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析毛泽东文艺思想
主讲人：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人称“北大醉侠”。 ）
时间：2008年12月21日星期日下午2：30
地点：乌有之乡书社（海淀区苏州街18号院1号楼长远天地C座1单元901室，电话：010-62760856）
主办：乌有之乡书社

主持人的三个问题

一．
主持人问：孔老师在网上开有东博书院，我也是东博书院的一个忠实读者。那么请问孔老师“东博”两字何解？
孔庆东：这个倒没有什么深意，就是“孔庆东的博客”的缩写。（笑声）将来也许会有博士论文提出其他的解释，那将来再说。

二．
主持人问：最近有一个新闻，在台湾的末代衍圣公——77代衍圣公孔德成先生去世。为衍圣公的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十月份，齐鲁电视台《每日新闻》提议为孔子的后裔正名。孔庆东老师曾在一个场合介绍过，孔子的后人现在分为六十支，孔老师是最嫡系的一支。用孔家的专业术语说就是“圣人派、圣人支、圣人户”，您是58代衍圣公的后裔。那么你对册封衍圣公这个说法有什么评价？

孔庆东：我是赞成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包括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在内。但是呢，我不赞同再册封这个衍圣公。因为这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做法。谁有权利来册封这个衍圣公呢，那只有皇帝！而我们现在是没有皇帝的现代社会。我们之所以弘扬传统文化，是为现代人服务，是为现代人所用的，并不是我们要回到传统社会去。孔子的学说有用于今天，有利于我们当代人民向前走，所以我们要弘扬它。但是我们不应该在新的历史时代，对任何一个人再进行那样的个人崇拜。孔子伟大，思想好，我们可以向他学习，我们吸取你的精华就是了。但是不能把孔子神化。我们今天说“圣人”的时候，是对他的智慧和思想的一种高度尊重，但并不是五体投地的、没有条件、不加反思的崇拜。所以我觉得衍圣公去世了，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我们今后呢，要以新世纪的思想来继承孔子。（掌声）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三．
主持人问：最近在中国很流行对朝鲜的诋毁和诅咒。但是孔老师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上为朝鲜说了公道话，而且2006年曾到朝鲜大使馆做客。最近呢，也因为这个问题又给您带来了一个很意外的麻烦，我也在博客上看到了。我想听听你对朝鲜和这个问题的看法。

孔庆东：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奇怪。朝鲜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了？有人说我说了公道话，我觉得这个有点抬高我了，因为我不知道朝鲜做了什么错事。她是在公路上随便驾车压死人了，是骗别人的钱了，抢了别人的东西了？朝鲜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了？她没有！她在别的国家驻扎过一兵一卒吗？她破坏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环境和资源了吗？她什么都没有干啊！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她一个人艰难地过日子。原来是兄弟们大家一起过，后来兄弟们垮台的垮台，叛变的叛变，剩下她一个还在那里坚持着，还按照大哥二哥原来的路线在走。她没有这种自由吗？她有什么错，她没有什么错啊！她也没得罪谁啊。好人没得罪，坏人也没得罪。她对坏人够客气的了。她没有做什么坏事。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得了那么多的恶名。而所有这些恶名都是没有经过实地调查研究的。

说她是流氓国家的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流氓。（掌声）她有什么流氓行径啊？这个世界不是要强调民主自由吗？民主自由就是不干涉别人的生活方式。人家朝鲜人民选择那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对她不满意——我自己对她也不满意，我也觉得朝鲜这样过日子好像有问题，但是我没有权利去说人家不对。我们怎么敢对别人家的生活方式指手画脚呢。人家就愿意吃大米，你说我们家愿意吃白面，非说人家吃大米不好。或者人家就愿意吃辣椒，你不能说吃辣椒就是野蛮的。人家并没有把辣椒推到你家里来强行让你家吃啊！人家在你家里到处开什么朝鲜凉面、平壤烧烤、上甘岭泡菜了吗？她没有啊！她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如果真的对她好，你应该以朋友的口吻去给她提建议，而不是天天在她家门口贴大字报。而贴大字报这些人呢，都不了解人家。我也不大了解人家，但我知道什么不是真的。我只知道朝鲜不是那样的。从小我家周围就有许多朝鲜族的邻居朋友，我所知道的这个民族是很好的一个民族，是最有文化的一个民族。在中国56个民族中是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民族。我到韩国之后发现，韩国人都被洗脑了。他们天天说朝鲜不好，天天说朝鲜要侵略他们。可是我生活中没有感到这个迹象啊！有一篇文章里我调侃韩国饮食很恶劣。天天吃米饭就泡菜，吃泡菜就米饭，还说朝鲜不好。就算朝鲜再不好，还能恶劣到什么程度？难道说天天只吃米饭不给泡菜还是只吃泡菜不给米饭？人们不去反思，只要反思一下就会明白，这个北朝鲜她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你真对她有什么意见，应该是在一个共同的思想背景下来探讨。否则其实就是为了国家利益树一个敌人，为了团结自己国家的人民，在境外树一个敌人，而且树一个好打的敌人，柿子拣软的捏。我不赞同这种做法。（掌声）

讲座部分

12月26号是毛主席115周年诞辰，乌有之乡请我来谈谈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但是26号那天我正好有一个到贫困地区支教的活动，我想不能因为那天要纪念毛泽东就取消那个支教活动，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因此我宁肯改今天的活动，因为今天我正好有一个很赚钱的事儿。我把这个事儿推掉了，到这里来，我觉得这样做才符合今天这个讲座的意义。（掌声）

今天是农历的冬至，我记得我前年的博客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冬至的问题。有人认为冬至是最冷的一天，或者说冬天到了。这都不对，这都是地理天文没有学好，冬至是黑夜最长的一天。从今天开始，黑夜就越来越短了！光明就越来越多了！（热烈的掌声）

所以我愿意在今天来跟大家见一个面，算是一个纪念，一个不能忘却的纪念。

但是这个纪念的方式呢，我想是我们共同学习，而不是我来宣读一个论文。老师和学者们讲课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习惯于宣读论文，有的习惯于一二三四，有的要放各种多媒体课件等等。再说呢，我也没有论文，我会写那种资产阶级格式的论文，我很会写。但我认为以那种资产阶级形式的论文来纪念毛，不妥当。我更喜欢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学习讨论班的形式。其实这种方式今天在西方的大学里天天出现。西方的大学之所以办得比较好，比较成功。我们到底要学习人家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个，大量的研讨班，而不是老师天天在那里讲。讲两次，然后大家围着一个圆桌，组成各种学习小组来讨论。

今天我们的学者一从西方回来，就说西方大学怎么怎么好，我说这个不就是跟我们文革学的吗？我们文革中不就天天、处处在办研究生班吗？只不过不叫研究生，不发文凭而已。所以从文革中过来的人个个都是天然的MBA。我们都是从这种班里出来的。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很民主，它是真的民主。你看我们过去把毛主席讲的话叫做“号召”或者“指示”，而不叫“命令”。毛的话不是命令。我们过去有左的错误，这个左的错误就是把指示误解成命令。毛泽东是很反感命令这个概念的，所以当他听说林彪颁布了一个“林副主席一号令”时，他很反感。毛泽东对于语文问题非常敏感，他从咬文嚼字做起，他觉得有一个人要发布一个命令，而我都没有发布一个命令，所以他很反感。他号召，号召这个词没有错，谁都可以号召。号召的意思就是鲁迅说的“呐喊”。我在讲鲁迅的时候讲过什么叫做“呐喊”，呐喊就是站在边上喊“同志们，上啊！”——你可以不上。（笑声）他号召你上，但你有不上的自由，他并没有说你不上他要枪毙你。号召是召唤大家。这个“召唤”现在是西方文艺理论的一个关键词，召唤主体，召唤客体。“ 指示”就更民主了，指就是他用手一指，示是给你看。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指给你了，叫你来看一看。这是指示的原意。这两个词的原意都不是命令你要去做的意思。

既然是学习讨论，我拿了几本书来，（从书包里掏书）这几本是“红宝书”，还拿了一本“黑宝书”。我这几本红宝书都是很常见的，毛泽东的书出了很多。《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这都是在文革中非常流行的，发行了无数册。还有一本《毛主席最新指示》。那个时候《人民日报》报头的位置有一个栏目，有的时候叫 “最高指示”。——过去的话叫“最高指示”，近期发表的叫“最新指示”。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形式，很多人慢慢的把指示理解为命令，理解成圣旨，最后走向僵化。还有一些毛泽东文选的小册子，很多。比如我随便拿了一本，这里面有四篇文章：《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几个都是跟文艺工作有关的。

随便拿了这几本书，过去叫做红宝书，特别是这个毛主席语录。文革中很激进的红卫兵经常拿着这个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这个红宝书过去是个褒义词，但这30年来又成了一个贬义词。说“这人是受红宝书教育长大的”，表示这人很“愚昧”，没有接受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不懂丫的“普世价值”，就知道读毛泽东。这样说的人呢，他自己也没有读过。人类各个民族，各个历史时代都需要“宝书”，都有宝书。我们自己说的四书五经不就是宝书吗？穆斯林们讲的古兰经，西方的圣经，都是他们的宝书。

我今天也带了一本黑宝书——《圣经》。我有非常丰富的圣经版本，这本是袖珍和合本，非常方便携带。今天也是礼拜天，很多教友朋友今天在做礼拜。今天上午我家楼上的一个家庭教会，按照惯例又在那里大肆弹琴唱歌，骚扰四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尝到厉害的。（笑声）我认为圣经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我出门的时候经常带着圣经，我出门不带毛泽东的书，毛的著作我都是随便放在家里的一个角落。我出门带得最多的就是圣经，因为第一：它方便携带，第二：这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岂能不学？而且要熟读。但我并不是教徒。据我所知，大多数教徒都是不读圣经的。（笑声）所以有好几次都闹了笑话。特别是我在韩国日本的时候，因为某些人士发现我带着圣经，于是他们就大感庆幸，于是就引发了教会人士的遐想。他们想：“噢，卖疙瘩！如果我们能发展孔庆东这个人入教，那岂不是丰功伟绩一件？”一旦他们产生这个念头，我就好几个礼拜不得安宁。他们就请我去吃饭，跟我讲道理，跟我探讨问题，然后到网上去查我的所有资料，他们比这位主持人更了解我。想想看，如果把孔庆东拿下，那将在中国文化界产生多么大的轰动啊！孔庆东都信了主啦！再也不用污蔑他是朝鲜间谍啦！

我呢，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我都是首先不表态，然后呢，诱敌深入，让他们觉得有机可乘，顺便也多吃他几顿饭。（笑声）然后跟他一块聊这个圣经，但是聊着聊着呢，不是我要入教，而是他要退教了。我的话不是空说的，很多想发展我入教的人，自己没读过圣经。越是想发展我入教的人，他越怀着庄严的政治目的。他只会说一套表面的宗教语言而已。他做的实际是“基督教党支部”的工作。他想在北大发展一个新的基督教堡垒。我跟他们讲鲁迅是如何看待耶稣的，真正的耶稣是为穷人牺牲的，为贫苦人谋福利的。基督教在创始的时候哪像你们这个样子？基督教本来是穷人的宗教。自从基督教被统治阶级垄断了之后，它反过来变成了马克思说的控制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任何一个思想，它像一种能源，都有一个耗散过程。它的精华耗散完以后，作用也就发挥完了，它就成了古董，成为文化遗产了。基督教已经是文化遗产了。

100多年前，尼采就说了，“上帝死了”。尼采已经看透了，西方世界已经不存在基督教精神了。所以尼采是伟人。他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很快就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你这个社会是基督教“普世价值”的话，怎么会产生这么残酷的战争呢？我和你们这个社会的人接触，并没有发现你们有多么深的悲天悯人的博爱精神。这个红宝书和黑宝书一对比，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不是“号召”和“指示”，圣经里面都是“命令”。这就是红与黑的区别！（掌声）打开圣经，到处都充满了“你不许如何如何”，“你必须如何如何”，剩下就是自吹自擂：我是世间、宇宙间唯一的神。我是唯一的大仙儿，别的仙儿都不成。所以有时候我看见小区里那些穿着西装革履的人很自豪的钻进一家里边，进去之后就在那儿大搞封建迷信，在那儿装模作样，“主啊”什么什么的在那里糊弄一番，我觉得这些人很可怜。这些人很多是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具有所谓的民主科学思想。那么西方社会为什么上帝会死了呢？因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它与基督教思想是相反的。西方社会的富强建立在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如果你真的相信民主和科学，就必然要抛弃天主教和基督教；你要坚持天主教基督教，你就不能相信现代民主科学。这两者必有一个是假的，这两者是不兼容的。所以西方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拼命要弥合这二者之间的缝隙。
你看那个罗马教廷，经常在修改它的思想，要修改得合乎现代科学。基督教产生了很多小的教派，很多教派的意义就像我们那个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一样，它要不断发展，要跟上这个民主科学。它要想从生物学或者遗传学的角度证明：确实有过亚当夏娃这样的人，世界上确实有过诺亚方舟，和人类学考古学结合起来。有时候我们听说哪里发现了大洪水遗迹。有一种说法，“伊甸园在哪里？就在中国的云南，就在丽江一带”。据说那里还发现了诺亚方舟，然后和云南少数民族的那些传说也结合起来了。西方的大洪水传说正好和云南很多民族的洪水传说是一致的。就是说它拼命要跟科学靠拢。我找几段圣经里的话来读一读吧。

