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seated preferences cannot be argued about— you cannot argue a unintelligent man into intelligent.
（和冥顽不化的人是无法辩论的，你不可能通过语言的交流把愚民变成智者。）
————摘自《金复新选集•第七卷》

一、大义觉迷

有人问我，为什么只有中华传统体制才能救中国，而不是西方民主才能救中国？我反问他：那你说是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呢？绝大多数人都选后者。我说：“这就怪了，你们既然说私有制好，都喜欢当资本家剥削别人，还出台了物权法，想用法律把你们平生积累的坛坛罐罐都神圣不可侵犯地保护起来，不允许它人染指一点，可为什么对权力要推崇公有制呢？非要搞什么一人一票的民主呢？难道权力就不能被私有吗？奸民们一方面在经济上搞私有制，另一方面却又要在权力上搞公有制，一只手拼命给自己捞钱私有之占有之，另一只手又指着中共，逼中共分权给它共有之。让公有制的政治

体制和私有制的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有效运作，就象让两个不同齿间距的齿轮咬合起来运转，南辕北辙，不接轨不配套，开车一边打右转灯，但同时又往左转弯。比邓矮子‘一国两制’的设想还一厢情愿，这符合人类想把一切都归为私有的本性吗？”

以前搞公有制搞人民公社，人人都偷懒，农民抱着锄头在田里一整天唠闲磕，就是不干活，工人晚来早走，全部心思都在自己厂外的小摊位上，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公有制根本行不通，这种经济大锅饭听起来很好，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民主”这种政治上的大锅饭业对那些正缺少权力的人具有吸引力，但同样也行不通，因为这违背了自然规律，是政客们故意隐瞒人类自私本性搞出来糊弄愚民的的东西。

人都是为私的，所以当几十年前奸民鼓动愚民说要搞经济公有制，去共地主的老婆和田地时，愚民群起响应，帮奸民打天下，结果什么也没捞到，肠子都悔青了。几十年后，还是对政治感兴趣，还那么自私不安分，西方反华势力看它们很眼热中共的权，就向它们宣传西方民主，号召愚民共中共的权，搞政治上的公有制，这些傻子又激动起来了，整天象阿Q叨念“柿油党”一样满嘴神神叨叨的都是什么“独立宪章、人权宣言、三权分立、一人一票、议会宪法”等陈词滥调，疯疯癫癫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迷得不亦乐乎。

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贪得无厌，做生意成亿万富翁也不会满足，成了托拉斯便想当康采恩，美其名曰是“发展”是“雄心”是“进取”。都恨不得把天下的财产都挣完把财产都改成他的姓，传子传孙才了愿，只苦于它人也在“奋斗”，也在“竞争”，使其愿望受到阻力，没法实现而已。人人对财产贪得无厌，同样对权力的摄取也是没有止境的，除非发生两种情况才会终止，一是能力不济，二是目标不符合自己要求。人的贪心都那么大的，怎么可能相互谦让一人一票，温良恭俭让地搞平均主义而平分权力的呢？

不论商人们如何缺斤短两、坑蒙拐骗、偷税漏税、制假贩假赚了昧心钱传给子孙，愚民们都觉得很正常，能接受，认为只要有本事捞到钱，就是谁的，就得受《物权法》保护起来，神圣不可侵犯，不许别人共产掉它。无论官员们的官位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被上级潜规则后睡来得，靠溜须拍马哄来的，靠假文凭假论文假政绩骗来的，靠陷害他人排挤同僚抢来的，愚民们都认可这种行为，认为只要有本事弄到官位，那官位就是谁的私有财产。可是英雄们征战四方，驱逐外敌，翦灭群雄，一统天下，为大家创造了繁衍生息的太平，保护着大家不被奸人侵犯。为什么反而不能有奋斗的成果呢？为什么反而得不到奸民们认可呢？反倒象是没有大功而有大过似的。为什么这成果就不能转化为英雄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传之子孙，而非要和奸民、愚民、猥琐男们平分权力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告诉大家，这大地时时刻刻都该有个名分，有个所有权的问题。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这中华大地及其上面的附着物和衍生物都是有姓的，有时候姓刘，有时候姓赵，有时候姓朱，有时候姓爱新觉罗，有时候姓蒋，有时候姓毛。奸民们鼓动愚民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还是人话吗？我告诉大家，天下是并非天下人的天下，天下就是一人一姓的天下，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人的天下。皇帝就当于管理员的权限，达官显贵们则是超级版主和版主的权限，虽然权力也不小，但随时有可能被皇帝剥夺，而百姓只是普通用户的权限，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既然是私有制好，这天下就得落实在一个人名下，而不是象现在一样来句“国有”的空话，结果谁都不爱惜，拿现在的话讲，得明确“产权关系”，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国家出台什么政策都显得理亏似的。只有明确了大地的产权，让当权者知道可以让他的子孙继承，才会对这片土地真正地负起责任来。才会想着如何把这个国家治理好，把一片富强而稳定的锦绣江山交到自己儿子手里，那么人民也顺带有福了。不像现在，大官们都在想，反正这国家是公有的，又不是我的，过几年我就退休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在台上狠捞几把，存到瑞士，以后和老婆孩子逃海外去安度晚年。

