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 肉

    三弟走了，永远地走了。就象他自己说的那样，“也算是寿终正寝了。”

    那是我得知他病重后第一次去医院看他。我埋怨他，“怎么搞的？又把自己弄到医院里来了。这次又要吃不少的苦。”

    他对我说：“我这次进来，恐怕是出不去了。”

    听他如此说，我赶忙劝他：“不要瞎想，安心地配合大夫治疗，很快就会好的。”

    他没有理我，继续说：“我春天已经过了50岁的生日，现在去死，也算是寿终正寝了。没什么好遗憾的。”接着，他给我解释：50岁以前死去的人，叫作“殇”，50岁以后死去的人，才能叫作“寿终正寝”。也不知他是从哪儿找来的这种解释。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平静，平静得好象说的不是他自己 ，而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事。但是，从他那无助的眼神中，分明可以看出他对生的留恋，对死的恐惧。他是在压抑着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故意用这样的解释，来减轻亲人的悲痛。

    三弟对自己的病情是完全清楚的。自从三年多前得上了这个病，他就通过互联网，查找到了各种资料，把这个病的病因、病程、治疗方法、最终结果，甚至死亡时的状况，都查得一清二楚。因此，没办法再对他隐瞒什么，也没办法再用一些无用的话来安慰他了，只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陪护好他，以使他能在这骨肉的亲情之中，平安地走完这最后的路程。

    以后的十几个日日夜夜，我和闻讯赶来的四弟以及多次前来探望的母亲，和弟妹、侄女一道，守护在三弟的病床前，不时地回忆起这50年的骨肉之情，回忆起50年的相濡以沫。三弟儿时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第一次意识到三弟的存在与我有关，是因为半个白面馒头。

    那是1958年的冬天。公共食堂已经失去了刚开办时的火红势头。正在半死不活地维持着。每天，我和三弟都要由奶奶领着，到一个叫作“蔡家大门”的公共食堂去吃饭。

    那是一个阴暗的大屋子。屋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饭桌：圆的，方的，大的，小的，高的，矮的——是各家从自己家里带过来的。还没到开饭的时间，每张饭桌前都坐满了人。

    我和奶奶坐在自己的小饭桌前，三弟坐在奶奶的怀里，眼巴巴地等着开饭。

    开饭的时间到了。一个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站在那里宣布：为了照顾好幼儿和老人，从今天起，每天供应一个白面馒头给3岁以下的幼儿和XX岁以上的老人。（多少岁记不清了，好象是65岁或者70岁。因为老人与我关系不大。）

    听到这个宣布，我的心沉了下去：从今往后，恐怕是再也吃不到白面馒头了，因为我已经快5岁了——这是奶奶告诉我的。我在吃东西上口比较刁。平时吃饭总是挑三捡四，只吃好吃的，对不好吃的东西，能不吃就不吃，哪怕是饿着。

    那个人宣布完以后，就开始发放这种优待幼儿和老人的白面馒头。他念到一个人的名字，就会有一个人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上前去，领一个不大的白面馒头。我沮丧地坐在那儿，盼着这种仪式快快结束，我真的无法忍受这种眼看着别人吃白面馒头，而自己却吃地瓜面窝头的局面。

    突然，我听到了三弟的名字。只见奶奶抱着三弟“呼”的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快步走到那个人面前，从旁边炊事员手中接过来一个不大的白面馒头。

    奶奶抱着三弟又回到了座位上。她把三弟放到旁边的小板凳上坐好，就把那个白面馒头拿了出来，掰成两块，一块给了三弟，一块给了我。

    突如其来的好事让我来不及多想，我接过馒头，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刚咬了一口，我又马上停住了。我想到，就只有这半个白面馒头啊，吃完可就真的没有了。于是，那口馒头就没有再咽下去。而是含在嘴里让它慢慢地熔化。我就这样，细细地品味着白面馒头的那个香，那个甜。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虽然我已经快5岁了，早过了享受白面馒头的年龄，可三弟才不到两岁，他还是具有享受白面馒头的资格的。我今天能够吃上它，全是沾了三弟的光。我扭过头去看了看三弟，只见他正津津有味地用小手捧着那半个白面馒头在啃。丝毫没有表现出对我分享了他的美食的不满。（当然，他这个年龄恐怕还不太会表达这种不满。）我不由地产生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感慨：毕竟是亲兄弟啊！

    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我都能与三弟共同分享一个白面馒头。有这半个白面馒头垫底，其他的窝头、野菜，我就吃得很少了。而三弟虽小，却是吃完他的那半个馒头，又津津有味地大吃野菜、窝头。

    这种有白面馒头可吃的日子，也就是有几天的时间。再往后，白面就再也见不到了。再往后，地瓜面窝头也见不到了。再往后，公共食堂就解散了……

    但是，每天的半个白面馒头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了我对三弟的第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我上学了。三弟也长大了。

