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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愿意提起这段历史，因为它是由中央军委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整建制21800人在河西走廊全军覆灭。其中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後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内中被俘2000多名女战士的遭遇尤其悲惨，大部分被奸污後或遭残杀或转配他人或流落异乡，受尽人间苦难。被杀6000多人中，有3267人在张掖死难：2609人被活埋，575人被枪杀，36人被烧死，27人被扒心、挑喉、割舌、断筋致死。

人们不敢谈论西路军，是因为它长期被视为张国焘路线，备受鞭挞。毛泽东把西路军的失败责任完全推到张国焘头上，说西路军的行动是张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张国焘有野心，要到河西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与中央闹对立；说西路军是被敌人吓倒了，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右倾逃跑路线造成的恶果，等等。数十年来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对待。川陕省苏维埃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十一位成员之一的熊国炳，建国十年後于1960年冬冻饿死在酒泉公园门前风雪中，无人理睬。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随李先念支队撤到新疆後惨遭秘密杀害。原因就是李、黄深知西路军失败乃中央军委指挥失误所致，对批张过火内心不服，并声言要到共产国际去说理，终招杀身之祸，直到1996年才平反。而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备受摧残，死于非命。1967年，61岁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张国焘忠实走狗”。当年没有死于敌人的屠刀下，却死在自己的政权手中。这个教训之惨痛，丝毫不逊色于西路军的失败本身。

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毫不相关

从1935年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到1936年第二次会师，一年多时间，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1935年11月，斯大林关于不反对中央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由从莫斯科归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共中央。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将此意电告转战在川陕的朱德、张国焘。至此中共党内军内对此皆无异议。1936年陕北红军的东征和拟议中的西征，都与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密切相关。张国焘前此南下另立中央，则与打通国际路线背道而驰。1936年6月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以造成西北抗日局面，赞成打通国际路线，是其错误路线破产的标志。故而毛泽东说，陕北方面与张国焘之间已无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双方应以协和团结为目标。此後，双方虽在军事部署上有些歧意，但已不属路线之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後组成的中央军委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主席，统一军事决策，其成员包括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等人。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和军委决定，对全军作战进行组织指挥。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计划》，准备实施打通苏联的宁夏战役。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军造船、选择渡河点，准备西渡黄河。毛泽东令红一方面军收集材料、寻找技工，送往造船部队。10月24、26日，三十军、九军先後奉中央军委命令渡河。30日，因战局突变，留守渡口的五军亦奉朱德，张国焘命令西渡待机。事实证明，三个军西渡黄河，完全是按军委和红军总部命令行事的。1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徐向前为总指挥，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征战近150天，其进退行止，都由中央和军委及红军总部具体指挥部署，每项命令都有既存的电报为依据。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电复西路军，同意向凉州前进，并告之苏联放在新疆的接济物资正在准备中。20日前後，中央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以吸引敌军西向，掩护面临困境的河东红军准备战略大转移。此时，西路军经古浪、永凉血战，己减员到一万五千人。由于不了解河东红军正准备转移，12月上旬，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要求河东主力红军西迸与西路军合兵。这个意见是否可行，姑且不论；西路军领导人殷切期望与河东红军会合，绝非继续张国焘分裂错误，却是不言而喻的。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西路军奉命停进以配合事变的和平解决。18日，中央电示西路军准备西进，限明年1月夺取甘州、肃州。几天後，西路军又接中央停进东返命令。27日，中央军委又电示西路军继续西进。刚过十天，1937年1月7日军委主席团电令正准备开进的西路军停进，在甘、肃州建立根据地以牵制蒋军对西安用兵。西路军请求派军西援，中央不允。张国焘随即来电令西路军遵照中央指示就此坚持，并威胁说：“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此语一出，谁也不能坚持自己意见了。结果高台一战，第五军全军战殁，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壮烈牺牲，并被传首西宁。西路军仅余一万多人，此时，西安危急，中央连电催令西路军东返。敌军七万多人乘势围截，双方在倪家营子一带展开二十多天血战。

2月中旬，中央又电令西路军放弃东进就地坚持待机西进，而不同意西路军请求东出青海解决部队补充问题。电令把四方面军南下错误同西路军当前行动联在一起，与张国焘上述威胁语言如出一辙，西路军如不唯命是从，便被视为继续执行张国焘往日的分裂路线。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讨论，一致赞成自救东返。部队从倪家营子突围，初战得胜，缴获军资甚多。但此次突围未经中央批准，本来就有顾虑的陈昌浩提议重返倪家营子，建立甘北根据地。中央亦同时电令西路军固守五十天待援。西路军重陷敌围，血战七昼夜後突围东移，又在临泽与敌苦战，全军仅余三千人。为保存骨干，军政委员会电请中央批准分散游击，徐、陈离队东返。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在祁连山深处石窝山顶召开干部会议，宣布上述决定。随後，王树声率领的右支队遇敌溃散，左支队四百人在李先念率领下到达新疆，受到奉中央命令来迎的陈云的接待。这四百人是西路军的硕果仅存者。