比如耶和华说：“我必要除灭埃及众人，在城里使大火烧起，使所有人都流血”，这就是上帝说的话。主耶和华动不动就如此说：“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来，我必将丢你在地上，抛在田野，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使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漫过山顶，河道都必充满”……这是一个多么残暴的景象。他们所敬仰的上帝就是用这种语言，这种方式让人们去敬畏他。

我们把这本黑宝书翻译成“圣经”，这个翻译太善意了。我们选用了汉字中最好的两个字来翻译它。经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书能叫经啊？这是一个民族最好的东西，就像四书五经。经是不能随便写的，你说“我要写一本经”，不可以，经不是你能随便写的。（笑声）圣，是用来形容最高级的人的。我们选了汉字中最好的两个字来翻译这本书，对它充满了善意。其实它自己本身并没有这个圣，也没有这个经。它本名是《旧约》和《新约》。西方不是合同社会吗，不是讲究签约吗？是上帝和你签的约。但是我们知道，商业社会签约要双方平等自愿。两个自由的主体之间才能签约。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是不能签约的，奴隶主和奴隶签约是在这个奴隶成为奴隶之前。两个自由人签约说你给我当奴隶吧，这可以。但是这个《新约》和《旧约》哪里有平等啊，没有平等！忽然来了一个人，他要跟你签约。签约的内容是你一切都得交给他，你一切都得听他的，若不听的话就是刚才书里写的那样。这是上帝跟人民签的约，不也是现在美国和伊拉克签的约吗？伊拉克不是据说获得了解放吗？民主了，现代了，文明了。就是这个约啊，如果伊拉克不签这个约，就是刚才耶和华说的那段话：“你们的血要浇灌土地，你们的尸骨将填满山谷。”所以没办法，你就得信了主，就必须跟他签这个约。圣经里到处都是杀了多少人的记载，哪天哪天不听话杀了十八万五千人，哪天哪天他要发怒。上帝有一个“毁灭的手指”—— 已经成为西方的成语，他发怒的时候只要这个手指一摁，这个城市就毁灭了。现在上帝进化了，他不用直接去摁这个城市了，他在办公室里摁一个按钮就可以了。他一个按钮，啪一个飞毛腿导弹就出去了，这就是上帝的手指。那么我们看这个“黑宝书”所得到的形象，它一点也不让人喜欢啊。

我从小是愿意接受先进文明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我觉得如果你比较强，我是很愿意向你学习的。但是我为什么要学这一套呢？它给我的感觉，和这个红宝书所建立的一个充满阳光的空间一比，完全是两极。毛泽东说话从来是循循善诱，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讲道理。他的文章里有很多例子。给你讲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怕这两句你还不懂，又用现代文给你翻译一遍。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他那么大的学问还降到这么低的程度来跟你说话，还恐怕你看不起他，还恐怕自己哪句话说错了。总是正面说一句，反面说一句，要什么不要什么，三要三不要，都是这样来讲。大哥跟弟弟妹妹才这样讲话啊。
所以两种语言就不一样。

而看了这个黑宝书，你感到这是一个很变态的暴君，（笑声）非常变态的暴君，让你一点不喜欢这老头儿。但时间长了吧，我又有点喜欢他了。我说这老头挺可爱哈，忽然发现他不是法力无边了，他法力有边。如果一个人真是具有伟大的力量的话，他不会这么暴怒。正是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个世界，他才这样恐惧。他经常来恐吓别人，恐吓别人的人，是因为自己感到了恐惧，是因为自己不能控制外界。向我传教的人经常跟我说上帝法力无边，上帝怎么怎么伟大。那我说既然他法力无边，他就等着我去皈依好了，我肯定会皈依他的。他怎么派你们这么多人来说服我，而恐怕你们还说不服我。而且他们还老吓唬我说：“你再不退党，你就要怎么怎么地了。”（大笑）我说：“那算我自己倒霉,你们怎么比我还害怕呢？”用暴力强迫别人听信他的人，我就不相信这是万能的主。如果算封建迷信吧，那么它这个迷信道行太低了。它跟我们的佛教道教一比，那简直就是小儿科。佛教道教什么时候强迫人入教了，没有。佛法，那真是慈悲无边。佛从来不吓唬人，佛都是照顾人，不要求人必须按照某种方式去生活，而是安抚人，说你这样活着就挺好，你现在苦不要紧，下辈子就好了。佛不会侮辱人，不会强制性的把某种生活方式说成是流氓啊强盗的。

我这样讲，是带有对“黑宝书”的调侃。其实按照这个黑宝书去生活，毕竟也能建立一个宏大的社会。就是大家敬畏一个老头，敬畏一种暴力，匍匐在这个暴力之下。如果多数人都能够这样做了，这个社会也是有秩序的，尽管它不理想。虽然我觉得这样生活不好，但是呢，他不但有秩序，而且可能有力量。在一个暴君统治下的千军万马是具有摧毁的力量的。这个队伍里的个体会把自己所受到的压迫转嫁到外界。所以我们看十字军东征，他们进行的圣战——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战争是具有极大的破坏力的。因为他们自以为在执行上帝的旨意，他们做的许多事情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在为上帝尽忠。我们说明白了基督教的一些本质之后呢，现在回到文艺问题上。

西方中世纪以来的包括现在的文艺思想，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圣经。圣经不仅是了解西方日常社会的一部重要典籍，也是了解西方文艺思想的一本重要的书。所以我说不要因为你反感基督教，你就不读圣经，不去了解它，反而应该更去了解它。越是对立面，越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去了解。我相信毛泽东用来琢磨蒋介石的时间一定比用来琢磨周恩来的时间要多，因为蒋介石是重要的对立面。西方文艺和基督教的联系表现在：西方的文艺喜欢写罪恶。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讲，是一种罪感文化。他们的文艺作品里，罪恶是一大内容。形形色色的罪，与此相关的就是恐惧。西方的文艺作品里充满了恐惧感，人生的恐惧。再有一个关键词叫戒律。我们其实都是用佛教的词去翻译的。圣经里面有摩西十戒，人不可干什么都是写得很清楚的。这个罪恶、恐惧 、戒律从本质上讲是不合人性的。现在不是到处讲人性吗，张口就是人性，学习人家西方人讲人性。那么人性应该从人的自然属性讲起吧，从自然属性讲到社会属性，从低层次讲到高层次。那你说当个人就有罪，它算哪门子人性啊？凭什么我一生下来就无缘无故的有罪了呢？出租司机一睁眼就欠公司的份儿钱，我们一出生就欠丫上帝王八蛋的惩罚，邪门啊。西方人一生下来不久，就告诉你，你是有罪的，我们大家都是有罪的。我们活着，一辈子就是赎罪。西方人活一辈子的价值就在于赎罪，这还有什么劲啊？不管干什么都是赎罪。表面上看好像很高尚啊，天天忏悔啊。

我们中国现在有些人也学会了忏悔。前段时间出了一本知青题材的书。好多人在上面题词写忏悔，说我们都应该忏悔，我们都有罪等等。我觉得其中钱理群老师写的一段话最好。钱老师说：他自己愿意忏悔，但是他不号召别人忏悔。不能把忏悔当做一种精神压力，强加到他人的头上。你自己愿意，忏悔好了，不可能是成千上万的人约好了一块儿去忏悔，那还叫诚心诚意吗？他说你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忏悔。

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人讲的人性，一小孩生下来什么也不知道啊。但是西方人讲的是“人之初，是混蛋”。（笑声）西方人说你一生下来就不对了，你就错了。那怎么办呢？你就得解脱啊。可是在它那个逻辑怪圈里，你是永远也无法解脱的。你怎么活着都有罪，只要耶稣还没复生，你都是有罪的。而且他们来了之后，还要审判。你永远等着一个伟大的他者，年年月月的等着他，等他来宣判谁有罪谁没罪，谁罪大谁罪小。但他老也不来，你就跟那个相声《扔靴子》似的，光等那只靴子，结果一宿没睡。

这西方人一辈子都没睡，一辈子基本上是紧张的。这样是不能过下去的。所以有相当多的人，表面上信奉这一套，实际上已经不信了。反正这个罪是赎不了的，索性就为非作歹。但这个罪是可以小规模赎的，他们叫忏悔。他们的忏悔算什么忏悔呢？就是每个礼拜天到教堂去，跟那个牧师在那儿叨咕叨咕，说我这个礼拜做了一些坏事。我礼拜一驾车撞人，警察没在我就跑了；礼拜二强奸一少女；礼拜三骗了一万块钱。我罪该万死，我对不起上帝啊！我下礼拜再也不这样做了，请你宽恕我吧。那个牧师说：嗯，善良的孩子，你做得很好，上帝已经宽恕你了，给你块面包，回家吧。——牧师就是他的精神垃圾桶，他把这些倾诉给牧师之后就解脱了，好像没事了。就是说我虽然犯了罪，但我知道忏悔啊，我都交代了。于是下个礼拜继续这样做，年复一年的这样做。他忏悔，但是并没有改正过。

他们改正过吗？从来就没有改正过。在伊拉克杀了那么多的人，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吗？没有！这事有交代吗？没有交代！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从总体上他们就从来没有忏悔过，只进行过一些局部的忏悔仪式。所以这种文化方式是不能救人的，它只能把人陷在永恒的地狱里面。而我们中国不信教的人，按照儒家思想自我修行、反省，每日三省吾身。你用不着找一个垃圾桶，你找什么垃圾桶啊，你自己做了好事坏事你不知道吗？你自己三省吾身。如果一个人反省觉得力度不够，你觉得反省不了或者说自己没有那么强的反省能力，那三五好友在一起开研讨会嘛，学习班嘛。文革中的学习班就是这么一个反省的地方。大家在一起讨论，斗私批修。当然这个学习班后来办出问题来了，不过那是操作上的问题，而不是理论上的问题。
我们今天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心里都有苦闷，无处诉说。你去哪儿说？你去找老师，老师很忙，老师都忙着赚钱呢！校长更忙，忙着创收呢。党支部、团支部全不管这事。你没有地方解决你的精神问题。所以很多人他要去教堂，他要去教会，他走投无路，他才去了那样的地方。本来这些事情以前我们是通过每周末的学习来解决的。我们有党小组，团小组，有积极分子小组，有工会妇联等等一大堆组织。那些组织各有各的问题，但是不能因为他有问题就否定那种方式。教堂里的牧师还迷奸妇女呢。在过去，你所有的个人问题都有人帮你解决掉，通过给你调节、讲道理、说服教育啊之类的。我们不能把什么事都推给法律啊，一推给法律那就已经是对抗性的矛盾了，是有罪没罪的问题。那么这个西方人既然认为自己都是罪人，互相的讨论也没有什么用啊，只能层层向上倾诉，层层为上级服务。

所以这种模式，它不可能导致真的民主。它最后是一个传销模式。大家想一下，这个基督教的模式是不是就是一个传销模式？现在的传销组织就跟邪教是一样的，你进去之后就给你洗脑。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这人就疯了，天天喊这个产品万岁。人人都希望往上爬，爬到上一级传销员的位置，你就可以拿更多的回扣。其实每个牧师也是这样。每个教堂每个牧师的收入怎么来？就靠他控制多少教徒，也是这样一个传销模式。所以这种秩序是不合人性的。西方社会出于人性，必然会发出反抗。西方的文艺，就分两种。一种还是维护这个社会秩序的。要讲秩序，要信上帝，别的都是邪门歪道，都是罪恶。过去古典主义作品就是这样的。从巴尔扎克、司汤达开始，他们要反抗这个社会秩序，先揭露这个虚伪。其实更早的起源，从《十日谈》就开始了。《十日谈》里边讲那些虚伪的传教士、那些牧师打着上帝的旗号，干着骗财骗色的坏事。有一个牧师对一个教徒（良家妇女）说：我准备拯救你，可是现在呢我身体里有一个魔鬼，怎么办呢? 我把我这个魔鬼放到你的身体里，然后你把它降服就好了。《十日谈》就用这么夸张的调侃来尖锐地讽刺教会的虚伪。

有一批人走得更远，他们弘扬罪恶，西方专门有一种恶的文学。从法国的波特莱尔开始，展示罪恶，反抗秩序。总起来看，这两者都是处在一个跟那个看不见的暴君的关系之中。人人都在与这个问题对话——就是我们怎么处理与上帝的关系。所以西方文艺的一个主题是人神之战，人和神的抗争。我们在西方那些重要的或者伟大的作品中，我们都感到作家在和冥冥之中的一个力量在抗衡。比如巴尔扎克也好，托尔斯泰也好，他们都在用个体的善良的灵魂和一个看不见的折磨大众的东西抗衡。他想说那个东西不对，他要反叛。

我这样先讲一下对西方文艺和基督教关系的理解，是为了给我们要说的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打一道侧光，来做一个背景。因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语言层面是很简单的。但是它的背景很复杂，所以不容易说清楚。非常容易从左的或者右的方面产生误解和误导。越是简单的东西越是难以把握。一个东西说得复杂了反而清醒些，简单就不好把握。

