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修憲案反對票、棄權票是怎麼來的？

13屆人大一次會議3月11日下午經投票表決，以2958票贊成，2票反對，3票棄權通過了中國憲法修正案。海內外有太多人為這六張非贊成票點讚，甚至將其稱為“新戊戌六君子”！但是，且慢！誰能確定這幾張反對票和棄權票究竟是怎麼來的呢？

中國式表決那些事兒

在特色中國的政治生活中，表決方式從不計票數的簡單鼓掌通過，到統計票數的原始舉手、電子表決器、票箱投票等方式都曾採用過。而在中共建政前後，面對國人大比例不識字狀況，甚至還曾採用過延安時期農民發明的“豆選法”。

顯然，舉手表決這種原始方式完全沒有私密性可言，擔心打擊報復者就難免忌憚不舉手公開自己的反對立場，人大代表也因此曾被諷刺為“舉手機器”。

採用秘密填票、票箱投票方式，理論上，能夠做到完全匿名，是代表們最不懼表達異議和反對立場的方式。本次人大審議修憲案，涉及廢除國家元首任期限制等重大修改，根據13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議案辦法的規定，修憲案表決採用更慎重合理的無記名投票方式，且設有秘密填票處。

至於電子表決器，技術上完全可以做到無跡可尋的匿名投票。全國人大自1990年開始引入電子表決器，即通過按鈕投票。為打消代表們的顧慮，有關領導曾專門安排表決器總設計師接受記者採訪，他說：“我可以負責地向全國11億人民保證：誰也不能從這套系統裡查出誰投的是什麼票。”

不過，蹊蹺的是，法學泰斗江平在2010年出版的《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一書中卻有爆料稱："我也曾聽過人大常委會主管人員的內部說法。他說，這個表決器設計的時候是按照能夠查出來（投票人）的思路設計的，如果誰不表決，是能夠查出來的。"

他還舉了一個實例。使用電子表決器後，發現每次投票，總有一張反對票，哪怕是很一般的、沒有什麼爭議的問題，也會有一個人反對。會務組覺得很蹊蹺，就上報給全國人大領導。領導決定查一查。最後查出來了，是廖承志的兒子廖暉（國務院僑辦主任）每次都投反對票，後來他也承認了。廖暉說，他就是想知道這個表決器，是不是真的能反映他的意見。

但是，投反對票畢竟是代表們的權利，查出來也不能怎麼樣。問題的關鍵在於，既然選擇匿名投票，首先就不該去查；而更糟糕的是，此事證明了當年的電子表決器並沒有匿名性可言！而在中國的政治生態中，代表們有充分理由擔心，公開提出異議或投反對票可能遭到打擊報復。儘管在一些民主國家，議會表決是公開記錄在案的，發表不同意見和投反對票，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權利和責任。

毛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中共當年大規模操控反對票的實例

1969年4月，正值文革高潮期間，中共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毛澤東兩次召集主席團部分成員談選舉問題。他提到黨內“反對派”或“對立面”問題，點了10個人的名字：陳雲、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葉劍英、陳毅、徐向前、鄧子 恢、張鼎丞。毛稱這些人“功勞也有，錯誤也不少，檢查甚多，但別人不滿意，我看算了，夠了，看行動了。”

其中，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聶榮臻、 徐向前、葉劍英，都是“二月逆流”參與者，但“二月逆流”主要代表人物譚震林則早被打成“叛徒”，無緣“九大”；至於朱德、陳雲等人，則被說成是一貫 “右傾”的“機會主義分子”。毛主張把這些人作為“對立面”選進九屆中央委員會。他說：“不把這幾個犯錯誤的老同志選進去不好。 黨內有幾個反對派有什麼要緊？你反你的嘛！”這時，許世友忿忿不平地說：“反一兩年可以，反幾十年怎麼行！不過，我們堅決聽主席的，主席怎麼說，我們就怎麼辦！”康生也說：“昨天中央機關組還叫朱德同志寫書面檢討。”毛澤東說：“算了。我們看他們，他們也看我們。開‘七大’時，王明、張聞天他們就不相信我們，以為非把他們打倒不可，結果，選了他們，還是犯錯誤。但是，如果不選他們，可能壞得更快。他們不改怎麼辦？地球還不是照樣轉！”