    长大后的三弟对我这个小学生十分崇拜。我在学校里学到的无论什么新鲜事，他都会跟着学。小小年纪，就跟着我念：b、p、m、f，d、t、n、l。可以看得出，他在学习上是十分聪明的。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中国少年报》上看到一首《颠倒歌》，觉得很有趣，就把它记了下来，回家后念给三弟听：

    颠倒歌，唱颠倒，

    十点钟，起得早。

    先吃饭，后洗脸，

    拿起地来扫笤帚。

    吃牛奶，喝面包，

    背起学校上书包。

    ……

    考了二分笑嘻嘻，

    笑嘻嘻，又留级，

    老头子还上一年级……

    对这有趣的《颠倒歌》，三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没学两遍，就完全学会了。他吃着饭念，玩耍时念，甚至在睡梦中，也会嘟囔一句：“老头子还上一年级……”

    他并不只是念我教给他的这首《颠倒歌》，还不知从哪儿学来了另一首《颠倒歌》：

    东西路，南北走，

    出门碰上人咬狗，

    拿起狗来砸砖头，

    砖头倒咬狗一口……

    他把这两首《颠倒歌》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编在一起念。越念越觉得有趣。

    他可能是对自己第一次改编了别人的作品十分满意，在家里，他就不断地念给我听，念给奶奶听，念给还不懂事的四弟听。当我们听了无数遍，已经对他的这个创作失去兴趣之后，他干脆就自己跑到了大街上，去念给别人听。

    很快，就有邻居家的小孩来家里报告：你家的小三在大街上念歌来，搞得好多人围着看；也有大人来家说，你家小三不是有了什么病了吧？

    我们家本是个小干部家庭，平常处事都不事张扬。没想到三弟会做出这种轰动邻里的事来。妈妈赶快跑到大街上，找到了三弟。只见三弟小小的个子，却站在高处，一遍又一遍地念着他的得意之作，还用手不停地比划着动作，好象是在进行一场演出。一群小孩和老头老太太在下面围着看。妈妈赶快把他拉回了家来。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现在看来，三弟当时的这种强烈的表现欲，正是小孩子的天性使然。而我们对此的反应，实际上是扼杀了他的天性。要知道，60年代初期的社会，是相当封闭的，任何越轨的行为，都会被社会所排斥。果然，三弟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出轨的行为了。说话，也不再那么利索了。

    这次在病床前，妈妈再次提到了这件事，再次念出了“老头子还上一年级……”三弟躺在病床上笑了。虽然笑得很苦涩。

    60年代中期，吃饭的问题已经不是那么大了，但烧饭的问题又突出了。

    我们这里不产煤，也不通铁路，因此，烧煤一直就是个大问题。到了60年代中期，县城里每家每月的煤炭供应量是30斤，根本就不够烧的。而农村，则干脆就不供应煤炭，农民只能烧庄稼的秸杆。因此，每到麦收、秋收过后，农民们都要把地里的秸杆一点不剩地全部收回家来，即使是麦茬、玉米茬，也要把它挖出来，以备烧饭之用。每当收获季节过后，地里总是被收拾得一干二净。连根杂草也找不到。

    为了解决家里烧饭的困难，每到秋后落叶的季节，我和三弟、四弟都要到园艺场去捡树叶。

    园艺场，是50年代中期由济南下放的知青建立起的一个农场，在我们县城东边的大沙河里，绵延有十几里地长。为了防风抗沙，农场的周围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农场里则分别栽种了苹果树、梨树及葡萄树。到了60年代中期，各种果树都已经开始结果，周围的白杨树也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到了落叶的季节，还是有不少的树叶可捡的。

    每次去捡树叶，奶奶都要给我们准备午饭。一般是烙饼，是白面包皮，地瓜面作里的饼。每两张饼中间，涂上葱花和自己腌制的酱豆。放在鏊子上烙干，再从中间切开。这种烙饼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吃起来是很香的。

    我们的装备更有意思：三弟和四弟是一个人一个用粗铁丝做的钎子，钎子有半米多长，拿在手里，站着就可以钎插地上的树叶。钎子的后面拴上一根长长的细绳子，绳子的末端拴上一个小木棒。我的工具是一张大耙子。这种耙子不是猪八戒用的那种耙子，而是用许多根被弄弯了的竹子编在一起的大耙子。用来搂柴禾很方便。当然还有一条大口袋，是用来装树叶的。

    就这样，我们弟兄仨迎着朝阳，向园艺场进发了。

    在去园艺场的路上，三弟总是走在最前面，一边用他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唱着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一边用手中的钎子钎插路边的树叶；四弟则跑前跑后，与三弟抢着钎插树叶，往往发现一片树叶，两个人的钎子就同时伸了过去，这时，三弟就只好放弃。我则扛着大耙子，背着干粮和口袋，走在最后。