首先我们看毛泽东文艺思想产生的背景是什么？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在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所产生的中国的文艺思想。不是古代，也不是现代化已然完成，而是中国正在转型的时候。经历了民族危亡、救亡和建国几个阶段，所以说是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它在产生的过程中始终面对着众声喧哗，它是一个回应。不是一片寂静的土地上，毛泽东一个人在那里说话。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场，这个场乱七八糟的什么声音都有，这时候毛泽东的声音出来了。这个场中，一个是中国传统的文艺思想，一个是从西方涌入的大量的西方文艺思想，还有一个是来自北面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来的苏联的文艺思想，再有是中国当下的形形色色的五四以后的现代文艺思想。

我提几个作家，大家就知道这个场地是多么混杂。有鲁迅的声音，胡适的声音，周作人的声音，张恨水的声音，茅盾的，老舍的，赵树理的等等。遍地树立着大王旗，很多很多主张在论战。小平同志说过不争论，有的时候也许不争论好，有的时候必须要争论。30年代就是中国一个大争论的时期，有很多问题不争不明。中国现在是什么社会？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命运是什么？所有思想者都要面对它、回答它。蒋介石写了《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则写《两个中国之命运》。从文艺上讲，文艺走什么样的路，向何处去，毛泽东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到了现代社会之后，文艺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密不可分。西方怎么建成强盛国家的呢？你看它的结果好像是船坚炮利，这是最后的结果。它最早是从哪儿动手的呢？是从文艺。就是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那些分崩离析的小国，十几万人就是一个小国，几十万人也是一个小国，比今天的阿拉怕世界还要四分五裂。首先通过语言文学把他们整合起来。我刚才讲的《十日谈》这样的作品，统一了语言。语言统一了之后，别的事情都好办了。语言不统一，别的什么也做不了，连买卖都做不成。所以你看现在欧洲语言彼此都很接近，大部分常用词汇都是相通的，就是发音不一样，区别就跟山东话和四川话差不多。所以欧洲语言，你学了两种之后就基本都通了。

从文艺开始强国，现代民族国家都是从文字符号开始强国的。但是毛泽东呢，他长期处在战争环境里，这个问题他长时间没有精力去深入思考。一直到他进入陕北，到了延安之后。毛泽东终于有条件、有精力，特别是有必要来思考文艺问题。这个必要是什么呢？他要跟中国所有的主义流派进行一次大的对话。这个对话在党外是要回答种种封建主义的声音、资本主义的声音、帝国主义的声音；在党内毛泽东到了延安之后，要与党内的海归派们决一死战。大家知道中国革命的历程是非常艰难曲折的。这个艰难曲折不仅仅是来自敌人，中国共产党的很大损失都来自于罪恶的海归派。海归派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我们知道红军最大的一次损失就是湘江之战。红军长征从中央苏区出发，十万人马浩浩荡荡。抬着全部的家具，连印刷机什么都抬着。林彪、彭德怀两只精锐大军保护着中间几万男女老少，哪有这么打仗的！所以红军的优秀部队打着打着很多损失掉了。打到湘江，一战就死了四万多人，湘江里飘满了红军的尸体。林彪站在山岗上热泪滚滚，中国革命的精华就这么损失掉了。指挥这一切的，就是这些海归派。自以为从苏联留学归来，掌握了正宗的马列主义。就像今天那些从哈佛剑桥回来，自以为掌握了自由主义精髓的人一样。但也正是因为海归派作恶多端，红军再也不能容忍他们了，所以才有了遵义会议，所以才有了一致的呼声要求毛泽东出来。这个海归派他自己没有感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他是死活不能让毛泽东出来的。毛泽东怎么出来的？是死了那么多人！你再不让他出来，你们也都得完蛋。但是毛泽东出来以后，他们只承认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在思想上，长征途中不可能两边进行激烈的理论论战，那会耽误革命的。

但是到了延安，终于有了时间。你看毛泽东到了延安之后，是他的一个创作高峰。毛泽东许许多多主要文章都写在延安时期。我们今天所说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中那些至今可以作为经典流传的那一部分，很多是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要跟他们清算到底谁是马列主义的真髓，谁得了马列主义的真传。毛泽东从来都是讲道理的，就是我跟你写文章，看咱们谁说的有道理，看看谁有学问。我看到毛泽东在延安写文章的一些材料，有些文章是连写几天几夜啊，不吃饭不睡觉，警卫员在门口都吓傻了。据说写《论持久战》是三天三夜没吃饭没睡觉，警卫员傻了。进去一看，毛主席精神很好，目光炯炯，但就是眼窝深陷，都写成那样了。（笑声）警卫员说主席吃点喝点吧。结果吃点喝点，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又写了两天两夜。就写出了那篇《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传到国统区，白崇禧、蒋介石看过之后佩服得五体投地。马上蒋介石把它概括成“以空间换时间”。《论持久战》不仅成为指导共产党军队抗日的纲领，也是指导整个中国军队抗日的纲领。蒋介石终于知道我们有办法能打败日本。
毛泽东延安时期写过很多文章。其中我觉得有20篇文章是最重要的。有朋友想读毛泽东著作的话，这毛选里都有，我念一下：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反自由主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整顿我们的党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我觉得这20篇文章是了解毛泽东三四十年代思想的主要著作。当然毛泽东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更复杂，更难了解。读这些文章，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毛泽东在干什么。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他把几个主要将军都派出去打仗。先派林彪，林彪受伤去苏联养病以后就派彭德怀、刘伯承和罗荣桓这些人。主要是山东一块，那一块全部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山西太行山挡住了日寇进攻，使陕北能够相对安全。在陕北基本没有大的战事，除了一度胡宗南来威胁之外。所以毛泽东这几年一直在做学问。你可以把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比来看，很有意思。蒋介石天天在家读黑宝书，每天早上起来宋美龄女士就逼着他念一段，也属于“早请示晚汇报”哈，他读的是“你必须、你不许……”而毛泽东呢？天天写红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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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读黑宝书，一个写红宝书，两个中国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掌声）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蒋介石为什么想不出办法。我们不要贬低蒋介石的才华，蒋介石很勤奋，他绝对想把这个国家建设好。一个人当了伟大领袖之后——放在你身上你也想把这个国家治理好，谁都想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关键是谁能找到路径，谁有正确的思想。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谁有“说法”，你给我个说法。蒋介石他天天读圣经，他能有说法吗？他就没找到好的说法。他弄了半天就弄了个“礼义廉耻”来。那礼义廉耻也不是你发明的啊，那是古人说的。所以蒋介石就没有整出一套“蒋介石思想”来。你看台湾国民党他们还是很崇敬蒋先生的。蒋介石当了领袖之后呢，个人生活很严谨。他确实是按照儒家风范再加上学习基督教，规规矩矩做人。自己做人应该说是挺好的。为国家殚精竭虑，你可以说他立场不对。但他站在国家角度来讲，他认为共产党就是土匪嘛。他不论是抗日还是“剿匪”，都花了很多脑筋，也去挖人才。他都曾经动过彭德怀林彪的脑筋，这些人他都想挖过去。绝对为国家着想。就是在关键问题上，他没有抓住。他就不如老毛明白。老毛知道，作为一个现代领袖，必须做学问！必须在家写文章！他要不写文章，光背几句诗，那不行。

那么下面，我就谈谈我理解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几个特点。毛泽东文艺思想他并没有写过一本书，叫“我的文艺观”啊或者什么“中国文学概论”啊。他没有写过这方面的书，他的专门论文艺的文章也不多，主要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啊，《新民主主义论》里边的文化部分啊。另外散见的语录很多，所以我们总结毛泽东文艺思想呢，这个特点比较好总结，只是大家的立场不一样，解释不一样而已。我捡几个主要的说一说。

我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第一个特点叫“直面政治”，这是最主要的特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这句话是大家都知道的，叫“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这个句子有点欧化，当时还是受海归派之毒，毛大概表示你们说的鬼话我也会说，（笑声）不就是把句子结构前头调到后头，后头调到前头嘛，毛也会说这些话。后来你看他把海归派打倒之后，他就不这么说了。你看老毛在建国后，没有敌手的时候，说话就东一句西一句，就不制造这么长的句子，三五个字一句，天上一句，地上一句，不管谁来，先把你侃蒙。那么这句话呢，是理解毛文艺思想的一个要素，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素来大体上分两派，一派认为有关，一派认为无关。一派承认，一派否认。中国古人也是两派，一派讲“文以载道”，一派讲“诗言志”。诗言志，歌咏言。我心里有什么想法，我就说出来嘛，跟政治没关系，我自由啊。这两个说法，都能被现代文艺理论继承。讲文艺和政治没有关系的就说“诗言志”。但是我们往下细分一下，诗言志，你言什么志啊？你所言之志必然是有倾向性的。人性中有很多是相通的，但肯定有很多是不相通的。相通的那些地方，仔细分开一看还是不相通的。所以就有了鲁迅的那段话，“美国的石油大王，哪里知道北京拾煤渣老婆子的苦辛，灾区的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是鲁迅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你说“我痛苦啊！痛苦啊！”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痛苦吧，你说我这个作品写痛苦的，你这么说的时候好像和政治没关系，但是什么痛苦啊？一说什么痛苦就跟政治有关系了。

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人性，只要写出来就是具体的人性，我们在千千万万种具体的人性中才能体会那个“抽象的人性”。你说我凭空写一个“抽象的人性”，这怎么写？没法写！我们谁也写不出抽象的人性，从千千万万具象中抽出来的这个象，才叫抽象嘛。其实古今中外所有的文艺都是带意识形态的，特别是统治者，统治者是都强调政治的。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第一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第一个特点叫“直面政治”，我用一个词叫“直面”，我不说他“强调政治”，强调政治不是毛的特点，谁都强调，但是呢，很多人强调却不说，不承认。他其实是强调政治的，但他假装说我不重视政治，我就讲人性。他这是欺骗，他不肯直面这个问题。

只有毛泽东和鲁迅说真话，把这个事实戳穿了，说别来这一套了，其实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是很看重政治问题的。在政治问题上，如果中西对比一下的话，西方人是最讲政治的，中国人相对讲得到马马虎虎，中国人不认真啊！在生活上不认真啊，在政治上尤其不认真。所以毛泽东等政治领袖老想让中国人认真起来，老提醒政治这个事情，老说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啊之类的。西方人是不用提醒的，西方人生来具有意识形态能力。你比如说，西方人会让不合乎他们意识形态的东西获得诺贝尔奖吗？我们中国很多人呼吁：中国文学作品写得不好啊！你看我们老是获不了诺贝尔文学奖！你要看看什么作品能得诺贝尔奖，你说诺贝尔文学奖水平都很高，但文学水平高的多了。西方人衡量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标准，衡量非自己的作品又是一个标准。

我们想一下，《亮剑》可以获诺贝尔奖吗？那不是白日作梦吗，不可能！很多中国人喜欢的作品，东方人喜欢的作品，不管你多么喜欢，不管在你的国家多么重要，不管对你的民族国家前进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都不符合人家的政治标准，一万年也不可能获奖。《亮剑》不可能获吧？《暗算》也不可能获吧？《红岩》不用说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能获奖吗？朝鲜的《卖花姑娘》能获奖吗？金庸的《天龙八部》能获诺贝尔奖吗？还有五十年代的《创业史》等等，你跟人家根本就是两个园地里长的花，你就不符合人家的标准。所以毛泽东讲：“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两个标准不是毛的发明，很多误解说毛泽东搞了两个标准，这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只是他的发现。他发现了一个事实，所有人都是这两个标准。先说这个作品合不合我的口味，这作品不行，它是歌颂那个人的，我不喜欢那个人。（笑声）人看作品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先有一个立场，立场差不多，再看写得好不好。这两个标准是客观存在的。

我今天的博客涉及到这么一段话。我读比较文学的论文，重读一篇钱钟书先生的文章，钱钟书讲中国固有的文艺批评的一个特点。钱钟书学贯中西啊，他分析得特别细致，他把西方几乎所有的文艺理论都读过，中国的也读完了。经过对比，他说中国文艺有个特点，这个特点是西方没有的——中国人把文章人化，中国人认为文章就是一个人，中国人形容文章的话都是形容人体的。比如说神髓，文章有神髓，文章有肌理，不但有皮肤还有皮肤上的道道，还有风骨，这都是用人来批评文章，中国人认为文章自身就是一个生命，既然他是一个生命，他自身就有思想，有形式，并非是另加了思想进去。不是说文章是文章，我另外把一个思想放进去。文章本身就有思想，文章本身就有政治立场。没有政治立场的人是不存在的。你只能说没有察觉，你只能说我现在搞不清楚我是什么政治立场或者我比较糊涂。你可以模糊但肯定有，不是站在左就是站在右，要么靠左，要么靠右，要么是过渡地带，你一定有个地方，你不能说我存在于无地，那没有，不存在一个绝对的虚空，那除非是“乌有之乡”。（笑声）
但是很多人要掩盖这一点，最大的骗子就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他们是有自己严格的政治标准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他跟谁说他有政治标准了？没有！他说我们只有艺术标准，看谁写的好，看谁写的合乎人性。但你发现他们选的那个“人性作品”都是背叛本国的——对于东方国家来说，特别是对于前共产党国家来说，一定要背叛你的组织，背叛你的意识形态，他才给你获奖。他们绝对不会让《红岩》获奖的，《红岩》写的不是伟大的人性吗？一个人在严刑拷打之下坚持自己的信仰，这不是人性吗？把人性写到这么登峰造极的地步，有哪个作品还能超过？一个人被注射了催眠剂、致幻剂的情况下，用无比坚强的意志告诉自己：我不能吐露党的秘密。这不是人性与人性的搏斗吗？西方的什么作品把人性写到这么尖锐的程度过？没有啊！他们根本读不懂，他们理解不了人可以高尚到这种地步！