但是，把這些“對立面”選進中央，是有條件的。根據毛的指示，主席團秘書處作出規定：既要保證這10人當選，又不能讓他們得票太高。據稱，這樣才能使這些人認識到自己錯誤的嚴重性，促使他們轉化。為此，各代表團領受任務：要把投或不投這10名“對立面”票的代表人選，落實到“人頭”！代表們明確了自己的投票“任務”後，必須以黨性保證，按上面的要求投票。各代表團不敢馬虎，各團領導親自動員、布置，有的甚至作了演練。大會秘書處還不放心，於選舉前一天晚間，又以大組為單位進行了預選，方才對結果感到滿意。

4月24日下午，9大進行正式選舉。到會代表1510人，僅有2人請假。大會主席團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全部當選。毛澤東以全票當選，這不在話下。林彪獲1508票，有權威人士透露，為表示不能與毛澤東平起平坐，他和妻子葉群給自己投了反對票。周恩來獲1509票，憑周的世故，估計也是沒選自己。而10名“對立面”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意旨當選，且票數都比較難看：朱德809票，陳雲815票，李富春886票，陳毅867票，徐向前808票，聶榮臻838票，葉劍英821票，鄧子恢827票，李先念922票，張鼎丞1099票。中共最高層大規模操控投票結果到這個份上，可謂嘆為觀止！簡直令人無語。

13屆人大修憲表決值得玩味之處

此次修憲案投票表決，有2958票贊成，２票反對，３票棄權，１張無效票，另有16人缺席。缺席者偏多，據報道，是因為部分香港區人大代表當天請假，返港參加立法會補選投票。

而BBC的一篇報道中有人猜測：那零星的棄權和反對票是來自高幹或權貴子弟，背景比較硬，不怕被秋後算賬。這種可能性固然不能排除，但同樣也無法確證。

按常理，無論中共的宣傳、控制手段多麼“聞名遐邇”，人大代表們多麼俯首帖耳、噤若寒蟬，有那麼幾位“不怕死”的代表，敢於投出反對票或棄權票，應屬正常。然而，在特色中國的政治環境中，常理反而不見得合時宜！全票通過這種不可思議、不合常理的結果，反而不令人奇怪。

但中共高層畢竟並非不食人間煙火者，他們也該清楚，對備受外界非議的憲法修正案採取無記名投票方式，假如還是全票通過，反而顯得不那麼真實，難免引發外界更多議論。從這個邏輯出發，頂層領導們也就有理由寧願看到幾張反對票和棄權票！如此這般，反而更自然，尤其可顯示代表們尚有表達反對意願和行使法定權利的自由。

而另一方面，有鑑於代表們享譽世界的高度順從聲譽，如果不加人為干預，修憲表決全票通過，理應是大概率事件！這頗有點諷刺意味：代表們過於聽話了，也不是什麼完美的好事。

但中共九大操控投票結果的事，畢竟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無法無天的文革期間，在一直宣示“依法治國”的今天，即使曾發生遼寧、衡陽等省、市級人大選舉大規模賄選案，在最高規格的國家級表決和票選中，那種大規模操控投票的事情，有理由認為不便、不會重演。那麼，該怎麼辦才穩妥呢？

不難想象，假如需要確保有數量極少的幾張反對和棄權票，倒不是什麼難事。完全不需要下面各代表團做什麼，主席團內負責具體工作的（如秘書處）一些代表就可以做到！這種極小範圍的事情，外界很難有證據證明有或沒有。而邏輯推理永遠不等於事實，也就不可能有確定結論，能回答究竟發生過什麼，而只能是一種可能性。

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有這類人為操作的同時，又確實出現個別大膽的代表不投贊成票呢？很顯然，果真如此，人們應該會看到更多反對票和棄權票！而實際結果包括廢票也只有區區6張，這意味着兩種情況並沒有同時發生。

最後，高層也沒有理由完全不擔憂出現當年江澤民時代的尷尬。2003年，10屆人大表決江核心留任軍委主席，他得到高達98張反對票，122張棄權票。而在人大歷史上，反對票比較高的記錄還包括：1989年，七屆全國人大表決國務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區立法權議案，反對票加棄權票高達1079票。1997年，八屆人大五次會議表決最高檢報告，反對票加棄權票達到創紀錄的1099票，占40.4％。2013年，12屆人大表決最高法和最高檢工作報告，反對票數分別為605和485票，這也是2005年以來出現的高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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