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中的一声枪响 ——读帕穆克的政治小说《雪》
茉莉
“政治在一部文学作品中，犹如音乐会中的一声枪响，虽然是一个粗暴的事件，但是却不可能忽略。”这是法国作家斯汤达尔在名作《帕尔马修道院》中的一句话。19世纪初，斯汤达尔最早提出现实主义创作主张，其小说从政治角度观察现实，再现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一个多世纪之后，土耳其作家奥罕·帕穆克在其小说《雪》的扉页上，引用了斯汤达尔这句名言作为题词，表示他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一个被视为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同时，帕穆克还在这部小说中设计了一个类似的情节：卡尔斯城的剧院上演戏剧《我的祖国和我的头巾》，在戏的高潮中，女主角摘掉她的头巾并烧掉它，此时观众里的伊斯兰信徒开始骚动，突然枪声大作，士兵占领舞台向观众扫射。
大雪下得无休无止，杀人的枪声响起在舞台上。《雪》是一部神秘、精美而动人的政治小说，是帕穆克赢得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杰作之一。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中，从来没有一部像《雪》这样具有公开的政治性，如此真实地反映今日土耳其的巨大现实。阅读这部小说的瑞典文版本，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作家要写作这样一部政治小说？他是如何处理这一类政治题材的？
◎ 荒僻小城是国家的缩影
以“卡尔斯之旅”开头的小说，看起来很像一个旅行调查。1992年，主人公喀在流亡德国十二年之后，回到了故国。在前去土耳其东北部的山城卡尔斯途中，他遇到了一场狂暴的大雪。在喀的整个访问期间，这个山城由于漫天大雪而与世隔绝。
喀是一位诗人，虽然流亡他国，却没有很大的政治兴趣。他去卡尔斯出于双重的目的，首先是作为记者，他要调查那里的少女因戴头巾而掀起自杀浪潮的原因，其次是他希望与昔日的女友——美丽的伊佩克重新联系。
在描写一个随命运逐流的诗人的归乡之途时，帕穆克把爱情故事、恐怖谋杀案、历史纠葛及政治冲突巧妙地结合起来，揭露和谴责了土耳其迫害库德族、当权派腐化、城乡贫富差距等各种问题。
帕穆克在此书中创造了一个小世界，一个缩小了的土耳其。卡尔斯城地处土耳其荒僻的一角，但却是整个国家的象征。喀在那里接触了各种政治组织和团体，如政府机构，军队，伊斯兰教徒，库德人和新老左派。那里的政治伊斯兰和加入欧盟的愿望，信仰和世俗，都在互相碰撞。民族主义者，军事主义者，恐怖主义者，全盘西化的凯末尔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互相冲突一片混乱。各种政治和宗教观点经常高声喊叫，或企图扑灭对方。
帕穆克的创作雄心，是要抓住土耳其的灵魂，展示其复杂的国情。他把这个国家的所有难题——宗教和民族的麻烦，都浓缩到一个文学的世界里，并尝试解释这些矛盾的现象。他因此成功地搅翻了各个阵营人们的感情。此书出版之后，土耳其举行了焚烧书籍的活动，不同的举办者焚烧《雪》的不同部分。这是作品成功的另类标志。 ◎ 第一流说书人经典的叙述
虽然是政治小说，这部书却非常好看，因为帕穆克并不一本正经，而是用轻松调侃的语气，来阐述暧昧的政治故事，因此他被西方评论家评价为“第一流的说书人”。帕穆克说故事的手法，令人想起阿拉伯文学《一千零一夜》和欧洲的《十日谈》。出生于亚洲和欧洲交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位自称“忧郁落寞”的作家，继承了东西方文化的传统。
此书还给读者一个感觉，作者本人仿佛在书中场景里真实地生活过。去年在瑞典哥德堡接受记者采访时，帕穆克介绍他去土耳其乡村的田野经验：“就像我的主人公一样，为了获得写作材料，我前去卡尔斯。这本书的前150页完全是现实的写照。”
“我出身于一度曾经富有的伊斯坦堡中产阶级家庭。为了采访一场选举，我去了土耳其最为荒凉和贫困的地方，试图理解那里的一切。作为记者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最后我终于认识到：那里才是我的土耳其。……那里的人民对我非常友好，所有的门都对我打开，但那里潜藏着政治的愤懑。在写《雪》的时候，我把自己在那里的所有经历都戏剧化了。”
