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我不认为习近平知道法治究竟是什么。法治的概念是一个国家的行政者并不制定所有的规则。一部宪法的存在是让一个独立的司法当局告诉国家领导人什么是他们不能做的。此次的宪法修改，意味着这一独立司法机构在中国根本是不存在的；中国的宪法服从于中国共产党，即最终听命于习近平。习近平不会接受宪法对他的约束。因此，习的举动证明，法治在中国并不存在。

BBC中文：你说这一举动会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但你在过去几年的作品中反复提到过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许多评论人士说，中产阶级会给执政当局带来挑战。在你看来，这可能吗？

福山：若习近平有反对派，我不认为会来自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我看来，习近平仍然十分受欢迎，中国的中产阶级也需要稳定和经济增长，他也基本做到了。所以我不认为1980年代韩国出现的情况会在中国重现。

但这一举动真正威胁到的，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常委中的其他成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也记得单个领导人有那么大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什么样的）。他们当然也帮助了习近平成为这样的领导人，但他们也是最受到威胁的。因此，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中，我们需要非常细致地观察中国的精英政治：这个阶层中是否会有反对派。

BBC中文：那对世界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福山：我们已经看到对民主的威胁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崛起。在柏林墙倒塌后，民主政府和法治崛起。事实上，从柏林墙倒塌的前十年到2000年代中期，这一趋势令人印象深刻，但很快又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许多领导人正通过自己的权威来侵蚀约束他们权力的法律和立法。这在欧洲国家发生，最引人注意的包括匈牙利和波兰。这种民粹主义也在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发生。

虽然中国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也有着一些相似性。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在普通中国人中十分受欢迎。他们并没有法治，但改变了一些现有的规则，并且塑造了毛泽东后没有过的个人崇拜。

BBC中文：你会把习近平与毛泽东相提并论吗？

福山：习和毛都反映了中国统治者的一个问题，即传统上所说的“坏皇帝问题”。当国家有好的皇帝时，比如邓小平是近代历史上最好的一位“皇帝”，他在这个没有检查和平衡的制度中可以做十分好的事情，不用担心法庭和媒体等的阻拦。

但当“坏皇帝”在国家中出现时，国家就会面临问题。比如毛泽东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坏皇帝”，他的两场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让一代人受难，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就习近平而言，早期发出的信号并不容乐观。他打压异议人士和公民社会，他还创造了被称为二十一世纪“集权主义”的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监视大量人口。这对中国未来而言，会有很大的危险。

BBC中文：你说习近平和毛泽东有一样的“坏皇帝”问题，但他在中国也有很多普通人的支持。况且，今天的中国公民和毛时代的中国公民似乎已经完全不同了。

福山：的确。但毛的合法性也是有群众基础的。我的意思不是习近平是另一个毛泽东，他并没有开始另一场文革的迹象。我的意思是，一个不受控制的威权政体会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和负担。未来几年，我们还得观察独裁是否加剧。

最后，历史上大多数威权领导人在起初的5至10年、15年都会做许多积极的事情，但当他们的统治到了20、30年甚至更长，他们变老、迷恋权力，让整个政治系统有更多的贪腐和衰变。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在民主还是非民主社会，设置任期限制是有用的。

BBC中文：就“政治衰变”而言，你曾在书中写过，中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官僚系统是高度自治的。这种情况现在要发生变化了吗？

福山：这一直在变。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治下，他们试图提高政府的地位（虽然政策控制权还在党的手上），政府基于能力培养干部。而习作为中共总书记想做的事情，是让党的权威贯穿到政府的各个层面，削弱政府的自治能力。这对政府管理的质量并不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任何事情都变得十分政治化，在严格的政治掌控之下。

BBC中文：你曾说过“中国未来改革的明显途径，是更加坚持自己的宪法”。你认为，中国这样改革的可能性还大吗？

福山：近期的事件表明，中国的宪法毫无意义，对领导人的意志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实施宪政的惟一途径，就是上层精英也尊重宪法来互动。因为他们知道这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也希望其他的领导人限制自己的权力。但我认为，中国正朝反方向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