不把权力私有化，无论谁来执政都不可能对这块土地负责任的。因此社会制度应该符合并顺应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而不是靠什么西方“权力制衡、三权分立、监督机制”的强力来妄图改良和限制，因为人性这东西再怎么也改变不了，再怎么立法也限制不住的。当然，更不是靠某党自欺欺人地喊两句“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把自己的官员吹嘘成大公无私的超人，似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强行占有权力，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公布公务员财产，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人们无条件地信任而不受监督，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利益强行“为人民服务”了。

封建帝制符合人自私的本性，凡中华民族现在能向世界拿得出手的东西，不是现代邯郸学步的高科技，不是现代东施效颦的生活方式，不是现代贻害万年的生产总值，不是现代人云亦云的专家教授，不是现代照抄照搬的政治制度，不是现代附庸风雅的文化艺术，却都来自于封建帝制时期带来的伟大创造。

皇帝从不煽情说自己是来“为人民服务”的，也不怎么试图限制用何种监督机制来限制人自私的本性。不仅财产上不搞公有制，权力上也不搞公有制，从上到下都搞私有制，也就是不能搞民主，这听起来很残酷，但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实际，符合现实，符合人性。要搞民主，除非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人都不自私了，财产也都公有了，都放弃了那强烈的对财产的占有私欲，到了没有人压迫人，人欺负人，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权力自然而然被大家公有。否则一方面极度自私，各方面欲望都很强，另一方面又唱民主的高调，实际是诈术。

因为人类还有个本性，这在中国愚民中尤其突出，那就是只能听奉承话，不能被揭短。明明他自己很自私，但不能被人说，说了就要翻脸，你要忍住恶心感吹捧他大公无私，愚民们听了就高兴了，还会装模做样地假装谦虚几句。于是奸人们就故意专拣好听的给愚民听，说“你们一点都不自私却过这么苦的日子，都是统治者独裁造成的，你们应该自己给自己做主，就能过上你们梦想中的好日子了”。愚民听着太顺耳了，却看不出这是在煽情，是矫情，是居心叵测，是奸人想煽动那些对现实不满的愚民帮他造反，让他夺取权力，最后让他大权独揽，摘胜利的桃子。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是虚伪的骗术，实行起来必然与实际发生冲突。

帝德无限大，君恩深似海。有一个猥琐男听了这句很不服气，说“凭什么我要认他是我的君，凭什么我该被他管？”这话无理之极，英雄能当上皇帝，是用不着你愚民同意的，用不着民意投票选举的。袁世凯就是太看重这点，才去搞了什么妓女情愿团乞丐请愿团来丢人现眼。英雄能当皇帝全凭两个字：“能力”，而不在乎民意如何，当年我大清定鼎中原，很多人思想转不过弯来，可在铡刀和官位面前，几乎都选了后者，没几年大家就都觉得自己生是大清的人，死是大清的鬼。猥琐男真的该感谢君王，要不是君王有镇服一切恶人能力，大地上永远都在相互争杀。因为中国人太野蛮了，再愚昧的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都不肯安分过老老实实的日子，要没英雄来管，永远不会太平，到处都是流寇强盗，弱肉强食，猥琐男永远得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那种时候还谈什么人权？大地上出了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君王，是猥琐男们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正是因为君王有这样的能力，能使这块土地得以安宁，重归祥和，保护着弱者，使弱者免于受到“竞争”的伤害。所以英雄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您和您的家人作为这土地上的人，也是君王私人财产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君王能力的保护，才得以繁衍生息，您是不是该谢君恩？山呼万岁，谢主龙恩？要还存造反、篡权、民主的心，要让这大地再起波澜，是不是太没良心了？