    园艺场里虽然落叶不少，但捡树叶的人更是不少。因此，想圆满地完成任务并非易事。

    有的时候，地上的树叶很多。三弟和四弟各自舞动手中的钎子飞快地钎插着地上的树叶，不一会儿，钎子上就串上了长长的一串树叶。他们就把钎子上的树叶用手撸到后面的细绳上，拖在身后面，又去钎插新的树叶；我则忙着用手中的耙子搂地上剩下的小的、干的树叶。搂成一堆一堆的，看到搂的不少了，再把它装进大口袋里。幸运的话，半个上午就可以装满一口袋了。

    有的时候，树叶很少，我们就不得不跑很远的路，去找有树叶的地方。实在不愿意跑路的时候，三弟干脆就抱着树晃，晃落一些树叶，四弟就急忙舞动钎子钎插。这时候，三弟往往着急地喊，那是我晃下来的。

    到了中午，该吃饭了。我们就到园艺场的场部或队部，去找一些水来，吃从家里带来的烙饼。

    最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经常可以买些苹果吃。苹果收获的季节，园艺场往往要就近处理一些苹果。这时我就会掏出几分钱来（钱是出门之前，跟奶奶要的），去买处理的落果。这些落果很便宜，我记得可能是二分钱一斤。花上五分钱，就能买几个很大的落果。只不过都是些有伤的苹果。不过不要紧，到场部的水井上，打一些水来，洗干净，剜去烂了的部位，就可以吃了。味道绝不比好苹果差多少。

    记得有一次，三弟和四弟闹着非要吃好苹果不行。我咬了咬牙，掏出一毛多钱，买了三个又大又好的苹果。总算满足了他俩的愿望。要知道，这样的苹果是要一毛钱一斤的啊。可是吃着也没感觉到能比烂苹果好多少。

    到了下午，该回家了。我扛着一口袋树叶，三弟替我扛着耙子，他们俩每人拖着长长的一串树叶，又迎着落日，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时的三弟和四弟，吃饱了烙饼，也吃饱了苹果，兴致勃勃地跑前跑后。有时三弟竟把长长的一串树叶，缠在自己的身上，就象是披着武装带似的，好不威风！

    小时候捡树叶的经历，是我们共同的、美好的记忆。那时候，苦虽苦一些，但是，苦中，也有些甜，也有些童年的欢乐。

    十七岁那年，我离开了家乡，走进了生产建设兵团；

    也是十七岁那年，三弟告别了学校，下乡插队去了。

    到了四弟十七岁的时候，国家的命运改变了，我们兄弟的命运也改变了。

    先是大哥，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成为了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接着，三弟和四弟，成为了文革后的第二届大学生。最后，我也踏进了大学的校门，赶上了“新三届”的末班车。（参见《总算赶上了末班车》）

    当我们带着各自的校徽，从四面八方回到家乡团聚时，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当我们各自走上工作岗位，面对新的人生道路时，又是何等的踌躇满志。

                  1980年春节，四兄弟合影

    三弟被分配到了一个省属机关的地质队。他来信说，工作很好，很符合他走南闯北的愿望。

    我分配工作后，第一次去看他。在省城他们机关门口，搭上了他们队的吉普车，一路颠簸，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了他们的地质队。兄弟相见，分外亲切。在他那弥漫着臭袜子味的集体宿舍里，我俩就着他从食堂里打来的饭菜，喝下了一斤白酒，喝得我俩酩酊大醉，足足睡了一个下午。我记得清清楚楚，那瓶酒的名字叫“蓬莱阁”，是刚刚面市的低度酒，37度。

    三弟工作很认真，很能干，也很能吃苦，队里的老职工对他评价极高。没几年，他就被提拔为了地质队的副队长。是我们兄弟中的第一个副处级。

    但是，三弟又确实没有当官的本事。当了副队长以后，他仍然是带着队里的职工四处跑，但从来也没想到还需要往上跑。也是没几年，他的副队长头衔就丢了，调到科研部门去搞科研去了。

    搞科研正好适合他的性格，从此以后，他就埋头在科研课题之中，苦心钻研他的学问，经常会有一些科研论文，发表在他们的专业杂志上。就在他去世以后，他的同事还转给我们某专业杂志编辑部的一封来信，让他把一篇论文修改后尽快寄回，以便发表。

    三弟走了，真的走了。虽然在理智上，我们知道，以三弟目前的病情，时间不会太长了。但在感情上，我们真的不能接受这种骨肉就要永远分离的现实。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我和四弟一块吃饭时，四弟还问我：“三哥这次就真的挺不过去了吗？”

    但事实是无情的。三弟确实走了。他带着50年的苦乐酸甜，带着50年的骨肉之情走了。愿他在天国安息！

    今天是三弟的“五七”，谨以此文，寄托二哥对三弟的哀思！

    首发时间：2007-9-28 5:2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