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八”进城 ——文革忆旧系列之四 1968年3月县革委重建后，单县的局势逐渐平静了下来，各方面都走向了正轨。县里建成了第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化肥厂。虽说是“小化肥”，但那高高的烟囱，密集的管道，林立的反应塔，小县城里的人过去只是在电影里才见到过；麻纺厂也动工兴建了；还从济宁架过来了高压电线，结束了县城里没有可靠供电的历史——说来可怜，这之前，县里只有一个柴油发电机，每天晚上从天黑到夜里12点给几个路灯供电。那些积极参加了“反逆流”的小将——中学的学生们，也都毕业了，不少人在文革中的第一次征兵中当了兵；剩下的，农村的，大都回乡了，县城里的，大都进工厂当了工人，当然也有运气不好被动员下乡的。就连我这个应该在1966年毕业的小学生，在小学里滞留了两年后，也在1968年5月，升入了中学。并且在当了一年两个月轻松愉快的中学生后，在1969年7月，准时拿到了初中毕业证，这时，正梦想着到年底征兵时，参军去！ 可是，省里上层的政治变动，打破了这种平静。小县城在一年多以后，又乱了，而且比“反逆流”时还要乱！ 1969年4月，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在中共九大上，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中央委员。就在王主任正得意自己在仕途上又上了一个台阶时，中央却在大会闭幕后把他和山东代表团的部分代表，留在北京办学习班。到了5月下旬，学习班结束，他们被放回来时，王虽然还挂着省革委主任的头衔，但已经在内部被批判了。中发[69]26号文件，不点名地指责他“犯了严重错误”，并且“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看来，王主任离倒台已经不远了。 王效禹失势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在齐鲁大地上飞快地流传。支持他的，反对他的，怨恨他的各种势力，面对这一新的形势，都在筹划着自己下一步的行动，以便能在王倒台后的政治版图中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地位。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王效禹发动的“反逆流”中被驱逐出县城，在荒凉的农村打了一年多游击的“联总”，率先杀回了县城，占据了县百货站作为自己的据点。百货站这时已迁到了单县最主要的大街——胜利大街的西头路南，靠街新建了一座两层的营业大楼，是胜利大街上仅有的两座两层建筑之一。他们在楼顶上架起了高音喇叭，一天到晚地宣传自己的观点，拚命地攻击他们的老对手，目前掌握着县里“党、政、财、文”大权的“指挥部”和县革委，一如一年多以前他们被攻击时的情形；他们还在大门口和楼顶上构筑了工事，准备了很多砖头瓦块，以防对手的突然袭击。看来他们是吸取了“反逆流”时的教训——由于防备不足，稀里糊涂地丢了权，由在朝沦落为在野，并且被人家赶出了县城，害得自己在艰苦的农村吃了那么多的苦；同时，也借鉴了全国各地的武斗经验，一进城，就摆出一付不惜决一死战的架势：老子这次回来，就不走了，想再把老子赶出去？没门！ “指挥部”当然不甘示弱，迅速地占领了胜利大街上的另一座两层建筑——新华书店大楼。新华书店大楼坐落在胜利大街路北，比百货站大楼稍微偏东一点，两座建筑对角的直线距离也就是3、40米。这座大楼建得稍微早一些，规模也不如百货站大楼大。遗憾的是，这座楼的楼顶是起脊的，在楼顶上活动不如百货站大楼方便。好在楼的前脸有一堵女儿墙，人们在楼顶上活动，还不至于掉下去。他们同样在楼顶上安上了高音喇叭，也同样搬上去了许多砖头瓦块。也摆出了一付与他们的老对手决一死战的架势。其实，就凭“指挥部”目前的执政地位和其在县城里的群众基础，是可以再次把“联总”赶出县城的。但是，其一，“指挥部”的靠山，省革委的王主任目前凶吉未卜，在政治前景未明的情况下，他们不敢造次；其二，“指挥部”的主力――中学的学生们都已毕业离校，当兵的当兵，下乡的下乡，再也聚拢不起来了；其三，虽然在县城里，持“指挥部”观点的人占绝大多数，但少了无牵无挂的中学生，让普通人为了观点而冲上武斗战场，是一件任何人都要仔细掂量的事，除非是铁杆的死硬分子，一般人宁愿当一个普通观众。