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我不認為習近平知道法治究竟是什麼。法治的概念是一個國家的行政者並不制定所有的規則。一部憲法的存在是讓一個獨立的司法當局告訴國家領導人什麼是他們不能做的。此次的憲法修改，意味着這一獨立司法機構在中國根本是不存在的；中國的憲法服從於中國共產黨，即最終聽命於習近平。習近平不會接受憲法對他的約束。因此，習的舉動證明，法治在中國並不存在。

BBC中文：你說這一舉動會對中國產生重大的影響，但你在過去幾年的作品中反覆提到過中國中產階級的崛起。許多評論人士說，中產階級會給執政當局帶來挑戰。在你看來，這可能嗎？

福山：若習近平有反對派，我不認為會來自中國的中產階級。在我看來，習近平仍然十分受歡迎，中國的中產階級也需要穩定和經濟增長，他也基本做到了。所以我不認為1980年代韓國出現的情況會在中國重現。

但這一舉動真正威脅到的，是中國的政治精英們，常委中的其他成員。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他們也記得單個領導人有那麼大不受制約的權力（是什麼樣的）。他們當然也幫助了習近平成為這樣的領導人，但他們也是最受到威脅的。因此，在未來的幾個月和幾年中，我們需要非常細緻地觀察中國的精英政治：這個階層中是否會有反對派。

BBC中文：那對世界的影響又是什麼呢？

福山：我們已經看到對民主的威脅正在全世界範圍內崛起。在柏林牆倒塌後，民主政府和法治崛起。事實上，從柏林牆倒塌的前十年到2000年代中期，這一趨勢令人印象深刻，但很快又開始走下坡路，尤其是許多領導人正通過自己的權威來侵蝕約束他們權力的法律和立法。這在歐洲國家發生，最引人注意的包括匈牙利和波蘭。這種民粹主義也在特朗普執政的美國發生。

雖然中國並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但也有着一些相似性。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在普通中國人中十分受歡迎。他們並沒有法治，但改變了一些現有的規則，並且塑造了毛澤東後沒有過的個人崇拜。

BBC中文：你會把習近平與毛澤東相提並論嗎？

福山：習和毛都反映了中國統治者的一個問題，即傳統上所說的“壞皇帝問題”。當國家有好的皇帝時，比如鄧小平是近代歷史上最好的一位“皇帝”，他在這個沒有檢查和平衡的制度中可以做十分好的事情，不用擔心法庭和媒體等的阻攔。

但當“壞皇帝”在國家中出現時，國家就會面臨問題。比如毛澤東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壞皇帝”，他的兩場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讓一代人受難，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

就習近平而言，早期發出的信號並不容樂觀。他打壓異議人士和公民社會，他還創造了被稱為二十一世紀“集權主義”的社會信用體系，通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來監視大量人口。這對中國未來而言，會有很大的危險。

BBC中文：你說習近平和毛澤東有一樣的“壞皇帝”問題，但他在中國也有很多普通人的支持。況且，今天的中國公民和毛時代的中國公民似乎已經完全不同了。

福山：的確。但毛的合法性也是有群眾基礎的。我的意思不是習近平是另一個毛澤東，他並沒有開始另一場文革的跡象。我的意思是，一個不受控制的威權政體會是一個很大的危險和負擔。未來幾年，我們還得觀察獨裁是否加劇。

最後，歷史上大多數威權領導人在起初的5至10年、15年都會做許多積極的事情，但當他們的統治到了20、30年甚至更長，他們變老、迷戀權力，讓整個政治系統有更多的貪腐和衰變。這也就是為什麼，無論在民主還是非民主社會，設置任期限制是有用的。

BBC中文：就“政治衰變”而言，你曾在書中寫過，中國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官僚系統是高度自治的。這種情況現在要發生變化了嗎？

福山：這一直在變。在鄧小平和江澤民治下，他們試圖提高政府的地位（雖然政策控制權還在黨的手上），政府基於能力培養幹部。而習作為中共總書記想做的事情，是讓黨的權威貫穿到政府的各個層面，削弱政府的自治能力。這對政府管理的質量並不是好事，因為這意味着任何事情都變得十分政治化，在嚴格的政治掌控之下。

BBC中文：你曾說過“中國未來改革的明顯途徑，是更加堅持自己的憲法”。你認為，中國這樣改革的可能性還大嗎？

福山：近期的事件表明，中國的憲法毫無意義，對領導人的意志完全沒有任何的限制。實施憲政的惟一途徑，就是上層精英也尊重憲法來互動。因為他們知道這符合自己的利益，他們也希望其他的領導人限制自己的權力。但我認為，中國正朝反方向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