讲这么多，就是让大家知道知道君王和愚民，英雄和猥琐男之间的关系。网络上的猥琐男们得把这层关系给摆正了，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应该明白，人民是因为有君王才得以存活下来的，连您自己都是君王的财产之一了，还老叫嚷着什么人权？

二、朕即天下

不要心理不平衡，这皇帝谁有能力就谁做，皇帝轮流坐，明年到你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许您家风水好，过多少年也有机会的。开国皇帝都很有能力，守成的皇帝只要中等偏上点的水平就能治理好国家。事实上，治理国家并不难，绝大多数网友都能这能胜任，可难就难在要勾心斗角，要和下面臣民斗心眼，尤其在中国人这里，比在外国当国王要难五倍，因此也只能比外国的国王要强硬五倍，照活跃于网络上的奸民们的话来说，就是人权“好五倍”。

守成的皇帝能力不足不好，太聪明了也不好，汉武帝雄心大，能力不错，可苦了百姓。兴趣爱好太多的君王则反而误事，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明天启帝、明武宗都是这样。自然有新的有能力的人推翻他，取而代之，历史就是这么回事。您猥琐男一个，又没能力运筹帷幄，又没魄力冲锋陷阵，又没胆量刀头舔血，又反动又怕死，却常有非分之想，总幻想要分享英雄的权力，要公有，说：“有传‘民主教’的洋大人告诉我了，这叫天赋人权。我猥琐男从娘胎里生出来就该和英雄享受同样待遇，英雄得和我们猥琐男平起平坐。”害羞不害羞？你猥琐男要共别人的权，你家的产怎么不肯被别人共呢？你怎么不把你老婆拿出来给咱兄弟们共一共呢？要是真的公有权力了，皇帝失去了权威，在中国这么个盛产奸贼的地方，坏人那么多，它们可高兴坏了，没人镇服它们了，马上群魔出洞，抛出一个个邪说，蛊惑人心，愚民们又分辨不清是非，一煽动就动情，激情澎湃，战乱必起。

但后世的帝王毕竟不会个个和开国帝王那么有能力镇服邪恶的，有的贪玩，有的昏庸，有的多事，会有性格和能力上的种种缺陷，这就需要一个方法来弥补之。那就是大臣了的辅佐了。大臣对皇帝必须赤胆忠心，皇帝对大臣可以实施阴谋阳谋，韩非子里称这叫“二柄”，也就是玩弄权术权柄的两种方法。有人说：“这不是不对等了吗？”对，在帝制就是不对等的，不讲平等自由这种言不由衷地美妙言辞的。因为身份不对等的缘故必须那么做，父子不对等，男女不对等，君臣不对等，这就是三纲五常。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东家因为能力不足或因年幼无知，而委托别人来当店里的掌柜，不必太在意掌柜会夺了他的店，因为还有县衙可以告状打官司，还有个说理得到法律救济的地方，可以把店给追回来。而无论是内阁制还是丞相制，臣下都有可能篡权，臣民要是篡了君王的权，君王去哪里打官司呢？所以得时时防着臣民。整个国家只有君主一人可以凌驾于法之上，可以无法无天，因为没有法，便无以治国，但同时人又不能成为法的奴隶，反被法控制着，那么就只能采取由君王独自控制天下的一种方式。这么做就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也就是维护了国家的稳定，那么也就保证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正常生活。

大臣的辅佐，不能因为观点和皇帝不同而冲撞君王，得尊重君王，当年晋平公，酒酣之际脱口说道：“天下最快乐的人莫过于君主了，他说出的话，谁也不敢违抗。”坐在旁边的盲人琴师师旷闻听此言，操起琴来向晋平公撞去。晋平公连忙躲闪，询问缘由，师旷说：“我刚才听见有小人在主君面前胡说八道，所以拿琴撞他。”晋平公说：“说话的人就是我啊。”师旷板起脸来说：“这可不是当国君应该说的话啊。”韩非子评论道，师旷此举不是臣下所为，有失臣下应有之礼，为以后臣下借刚直苦谏之名谋害君主开了先例。

