帶的妥協方案，堅持尼克松必須交出錄音帶，導致尼克松因“不給面子”而暴怒，下令炒他魷魚，是為美國近代史上的星期六大屠殺政治事件。尼克松將科斯炒魷魚了，倦包袱回家了，一口鳥氣也吐了，但是水門事件冤魂不散，問題非但沒有解決，更在全國的憤怒罵聲中，在國會的頑強彈劾聲浪中，激化成一股衝倒尼克松總統寶座的怒潮。

白宮為平息全國的怒潮，以驚人的速度選擇了賈沃斯基為第二任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但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委任科斯出任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的前司法部長理查森，原本是科斯在法學院教書時的學生，尼克松自己親自批準的賈沃斯基，卻是科斯的老朋友兼老同事。星期六大屠殺事件，尼克松把自己位置到與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辦公室全體為敵的對立面，徹底惡化了原本就非常不利的調查作業環境，這可從一件小事中看出端詳：

星期六大屠殺發生後，一種憤怒和委屈的怨氣，在科斯辦公室里匯成一股爆發力量，幾乎大部分的人員，贊成立即集體辭職，抗議尼克松的亂命。唯獨梅里爾持不同的意見，他冷靜地告訴大家：“現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最大的狗娘養惡棍，應付這位最大的狗娘養惡棍的辦法，就是要堅強，如果我們集體辭職，除了得到輿論的掌聲外，我們失去的是發揮堅強力量的舞台，也就是失去使用堅強力量的戰場，因此我們正確的處理方法，就是堅守住自己的崗位，等待新的特別檢察官到來，繼續我們該做的工作。”這番情理兼顧的談話，穩定了整體檢察官人員的情緒和人事，使賈沃斯基接手後，絲毫沒有斷層與脫節。

在賈沃斯基接受科斯職位，出任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後，馬不停蹄，兵分五路，繼續調查水門事件後：第一路是由班溫尼斯特負責的水門大樓爆破幕後主使事件；第二路是由梅里爾負責的白宮水喉匠犯法勾當事件；第三路是由麥白德(Thomas McBride)負責的尼克松競選基金非法使用事件；第四是由戴維斯(Richard Davis)負責的非法政治間諜行為事件；第五路是由康諾利(Joseph Connolly)負責的國際電報電話的庭外和解陰謀疑案事件，這包括美國牛奶價格與非法捐款陰謀議案。由於賈沃斯基個人的律師樓，是代理美國牛奶公司的法律業務，因而他特別申明，由於利益衝突的關係，自己在美國牛奶公司調查上，採取迴避態度，請所有的調查人員，在美國牛奶公司的問題上，不要向自己匯報。

五路人馬各有職責，但又在賈沃斯基的統一協調下，又互通訊息，進展快速，野火很快就燒到尼克松的家門口。在證明尼克松是否參與掩蓋犯罪的調查上，他在1972年6月23日那天，與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的談話錄音，成為最為重要的直接證據，這也是尼克松用盡渾身解數拖延，也不交出錄音帶的原因。對於這個能否突破水門事件瓶頸關卡證據上，賈沃斯基的原則立場，與科斯一樣的寸步不讓。

五路人馬的調查焦點有二：第一是採取司法行動，務要取得白宮的錄影帶，作為法庭的真憑實據；二是以白宮水喉匠為突破口，隔山打牛，起到震撼其餘嫌疑犯的作用，達到骨牌效應之目的。

白宮特別調查部，也就是惡名昭彰的白宮水喉匠，是整件水門事件的禍源，亦是壓垮尼克松政權的最致命打擊。尼克松政權的絕大部分犯罪勾當，幾乎全出自白宮水喉匠。因而水門事件的頭兩位特別檢察官，全以白宮水喉匠為調查重點對象。

白宮水喉匠名稱的來源，很有人情味。1972年感恩節，尼克松法律助理兼職白宮特別調查部業務的楊格(David Young)，回家團聚。飯前，他祖母問他在白宮幹什麼工作？楊格幽默地回答：“我在協助總統防止泄露。”祖母聞後，大聲驚呼道：“哦！原來你是水喉匠！”節日後回到白宮，將這個深有意義的對話告訴了同事，大家妙之，白宮特別調查部的實際負責人亨特和利迪，甚至於在自己辦公室門上，貼上“白宮水喉匠”，作為招牌。消息傳開，普世皆知，美國新聞界遂逐漸不提真正的原名白宮特別調查部，全以白宮水喉匠稱之。由於白宮水喉匠的名字，實在有欠優雅，甚至於有點不倫不類，加之在新聞媒體的炒作下，極易產生不好的誤解，白宮幕僚長下令禁之。

