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慎之先生1993年之作，所以转载至《万维》，实在是有感于“封建”这一词汇的滥用。《万维》网这个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华人海外网站，因其相对公平的立场，容纳了来自全球的海外华人精英。无论对中共赞许与批评，都可以在这里自由发声。相比总部迁到北京的《多维》和实际臣服于现行大陆政权的《文学城》，《留园网》，这里还是少有顾忌，基本能够畅所欲言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阅读的许多精英的文章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对中国自秦以降的社会性质的定义，仍然使用一个错误的概念，“封建”，或“封建专制”这种模糊的概念，这着实令我吃惊。如此众多的海外精英尚且对人文科学中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基本定义，有着这样令人沮丧的认知，中国的民主社会确实会遥遥无期。当然我也知道，万维网的博客作者们，绝大多数是学自然科学的，理工农医，不一而足，人文科学不是自己的专业。真正学人文科学的比如《社会学》的，也会鲜有光顾，因为“太不专业了”。少数学文学的有文字的功底，但我还是青睐学自然科学的，历史证明，学自然科学的人，逻辑上更加严谨，思维更加敏锐，即使他们涉足人文领域，文采与深度并不逊于学习文科的，能够写出启发人探索的佳作。爱因斯坦就是一例。中国需要启蒙，是否可从我们这些精英开始？ 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取决于对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批判，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在为中国的民主呼喊与奋斗的同时身上充满了专制文化的刻痕。
“封建”二字不可滥用 这是李慎之先生写给一位青年学者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一书，乃系知识分子丛书之中的一册。 ——编者 读到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所写的序言，我十分赞成，十分高兴。在目前这个时代，振兴中国文化，首先是振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实在是太重要了。前一阵，在美国，看到一本研究中国的刊物上有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其中说，在中国今后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之中，“核心的危机”（Corecrisis）是“民族性的危机”（Identiticrisis），因为中国人似乎正在失去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中国性”（Chinesness）。这话实在发人深省。我此次在美，利用国会图书馆的收藏读书三个月，目的也正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看到青年一代能有同样的关怀，真有“天之未丧斯文也”的喜悦。 但是，必须申明，对你的“序言”，有一点是我所不能赞成的，就是对“封建”一词的滥用。下面，先抄一段我为纪念冯友兰先生逝世一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中批评冯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一段话：
“多年来人们以讹传讹的‘封建’二字，冯先生过去是不用的，而现在则满目皆是，甚至按姚文元之邪说，把中国正规的‘封建’概念改为‘分封’。从这里，人们也可以认识到，早年博学明辩，晚年强立自反如冯先生也难于完全洗掉那个时代给人们的思想所造成的污染。”
你们这一代青年人可能已不会注意到，滥用“封建”这个词原来正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因为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从Feudal，Feudalism这样的西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严守学术标准，不肯随声附和的史学家是决不如此滥用“封建”一词的。不信，你查一查一生“未尝曲学阿世”的陈寅格先生的文集，决不会发现他会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经“废封建、立郡县”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 “积非成是”。我不会责怪你们这一代背负着历史因袭的重担的青年犯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我代人所犯下的。只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衰朽。“循名责本清源”，是所望于后生。 所幸的是青年一代文学家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两年多前，我收到湖北大学冯天瑜教授寄给我的《中华文化史》，书中即已专列《中国“封建”制度辨析》一节，可说已经开始了这一工程。 时下流行的看法是，封建主义束缚以致压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我的看法则相反，造成这种结果的是专制主义而非封建主义。历览前史，中国的封建时代恰恰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只要打开《左传》和《战国策》一看，就会发现在那个真正的封建时代有那么多铁诤铮的汉子以至妇女。你甚至会纳闷，中国人后来是不是堕落了? 我还记得小时候曾读过梁启超为想振起中国民族精神而编的一本传记集：《中国之武士道》。其取材大多来自于春秋战国。彼时除了荆坷、聂政这样的武士而外，文士如鲁仲连、颜(斤蜀)也是后世不多见的人物，更不用说孔、孟、老、庄了。老实说，上述我最推崇的中国人恰好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人，那么尊严，那么“强哉矫”。其后如《世说新语》中所描绘的六朝名士，《宋明学案》中所表现的道学先生，当然各有其可贵的风度、气象，然而总的来说要比那些封建时代的人物疲弱多了。 没想到在读过梁启超编的《中国之武士道》六十年之后，又能在今天读到你们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我认为你们的用心是一样的。中国人都应当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中国必须挺起自己的脊梁来，这一点乃是共通的，永恒的。从你们这本书的出版也可以证明“中国性”是不会失落的。 1993年10月
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207-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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