所以，“指挥部”并没有主动攻击“联总”，而是摆出了一副对决的架势来应付局面了。 就这样，一场“联总”和“指挥部”“颠峰对决”的大戏，在胜利大街西段，正式上演了。 每天，双方的高音喇叭都在相互攻击。在高音喇叭的伴奏下，往往会有那么几个人出现在楼顶上，向对方高声叫骂，对方也会有几个人出现在楼顶上叫骂回应。骂着骂着，就动手了。双方互相扔砖头，砖头大多掉落在两楼之间的大街上，偶尔，也会砸到对方的阵地上，偶尔，也会砸中人的头。被砸中的人头破血流，很快就会被自己的战友救下火线，然后就是更加高声的叫骂，更加激烈的砖头大战。楼下的胜利大街，碎砖烂瓦遍地都是，交通完全断绝。好在，战场内的街道两旁没有住户，都是商店，大不了关门了事；好在，县城小，街道稠密，人们绕个道也多走不了几步路。 战场两端的街道上，天天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人们边看，边给双方加油。如果看到双方休战了，楼顶上没人，下边的观众就会高呼：出来！出来！快出来！许多人在评论：不好看！人家外地的早就动枪了，听说有的还动了炮，咱这里还只有砖头瓦块，太没劲了！ 战场往东二百米左右，胜利大街东头，是解放前县城里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刘隅首。这刘隅首，在50年代前期和62年以后的一两年里，也繁荣过。但从文革前一两年开始，在严格的市场管制下，就只剩下了一个饭店和几个小商店。没想到在西头打得正激烈的时候，这东头的刘隅首突然又繁荣了起来。开始是卖花生米、卖瓜子的小贩在路边摆摊做起了生意――以前他们只能在电影院、戏园门口悄悄地问路人“要落仁（花生米）不？”“要瓜子不？”；接着，已经好几年不见了的卖狍子（野兔）肉，卖烧羊肉的小摊也公然出现在了路边上；最后，单县的传统名吃――卖吊炉烧饼的，卖火烧（外地叫油旋）的，卖丸子汤的，卖鸡汤的，也在路边支起炉灶，现做现卖了。――县城里本来有一个市场管理所，平时，他们管得很严，小商小贩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街面上。但现在一切都乱了，他们也不管了，小商小贩也就象雨后春笋一样，在刘隅首这块宝地上野蛮生长了。每到晚上，各个小摊前煤油灯、瓦斯灯星光点点；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闲逛的，买东西的摩肩擦踵，熙来攘往。多年不见了的繁荣景象，竟然在破四旧，立四新后的文革中重现了。老百姓纷纷传说：有一位省里的高级老干部，在亲身到刘隅首微服私访后痛心疾首地惊呼：真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他断定：资本主义已经在单县复辟了！ 不管是不是复辟了资本主义，老百姓却感到这时的生活真的越来越幸福了：有工作的，可以不用去上班了；被批斗的黑五类、走资派、叛徒、特务等，也没有人管了，可以大摇大摆地和革命群众一样逛大街；下午，人们可以去西头去观看“联总”与“指挥部”的“颠峰对决”，到了傍晚，则可以漫步到东头的刘隅首，去品尝多年不见了的传统美味。人们就纳了闷儿：在实行了统购统销这么多年后，这些小商小贩是从哪里搞来了这么多的面粉、食油和花生、瓜子？从而让老百姓能一饱口福？ 买一些花生米，买一些狍子肉，再从合作商店打来白酒，不少人就在路边喝了起来。边喝边聊：“啧！啧！还是原来的做法，还是熟悉的味道”――这是在品评口中的美食；“唉！就象演戏一样，太没劲了”――这是在点评那边的武斗；“这样不痛不痒地打下去，看来‘联总’是打算和‘指挥部’平分天下了”――这是在预测武斗的结局。对此，有人提出了异议：“不对，应该是三分天下，还有‘八一八’呢！”一句话提醒了人们，对，还有“八一八”呢。“八一八”到哪里去了？ 在单县的政治谱系中，“八一八”属于激进造反派。他们本来是一批最早起来造反的中学生，和山东省最激进的造反派“山大主义兵”同属一派。王效禹为了夺权，镇压了“山大主义兵”，使他们和王结下了梁子。但随后王所发动的“反逆流”，又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他们和在“反逆流”中崛起的“造反团”（即“指挥部”）联手，将当时掌权的保守派“联总”赶出了县城，重建了县革委。