在賈沃斯基手下的三十五位戰將中，梅里爾無疑是最為出類拔萃的人物，當賈沃斯基委任他負責偵查白宮水喉匠主管時，引起了全國性的關注。他的名字，每天多次而重複地出現在全國各地的新聞媒體上。

梅里爾是一位典型的現代美國知識份子，也是現代美國愛國主義的模範。他認為愛國，就要用法律手段，將誤國份子送上法庭，加以制裁，以正視聽。

梅里爾曾出任密西根州助理司法部長，長達五年之久。他具有賈沃斯基團隊最缺少的刑事辯論實戰經驗，這在法庭上，是檢控成敗的關鍵所在。說話溫柔緩慢，但意志堅定如山，胸懷大志，熱愛國家。當科斯出任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後，梅里爾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功業機會，決定放棄薪水優厚的差事，向他申請工作，科斯對他知之甚詳，立即禮聘為特別助理檢察官，成為自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在實戰經驗豐富的梅里爾嚴格查辦下，白宮水喉匠催枯拉朽，潰不成軍，紛紛被法庭定罪。在梅里爾的徹底查辦下，使水門事件最後防線崩潰，自此賈沃斯基直接挑戰尼克松。對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辦公室來說，1974年3月4日這一天，是一個戰國輝煌的日子。在梅里爾的鐵證如山下，美國聯邦大陪審團起訴了司法部長密切爾、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尼克松刀斧手”科爾森、總統法律助理埃利希曼、斯特羅恩(Robert Strachan)、馬迪安(Robert Mardian)、帕金森 (Kenneth Parkinson)七位水門事件嫌疑，史稱“水門七煞(Watergate Seven)”。白宮水喉匠在法庭上全軍覆沒後，尼克松政權的覆亡，已經是指日可待。

科爾森就像里迪一樣，兩人是尼克松的鐵杆子，聯邦調查局探員出身的里迪，是幾乎所有非法行動的實際執行者，而科爾森則是躲在幕後的軍師，尼克松在各行各業的敵人名單，就是科爾森為他選擇出來的。

在水門事件中，除了醜陋和姦詐的政治外，也有許多使人驚嘆的事跡，科爾森就是其中的例證。科爾森在被梅里爾的鐵證下，自知難逃法網，遂自我認罪，結果被判入獄四年。在坐牢八個月後，因家中發生變故，科爾森被以人道理由，提前釋放出獄。在坐牢期間，他親身目睹美國監獄裡的不合理現象，與嚴重缺乏宗教信仰帶來的暴戾與危機，不僅自己在監獄裡皈依了上帝，成為虔誠的基督徒，還在離開監獄後，無意政壇，決定全力投進改良美國監獄的公益事業，在數年的努力下，整個美國監獄系統為之煥然一新，影響所及，全球各地的監獄，紛紛效之，這皆拜科爾森努力所致。

科爾森改革美國監獄的努力過程，是美國近代大事之一，筆者在《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中，曾有專文撰寫之。

在水門事件結束後，梅里爾返回司法部任職，後又加入數間律師樓。1990年時，正要大展宏圖時，卻因中風而導致整個右半身癱瘓，更糟糕的是，自此失去說話的能力。經濟的崩潰，成為他婚姻破裂的誘因，梅里爾變成一無所有的孤家寡人，搬進退伍軍人養老院，得以維生。在退伍軍人養老院的十九年間，他除了一部十三寸的電視、一個木製衣櫃和一張與甘迺迪的合照外，再也沒有任何值錢的家當。

1968年，甘迺迪競選總統時，梅里爾是他密西西比州的競選負責人。梅里爾出馬競選密西西比公職時，甘迺迪亦前往助選，甘迺迪遇刺後，梅里爾在追悼會上發表感人的追悼詞，可見兩人關係良深。當時出任梅里爾助理、1997年被克林頓總統提名為聯邦法官的布雷耶(Charles Breyer)，在多次採訪中，均對梅里爾作出高度的評價。

2006年，在密西根退伍軍人之家的窄小病房裡，來了一位特殊的訪客：當年被譽為魔鬼天才與尼克松刀斧手、已經因改良美國獄政而譽滿天下的科爾森。這是兩人在水門事件法庭上三十年以來的初次重逢，晃如隔世，含淚相擁，感慨萬千。科爾森虔誠地告訴梅里爾說：“我很高興你把我送進監獄，我本來就應該有勇氣站起來，告訴世人，我們的所作所為是錯的，但是我沒有那樣做，是神差使你來結束政府的這段貪腐，並為後人立下了一個榜樣。”