他们认为只有吃喝玩乐，只有见风使舵才是人性。皮鞭一举起来，就招了，就跪下了，这是人性嘛。他是有他的政治标准的，但是人家的巧妙在于不说。其实呢，毛也可以不说，鲁迅也可以不说，鲁迅和毛之所以说出来，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大众。他是看不下去，真正的英雄是看不下去别人受苦别人受蒙别人受骗。其实他自己不说破这些事，跟着大家一块混，不是过得挺好吗？你说毛泽东过了一辈子，什么日子啊？名义上，他是伟大领袖，却吃不上啥，喝不上啥，一家死了六个，连老婆都没有保护住，他自己过得一点都不好。自己死了若干年，老婆居然上吊了，这叫什么事儿？跟着他的人没得到什么好处，一辈子吃个红烧肉就乐得够呛，就这么一个人。他是不忍！英雄就是个“不忍”二字，他就看不得你们骗人，你们明明是有标准的，却告诉人家没标准。

所以鲁迅经过了“彷徨”的若干年之后，终于决定站起来，当一个战士，直面人生。在这一点上，鲁迅和毛泽东是相通的，他要直面。但是我们还要说，其实坏人也是直面的，他就是不告诉你，坏人是把这一情况看得很透。就比如那些操纵股市的人，他不知道股市怎么回事吗？他看得清清楚楚，他就是不告诉你，他告诉你“长期持有”，他告诉你还会涨的，6000点不算高，10000点也不算高，让你们买呀买。坏人和好人可能都是直面的，耽误的是中间的劳苦大众。大众意识是薄弱的，知识也没有那么丰富，有时候人家告诉你真情之后，自己还不敢接受，还要回避，。为什么坏人容易掌握群众呢？坏人说的话带有安慰性质，“哎呀，别搞了，人活得那么累干嘛啊”。

我们改革开放开始，那些坏人是怎么忽悠人民的呢？首先，告诉人民很累，干这干嘛？挺累的，80年代的一个流行语就是“累”。每当你要做一个好事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说“你累不累啊？”你要学雷锋，他说“你累不累？”你要好好学习，他说“你累不累？” 人嘛，只要干好事就是累，而每天去跳迪斯科，跳得满身大汗，不累！（笑声）弱者是容易被他们领着走的，而强者不过是站出来挑明这一点。

我们看看三十年来，这个改弦易辙，也是通过文艺领域打开突破口的。辙首先是从文艺改的，文艺就首先叫嚷着要脱离政治。我们应该知道，在一开始，这个口号是有合理性的。因为“文革”后期，全国人民都有点倦怠了，不喜欢那种文艺了，不喜欢那个生活了，因为人心是要变的。西方社会他有一个好处，他老变，他老挑动人民闹事，用我们的话说叫挑动群众斗群众，他老制造些事情，国内没事，就到国际上搞事。我们文革后期就没有什么新鲜的了。所以说“文艺要脱离政治”，当时是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喜欢的，只有少数人说这不对，但是我们都不听他们的，说别来这套了，说“你累不累啊？”（笑）

我们当时都要脱离政治，觉得很高兴，自以为文艺要脱离政治了，你看我们现在不革命了不打仗了，你看我们现在都讲生活了，你看虽然是讲一个女兵吧，但是叫做“ 追赶队伍的女兵”，女兵已经脱离队伍了。讲了好多军人的故事，都不打仗，都在部队外面，都是掉队的，《归心似箭》，也不是打仗的。一个哥们受了伤，在老百姓家里养伤，跟老百姓谈恋爱了，有一天伤养好了，去找队伍，说有一天还会来给你挑水，这下好，脱离政治了。脱离政治就有“人性”了。二十年过去，三十年过去，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一段的文艺，脱离政治了吗？没有！我们分明感到，他还在讲政治，只是讲的是另一种政治。

北大有好几个教授都讲过这个问题，当我们叫嚷着文艺脱离政治的时候，其实是说让我们脱离一种政治而投入另一种政治的怀抱。政治像空气一样，你是脱离不了的，你不呼吸左边的空气，那么你就得呼吸右边的空气。 你不可能不呼吸空气，你总要呼吸的！所以我们以前讲的文艺的政治，那就是讲革命斗争，讲革命历史，讲建国，将工农兵群众的爱国建设热情，讲合作化，讲高尚的爱情，讲大生产。而这三十年不过是反过来做而已，反革命，反生产，反合作化，反纯洁高尚的恋爱，这就叫脱离政治吗？这是在讲另一个政治，我们再看看西方的文艺作品，哪个脱离了政治，都没有。特别是他卖给我们的那些作品，更没有脱离政治。不论是以艺术的旗号，还是商业的旗号打入我们市场的，背后都有他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

最可恨的是，拿了你的钱还要洗你的脑。比如说《色戒》不是政治吗？《色戒》就是既打着人性的旗号，又要赚你的钱，这就是政治。而相反呢，中国这方面是打了败仗的，我们输出到人家国家的电影，既没赚到钱，还要加倍说自己不好，到人家国家自己打耳光，去证明我们确实不好确实很糟糕，去迎合人家的政治。

但是这里讲毛泽东直面政治，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进入陷阱，那就是很多人认为，政治可以取代文艺，这是一个关键。毛泽东挑明了艺术离不开政治，它在政治的照耀之下，但是他没有否认艺术本身的价值，毛泽东本人就是非常讲究艺术技巧的，他自己也是一个大艺术家，所以他能将二者分开。

毛泽东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主要领袖之后，他又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就是苏联，因为苏联认为自己是马列主义的正宗传人啊，正宗衣钵啊。马克思是一个思想家，马克思没有“事业”，他并没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啊。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是苏联，苏联认为自己是正宗，要把自己的文艺理论输给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经过几次论争和会议之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形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一个创作理念。苏联也是强调艺术和政治的关系的，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但是很多苏联专家认为艺术就是政治，这是跟中国的不同。苏联认为艺术价值本身就有政治价值了，而毛泽东认为，艺术还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他认为文艺在不可脱离的政治之外还另有“艺术”，就如同人除了思想之外，还有相貌，还有身体，我们除了评价一个人的人品好不好之外，还可以说他身材真漂亮，这个人长的很凶，这些跟一个人的思想立场没有关系。一个好人可以长得很凶，一个坏人也可以长得很凶，这是另外的一个标准。毛泽东自己是文章大家，他自己的诗词文章就非常讲究。
我有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国“五四”以来，最好的白话文是毛泽东的文章，至少是之一。鲁迅的文章不是很好的白话文典范，鲁迅的文章，他深刻，他语言半白半文的，不是白话文的典范。胡适的更数不上，胡适的文章是小学生的语言，幼稚的语言。朱自清的文章呢，朱自清的文章偏柔弱。毛泽东说朱自清的文章不神气。李敖说自己是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人，我佩服李敖的勇气，李敖的文章也确实不错，但是李敖的文章跟朱自清相反，偏于火药味，火药味太浓，不够雅致。

而毛泽东的文章，他是用心探索的，尽管他是一个政治家，他每写一篇文章都咬文嚼字，遣词造句非常讲究，他的诗词文章是具有文学艺术的感人魅力的。他自己特别重视这一条，比如在他的《反对党八股》中，调侃八股，也给党八股列了八条罪状，其中第四条，“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他下面讲从哪里学习语言、怎么学习，这个话是对党内讲，但其实也是对所有的文字工作者讲的。

毛泽东在很多地方讲过怎么写文章、怎么跟人说话。他自己学习古代文学大师，特别讲究练字。由于汉字的精妙，往往在一个字两个字上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水平来，我举两个例子。比如京剧革命，最早一批戏里面有《智取威虎山》，这个戏毛泽东到现场去看。他很喜欢这部戏，喜欢杨子荣这个角色。《智取威虎山》讲解放军在东北剿匪，实际上是讲林彪的丰功伟绩，毛泽东的第一爱将。杨子荣“打虎上山”有一段唱，唱词是：“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天换人间”。毛泽东说，这句唱得好，但有一个字要改，“迎来春天换人间”，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大家体会，把“春天”改为“春色”，是不是好？这一下子味道就不一样了。迎来春天太直白了，迎来春色，马上一个形象就出来了。不仅是形象，还有一个诗词的平仄问题，迎来春天换人间不合平仄，迎来、春天、人，这三个都是平音节，中间加个仄就变成平仄平了，这就叫高手！（掌声）你再换就换不了，就定了。所以那一句是非常棒的！

毛泽东自己的诗词也是要修改的，五十年代《人民日报》啊，《诗刊》啊，约毛泽东的诗文。那个时候对毛没有那么高的个人崇拜，《人民日报》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作者，毛泽东的诗词来了也不给发在第一版，都发在报屁股上。有一次毛泽东的诗词寄去了，报社说某天要发表，毛泽东突然寄去了一封信，说先不要发表，我还要修改，他还很认真。《送瘟神》中有一句，他原来写的是：“红雨无心翻作浪，青山有意化为桥。”后来觉得这两句不好，改为：“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我也写旧体诗，我能体会，人在第一次写的时候往往就靠灵感，把这个意思先写下来，特别是“无心”什么什么，“有意”什么什么，这是个俗套，这很容易对上，无心有意，有心无意，这很容易对。但写完之后，他觉得这是个俗套，没有感觉，把有和无，改成随和着，“红雨随心翻作浪”，把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写得非常鲜活！“青山着意化为桥”这山和水都活了，这两句改得是非常好的！我在博客里专门写过这件事情。

当然我也指出了毛泽东改得不好的地方。他改得不好的地方恰恰不是遵照艺术规律，而是屈服于科学规律，他怕科学家给他挑错。也是这首诗，“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他原来写的是“坐地日行三万里”，后来请教科学家，科学家说地球转一圈正好是八万里，所以他改为“坐地日行八万里”。其实科学家说的是赤道，毛泽东并不住在赤道上，（大笑）呵呵，被科学家给忽悠了，所以他这就是太尊重科学家了。还有就是《七律•长征》，其中有一句他原来写的是“金沙浪泊悬崖暖”，当时这首诗已经传抄到海外，胡适就读到了这首诗，胡适认为毛泽东的诗写得很好，在旁边注释：可看。值得看，胡适认为毛泽东的诗写得不错，但他细品后，觉得有一句写错了，“望断南飞雁”，这是传抄出错了，传抄成“望渐南飞雁”，胡适还是很懂的，发现那块不对。这句胡适也认为写得不太好，后来果然毛泽东就改了这一句，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这一改就不一样了。

毛泽东在看清了政治标准的前提下，他是能够欣赏一切艺术的。他只是告诉你这里面有政治，他没有说合乎自己政治标准的就一定是好作品，不合乎自己政治标准的就不是好作品，他从来没这个意思。所以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动不动就讲《红楼梦》、《红与黑》。晚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孟回忆说，毛泽东愿意和青年人谈文学，他说要读《红与黑》，“《红与黑》这个作品很好啊”。工作人员说：《红与黑》不好，里面的于连，一个臭流氓。毛泽东说不对，说于连是一个资产阶级新生人物，他代表了新生力量等等。毛泽东他能够欣赏资产阶级文艺，他先搞清楚你的标准之后，他按照你的标准来理解你。

所以同样，他也是《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古典文学作品很深的研究专家。他虽然不专门搞这些研究，但他提出的论点，至少是自成一派。比如他说《水浒传》招安问题是一个关键。不是关键吗？就是关键，当然这个思想是从鲁迅那里一脉相承下来是。我们现在研究《水浒传》，也绕不过这个问题。还有《红楼梦》，那么多人研究来研究去，毛泽东一个人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红楼梦》那些丫鬟为什么甘心做奴才。这一个问题，所有人都注意宝哥哥林妹妹，没有人注意动不动就跳井了死了没人管的那些人。毛泽东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毛泽东说《红楼梦》第四回是个纲，他是一家之言。“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薛蟠打死人不偿命，这不是社会问题吗，这些问题和大观园最后的崩溃没有关系吗？下层人都活不好，宝哥哥能活得好吗？宝哥哥林妹妹这恋爱能谈好吗？谈不好。他是从一个高度来看问题的，没有因为《红楼梦》是一个封建社会文艺否定它。而毛泽东和别人谈话时，主要谈的都是封建社会文艺，他一张口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但是对毛泽东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很早就产生了误解，这也不是专门对毛泽东的误解，从革命文艺一开始就有。我们今天容易把毛泽东的思想理解为左，其实毛泽东是同时面对左右两翼。特别在他走上领导岗位，在他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的主要对立面是左，毛泽东一生很多力量是用在反左上，他的对立面海归派主要就是左的。中国革命就几乎断送在那个左上面。在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的时候，革命文艺几乎同时就诞生了，在邓中夏、张闻天这些人的那个时候，他们是早期文艺的创作者也是理论工作者。革命文艺一直在探索，革命文艺一直不成功，就是一直没有搞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所以早期的文艺就容易等同于标语口号。后来听人说，文艺有自己的价值，又在政治里面加上一些他们认为的所谓艺术。