但在重建的县革委中，亲王效禹的主流造反派“指挥部”占主导地位，而激进造反派的“八一八”时不时地为“山大主义兵”翻案的努力，总是受到“指挥部”的压制。按说，王效禹的失势，对“八一八”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总算在“山大主义兵”被镇压一事上，报了一箭之仇。况且，用当时的话语来说，在单县的三派中，“八一八”的“造反精神”最强，没事的时候，他们还到处造反呢，怎么在这么好的形势下，却不见了他们的身影？ 初秋一个晴朗的早晨，天刚蒙蒙亮，县城里的人们就被噼里啪啦的响声惊醒了。开始，这响声还在县城东南方的远处，人们还以为是放鞭炮。很快，响声越来越近，并且伴随着“啾……，啾……”的子弹划过头顶的声音，人们这才知道，原来这是枪声！坏啦，真的动枪了！ 我们弟兄仨和爷爷、奶奶都被惊醒了。当确定了外面的响声确实是枪声之后，爷爷赶忙让我们离开窗户，全都躲到墙角里去。大家在墙角里躲着，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目光中充满了恐惧。 渐渐地，恐惧的目光被烦躁不安的情绪所代替――起床这么长时间了，大家还都没上厕所呢。厕所在院子的西南角，离房门有7、8米远，那时天气还挺热，头天晚上也没把尿盆放在屋里。外面枪声不断，子弹“啾……啾……”地从头顶上飞过，谁也不敢出去解手。看到大家越来越憋不住了，爷爷说，还是我先去吧。说完，就把房门拉开一条缝，侧身挤了出去。只见又高又瘦的爷爷弯着腰，低着头，沿着墙根，快步向厕所方向走去。他一改平时那种老态龙钟的模样，动作十分敏捷，简直不像70多岁的老人，不愧是打过游击的老八路。不一会儿，爷爷回来了，我们又分别学着爷爷的样子去厕所解了手，才感觉轻松多了。 直到半上午，外面的枪声才渐渐地停了下来，人们纷纷出门去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八一八”进城了。没想到，沉默了多时的“八一八”，竟然以这种极端高调的方式，闪亮登场了！据说，这次来的“八一八”的大部分人员，是菏泽地区“八一八”的，也有少数县里的“八一八”。他们前一段一直在江苏徐州地区参加武斗，是今天夜里开车经安徽砀山过来的，有好几辆大卡车，好几十人。他们进城后，迅速占领了面粉厂。 面粉厂在县城的南部，南门大街以西，是一个很大的大院子。这个大院子虽然被老百姓称作面粉厂，但其实是县粮食局下属的三个单位：院子西边的一半，是两排标准的粮食仓库，叫直属库；东边一半的南部，是面粉厂，全县的面粉加工，就靠这个厂了；东边一半的北部叫粮油经理部，靠着北面的大街是经理部的营业大厅，负责全县城的粮油供应。 面粉厂被占领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全县城的粮油供应被迫中断。整个大院都被“八一八”占了，而且他们手中还有枪，那些粮油经理部的职工们，谁还敢去上班？要知道，那时国家对粮油实行的是统购统销，统一供应的政策。偌大的县城，除了这一家粮油经理部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买到一斤粮食，一两食油。它的关门停业，在县城的居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八一八”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粮油供应中断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他们将丧失掉县城居民的最后一点同情。于是，他们马上联系到了粮油经理部的负责人，要求他开门营业。至于职工们对人身安全的担心，他们表示一定会确保职工们的人身安全。在“八一八”的耐心劝说和武力胁迫下，粮油经理部的营业大厅终于在停业两天后，又恢复了营业。“八一八”进城后的第一个危机终于解除了。 没想到，刚刚解除了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危机就接踵而至。原来，“八一八”进城的那天早上，南门里单家的一位中年妇人，刚刚走出房门，就被一颗流弹击中胸部，应声倒地，家人急忙将她送进医院抢救。