君王实在不听劝，臣下就只能“死谏”，以自己的一死表达自己的主张毫无私心，而不是反叛和谋害君主。最典型的就是刘璋手下的大臣，大家都知道当年张松被诸葛亮收买勾引刘备入川，别人都看出刘备不怀好意，唯独刘璋暗弱，相信刘备不会害他，要亲自去迎接。忠臣们苦谏不听，刘璋执意启程，有的忠臣，死死咬住刘璋的衣服不放，刘璋一拉，连满口牙都被拉掉，这是忠臣，还有的忠臣，把自己倒挂在城门上，一手握谏书，一手持剑，堵住刘璋出城的路，刘璋不肯接受谏书，他就一剑把吊自己的绳索斩断，自己坠地而死，一死以明心志。这才是大臣应做的。现代的网络愚民看三国看到这里，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觉得太可笑了：“这些人干吗这么傻？换我早和张松一块把刘璋给卖了。”之所以感到可笑，因为他们毫无忠义之心，被所谓的西方民主给毒害了，一心都是为私的。放在古代，都是些奸贼小人。这些奸人还整日在网络鼓吹民主，逼着国家分权给它们呢，要真的在中国施行了民主，由这些奸贼掌权，大家想想，会将中国卖哪里去？可怕不可怕？

纣王如此无道，群臣也没轻易反叛，但不断有忠臣站出来进谏，宁可被挖心也要说，明明知道纣王不肯听，明明看见前面有人尽忠言被纣王杀了，再出来苦谏也是要被杀的，却还是要出来讲。等看到殷商真的没希望了，唯有周武才能消除祸乱，才纷纷背弃。水浒英雄，即使身受奇冤，不得已上山落草，明知宋徽宗糊涂，还整日念念不忘个忠字，盼着招安。在古代，对昏君对暴君，尚且得这么忠，何况对明君？比现在人当官难多了，时刻得为君王去死，这才是大臣应尽的本分。时刻维护着君王的利益，那才是儒家的本质。难道这些人都没诸君聪明？都是傻子？

有中华愚民不以为然，他们永远改不掉“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脾气，愁眉苦脸地在网上问我：“你这招没有用。你又不能保证皇帝个个都能听大臣苦谏，要遇到明君还行，要是昏君怎么办？岂不是要改朝换代了？”他还是没搞清楚百姓根本就应该对改朝换代无动于衷的道理，因为产权不是百姓的，改朝换代的后果是皇帝他们家自己去承担，后果由其自负，只有他们才与社稷安慰“同呼吸，共命运”。大臣谏不谏是他们君臣的事，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有效就好了，于百姓何干？他就跳不出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习惯思维。他也不想想，既然是昏君，国家一定是民不聊生的，难道被推翻换新主子改善人民生活不好吗？你一愚民对改朝换代着什么急？犯得上吗？那么痴情干什么？皇上都觉得你太自作多情了。您所要做的，就是做个顺民，像当年迎清军“为汝君父报仇”，迎皇军“大东亚共荣”，迎共军“解放全中国”的入城式一样，摇着小旗跑到街上去跪接新皇上进京而已。你说和这些好坏都分不清楚的愚民说话累人不累人？

前些时，北大的孔庆东教授大概发表了一些令网络奸民不快的言论，说他为当权者说话，为虎作伥，简直不配做孔子的子孙。我看孔庆东才真的是孔子的好子孙，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因为孔子就是因为维护君王的利益献计献策四处奔走，而被尊为圣人的，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孔子是为猥琐男谋利益的？而维护了君王的利益就是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也就维护了一般大众的利益，打击的是社会上不安分的野心家。这些野心家在韩非子那里被称为“五蠱”，也就是社会上那些不想老老实实干活的蛀虫。奸民愚民们连这层关系都搞不清楚，还动不动厚颜无耻地闹着要从政，口口声声要决定国家的走向，开什么玩笑？请问你们猥琐男何德何能呢？

推翻帝制，实现共和已经上百年了，但无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搞的都是独裁专制，没一天是百姓做主的，但又都不是真正的彻底的帝制，因为不是一个君王说了算，而是国民党中常委或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帮人说了算。口诵民主，暗施专政，即“表面民主，内施专政”，或称“半民主半独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至少得这么搞，还可能存在下去，要是真的搞了奸民们要的西方民主，中国早亡国灭种了。