我们现在有很多研究生、博士生在最近几年开始重新重视革命文艺，比如今年就有好几个学生在研究30年代“革命+恋爱”的文学。“革命+恋爱”文学后来受到批判，他们认为文艺首先是写革命的，怕革命不好看，里面加点恋爱的故事，就变成当时的革命畅销书。这其实是极左，后来就受到批判。搞不清楚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就容易把文艺搞成体现政治理念的标语口号。

30年代说文艺要脱离政治，始终脱离不了，还要有文艺来表现政治，结果它就是两张皮。今年不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吗？我们应实事求是说，这30年确实取得了很多成就，这个成就是应该歌颂的、应该肯定的。但是我们找不出好作品来，非常遗憾的这一点。我们如果肯定前30年的成就，有的是作品可拿出来。包括这30年创作的歌颂那30年的作品都可以找出来。但是你找一个作品歌颂这30年、歌颂得好的，找不出来，你想办法找，找不出来。我们年年春节晚会都拼命歌颂，为什么歌颂不好呢？它没有搞清楚文艺和政治的关系。

每年春晚，一上来就弄一帮牛鬼蛇神喊：今儿呀今儿呀真呀真高兴，今儿呀嘛今儿，真高兴，反正今儿就是好日子。（大笑）搞得老百姓特别恶心。哪怕你今天确实过得很高兴，被它一弄，就特别恶心。我想春节晚会花那么多钱，动员了全国这么多精英，怎么脑筋就这么僵化啊！我们真心想给改革开放说点好话，都找不出一点好的形式来。当前我们这个主旋律文艺处在一个僵化的状态，所以就变成人们反感的一种文艺形式。所以春晚有的人前十五分钟是不看的，从十五分钟开始看起，说前面都没用，前面都一样，一群大头娃娃，蹦出来一阵乱叫。每年都这样。我是忍着每年都必须得看——看完了要写文章批判啊。（大笑
这个标语口号式文艺从20年代就有，所以毛泽东一个主要力量就是批判他们，不让他们这样做，但是它的力量很强。一直到文革中都有很多。我刚才批判春晚现象，其实在文革中就有。文革中有好的艺术，也有庸俗的艺术。
毛泽东文艺思想第二个重要方面，我认为是：人民文艺观。我在80年代上北大中文系以后，学了很多西方文艺理论，其中有一个阶段，是钱理群老师指导我们去读了一批书，叫做“接受美学”。这是80年代很时髦的，它强调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研究文艺作品。因为传统的文学研究都是从作者角度来研究。我们一些文学史，都是怎么写的呢？某个朝代、某个时间段有个什么什么现象，从政治经济文化讲，然后讲有一个什么作家，小时候，父母双亡出去学徒，后来怎么走上创造道路，哪年写了什么作品，作品思想艺术怎么怎么样……这是传统的讲法。

而接受美学它强调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这当时给中国的批评界带来了很大启发。但是这些书看了之后，我觉得并不新鲜，我说这东西中国有啊，它只不过不叫接受美学而已，我们中国从来就有一种力量，一种声音在强调受众，强调读者。你看我们传统白话小说里，动不动就说“看官看官”，它为什么老叫看官看官呢，你写自己小说好了，你叫看官，你叫谁呢？因为你这并不是评书啊。如果是评书，在茶馆里说“各位”如何如何。它这是拟话本，它本身不是为了去演讲的，不是为单田芳写的，它写了也是印在书上卖出去，你回家自己读，你读的时候，里边老把你叫看官看官啊——它就是重视读者，老要纠正你，就怕你不懂，哪个地方怕你不懂就给你解释。所以我觉得毛泽东的这个人民文艺观它也是直面这个事实，它把面纱挑开了，它把这个问题倒过来讲了。

这里首先不讲文艺是怎么创作的，不讲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他首先讲文艺为什么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很重要，这从马列文论来讲的话是又进了一步，但它也是继承中国传统的。西方人认为文学艺术是为神创作的，有圣经之后是为上帝，有圣经之前，古希腊也是为神的，古希腊的那个悲剧是怎么产生的？娱神，丰收季节向神表示感谢，所以它是为神而演出的文艺。我们上古的时候，南方一代的风俗，楚辞为代表的也是这样的。楚文化也是为神的，但是后来楚汉相争，不是北方文化取得胜利了吗？北方文化取得胜利有得有失，失可能是少了一点浪漫，少了一点妖魔鬼怪的东西，北方文化是理性的，不讲为神，是直接为人的。

西方有了基督教之后呢，要为教会服务，包括文艺复兴那些伟大的作品，其实一开始都是打着为教会的幌子创作出来的，所以它叫“复兴”，不敢叫“创新”。既然从为什么人的角度来考虑文艺创作，那中国的二十世纪前半叶，最大的任务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要动员最大多数的人口，那么文艺作为建立国家的最核心的武器之一，当然他要为最大多数的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人民文艺观形成的一个背景。

很多学者一说毛泽东的文艺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我们今天已经看不起工农兵了，工农兵今天毫无地位了。我前几天的博客说到工人阶级，我说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以来的三十年，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区别就在于，前三十年是七亿人民专政七百万地富反坏右，后三十年是七百万富豪权贵压榨剥削十四亿人民，这是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掌声）就工人阶级来说，前三十年工人阶级是老大哥，领导一切，现在工人阶级是三孙子，被一切领导。因为今天工人农民没有地位，所以我们今天一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好像这是低层次的文艺似的，这是没有经过反思的想当然啊。为工农兵的作品不一定就是低层次的，而且毛泽东当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并不仅仅是为工农兵，毛泽东当时讲了四种人，工、农、兵，他特别还讲了第四种：小资，我们今天大多数人都成小资了，在坐的很多都是小资啊，毛泽东明确的讲啊，文艺也要为小资服务。

我们读一下这一段，他说：“文艺要为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就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讲了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很清楚工人是领导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中国革命的特色是无产阶级性质，但成员多是农民，就是农民干无产阶级的事情）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过去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现在是保卫国家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专门有第四条）劳动群众及知识分子。（他这里还专门讲到了知识分子，他们也都是革命的同盟者，）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下一个自然段：“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明确提出了四种人，这是毛泽东讲的人民是什么。那么毛泽东前面说了，他为什么不为那剩下的百分之几的人服务呢？因为肯定有其他文艺为他们服务的，不需要专门提倡！（笑声）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是肯定有人为他们服务的，不需要政府提倡。政府就是要有一个倾向，是有偏有向的这么一个机构嘛。政府的功能就是要照顾弱势群体。就要照顾工农兵，那些太太老爷们从来就有人为他们服务，不需要政府专门号召，更不需要有人说“我们社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干部和企业家”，不需要这样的论点出现。毛泽东是第一个把这个问题挑明了的，文艺首先有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当然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之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幌子。

我看这一届政府还是很重视人民这个词的，我们大家都密切关注到了，最近胡锦涛主席的讲话里，又多次提到问计于民啊，问需于民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为人民，这应该是共产党文化的一个核心的理念。

解决了为谁的问题，下面就是怎么为，所以毛泽东用很多的篇幅讲“如何为”的问题。

你要说为人民服务，大多数人都能同意，你说为工农兵服务，一些人也能同意。下面是如何为的问题。我觉得过去半个世纪中，文艺界的风风雨雨，很多矛盾，很多错误啊，很多做得过分的地方，可能都是在于这个“如何”二字上，没有解决好“如何为”的问题。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如何为人民，你自己首先应该是人民——这个问题要解决就难了啊。中国文化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这是中国的特点，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向西方学习。西方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强的阶层意识，他认为就是一个工作，我当教授也好，记者也好，它只是一个工作，没有“读书人”这样一个神圣的概念，中国人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一旦是“读书人”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我是读书人啊，读书人就不是老百姓，所以中国人很多说老百姓的时候啊，不包括自己，说“老百姓如何如何，别跟老百姓一般见识，他老百姓”，都是这样说。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毛泽东用过很多招，让知识分子变成老百姓，让知识分子到老百姓中去。但我觉得他有些做法可能有点过火了，做得急躁了，比如说办五七干校啊，让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啊，让干部去劳动啊，他的意思让你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你自己能不能成为人民，成不了你也可以了解他们是怎么生活的，结果呢弄得人人怨恨，都认为自己受了迫害了，怨声载道。

毛泽东认为，首先要向人民学习。你如果老以为自己比人民高，你的感情问题就始终解决不了。所以从延安整风到文革，一直在转变观念，转变情绪。你想让知识分子发自肺腑的认为自己还有不如老百姓的地方，这很难。他可以写的很好，可以在纸面上写，但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他如果没有跟老百姓在一个炕头上睡过觉，在一个猪圈里喂过猪，一个地里干过活，他不能认为自己不如老百姓。他总觉得读书人就是高。

这个其实很难办，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因为我原来就生活在市民圈里，现在就生活在知识分子堆里，我就知道我现在这个群体绝对看不起我过去那个群体。他们都拼命掩盖自己的出身，有机会就讲自己的祖上是大家族。我们小时候有机会都讲自己祖上是贫下中农，他们都讲自己祖上是大家族，都跟李莲英他们家有什么联系，都这样讲。

所以毛泽东讲要放下架子，深入人民，然后了解，体验，打成一片。我现在想起来这几点都是很难做到的，我自己也做得不好啊。我很有意识的去这样做，我有机会就跟三教九流的人交往，在路边，在一般的卫生条件非常差的饭馆吃饭，我有机会就做公共汽车，坐地铁，跟众人坐到一块。但是我坐公共汽车很麻烦，有时他们都认识我，一帮人围着我傻笑，不是我想跟他们打成一片，是他们要跟我打成一片，呵呵。

但我还是努力这样做，可是当我一反省的时候，觉得还是跟他们不一样，当然有这个自省是不容易的，但有时候就是做不到，有时候在我看来只看到他们生活好的一面了，比如我经常羡慕那个卖馒头的，这小两口过的多幸福啊，每天白天卖这么多馒头，晚上随便生孩子，是吧?上边也没人管这个，其乐融融的，不用考试，不用交论文。我很羡慕他们，但是我想，这是表面，他一定有他的痛处，他有他受欺压的那一面，只是我没看到，所以我在想，只有这样打成一片之后，你才能反过来去引导人民，号召人民，教育人民。

毛泽东是知识分子，他小时候是农民，后来工人，士兵，他都干过，最基层的他都干过。他在苏维埃共和国当主席的时候，被海归派排挤的时候，去干过后勤工作，后方的工作也知道，怎么“催租逼债”啊，怎么摊牌粮食啊，怎么搞卫生医院啊，怎么搞工会啊，这些都知道。他了解各个领域，所以他说：“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看的比小资产阶级不重要的。而在实际上有些同志比较注意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去一块去接近工农兵，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他对知识分子看得很清楚，他们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多，这也是现代文学主要成就所在。一部现代文学史，很多作品一写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写得很好很成功，写工农兵群众就写得不成功，写旧人物成功，写新人物不成功，不论鲁迅、老舍、巴金，都一样，他们的伟大成就都在于描写肮脏的旧社会，写那些浑身是缺点的人物，写他们写得好，真正写工农兵，写得不好。

鲁迅笔下有成功的农民形象，但都是落后的愚昧的农民，鲁迅自己也没有看到农民身上的闪光点，因为他没有接触到。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大批地去接触，“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到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资产阶级出生的知识分子给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进行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缺乏接触、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少知心朋友”，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知心的工农兵朋友，你有吗？如果你的自行车坏了，有没有师傅免费给你修理？有没有一个师傅可以免费给你理发？你有这样的朋友吗？你在路上受了欺负，你一个电话，有哥们来帮你打架吗？（笑声）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知识分子，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 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生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民谚，民间壁画等）他们有时候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了猎奇，为了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了追求其中的落后的东西而爱的。”老毛讲的非常对啊。我们现在很多所谓先锋艺术也到工农兵中间去吸取营养，吸取灵感，但是吸取的恰恰是其中应该被抛弃的、落后的部分。你那样做并不是真正的爱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猎奇。比如说找中国的一个犄角旮旯的一个很恶心的东西把它展示出来当艺术品，这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毛泽东这样讲就是已经把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看透了。下面就是怎么操作，关键是这个操作，非常难。
今天很多作品啊，——因为今天《宪法》上规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是要展现人民群众，展现革命斗争，但是大多数作品为什么展现的不好？就是因为创作者没有感情，不了解工农兵是什么？所以我现在打开电视，最不能看历史题材的作品。某些没法看，除了少数像《亮剑》这类作品。一些抗日战争的作品，写八路军的，写解放军的，你一看哪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都是一群油头粉面的流氓嘛，吃得胖乎乎的，又白又胖，完了，衣服都是新做的，都是剧组新买的，没法看，他们不懂什么叫工农兵，展示得不好。这是我讲的毛泽东人民文艺观。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全面开放。打通古今中外，毛泽东历来主张向一切学习，我们党内党外的文艺思想啊都分各种派别，政治上分很多派，文艺上的派更复杂。我是搞现代文艺研究的，我就知道光一个新文学内部就分多少派。现代文学它跟古代文学的一个区别是，现代文学具有严重的党派性，现代文学一出世就把古代文学踩倒在地，一直说自己好。文学研究会一出来就是批判鸳鸯蝴蝶派，然后创造社出来批判文学研究会，后面就是革命作家出来批判鲁迅，就是一拨批评前一拨。所以新文学内部是山头林立，新文学和旧文学是两大派别，新文学内部分化就很严重啊，抗战以后又分了好几块，所以你看看我们的作协、文联，他们内部的矛盾谁也搞不清楚。