好在那颗流弹击中妇人胸部时，已是强弩之末；好在击中的是妇人的胸部而不是男人的胸部，弹丸最终并没有进入胸腔，因此除了流了不少血外，倒也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单家在县城里也算是一大家族，家族成员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很难做到忍气吞声。虽然对方手中有枪，但也不能因此而不顾家族的尊严。于是，在犹豫了两天后，他们终于怯怯地到被占领的面粉厂找“八一八”交涉来了。这一消息霎时就传遍了全城，一时间成了县城居民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其实，“八一八”这次高调武装进城，只不过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他们也是县里的一大派政治势力，在王效禹倒台后的政治版图中，不能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进城时肆意开枪，强占面粉厂，用现在的话说，也是为了在三派的争斗中，更加吸引人们的眼球――开枪要比“联总”和“指挥部”的“砖头大战”和“颠峰对决”刺激多了，强占面粉厂更是关系到全县城百姓的切身利益。对社会产生的震动也更大。和杀回县城的“联总”不同，他们这次进城，并没有明确的对抗目标，更不愿意因此而得罪城里的老百姓。因此，当确认了确实是因为自己开枪伤了人以后――这很好确认，全县只有你“八一八”一家开了枪，不是你还会是谁？连忙向单家道歉，他们的头头亲自到医院去看望了伤员，很快就赔偿了单家一大笔钱和一些粮食。交涉的过程出奇的顺利，这可能是作为受害者的单家事前没有想到的。 与“八一八”开着卡车，开着枪进城，控制关系到全城百姓饭碗的面粉厂相比，“联总”和“指挥部”的“砖头大战”、“颠峰对决”简直就是“小儿科”。二者在“八一八”面前，相形见绌，因而也就意兴阑珊，失去了再打“砖头大战”的动力，只是在那里对峙着，僵持着。观众也对他们的“颠峰对决”失去了兴趣，纷纷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面粉厂。头几天，由于顾忌“八一八”手中有枪，还没有人敢到面粉厂门口去当观众。自从粮油经理部的营业大厅重新开张以后，由于营业大厅紧挨着面粉厂的北门，有人就趁着到营业厅去买面买油的机会，故意在大门口停一停脚步，往门里张望两眼。渐渐的，人们的胆子越来越大，站在那里不走了，干脆当起了观众。而门里的“八一八”可能是接受了单家流弹伤人的教训，再也不敢在老百姓面前摆弄枪支了。于是，大门外的观众越聚越多，门里看门的“八一八”实在没办法，也只好舞弄一下手中的步枪，吓得门外的观众后退一些了事。其实，站在大门外往里看，也就只能看到两三个守门的“八一八”，院子那么大，里面到底在干什么，根本看不到，但门外的观众明知看不到什么，却就是不愿离开。 就这样，面粉厂的北门成了县城里的又一个热点。聚集在这里的观众们，翘首以待新的，更加刺激的事件发生。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八一八”的枪声，再也没有响起；“联总”和“指挥部”的高音喇叭，也不再发声；“砖头大战”也不再上演。他们三家似乎不约而同地都在默默地等待，等待着一个重要的时刻―― 1969年10月，菏泽地区革命委员会决定对单县革命委员会进行调整。 调整的具体内容，老百姓并不清楚，但是，他们看到： “八一八”宣布已经撤出了面粉厂； “联总”撤出了百货站； “指挥部”撤出了新华书店； 各单位纷纷通知自己的职工、工作人员尽快回去上班。 而刘隅首的繁荣，宛如昙花一现，迅速地消失了，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饭店和几个小商店。它的再次繁荣，应该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
首发时间：2017-2-10 1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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