2008年，寫就三十年的水門事件回憶錄《水門檢察官(Watergate Prosecutor)》，終於出版。2011年7月17日，窮苦潦倒，一無所有，百病纏身的梅里爾，在密西根一間退伍軍人之家的窄小病房裡，黯然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七歲。

因要求尼克松交出錄音帶而被革職的前任事件，並沒有妨礙賈沃斯基繼續堅持白宮必須要交出錄音帶的行動。1974年4月16日，賈沃斯基得到西里卡法官的批准，簽署傳票，勒令白宮交出六十四卷錄音帶。兩個星期後，白宮琵琶半掩臉地交出了一些從新編輯過的錄音帶，試圖朦朧過關，當然為賈沃斯基不接受。

1974年7月27日，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以妨礙司法的刑事罪名，通過彈劾尼克松的第一條款，兩天后，通過濫用權力刑事罪的第二條款，次日，通過不執行法院傳票命令藐視法庭刑事罪的第三條款。美國眾議院催命符式的彈劾條款立案，是壓倒尼克松總統寶座的最後一根稻草。

水門事件的大戲，為可避免地轉移到了聯邦法院。尼克松不敢再炒賈沃斯基魷魚，只得在法院負偶頑抗。1974年5月20日，西里卡法官拒絕白宮要求撤銷傳票的動議，並下令在1974年5月31日前交出全都錄音帶。1974年5月24日，賈沃斯基直接入狀最高法院，要求就獨立檢察官的職權極限與傳票有效性，作出裁決。1974年7月8日，賈沃斯基與拉科瓦拉在最高法院，作出長達一小時的開案陳辭。1974年7月24日，最高法院全票作出兩大裁決：第一，獨立檢察官有權直接起訴美國總統，第二，尼克松必須向調查者交出六十四卷錄音帶。

最高法院的這個裁決，就是尼克松的政治死亡書。尤其是1972年6月23日那天關鍵性與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的談話錄音，兩人直接了當的討論如何掩蓋水門事件的犯罪勾當，成了被彈劾三大罪名之一妨礙司法公正的鐵證。這個裁決加錄音，使尼克松的共和黨支持票，幾乎全部流失。白宮幕僚長海格，認可了一個事實：尼克松已經完蛋。當他發現尼克松已經在三更半夜，獨自穿着睡袍拖鞋，在白宮走廊上，與牆上的諸多前總統肖像對話時，他面臨的嚴峻挑戰，已經不是如何保住尼克松的總統寶座，而是如何防止尼克松自殺，或神經崩潰，達到這個消極目標的唯一方法，就是設法人讓尼克松辭職，儘快離開漩渦是非地。

彈劾美國總統的司法程序，與一般的司法案件一樣，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半數票立案，眾議院規範委員會安排律師，轉交參議院排期開庭審理，庭審由最高法院院長主持，參議員為陪審團，眾議院派出律師為檢控官，總統委任代表律師辯護，也可以自己出席辯論，最後由參議員投票決定，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數即六十八票同意，罪名才得成立，需要至少三十五票反對，才可將彈劾案撤銷。

尼克松在家人的強力支持下，一直無法對去留作出最後的決定。副總統福特已經暗中安排自己的過渡班底，隨時接手政權。在海格的暗中安排與疏通下，決定請出共和黨大佬高華德參議員(Barry Goldwater)，與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斯科特(Huge Scott)，眾議院少數黨領袖羅德斯(John Rohdes),在1974年8月7日下午五時，在白宮與尼克松技術性攤牌—-在絕口不停辭職兩字的情況下，直接告訴尼克松說，在參議院的護航鐵票，只有四票，連搖擺票在內，也只有十二與十五票之間，意想獲得使他在彈劾案中脫罪的三十五票，已經是一件形同遙不可及的幻想。這個為時四十五分鐘的攤牌會議，給尼克松留下兩個選擇：被趕下台或自己下台：被趕下台會失去所有的退休總統福利，在債務高築的個人環境下，經濟的考慮，是促使尼克松作出決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三個小時後，尼克松選擇了後者。

在尼克松下台後，賈沃斯基向司法部長薩瑟比(William Saxbe)遞了1974年10月25日生效的辭職信。為了避開特別檢察官辦公室同僚們的熱情踐行宴，與新聞記者的無理糾纏，他突然在任滿前兩天，不告而別，返回德州休斯頓老家。