现在要命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中共诸君竟也像愚民一样被西方反华敌对势力洗了脑，可怜他们虽然在暗地里搞专制，私下却是极度自卑的洋奴，内心却羡慕美国的一切，把美国的一切都当正确的。都说我大清怕洋人，其实中共比大清还媚外，他们把美国当上国，把我们中国当偏帮，也私下错误地以为：“洋人传来的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了以蒙蔽国人，取悦外人，证明向世界证明自己也是民主的忠实信徒，也是尊重人权的，他们拼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民主而开放的政权，心胸狭窄却要披上大度能容，开明开放的外衣，哄骗老外，最怕美国的报纸批评它搞独裁，最怕到美国访问时，洋大人在晚宴上不和它们碰杯。

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没想到，这样就给它自己戴上了一个枷锁，每当胡锦涛访美，记者问他人权状况有没有进步，每当人们批评它嘲笑它搞假民主时，他就得恼羞成怒，脸红脖子粗地和人争辩，非要说自己搞的是名符其实的真民主，非要说正在为改善人权而努力。当然人家拿出很多证据来证明它的民主“名实不符”，证明他们在冒充民主，使其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和尴尬的境地，张口结舌，横竖都解释不清了，还要拼命狡辩，别人就堵他们的嘴，独轮运就拿这大做文章，以证明中共撒谎成性。这似乎是几十年来中共和“敌对势力”打口水战的焦点之所在，几十年不就是在吵这件事情吗？成为其在外交、统战、宣传工作中长期挥之不去的噩梦。

如果中共诸君清醒过来，真的懂得帝制才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体制，是救中国的唯一方便法门，不再从内心向往“西方民主”，就不必再羞羞答答、偷偷摸摸、扭扭捏捏、不好意思地打着民主集中制的旗号搞专制独裁了，而应该和西方洋鬼子欺骗我们的所谓“普世价值理念”一刀两断，不必理会愚民们的愚见，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推举一个最能服众的委员当皇帝，管他是胡是温，姓蒋还是姓汪。要做就做真皇帝，自立乾坤，而不是处处要看洋人脸色的儿皇帝。是一人一姓的真皇帝，乾纲独断，独揽大权，不是清初“八王议政”式的“政治局常委会制”、“政治局委员会制”、“中央委员会制”，不是股份制，不是合伙制，没有董事会，更不是西方民主虚伪的“代议制”，而是独资大老板，朕即天下。

尤其要注意的是，决不能出现清末的皇太后压制皇帝的局面，一个孝字害苦了光绪，让慈禧分掉他大部分的权力，皇权处处受制约，还由慈禧引进奕劻、荣禄、袁世凯这些不受皇权制约处处和皇上对着干的奸臣，完全丧失了帝制的优越性，加上慈禧知道继承人不会是自己的血肉，没有必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太平盛世，故意为所欲为极尽享乐，我大清亡就亡在这上面。后世诸君要引以为戒啊！要在传给儿孙的石碑上刻上“后宫不能干政”的字样。

分茅裂土，世袭罔替，封各位阿哥们亲王、贝子、贝勒，封老婆大福晋（皇后），封以前得遮遮掩掩的小蜜情人为侧福晋（贵妃、妃、嫔），中央一级的封异姓郡王或国公，上将一级的封候，省部级的封伯、子、男。皇上名字里的字，百姓得避讳，比如，皇上名字里要是有个“宝”字，百姓名里有“宝”字的都应该改成“室”。封建封建，就是这么又封又建。中央高度集权，但只下达到县一级，县以下乡绅自治，基层选举，实行科举取士，给人民充分的自由和进取的空间，皇上自己也省了不少心，走这样一条老祖宗千年来就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中华帝制，这是现成的新路，是条康庄大道，何必邯郸学步去学洋人体制？管美国对此什么态度？大不了我们断交，大不了我们闭关锁国。但中国的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到时候美国又会回来求我们。

这样皆大欢喜，产权又清晰了，竞争激励机制也引入了，国家的一切都是你的了，有爵位的名正言顺地食千户食万户，省得现在这样偷偷摸摸贪污，免得慌慌忙忙把子女和资产转移海外了，安下心来对这片“神奇的土地”负点责吧。诚如是，我金某人愿放下皇族身份，为中共诸君牵马坠蹬，做你们的马前卒，成立筹安会，为振兴中华正统政治文化摇旗呐喊。