很多人奇怪中央为什么让铁凝同志当了主席呢？就是因为摆不平这些山头，争来争去你说让谁来当这个主席呢？谁也当不好，干脆，我们找个年轻小姑娘来当——当然她也不年轻了，有50了吧——（笑）当然总比70岁的好办，找这么一个大家都没话说的人。就是说这文艺界太难办。本来一个文联就能包括了吧，为什么另外还要搞一个作协呢？就是有些人没法办，另外搞一个山头给他管。（笑）这个文艺呀，可能是比政治还要复杂。而各个派别呢，都有一套自己的独门“剑法”。有的想，我们就是要全盘学习苏联，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创造了灿烂的文艺，有大文豪高尔基，这个那个的，所以我们就向苏联学习好了。有苏联派，还有美国派、希腊派、本土派什么的。

毛泽东主张，向所有的领域开放。所以他这个思想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思想。但是这个开放是有主体的开放，要立足于当下时空。毛泽东像一个高明的棋手一样，永远看明白现在的形势——现在，我实力多少，敌人实力多少，我现在的任务是什么。

在全面开放的这个思想下，他特别强调民间，因为这是以往受到忽视的，也是中国立国最容易被忘掉的一块。我们现在，你看，向外国学习不用再号召了吧，都知道向外国学习。这些年又弘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也不用再弘扬了吧，起码这个调子唱得很高了。我们现在忽视了什么呢？我们忽视的就是民间这一块。我们的学术界、政治界，我们的领导，我们的教授，这方面的声音都不够，没有强调宝贝就在民间呐，宝贝就在那些卖馒头的、卖面条的手里呢。他们身上有非常宝贵的，值得挖掘的东西。你去听听他们说话，你去跟那些的哥聊聊天。“礼失求诸野”，不是到穷乡僻壤去找，我们身边就有。所以毛泽东讲的这个开放是立足民间、背靠古典、面向外国。他讲的这个外国，不仅是苏联。

毛泽东这个人的伟大在于，他那个时候，中国特别特别需要苏联帮助，中国共产党急需苏联帮助的时候，他都没有一边倒。抗战时期，共产党为什么那么蓬勃兴旺啊，全世界都说好啊，美国都说好。抗战时期共产党不仅跟苏联关系好，跟美国关系也非常好，好多东西都学习。他讲政治、讲阶级、讲立场，讲了之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学习了。如果不讲反而要警惕，但是讲了之后就可以学习了。从这几方面吸取资源，目的就是建立中国气派的文艺。毛泽东很强调“气派”这个词。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中文系的学生、中文系的研究生。我们古代文学理论有很多概念，有意境，有境界，有风骨，有肌理，等等，这些都可以写成专门的论文，但是好像没有研究气派的。“气派”这个概念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这是可以做题目的。毛泽东很强调中国气派。你看我们读某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一读就有那个国家的味道。比方好莱坞电影，一看就是好莱坞，就是美国气派，法国作品有法国气派，俄罗斯有俄罗斯气派，东欧有东欧气派，米兰•昆德拉，一读就是他的作品。那么中国是什么气派呢？

我开头讲的那个基督教文学的罪恶感、恐惧感，这不是中国气派，中国文艺有自己的精神风貌。毛泽东讲的中国气派，我觉得是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清新而刚健的风格。这种风格是合乎中国文化的，也是呼应中国传统儒家文艺观的。儒家文艺观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文艺作品是反映人的喜怒悲欢的，反映人的七情六欲的，但是要节制，总体上要向上，要健康，要积极，“天行健”的思想。可以欢乐，但是“乐而不淫”，你别乐到腐败的程度。“哀而不伤”，有悲伤，但是不要摧毁精神，把人看得萎靡不振，看完之后自杀，这个不好。你看西方很多人读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看完之后自杀了，中国没有这样的作品，没有看完之后自杀的。所以王蒙先生说得好，说西方人傻呀，都上了歌德的当了，歌德写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他们看了都自杀了。可歌德没自杀啊！（笑）歌德活到八十多。我觉得王蒙很智慧呀，他说得对。中国不提倡这样的作品。

所以你看看毛泽东时代的文艺就是这样，很快乐，也有很悲伤的，比如说有很多人牺牲了，但你看了之后，还是给你力量。我今年春天从日本回来，在路边买的第一本书是《林海雪原》，放在电视旁边，吃饭的时候读上一段儿，读了大半年，前几天才读完。我觉得《林海雪原》就是这样的作品呀，它里边儿也写土匪杀老百姓，杀战士，杀了很多，你感到很愤怒，但是看过了之后你不会伤，没有伤了你。不渲染这种生理刺激场面。这是中国文艺的一种特质。

我记得好像70年代末，第一次看了一个香港电影，是渲染暴力的生理刺激的。——最早还不是香港，最早看了一个北朝鲜电影，讲革命者打入敌人内部，一个地下斗争的片子，我就明显感到跟中国电影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有那个严刑拷打的场面，这跟中国不一样。你看中国的革命者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拷打就用那个蒙太奇镜头一摇，你看见的是墙上的影子，墙上有一个皮鞭挥下来的影子。那个镜头不会正对着皮鞭，皮鞭子“啪”抽下去，那个肉就开了，中国电影没有这样的，这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中国人不直接展示那个生理刺激的东西，让你意识到革命者，或者好人正在受难，就行了，而不去渲染那个灾难本身。但是其他民族的文艺不是这样。很多民族是要渲染这个灾难。比如演地震，他非要演得逼真，一个大石头下来眼睁睁把一个人砸成肉饼。他用特技也好，用电脑也好，一定要展示这个。好莱坞大片就很炫耀这个，比如追车的镜头，看着一个大货车把十几个小车压瘪，在公路上爆炸，然后人从那里面翻出来。大片，看着过瘾。这不符合中国的文艺观，中国人认为这些东西展现出来对人性不利，对人性是不好的。所以这不是中国气派。
当然中国气派不是光我说的这么几句能够概括的，我就是讲了一个主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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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点，毛泽东文艺思想强调百花齐放，鼓励创新。

我这儿有一本《最新指示》，里边1967年《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叫《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里发表了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几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后边这个“洋为中用”，是从张之洞的思想来的，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毛泽东的思想是和晚清洋务派、桐城派的思想有渊源的，毛泽东少年时候崇拜曾国藩，他很多思想都是湘军的思想。曾国藩治军、待人的思想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包括毛泽东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从曾国藩那儿来的，都是湘军的治军理念。在毛的思想下，出现了大规模的创新。

我们看毛泽东时代，从延安开始，从赵树理开始，一直到1976年，再延续下去到77、78，中国文艺界是大规模创新浪潮。这个创新是激情创新，是真情创新，而不是挖空心思，闭门造车，骗了国家一笔科研经费，在家里关着门儿的“创新”，不是。那时很多作品都是人类文学史上未曾有过的，在某个方面别开生面的。比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你说它是什么作品？它不是民间故事，它也不是“五四”式的文艺，它也不是西方的文艺，你到哪种作品里能找出“三仙姑”这样的人物来？这是赵树理的创新。孙犁的《荷花淀》——我10月份到白洋淀开会，去瞻仰孙犁的雕像，有一个孙犁纪念馆——写那么残酷的抗日战争能写得那么美。《荷花淀》写得诗情画意，哪有那么写战争的？这是创新。歌剧《白毛女》是创新，京剧《逼上梁山》是创新，毛泽东专门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如果要追溯京剧革命的话，要追溯到《逼上梁山》。京剧领域创新多了，《逼上梁山》，后来的《野猪林》。现在不演那个大片《梅兰芳》吗，梅兰芳为什么是了不起的艺术家？梅兰芳就是京剧里的革命派，梅兰芳是一路创新的。特别是解放后，他们不再是“戏子”，解放后他们是“艺术家”，解放后他们都成了政协委员，可以跟国家领导人探讨国家大事，政治上获得这么高的地位，所以他们把精力投入到艺术创新上去。梅兰芳演的《穆桂英挂帅》，你看跟传统京剧一样吗？已经不一样了，文学艺术上进步一大块，那是一个严整的文学的剧本。它的思想，一个是保家卫国——《穆桂英挂帅》其实呼应的就是抗美援朝——还有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还有后来的《杨门女将》。

解放以后各种曲艺形式，都得到极大的提高，登堂入室，成了文学。很多相声就改编自小说。《买猴》这样的作品都成了经典，还有《夜行记》呀什么的。从小说来看，发明了革命武侠小说、革命言情小说，这都没有人教，不是大学教授教出来的，都是工农兵作者们自己的创造。

戏剧界的创新更多了。“样板戏”是来自于京剧革命。样板戏并不是文革搞的，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传统戏就不叫座、不上座了，戏剧不革命是没人看的，不演现代戏老演传统戏是不行的。最早的现代戏是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然后受到领导重视的。还有中国的歌剧创新。中国原来没有歌剧，西方有歌剧，我们中国就搞出自己的歌剧来了，《洪湖赤卫队》、《刘三姐》、《阿诗玛》。我们现在有中国歌剧吗？我们辛辛苦苦搞出来的歌剧没了。你说祝贺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搞一台歌剧多好啊？搞一台歌剧，用那个咏叹调唱一唱，“今天是个好日子”，多好啊（笑），没有！我们民族音乐已经被摧毁掉了。更不要说《东方红》，《东方红》那已经是经典了。

《东方红》没花几个钱，两个月时间排出来的，因为到了那年暑假的时候周恩来才想起来，今年建国15周年，搞个晚会吧，国庆演一演。所以暑假才排的，随便找了点儿人一演，就那个水平，（笑）而且也没给他们什么补助。周恩来给他们一个精神补助，有意给他们透露一个小道消息 ，说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笑）这些人非常高兴，完了一宿不睡呀，要演好这个《东方红》。（笑）还有文革中数不尽的艺术形式，我们今天都看不到了。我们今天的艺术形式太单调了，打开电视就一个人唱，后面几个人群魔乱舞，（笑）就这一种形式。当然不仅是这样的，或者流行走下台来握握手什么的，就这一种方式。

我记得小时候数不尽的创新。那时候没有“创新”这个词儿，就是说你想个什么花样，咱们演个什么节目。几个人想个什么什么东西，像流行的什么“对口词”啊，“ 三句半”啊，各种唱啊。唱歌就有多少种唱法，无穷的组合变换。现在更多的就是什么花儿乐队呀，什么什么乐队呀，都一样，千篇一律。那个时候的唱是各种各样的，三人坐着俩人站着，或者俩人化妆仨人不化妆呀，各种表演唱、活报剧。我们当时觉得这都是工农兵艺术，现在才知道人家西方管这叫“先锋艺术”，（笑）在西方是最时髦、最赚钱的，先锋艺术！在小剧场演出，票价可高了。但是我们那时候拿这个“先锋艺术”当干粮吃，（笑）为大众服务的。

所以我说改革开放之前，没有那么多出去吃饭喝酒的机会，那时候请客吃饭机会很少，但是演节目的机会是天天都有，三天两头就演节目。哪个单位哪个学校不演节目？我们不是自己像傻子一样，看电视崇拜明星，不是！自己都参与，参与创作、参与演出、参与讨论。我们现在是经常去吃饭喝酒，但是看节目的机会却少了。西方这种先锋艺术呢，还是跟我们有不同的地方，它主要是痛苦，它演出形式也痛苦。

百花齐放、鼓励创新这一点，要澄清一个概念。有人说你百花齐放怎么还有那么多文艺运动，还有大批判呢？这里说到“百花”，前提是“花”，不包括毒草。（笑）任何国家它都是讲政治的。日本能够允许上演《地道战》、《地雷战》吗？（笑）你不是自由吗，你不是民主吗，民主？你给我演一个礼拜《地道战》看看？《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枪声》、《平原游击队》，你演吧。他肯定不干，这么演他的大臣都得辞职，老百姓也不会干的。按照它的标准，这是“毒草”。

百花齐放的前提是大家都是“花”，然后这个“花”可以百花齐放，毒草不行。但是问题产生在这里，“花”和“草”的界限在哪里，什么是“花”，什么是“草”？这个事儿毛泽东就没有说法，他也可能觉得这不该他管。所以这个“花”和“草”的界限往往掌握在具体的官员手里。中国的事儿十之八九是坏在官吏手里。所以政治学家说中国并不是官本位，是“吏本位”，中国的事都坏在吏手里。比如我们老给北大提意见，也老给北大校长提意见，其实我知道北大校长是冤枉的，很多事儿他根本管不了。中央命令你当北大校长，来了，他一个科长都指挥不了。所有的事都归这些科长、处长管。

