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李慎之先生1993年之作，所以轉載至《萬維》，實在是有感於“封建”這一詞彙的濫用。《萬維》網這個總部設在加拿大的華人海外網站，因其相對公平的立場，容納了來自全球的海外華人精英。無論對中共讚許與批評，都可以在這裡自由發聲。相比總部遷到北京的《多維》和實際臣服於現行大陸政權的《文學城》，《留園網》，這裡還是少有顧忌，基本能夠暢所欲言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我閱讀的許多精英的文章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定義，對中國自秦以降的社會性質的定義，仍然使用一個錯誤的概念，“封建”，或“封建專制”這種模糊的概念，這着實令我吃驚。如此眾多的海外精英尚且對人文科學中的這樣一個簡單的基本定義，有着這樣令人沮喪的認知，中國的民主社會確實會遙遙無期。當然我也知道，萬維網的博客作者們，絕大多數是學自然科學的，理工農醫，不一而足，人文科學不是自己的專業。真正學人文科學的比如《社會學》的，也會鮮有光顧，因為“太不專業了”。少數學文學的有文字的功底，但我還是青睞學自然科學的，歷史證明，學自然科學的人，邏輯上更加嚴謹，思維更加敏銳，即使他們涉足人文領域，文采與深度並不遜於學習文科的，能夠寫出啟發人探索的佳作。愛因斯坦就是一例。中國需要啟蒙，是否可從我們這些精英開始？ 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根本上來說取決於我們對自身的認識，取決於對中國傳統專制文化的批判，不要忘了我們每個人在為中國的民主呼喊與奮鬥的同時身上充滿了專制文化的刻痕。
“封建”二字不可濫用 這是李慎之先生寫給一位青年學者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一書，乃係知識分子叢書之中的一冊。 ——編者 讀到你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所寫的序言，我十分贊成，十分高興。在目前這個時代，振興中國文化，首先是振興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實在是太重要了。前一陣，在美國，看到一本研究中國的刊物上有一篇美國人寫的文章，其中說，在中國今後可能遇到的各種危機之中，“核心的危機”（Corecrisis）是“民族性的危機”（Identiticrisis），因為中國人似乎正在失去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中國性”（Chinesness）。這話實在發人深省。我此次在美，利用國會圖書館的收藏讀書三個月，目的也正在探索解決這個問題的路徑。看到青年一代能有同樣的關懷，真有“天之未喪斯文也”的喜悅。 但是，必須申明，對你的“序言”，有一點是我所不能贊成的，就是對“封建”一詞的濫用。下面，先抄一段我為紀念馮友蘭先生逝世一周年而寫的一篇文章中批評馮先生《中國哲學史新編》的一段話：
“多年來人們以訛傳訛的‘封建’二字，馮先生過去是不用的，而現在則滿目皆是，甚至按姚文元之邪說，把中國正規的‘封建’概念改為‘分封’。從這裡，人們也可以認識到，早年博學明辯，晚年強立自反如馮先生也難於完全洗掉那個時代給人們的思想所造成的污染。”
你們這一代青年人可能已不會注意到，濫用“封建”這個詞原來正是政治勢力壓倒“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結果。因為時下所說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後”、“封建反動”、“封建頑固”……等等並不合乎中國歷史上“封建”的本義，不合乎從Feudal，Feudalism這樣的西文字翻譯過來的“封建主義”的本義，也不合乎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封建主義”的本義，它完全是中國近代政治中為宣傳方便而無限擴大使用的一個政治術語。嚴守學術標準，不肯隨聲附和的史學家是決不如此濫用“封建”一詞的。不信，你查一查一生“未嘗曲學阿世”的陳寅格先生的文集，決不會發現他會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經“廢封建、立郡縣”以後的中國社會稱作“封建社會”。 “積非成是”。我不會責怪你們這一代背負着歷史因襲的重擔的青年犯了“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的錯誤。這個錯誤是我代人所犯下的。只是我們這一代人已經衰朽。“循名責本清源”，是所望於後生。 所幸的是青年一代文學家已經有人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兩年多前，我收到湖北大學馮天瑜教授寄給我的《中華文化史》，書中即已專列《中國“封建”制度辨析》一節，可說已經開始了這一工程。 時下流行的看法是，封建主義束縛以致壓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我的看法則相反，造成這種結果的是專制主義而非封建主義。歷覽前史，中國的封建時代恰恰是人性之花開得最盛最美時代，是中國人的個性最為高揚的時代。只要打開《左傳》和《戰國策》一看，就會發現在那個真正的封建時代有那麼多鐵諍錚的漢子以至婦女。你甚至會納悶，中國人後來是不是墮落了? 我還記得小時候曾讀過梁啓超為想振起中國民族精神而編的一本傳記集：《中國之武士道》。其取材大多來自於春秋戰國。彼時除了荊坷、聶政這樣的武士而外，文士如魯仲連、顏(斤蜀)也是後世不多見的人物，更不用說孔、孟、老、莊了。老實說，上述我最推崇的中國人恰好就是中國封建時代的人，那麼尊嚴，那麼“強哉矯”。其後如《世說新語》中所描繪的六朝名士，《宋明學案》中所表現的道學先生，當然各有其可貴的風度、氣象，然而總的來說要比那些封建時代的人物疲弱多了。 沒想到在讀過梁啓超編的《中國之武士道》六十年之後，又能在今天讀到你們編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我認為你們的用心是一樣的。中國人都應當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中國必須挺起自己的脊梁來，這一點乃是共通的，永恆的。從你們這本書的出版也可以證明“中國性”是不會失落的。 1993年10月
李慎之、何家棟：《中國的道路》，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207-2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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