三、君君臣臣

那么怎样施政才能发挥帝制的优越性呢？早有君王就这问题问过孔子，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君就要在君的位，臣就一定得在臣的位，不能越雷池一步，功能不能混乱，礼数不能僭越，韩非子说，帽子再旧不能穿脚上，鞋子再新不能戴头上。意思是说君的能力再差，大臣也不应该想篡权，所能做的只是辅助，这就是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国家的政治自然有君主和大臣管，打仗是军人的事，学生读好书就行了，农民只管种好地就是了，士农工商，各尽其职，这是良民，而不安本份，老想参与政治，对朝政指指点点，指手画脚，想夺取权力的，就是乱民，就是乱臣贼子，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而近现代的奸人们却非要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共叫学生不上课，说什么“北平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课桌了。”成功地利用了蠢猪般的学生提早引发蒋介石对日作战，而使中共摆脱了危机。现在的F青和当年蠢猪学生一样爱激动，非闹着搞什么民主，非要管自己不该管的，抹煞天下的产权，非要说天下是天下人的，不管什么人都想参政分一杯羹，谁都要对朝政指指点点。近百年来，中国的奸民们受国外政党制度的影响，兴起许多党，今天组这个党，明天组那个党，都是乱民们搞出来的奸党，没一个好东西，你们看古代有这种政党吗？明朝就是因为有东林党，搞朋比为奸，虽然没近代党派那么成熟，却在朝廷搞出来那么多的斗争，弄得皇帝对朝政都没兴趣了，消极怠工，加速了亡国步伐。这些乱党散布种种邪说，挑动人不安份的神经，和夺取权力的欲望，叫学生书不好好念，农民地不好好种，一个个想入非非，一个个蠢蠢欲动，在网上胡言乱语，唯恐天下不乱，制造社会动荡，这和儒家思想截然相反，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浑水摸鱼，这使上下相失，朝纲紊乱，这国家能好得了吗？

一个不安分守己的民族绝对不会有幸福的社会。按理说，做好士兵本职工作的士兵才是好士兵，做好士兵本职工作的士兵才有可能当将军。可在不讲“君君臣臣”的乱民中却盛传着一个洋人的邪说，叫“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洋人自己不信，可中国人却都觉得有理，并都以此作为座右铭。就像当年洋人造鸦片自己不喜欢吸，唯独在中国大受欢迎的道理一样。于是中国军人平时都学贾似道溜须拍马、行贿送礼、投机钻营从士兵升到元帅，战时则学潘仁美谎报战功、陷害战友、里通外国也能当上将军，甚至会唱歌跳舞的祖英丽媛也学民国军阀曹锟的同性恋男友戏子李彦青那样当上了将军，这是好士兵吗？真正尽职尽责的士兵，要么像杨业战死沙场，要么是岳飞被迫害致死，这就是在中国官场上的逆淘汰，只剩奸人掌权的原因，这就是自古以来中国军队越来越腐败，越来越不堪一击的根子所在，你不信看看现在中国的将军，包括台湾，没有一个不像贾似道、潘仁美、李彦青的，没有一个象杨业岳飞的，你们这些F青还整天叫嚣要打美国灭日本呢，真正可发一笑。

在这种错误观念左右下的中国人，对此谬误不仅浑然不知，反而坚信是真理，而他们一切思想行为都是建立在这错误而邪恶的观念上的，那么它们造成的一切结果也必然都是错误和邪恶的。这就是为什么讲“君君臣臣”那么重要。