惨痛的历史教训

西路军成军之时，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共五万多人，内中红四方面军约四万人。西路军两万将士约占红军总数2/5，四方面军的1/2，是参加两次长征、三过草地的百战之师。西征之艰苦不亚于长征，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有这样的描述“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全军有枪七千支，每枪子弹少则五发，多则不过二十五发。没有一门迫击炮。敌军约十多万人(正规军三万人，余为民团)，武器完备，且多骑兵。敌人进攻多先以炮火猛轰，而後集团连续猛冲。子弹每人携三、五排，射完再补，以免被我缴获。遇我出兵反击，即速退诱我远追，然後快速反击包抄。倪家营子血战，我军全靠近战肉搏。子弹缺乏，步枪几乎无用。战士手持大刀、长矛、木棍，进行拼杀。我军孤立无援，有耗无补，敌军则有後备支撑，攻势不断加强。西路军将士身处戈壁，面对强敌，以血肉之躯忠实地执行了中央和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指挥部署，歼敌二万多人，牵制敌军十万多人，有力地配合了河东主力红军和友军(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的作战，为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巨大牺牲。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都有精辟分析。概括言之，第一，西路军孤军外线作战，由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军委遥控指挥，自始至终任务多变，时进时退，欲进又止，旷日持久，迟疑徘徊，卒陷绝境。徐向前指出，西路军应该配合河东主力红军行动，问题在于如何配合？他说，假如西路军渡河後照直往西打，取得苏援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东指，结果远非如此。指导思想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徐向前当时就是这种意见，但不被采纳。第二，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毫无主动地位。自身长期形成的近战、夜袭、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无法充分发挥，失去战场主动权。第三，缺乏战场上的机断专行。徐向前指出，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末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有些指令(如二次建立根据地的指令)根本行不通却硬要下面贯彻。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陈昌浩曾追随张国焘南下，此次真诚执行中央路线，但对上级指示盲目服从，不敢根据实际情况临机处置，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并且压制正确意见。徐向前则自云：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过不同意见，但受到指责後便缩手缩脚，无意坚持了。两位战场最高指挥官的心态如此，能不影响作战指挥？

西路军的蒙冤与昭雪

西路军的行动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21800人大军的命运及其影响，自然关系重大。因此，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己经毫无道理地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却无根据地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3月17日，距西路军残部分散游击仅仅三天，何以如此匆忙地对它的失败责任草率盖棺论定？更有令人骇异者，20多年後出版的毛泽东写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谈到西路军时赫然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後的破产。”1936年12月，西路军尚在苦战河西走廊，并未失败。而毛在同一时间给西路军总部的电报中，一再强调西路军“面前无大敌”，“前途甚佳”，甚至希冀蒋介石发善心压迫马家军不打西路军。显然，这段诿过于西路军的文字是後来才加进去的。

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大批干部被整肃，并发生以许世友(时任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为“主谋”的“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十名高级将领被捕公审判刑。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这个弥天大谎，被当作正确的历史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最终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应当首推陈云同志，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同志。

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有些事尚少为人知。据近年出版的《陈云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记载：1936年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成一个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派回中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红军部队。代表团由陈云任团长、滕代远任副团长。代表团组成後在莫斯科共产国际驻地留克斯饭店集中三天。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设家宴招待陈云、滕代远，问他们需要什么。陈云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要武器弹药。季米特洛夫遂通过苏共中央要了九十辆坦克、九十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半年之後，1937年5月，西路军李先念支队突围到达新疆星星峡时，陈云、滕代远已经迎候在那里。

四十五年後，1981年11月29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三个月後，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向题。李先念谈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朱玉：《西路军疑》）。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後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由新疆返回延安後，职务被降六级，从军政治委员变成营教导员。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1949年後，一贯喜欢看战争题材小说、电影的李先念，却拒绝看有关西路军的作品，也不愿见西路军老战士。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在根本是非问题末解决之前，他能公开表示什么呢？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後，委托秘书打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同年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後再交中央常委一阅。”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一个政党及其领导者如此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恰好说明这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开明大度，富有远见。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又是西路军的总指挥，作为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照中央的口径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忆》一书，内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1991年，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新版发行，内中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以後，经中央批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徐向前逝世中央的讣告及徐帅生平等，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均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

然而，由于历史包袱沉重，某些著作依然有意无意掩饰历史真相。1991年7月8日，李先念致信杨尚昆等同志，针对即将推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西路军历史的所谓“奉命”的模糊表述，愤怒而严厉地批评说：“奉命”“奉命”，究竟是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1991年1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红军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再探讨》，刊于《新华文摘》1991年第1期)。现在这本著作竟对恢复西路军历史真相的事实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西路军将士吗？在李先念的干预下，人民出版社把已经装订待发的7万本成书中相关书页全部撕去重装。正式出版时改正了上述提法。在此前後，反映西路军悲壮历程的史学、文学和影视作品不断问世，从而为深入研究西路军创造了较好的环境。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发表讲话，并同时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後，他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中共中央在新世纪之初，对红军西路军所做出的明确公正的评价。

西路军的历史说明，世间没有任何人物或政党没有犯过错误。“一贯正确”、“战无不胜”的神话，只在那些不合格的宣传品中存在。真正的史学著作应该客观地揭示历史真相，科学地总结历史教训。中国革命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即使在正确路线之下也难免失败与成功交织，正确与错误并存。失败和错误，既不会因人为的淡化而消逝，也不会因揭示真相总结教训而令人意气消沉。相反，它将使人们从历史教训中省思自我，提高自信，并对敢于正视历史引以为戒的政党及其领导者更加增强信任感，从而提高其威望。那种迷信“隐恶扬善”，文过饰非甚至诿过于人，掩尽天下人耳目，其实是最愚蠢的。前苏联党史以极尽美己之丑、丑人之美为能事，用假历史蒙蔽苏联人民，一旦被戳穿，其结果之惨已举世皆知，人们能不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