除了戏剧化的故事叙述之外，环境描写是此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对于雪的描写，占了这部小说很大空间。小说的每一章的开头都出现了雪，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有时暴风雪像是一种罪恶，有时又非常美丽。这一瞬间它纯洁如天使，另一瞬间它是冰冷的丑陋。也许，作者并不要给雪一个自己的解释，而是要展示所有可能的理解，这种自由的解释和作者展示复杂国情的企图是相关的。
白色的雪花洒满书页，令人叹息那些自杀女孩的命运。此书还具有象征小说的一些特征，它既是现实的，又是虚幻的。例如，剧院演出时发生了枪击事件，由此转为一次政变图谋。但是，是谁制造了叛乱？这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或者仅仅是头脑发热的诗人的幻觉？这些作家都无意回答，他只是想要引起对复杂问题的深度思考。
◎ 作家介入反抗运动是否合适？
当帕穆克还是一个年轻作家时，他作了一个决定：不写政治性的内容。当时土耳其的不少作家为了自己的祖国，付出很大的精力撰写政治，但帕穆克长期信守他的誓言，时时刻刻关心政治和社会，却不在其文学作品中写政治，只是以公开呼吁等其他形式为言论自由抗争。
1988年，土耳其授予帕穆克“最高文化奖”，并提名他为“国家艺术家”，但帕穆克拒绝了这些荣誉。他说：“作为一个独立作家，我不能肯定这是一个侮辱还是一个荣誉，所以我拒绝了。——也许这是一个荣誉，但正在这个时期，我的一个记者朋友被监禁了，因为此事，我不能接受这个荣誉。”
作家和政治的关系，是一个老掉牙却又说不尽的话题。在纽约国际文学节发表演讲，帕穆克曾谈到作家与政治、只写美丽故事的小说家与真正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他说：“如果另一房间中的另一位作家是不自由的，那么，便没有作家是自由的。”
《雪》是帕穆克的第一部政治小说，由于卡尔斯之旅激发了作家的诗的灵感，帕穆克终于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公开写政治。这部小说所引发的政教争议，令他遭到一些同胞的憎恨，甚至受到生命威胁，他成了一个被猎捕的人，几乎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安全地散步。
在2005年2月接受瑞士记者采访时，直言而叛逆的帕穆克揭露说：“有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库德人曾在土耳其这块土地上被杀害。”他因此被伊斯坦堡的检察官指控犯有“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差点入狱。如果帕穆克被判刑，几十年来一直申请加入欧盟而不果的土耳其，就将离欧盟更为遥远。由于欧盟的压力，土耳其后来撤销了对帕穆克的讼案。这个不起诉的决定，意味着土耳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终于可以公开讨论了。
瑞典《书报》记者曾经向帕穆克提出这个问题：“在本国的反抗和争执之中，作家的介入是不是合适的？”帕穆克认为，存在着一些很合适的作家，那些人愿意直接投入祖国的反抗运动。一些西方的观察家和人权组织，不相信作家是介入艰难处境的合适人才。帕穆克质疑说：“为什么不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关注社会并写作的。”在这位斯汤达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看来，小说不是现实的编年史，而是理解现实的一个尝试。
“我在真实面前撒谎，我和幻想一起游戏，但我的书不是游戏，因为作品重于生命本身。”这是这位桂冠作家的肺腑之言。
2006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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