推而广之，除了军队信奉这些邪说，民间也一样。乱民们都相信“不想当皇帝的百姓不是好百姓”。所以中国社会向来不乏操莽之流，几乎人人都是野心家，都不安分守己，都不愿做平凡的工作，哪怕再蠢的人，都说自己怀才不遇。做目前的工作“简直是屈了才”，上天没让自己做统治者“简直是瞎了眼！”，都觉得这主席的宝座原本是应该自己坐的，都觉得是阴差阳错才让别人当了主席，都觉得只有当总统当主席人生才有价值的，否则简直是白来这世界一趟。于是都抱怨中共不搞“民主选举”，使自己失去了“公平竞争”实现自己幼年梦想的机会，运运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这样的国家，社会总是处于一种不安分的骚动状态，永远也太平不了，因为大家总在试图蠢蠢欲动。因此，无论掌权的是皇帝还是主席，都只能用最血腥的方式才能勉强巩固自己的王位。能怨皇帝或者主席不赐给你们民主吗？你们怎么不想想谁敢赐给你们民主啊？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一些对历史知识一无所知的愚民在网上反驳我说：“既然古人那么讲君君臣臣，那中国历史怎么还有那么多造反，改朝换代呢？”我的回答太简单了，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乱臣贼子呀。缺乏历史知识的愚民大概不知道，朝代的更替分两种，一种叫“灭”，即用武力推翻朝廷，这多半出现在民族和民族，政权与政权之间。如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之间，金灭北宋，元灭南宋就是典型，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前，根本就不讲孔子这套，不明君臣大义，不讲三纲五常，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等关系，非君臣关系，如南宋联合蒙古灭金，明驱逐元，五代十国和南北朝诸国的相互吞并等等，不违背伦理。

改朝换代最常见的形式是“禅”，即皇帝发布明诏退位，新皇帝名正言顺地、合法地、起码表面上不违背儒家道德规范地接受权力，以延续中华文明的正统。又分内禅和外禅，内禅一般发生在父子之间，如李渊让位李世民、唐玄宗让位给唐肃宗、乾隆让位给嘉庆。外禅是传位给外姓人的，最有名的如尧舜，尧舜之后的禅让在名义上仿效尧舜，但一般来说都是在君王被迫无奈的情况下，被逼宫被胁持，不得已发布诏书或进行仪式，将主宰天下的权力转移。外禅这种形式，相对于异姓用武力推翻前朝夺取权力的“灭”来说，也叫做“篡”。之所以中国历史各朝代更替大多采用“篡”而尽量不用“灭”，是因为一方面篡权者都怕留下骂名，另一方面都认可通过和平方式一脉相承地转移权力，表示自己是象当年尧舜那样正统受让的天下，是合法的，是天授的。

秦亡以后大多数王朝更迭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尤其是接受儒家思想的汉人王朝，比如王莽篡西汉，曹丕篡东汉，司马炎篡了魏成立了晋朝，西晋的愍帝在被灭前留下诏书，把帝位传给在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成立了东晋，让其继承了大统，正统一直在延续。南北朝期间又发生多次禅让，西魏禅让给北周，北周又禅让给了隋，被李渊扶持起来的傀儡皇帝恭帝杨侑，不久就把权力禅让给了唐。唐朝也不是被人灭的，而是傀儡皇帝唐昭宣帝把天下禅让给了后梁的朱温。郭威发动兵变，胁迫李太后将皇位禅让给了他，成立了后周。赵匡胤学郭威的样子反动陈桥兵变，逼着后周恭帝孤儿寡母把帝位禅让给了宋。

民国并非全靠武昌起义这种暴动推翻的我大清，而是以我大清正式颁布退位诏书的方式得到天下。这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外禅，是正统的政权的延续。而中共又赶走了民国，中共既没有完全消灭民国，更没有得到民国的禅让。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中华正统正朔。

从以上历史可以看出，哪怕乱臣贼子的实力远远超过君王，也决不敢轻易夺取皇位，曹操这样的大奸雄都尚且不敢这么做，都要顾忌影响，都得受“君君臣臣”教条的制约，还得搞一些仪式才算交代过去，起码表面上得过得去，装出尧舜禅让，自愿转让权力的样子才行。而要照现在网络愚民的脾气，还没一点实力呢，就叫嚣民主，要分中共的权了，要有点实力的话，早造反一把把中共从位子上拖下来，自己抢着坐上去了。满蒙入关后还真心诚意尊儒受教，而这些奸民丝毫不受儒法的约束，急吼吼只有权欲，无法无天，这才是纯粹的野蛮民族，好意思自称是汉人、唐人、华人？你等要在古代，操莽之流都对你们望尘莫及，所以说它们是奸贼一点也不为过。

有人会问：“你言过其实了吧？你在开玩笑吧？它们真的那么坏？”对！它们真的有那么坏，要是不那么坏，中国也不一定非要实行帝制，民主也可以，事实上，国家搞得好搞不好，绝不在于体制，而在于人自己。人要稍微好点，什么体制都行，搞民主也行。正因为中国奸民太多，所以非得恢复明朝那种最严酷的帝制来管束它们，实际上即使是明朝朱元璋复活，想管住它们也是力不从心的了。