咱北京市王岐山市长，离开北京之前说了一句实话，说在北京干了这些年我终于明白了，北京的事儿全部掌握在“处男”“处女”手里，（笑）就是掌握在男处长、女处长手里。他说的是对的，有些事你跟市长说了没用，你得把这些“处男”“处女”摆平。但是你摆不平啊。所以“花”和“草”的问题往往坏在这些人手里。文革，特别是文革后期一些极左错误，在于哪儿呢？——全盘否定十七年。

这种提法必然要伤害到一大群作品和作品的创作者，和作家。所以这是文革的极左错误之一。样板戏很好，但是样板戏在文革中太强势了，弄得各村各县都要演样板戏，啊，一个老太太根本就没演出过，弄个白毛巾装李奶奶沙奶奶，结果物极必反，使很多文革过来的人反感样板戏，你跟他们说，他们情感上接受不了，特别是有的老同志说，当年我被批斗的时候喇叭里就放的样板戏，所以我今天一听样板戏我就仇恨，我就恨。我说那个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时候放着贝多芬的音乐呀，你能说贝多芬不好吗？他说反正我接受不了。所以我很理解这些老同志的心情，确实是，他那个时候个人受过委屈、受过迫害。

所以全盘否定前一个时期，这种思维模式我认为应该终结了，改变这种思维模式才是真正的对文革的纠偏。文革的错误到底在哪里，我们今天怎么来清理文革？是不能再用文革中那样的极端思维来思考，就是认为他有问题，就把他打成毒草，然后把这个作者下放，这种方式是不对的。

这里就涉及到了我最后要谈的一点，最后谈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局限。毛泽东首先是了不起的政治家、革命家，还有伟大的军事家，这都是定论了，他的敌人也要承认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他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他几个身份集于一身。他本来是一个造反者，是一个革命者，代表最广大弱势群体的这样一个代言人。后来他成功了，因为他太伟大，他迅速成功了，他以为解放战争打五年，三年就成功了。然后就当了这个国家的伟大领袖，而且他不光是行政上伟大领袖，也是思想上伟大领袖，这是千古没有的，你说古代哪个朝代再伟大，说咱们这个朝代就遵照嬴政的思想啊。没有这个思想呀，咱们每天学习刘邦的思想……没有，再伟大的皇帝他没有思想。
只有毛泽东，他虽然不叫皇帝但他是精神领袖。还有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是国家领导人，但他骨子里是“反国家”的，他当了国家领导人，他还站在农民立场，他还要站在老百姓立场，他觉得这个国家机器挺讨厌。他是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他自己说了，他说我是最大的反党头子。所以，前三十年的很多矛盾是毛泽东与共产党的矛盾，他认为我们是革命党，今天我们成了执政党了，不能丧失革命精神，以前我们反对别人当官做老爷，现在我们自己当官做老爷了，你们家里都有车了，你们孩子上学都坐车去，这怎么能行？他看不惯。但是他这个看不惯是孤立的，他周围的人不同意，他周围的人跟不上他的思想。那些人说，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的天下呀，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多少人都死了，今天好不容易打下天下来了，我就吃两口好饭吃点肉，你就这样对待我们呀？

大家知道解放初最大的贪污，枪毙的那两个，那两个你说犯得有多大罪过？放在今天算什么呀？放在今天什么也不算。我看了刘青山张子善那个罪行，解放前枪林弹雨呀，被敌人抓去过，有时候好几天为了送情报吃不上饭，所以解放了拼命吃，到哪块都要吃，而且吃得很刁，鸡要新杀的，非要吃新杀的鸡不可。在天津当地委书记，大冬天的忽然想吃韭菜馅水饺——今天很容易满足，但是那时候冬天没有韭菜，那怎么办呢？听说北京四季青的暖窖里有韭菜，专门派人到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买了韭菜，回去包了韭菜馅水饺，吃了特高兴。

此事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拍案大怒：我党干部，腐化至此！所以毛泽东恨许多共产党干部，他就是看不惯他们，他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他主要关心这些问题，他很多问题是站在这个高度来看的，所以他看文艺是俯视的，从外向里看的，他不是不重视文艺本身，但是为了文艺外部的很多政治任务，特别是后来中国受到两面夹击，又反帝又反修，他不想当任何一个人的傀儡。其实像中国这个情况，如果换一个领导人，你抱着一家就可以了，你或者抱着美国或者抱着苏联，你闷头发财呗，跟日本人似的，日本人就抱着美国，闷头发财。

毛泽东不愿意这样，他要争的是一口气，我就不抱着你，我还要发展经济，我还要搞原子弹，我还不听你话！他就是这样的。为了反帝反修，所以内部就走了极端。在文艺问题上，毛泽东可能过分强调了工具论和服务论。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没错的，但是文艺不能够永远时时处处都为政治服务，他这个强调可能过分了。我不知道我这个说法是不是对。对文艺内部的问题，他论述的较少，他一眼看上去都是政治问题。他看的那个问题是对的，但是他的身份影响别人也都这么看，而且再往下层影响呢，就必须都这么看不可。比如那个时候要写一篇文章《论贾宝玉的爱情悲剧》，里边如果不谈阶级斗争好像就不行，你本来不谈阶级斗争也可以谈谈爱情悲剧。

还有，他对文艺工作者的素质寄希望过高，他以为他这么一讲，你们都是聪明人，咱就这么一做就行了吧？但是这支队伍内部，矛盾甚深，不是他想的那样。往往利用各种运动来打击迫害异己，有些是思想矛盾，有些就是个人恩怨，有些是个人品质问题，有些时候是公报私仇。比如现在咱们来一场政治运动，我相信一定有学生来报复我，比如哪次考试他嫌我给他分数低啦，找个政治帽子给我扣上，把我打一顿，从楼上推下去，都有可能（笑），完全可能的。有些事情是个人恩怨。不能说这个学生就是迫害教授，说他仇恨教授，不是，他可能就是跟我个人有个私仇，天下一乱就是这样。

后来的文艺走向极左，我觉得毛泽东自己应该负比较大的责任。还有，我刚才不是讲毛泽东说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吗？刚才讲了，明确强调四种人，工农兵加上小资。但是到了文革中，毛泽东把小资去掉了，1967年《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讲：“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三个服务。在这段话中你注意跟42年座谈会对比，去掉了他专门提出的小资，去掉这一块我觉得很重要，因为随着国家现代化，城市里的小资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上了高中，上了大学，小资其实我们现在是个调侃的说法，严肃地说，是社会的重要组成力量。我们今天搞和谐社会，我觉得解决工农问题固然重要，但有一个问题可能中央没有重视到，现在越来越重要的是小资问题。明年可能有600万大学生将要找不到工作，至少已经宣布150万找不到了，如果6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话，这600万小资可不得了，600万小资的力量相当于3000万工农，他就在城市里，还能说会道的，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文革中，小资思想受到无情的批判，我觉得这也是过分了。我举一个例子，我在博客里也讲过，有一个样板戏叫《海港》，《海港》不是战争背景的，讲的是现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海港》这部戏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就是安心不安心码头工人这份工作。当然为了这个戏有冲突，里边安排了一个阶级敌人，这个阶级敌人是外在的，其实主要的冲突就是两种思想。有一个青年工人叫韩小强，他是一个共青团员，高中生，高中生当时算知识分子，毕业了来当码头工人，他不安心工作，不安心工作他想干什么？人家也没想干别的，他想当一个海员，他掏出工作证来说：“工作证呀工作证，什么时候能把你换成海员证？”我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正常的想法，人往高处走嘛，他是一个码头工人，现在想当一个海员，我认为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海港》这个戏——这个戏在艺术上是很好的，唱腔非常棒——在思想问题上我觉得小题大做了。就把这个问题上纲，结果大家就反复做工作批判他，说你这思想不对，其实人家韩小强说了，我当海员是为了什么？是驾驶着我们自己祖国的远洋货轮，乘风破浪，然后加了一句：周游世界。（笑）他要不说周游世界还是对的，驾驶我们自己的远洋货轮乘风破浪，这不挺好吗？但他多说了一句：周游世界。

其实我觉得非常对呀，我们每个人问自己，我们自己不这样想吗？我也这样想呀，我愿意做一件事既给国家带来好处我自己也有好处，我觉得这挺好。如果把我这种思想都批判了，我觉得大多数人不能接受。或者你强行批判我，我勉强写个检讨书，我心里还是不服的。所以我觉得《海港》这个戏的思想就过分了。

我们前三十年的错误有左有右，但文艺方面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因为那个时候的文艺是高于生活的，舞台上很纯洁。生活上其实没那么纯洁。现在很多人拿舞台去比照生活，说我们过去是一个禁欲的时代，那是胡说八道。生活中根本就没有那么一个时代。即使在文革中，我生活的那个城市，男女关系是非常随便的，我就没看到过有禁欲这一说。正因为生活上是庸俗的，大家都讲究吃喝，成天打沙发呀、织毛衣呀，穿连衣裙呀，没事议论江青穿什么衣服呀。老百姓都是这么过的。你以为老百姓都跟样板戏里那么生活吗？才不是呢。艺术是高于生活的，但是这些生活中的庸俗的场面到80年代的艺术作品中才得到反应。文艺观念变了，80年代的文艺是生活中有什么写什么。

六七十年代的文艺写的要比生活中高一点，要提升，写了人的缺点，但是最后这个缺点要得到改正，或者有改正的希望。这种太强调服务、太强调工具的思想，我不敢断定这就是毛的错误，也许那个时代只能这样做，因为我们没有设身处地。他处在那个位置，看到这个大雪压青松八面来风那种国家的状况。我们生活得很安全，我们体会不到他在那个浪尖上，他一个人顶着五洲风云，我们可能体会不到他的心境。但是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局限和遗憾。

从生活的总分上来说，我总是喜欢80年代，我认为80年代是一个平衡的时代，艺术与生活是平衡的。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后期他也发现了问题，他忽然觉得百花齐放，百花的样数少了，不是数量少了。今天说文革中只有8个样板戏一个浩然，这是造谣污蔑。文革中作品多了去了，铺天盖地。文艺杂志很多，长篇小说一百部一百部的出版。这么说的人自己肯定是小时候没读书，我不知道他五六十岁怎么活的，那时候不读书，那被批判也是应该的，谁让你不读书呢？那么多小说，我举一下，连小人书他们都没读过。《闪闪的红星》都没读过，《大刀记》都没读过，《矿山风云》、《渔岛怒潮》、《桐柏英雄》全没读过。这种作品多了，但是呢，风格少了，毛泽东说百花齐放样式没那麽多，是风格少了，所以毛泽东后期特意为一些具体作品做了批示。比如《创业》，文革后期有《创业》呀、《海霞》呀，那些批判者对《创业》这部作品也要批判，毛泽东认为是过分了，特别写了“此篇无大过”。让他们通过发行，不要搞那么多帽子来扣。

毛泽东文艺思想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他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创作，要求知识分子走向民间，这都对，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似乎存在一个包办代替的问题。他领导一个队伍，这个队伍来为人民服务，在战争年代是可以这样的，现在这个国家已经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了，老这样代替，从知识分子角度说，知识分子不堪重负，知识分子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所以你看建国以后，老一代作家基本没有新的创作，他们跟不上时代；新的作家呢，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文化积累，好多重要作品的作者文化水平不高，包括我刚才说的《林海雪原》。曲波，刚刚从战场上下来，怀着对战友的激情，写这样一个小说，文笔的确是不太好，如果换一个大作家来写，能写得非常好，或者合作来写。如果不能让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按照这个路线建设文化，总会留下遗憾。

这是我对毛文艺思想的遗憾说几点，时间太久了，我对毛总体上的研究是不够的，我只能略谈几点，作为入口，今后大家可以从这个口进去，说得不对的也请大家批评。我说这些，是希望中国当下的文艺能够恢复为人民服务的传统，恢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个“人民”，在今天，我们要扩大他的内涵，不仅包括工农兵小资，我认为应该把中产阶级都包含进来，最大多数的人民，只要是爱国的，不主张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什么都好谈。不主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都属于人民。我们这个文化的性质，还应该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定语。这三个定语毛都有解释，民族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我觉得这条是很重要的；科学的就是主张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大众的，就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最后这一句，我们没有，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遗憾，应该最后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不是我们教给他们的卖给他们的，都不是，是他们自己的文化。我们现在的文艺是混杂的，问题很大，但是能够感到始终还是有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延续，是有的，每年都有这样的作品，前两年我提过一些，像什么《星火》呀，像《亮剑》呀，这样的优秀作品。特别是我们的民心还在，你能感到老百姓对现在的文艺不满，今年出现了“山寨春晚”事件，我说今年人民群众组织了很多英勇的“起义”，有武装起义也有文化“起义”，我认为山寨版就是文化“起义”。这就说明我们民族的精神诉求还存在，文化的根基还存在。“石在”，火不是不会灭的吗？有这些文化根基在，我认为中国文艺还会迎来一个健康繁荣的新局面的，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孔老师给我们做了精彩的讲座，从比较西方黑宝书和中国的红宝书入手，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做了系统和完整的梳理，我听了受益匪浅，我觉得在座的朋友也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乌有之乡成立几年来，孔老师跟我们一路走来。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条件艰苦，在清华旁边一个很小的房间，天气非常热，没有空调没有电扇，讲的人满头大汗听的人也是满头大汗，当时讲的主题是根据雨果的小说改编的话剧《93年》。我记得那天活动结束以后，孔庆东老师走的时候，从一颗大树后边推出一辆自行车，说这就是我的吉普车。（笑）就说他这个老百姓的本色一直都是保持着。孔老师讲座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幽默，一个是深刻，还有一个是广博，我觉得知识面非常的广博，几年来一路走来，我觉得更加深刻更加幽默和更加广博。我们再次用更加热烈的掌声对孔老师表示感谢！（掌声）