對於水門事件的感想，賈沃斯基在回憶錄《權力與正義》中，指出了兩點，特別的引起筆者的興趣：

第一，賈沃斯基寫道：“我曾告訴海格將軍說，如果我接受這個特別檢察官職位的話，我的工作態度是會徹地調查並公之於眾，所有觸犯法律者，必須提起公訴。我預期許多總統幕僚將會被推向法庭，但沒有意料到的是，駕駛這部參與掩蓋犯罪罪行專車的司機，竟然就是總統。”

第二，其實，早在最高法院裁決前，賈沃斯基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有權直接起訴一位犯罪的在職總統。他之向最高法院遞狀，目的是假借最高法院之口，重申美國法律的威嚴而已，如果特別檢察官沒有這項權力的話，他根本就沒有接受委任的可能。但是他並沒有起訴尼克松，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在大陪審團前亮出證據，估計只需幾分鐘，就能取得起訴尼克松的結論，但是我面臨的挑戰是，在這種情況下起訴一位在職總統，他是不可能得到憲法賦予和保證之公平、公正而公開的審判的。而任何一位審理此案的法官，亦會在開始之時，必然會質問檢察官同一問題。而事實上，答案是否定的。因而直接用妨礙司法公正的法理，在法庭上起訴一位在職總統，其引發的嚴重後果與危機，將遠比水門事件更為搖撼這個國家。”

賈沃斯基去世後。雷根總統給予極高的評價。西里卡法官讚譽說，“我們國家出類拔萃的律師之一，一位最忠實與最勝任的偉大律師。”科斯回憶他說，“賈沃斯基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律師協會領袖，也是一位偉大的戰士。”

尼克松辭職後兩個月，新任總統福特，簽署全面赦免尼克松所有罪行的特赦行政命令。國會沒有懷疑總統頒布大赦罪犯的特權，但立即展開福特與尼克松之間，是否有暗盤在內。未經選票而成為總統的福特，親臨國會作證，開創了在職總統到國會作證的先例。

賈沃斯基認為自己的歷史任務，已經圓滿成功，於是辭職回家，臨行前，極力推薦魯斯接任，完成剩餘的業務。魯斯上任後，立即向聯邦法庭遞狀，有力地挑戰福特總統大赦書的都分條款，無論在輿論或是法庭，俱取得值得驕傲的戰國：特別檢察官有權檢閱所有有關水門事件的檔案與保密資料。

1975年10月，魯斯發表277頁的《水門事件調查報告書》，指出特別檢察官在事件中的成績：共有五十五人，與二十家公司或自己認罪，或被法庭定罪，但是對於白宮故意銷毀的十八分半鐘的錄音罪行，卻無人負責一事，深表遺憾，但在總統大赦的巨大司法力量下，只好任由歷史評說了。魯斯無意也不可能挑戰在任總統的大赦權力，但是他指出，這種全面的大赦，已經嚴重地影響到特別檢查官的努力與執法。

1976年，賈沃斯基在回憶錄《權力與正義》，極度肯定魯斯在水門事件中的出色表現，和豐富的法學常識。2012年3月16日，魯斯以八十高齡謝世，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和輿論，無不給予極高的正面評價。

魯夫後來被卡特總統提名為華盛頓特區聯邦檢察官，與副司法部長。1999年，克林頓因性醜聞被國會彈劾時，魯夫就是他的辯護律師。在經濟青黃不接之際，魯夫曾為美國運通信用卡賣廣告，台詞說：“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誰，但我是水門事件的特別檢察官！在整件調查過程中，我使用美國運通信用卡！”然後微笑着拉卡的鏡頭，深植人心，異常可愛。

最戲劇化的水門事件尾聲，是發生在福特總統身上。1976年，福特正準備競選下任白宮寶座時，民主黨傾向甚濃的魯夫突然宣布，他正在調查福特十餘年前的政治競選經費問題，這顯然是一項政治化的行為，他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和公款，什麼也沒有查出來，為特別檢察官的中立和公正，劃上了一道淡淡的疑問。

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科斯與賈沃斯基的獨特辦案風格，影響深遠，堪稱典範，更為日後調查雷根政府的伊朗門，與克林頓政府的拉鏈門醜聞的特別檢察官，提供了一套重要的行為模式，威力所致，前者被逼公開道歉認錯，後者被國會送上了彈劾審判台。

高勝寒 2018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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