四、再造中华

先贤说：人之初，性本恶。这话一点都没错。当然指的是中国人，因为那时还没看见洋人呢。从小我们看完电影，小孩们都喜欢模仿电影里的人物，可绝不会有哪个小孩去模仿正面人物的，那样做会被人骂SB的。模仿的都是电影里流里流气的地痞流氓呀，恶霸土匪呀，汉奸鬼子呀什么的，歪戴帽子斜瞪眼觉得很神气，喜欢学戏里的黑话脏话，觉得能说几句脏话粗话黑话就很时尚，长大一定能操社会，一定会有出息（不过确实如此）。

民主再好，也需要法律的完备和人民对法律的尊重，才可能切实起到作用，在这种从娘胎里生出来就从不安分，从不打算尊重法律，不顾忌一切游戏规则，崇尚黑社会，一切要靠弄虚作假，一切都要用歪门邪道，一切习惯于“私了”来解决问题的国度，想靠民主来达到让自己过好日子的想法只能是一种缘木求鱼的美好愿望而已。

在中国的小学，如果两同学打架了，一方受了气，向老师告状，求班主任主持公道，会招来同学甚至老师的耻笑，觉得他迂腐窝囊得可以，将来一定没出息（不过确实如此）。在他们的眼里，有出息的做法，是去校外找朋友帮忙出气摆平，就看谁在校外朋友多，谁在社会上混得开。实在叫不上人的，要能下狠手，拿出刀来捅对方，拿砖拍对方，把气给出了，也算有种。这些没有怎么受过社会污染的小孩，尚且无师自通地懂得避免采取正规渠道而习惯用歪门邪道解决问题，难道也是运运们说的“体制造成的”？这只能说是先天人种问题了。

它们要长大了，遇见升学、考试、提干、诉讼的问题，还是老套路，习惯于“要私了，不要公了”，作弊、造假、走关系、行贿、潜规则、买通法官，反正越是歪门邪道，越是乌七八糟的事情，他们越热衷，可以在饭馆旁若无人地宣讲自己如何贿赂法官打赢官司的。我看过一个帖，上面揭露说在非洲某国，从不知道行贿是怎么回事，字典里都没这词，后来有中国人去那里帮他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把贪污行贿这套瘟疫都带了过去，结果现在那国家的民风和官场也像中国那样“墨墨乌斯黑”了。

这个责任不应该中共来负，中国人起码早在宋朝就这德性的了。看看水浒就知道，书里的英雄好汉几乎没一个是遵纪守法的，没有 一个把法律当回事的。这些人都被称为英雄。所有这一切都被中国人赞美成一个“义”字，成了潇洒和能力的代名词。有中国人为自己百般开 脱道：“这都是统治者不好，我们是不得不这样违法乱纪的。”难道李逵戴宗对上 级等强势群体无可奈何，对囚犯等弱势群体残酷盘剥，也是迫不得已？

和洋人比，绝大多数中国人其实就是野人。说实在话，这种脾气秉性，和中国当地人的血性以及经络通畅程度、排列方式、开阖取舍有关，和其他国家的不大一样，当然其它国家的也各不相同，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是题外话，人类现在根本还不懂，以后再展开讲。因此，怎么能拿管束洋人的“民主”来赏赐慰劳中国人呢？拿一副药去治不同的病呢？

中国的古人比现在人不知道要聪明到哪里去了，他们早就认识到了问题本质，只有这些先贤从不试图做那些办不到的自欺欺人的“民主”，他们创立的帝制，最实事求是，从不回避中国人的问题，从不隐讳中国人的弱点，才是最符合中国人的制度。一百年前的思维禁锢的人们看到康梁维新变法，思想转不过弯来，认为大逆不道。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把恢复中华民族带给世界最伟大的贡献——“封建帝制”的思想展现在那些痴迷于民主并苦于求之不得的愚民面前时，他们必定目瞪口呆、张口结舌、语无伦次地开始跳起来反对。

如果上天真有好生之德，不忍看中国人自己毁灭掉自己，还想再救一下中国。就该再降下一个英雄来，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恢复帝制，再造中华。

（本文原名所谓的“民主”，其实只是一桌奸人做给愚民吃的权力公有制的大锅饭罢了，写于2011年，2018年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