孔：谢谢。

主持人：几年以来，在这三个方面，我觉得（孔老师）一路走来更加广博，更加深刻。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孔老师表示感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示意我。

观众一：孔老师您好！我很荣幸有机会见到您！我有几个问题请教您，最近几年有一种红色经典回潮的现象，像文革样板戏啊，还有像建国后毛泽东时代的电影，都被改编成新版的电影，像《林海雪原》、《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你对这些新版的电视剧电影有什么评价，会对当代的年轻人，当代的社会产生某些触动吗？与当年原版的影像有什么区别？还有第二个问题，最近几年，应该说中国最大的文艺事件，应该是今年8月份的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文艺表演，当奥运会结束后的残奥会文艺表演，有四个形式，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争议也非常大。请您用毛泽东文艺思想来评论一下北京奥运会包括残奥会四个形式的表演，想听下您的见解。谢谢！
孔庆东：红色经典回潮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经典本身的魅力，说明当年这些作品确实是精品工程。它们能够穿越时代、穿越政治，在那个时代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服务的作品，居然在这个时代能够有这么旺盛的生命力，说明它们是成功的，说明它们是真正的精品工程；另一个方面说明当今时代的贫乏，你不是很有钱吗？你不是从外国买了很多好东西吗？你怎么拿不出自己的作品来了呢？老去盘剥别人，老去改造别人。说明这个时代很贫乏。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时代贫乏，我们到那个时代去充充电，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对这一部分表示肯定，但是我觉得要对另一部分表示警惕，就是对经典的糟蹋，我注意到经典重拍的现象，其实我不主张经典重拍，那是吃力不讨好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那个时代，不要说我们这个时代无法理解。就说当时60年代拍《红色娘子军》，你想中国的芭蕾舞演员她们怎么能理解海南岛的红色战士呢？她就理解不了，芭蕾舞跳得特别好，但是演来演去，就是没有那个味儿。怎么解决，导演编剧谁也解决不了。还是江青一句话，三个字儿：“下连队”，给我下连队。所以每个导演、演员都到连队去干活，打杂，出操，什么也不干，也不用开会，就是跟他们一起生活。下了连队回来之后，还是那个戏，动作一点儿也没变，这味儿就出来了！这就是跟工农兵结合，这就知道什么是战士了，所以这个飒爽英姿就出来了。我和现在的芭蕾舞团关系很好。我明天晚上还要去看《奥涅金》，现在这些芭蕾舞演员演得比他们前辈更好，但是这个味儿没有了。我认识一些演员，那些演员也跳红色娘子军，你问她红色娘子军是哪个时代的故事，有的演员说：“知道，就八路军嘛！”她们搞不清红军、八路军怎么回事。

经典重拍是拍不出那个味的，我觉得你不如直接去看经典好了，然后你创造自己的经典。我觉得我们中国如果要在世界上有话可说，有话语权，你拿出你每个时期的经典，你什么东西都能拿到世界上去啊，我们现在拿不出去。我们现在如果能够拿出十部真正歌颂改革开放，而且真正让人能够心服口服的作品，那就在世界上站住了。你拿出《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号》，你就站住脚了。继承红色经典，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我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觉得我们应该进入一个蓝色时代，我认为那个红色时代是对那个白色恐怖时代的反动的革命。用红色革命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以后，我们应该进入一个和平的蔚蓝色的时期，我希望我们国家未来建设得山清水秀，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我希望是这么一个形式。

第二个，你问我的关于奥运会，其实跟蓝色有关，奥运会开幕式的基调，那个颜色它是偏蓝的，它向世界传递信息，它有意回避掉了革命，它展示中国五千年文化，一直展示到改革开放，神五神六都上天了，这都展示了，中间掐了一段，把革命掐了。这个我是这么看的，我理解它，这个是给鬼子看的，这不是给咱们自己看的，但要是春晚不行，这是政治错误。但是你想，这是糊弄鬼子的，你不能把鬼子吓着了，你啪的来一个《红色娘子军》？这不行。以一种能接受的东西把他吸引来，我觉得这是第一步。我对开幕式、闭幕式有很多技术上的批评，但是整体的意图我还是肯定它的。我说这是纳入我们中华新世纪文化战略的一个步骤。但是有了这一个步骤就好办了，就好像我们在海外有很多的孔子学院，这些孔子学院并不是在讲孔子，其实都在讲“b”、“ p”、 “m”、“ f ”，都在讲汉语拼音啊，你得先给人家普及汉语拼音，把他们勾引来，然后说你看汉字多好，然后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多好，这鬼子他们觉得这东西很好玩，来了之后，下一步讲仁义道德，一步一步来，仁义道德讲完了，再给他们讲：“不革命，行嘛？”（掌声，大笑）

观众二：谢谢孔老师，听您讲座确实很兴奋很激动！我想提的第一个问题，在书上或网上看到您的头衔是副教授，但是我觉得，以您的文章，还有您的演讲来说远远超过某些正教授，为什么不能转正？

第二个问题，关于北大的，90年代北大有一个才子余杰，相信很多年轻人都看过他的书，里面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因素，但是这次看到他在〈〈08宪章〉〉里签字，接受布什接见，这两个事，使我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我想听听您是对他怎么评价的。谢谢！

孔庆东：我83年到北大上大学，对北大又感谢，又斗争，处在这么一个状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呢，我想当一辈子的副教授，其实我连副教授都不想当，我想当讲师。我要当讲师，我不是全中国最牛的讲师吗？我要当副教授，我不是全国最牛的副教授吗？但是北大老是破坏我。不是我坚持不住，它老是坚持不住。今年他们又把我弄成教授了，所以我又一个骄傲的资本没有了，副教授，我走在街上很牛的，变成教授了，我混同成你讲的那些人了。

讲到余杰呢，确实是北大才子。余杰是90年代初上大学的，是北大最后一批军训一年的学生，89年之后，北大学生都需要军训一年，我认为这个对北大伤害很大。余杰同学也是被伤害者之一，他在自己的文章当中写过，就好像是一种惩罚，上了北大反而是另类了，这种措施好像是一种惩罚，就好像把他们推到社会的对立面。余杰是学习非常好的同学，他大学本科四年就在图书馆里读了许许多多的书，但是呢，我们社会有个问题，往往学习好的学生，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学生，他的出路并不好，他的出路可能不如一些吃喝玩乐的学生。其中有一些人就忍耐下来了，算了，就认这个现实了，认命了，但是有些特别有才华的他不认命。他会走向对立面，特别是另外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对他好，给他援助，给他安慰的时候，他会走向那个队伍，会与他固有的思想结合。我觉得我们余杰是北大难得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学生，我们都支持他，我最早给他写了一个序。我认为北大在89年之后，还有这样的学生，是中国的希望，他对中国社会的许多批判，我都是支持的，但是我认为中国人对中国的批判，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外国人对我们的批判，我们要辨明他们的目的，跟他们有所区分。正像我们批判美国人和美国人批判我们中国人目的有所不一样。我觉得90年代后上大学的这一批学生呢，跟以前的学生有些不同，就是他们社会经验不足，他们没经过文革，没有阶级斗争经验。我们文革的时候学了很多东西，当时觉得都没用，长大以后都觉得有用了！一眼就能看出谁是阶级敌人，什么是糖衣炮弹啊，我都知道。朝鲜大使馆请我吃饭，有人到处造我谣，我去了，就一次，我知道这没事儿，而且吃的比较差，真没啥吃的。但是我觉得，越是穷人家请客，越要去，地主家请客，不少我一个啊。穷人家请客，咱们应该去，尽管没什么吃的。

但我觉得90年代后的大学生缺乏社会斗争经验，特别是前几年的中国，还没有烂到今天这样，那时候许多社会矛盾还没有暴露，什么奶粉事件、垮塌事件都没有暴露，所以那个世纪之交的时候，很多青年人都抱着“饮美国之水，解中国之渴”这样一个思想。那么今年，我觉得这么一个严酷的事实面前，那个队伍已经发生了分化，发生了很重要的分化，特别是今年年底两个月，这个队伍变化得很快！有一些人变得更加激进，比如有些人在我博客上疯狂地咒骂我，我知道他们急了，他们日子不好过了！他们那个特务经费供应不上了，这个跟他们主子有关，因为他们主子日子不好过了，又发现他们也没立什么功，工作了好几年，孔庆东也没入教，给你的钱都白给了，是有这个原因的，有一部分人在分化。有一部分人开始局部地肯定中国，我说你们批判中国不能“两个凡是”——“逢中必反”、“逢共必反”，那么你不变成“两个凡是”了吗？你就会说不对，地震救人也不对，那你让政府怎么办呢？难道这政府去杀人吗？我觉得这个现实会教育很多人。讲到余杰，他批判文章写得好，还有很多美文也写得好，其实我建议他更多地写作一些美文，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他的才华，我觉得他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发展。我们以后再看再观察吧！

主持人：第三个问题，来个女生来提问吧！

观众三：孔老师好！刚才听您讲座我有一个亲身的感受特别深，就您讲资产阶级斗争，知识分子，我觉得他有一种天然的反动性，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工具，如果不把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反动性解决掉的话，那意味着我们的教育一直复制着这个反动阶级，您看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

孔庆东：我觉得人的阶级性是永远存在的，只要是阶级社会，阶级是永远存在的，他只会不那么对立。我是阶级斗争调和论者，我认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用调和比较好，迫不得已就迫不得已，一百年来那么一次革命就够了，这是我的想法。一个人，比如他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农民，你想彻底改变他很难，少数个体可以改变，大多数难以改变，改变不了，有什么办法？我们古人有一个办法，就是“自省”，你知道自己是哪个阶级的，你对自己的位置有一个“自省”，然后和其他阶级的人和平共处。

我的朋友，我景仰的人，我佩服的人，很多都跟我不是一个阶级的。我是工人阶级出身，我血液里流淌的是工人阶级的思想。我曾经跟我的导师，我敬爱的导师钱理群先生说：“我为什么喜欢80年代，80年代是阶级调和的年代，80年代资产阶级学者钱理群招了无产阶级学生孔庆东，而且师生相处甚为融洽！”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好的社会，他不把他的思想理念强加于我，我也不把我的思想强加于他，他说文革不好，我说文革不是都不好，文革有好的地方，他说文革中许多知识分子受迫害！我说劳动人民欢欣鼓舞！他看我很来气，也没把我怎么样，我觉得这样挺好。知识分子有毛病，但我知道就行了，我不把我的毛病当优点，强加别人，我能够“自省”，大家都能够做到这点，那就“和而不同”呗！

观众三：我想再继续我的话题说几句，如果他能做到“自省”，那么中国就不存在任何问题，知识分子天然具有反动性，我同学和我聊天，他说人应该脚踩大地，仰望星空，但知识分子的话，望着望着就飞起来了，我通过反省自身，从我对同学的观察，在座的很多都是大学学子，可能听我说这一句话，心里不太舒服，我怎么会反动呢，但回过头来，我作为一位大四的学生，我读书的时候，也不能说多，我就发现我具有反动性。

孔庆东：我也有。

观众三：我觉得刚才说的阶级的问题，实质我想问的是，我们怎样去消灭资产阶级社会，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反动，一旦他获得知识的时候，他就认为我和你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下午听演讲的时候，那个学生说，农民、工人可以在街头饿的时候买一个馒头，然后随口就吃掉了，可是我买了馒头，我认为我是大学生，我不能吃，我和你是有区别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学而优则仕，我们怎么去解决知识分子的自命清高。

孔庆东：这个按照马克思观点，是通过社会化大生产来解决，我刚才说的思想修养，只能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不能解决这个整体的问题，整体的解决方法就是劳动改造，但是我们文革的劳动改造带有强迫性，文革中的劳动模式不是最理想的，各个企业、各个文化部门有计划地组织带有一定旅游性质的劳动，我觉得这个是自愿的，同样是劳动，同样是出一身汗，同样是劳动，文革他觉得是“迫害”，有人说我今天去采摘了，采摘自己花钱，他还乐意，我觉得可以通过社会化来做这一点。

的确，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知道不是你说的“反动”，不是政治上的反动，你说的知识分子的性质，不是资产阶级给他养成的，带有中国传统的特点，封建社会就是这样的，就是学而优则仕，每个知识分子都这样，都觉得自己有当官的当国师的机会，不是短期内用无产阶级的办法能解决的。特别是今天，中国无产阶级处在最底层，中国的无产阶级根本就没有话语权。说到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问题复杂了，中国无产阶级也变化很多，原来的无产阶级腐化堕落了，现在新的无产阶级是刚由农民转化来的，素质比较差，所以今天无产阶级的许多事，还不得不由知识分子来包办代替，从阶级力量上来说，并不乐观，也许再过10年8年这支队伍才会真的成长起来，那个时候才能说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么高级的问题，解决知识分子劣根性的问题了！

主持人：今天的活动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下面的提问我们就不安排了，感谢孔庆东老师！也谢谢大家！

孔庆东：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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