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梁 庙

    这次陪老妈回乡，被四新接去住了几天他的乡情商务宾馆。晚上，接风宴后，大家都坐在宾馆门前的空地上聊天。

    四新对老妈说：“三姨，告诉你件事，八梁庙又建起来了。”

    听到“八梁庙”三个字，老妈眼睛一亮，忙问：“真的吗？”

    “真的，我前一段从那里路过时看到的。要不，咱明天去那里看看？”

    “那好！”老妈高兴地说，“我从八岁就去了那里，住了四年呢。想起那四年……”

    我赶忙拦住老妈的话：“哎呀，你那八梁庙的故事，我都听了八百遍了。”

    四新附和道，“俺妈也是老跟我讲八梁庙的故事。”

    1939年农历正月初十（2月28日），日寇占领了单县城。日军进城后，先是成立了维持会，然后又要强行征招县城里的青年当伪军。这时的大舅、六舅正当年（五舅这时在七路抗日），倔强的姥娘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当汉奸，听到消息后，马上带着全家，离开了县城，到八梁庙去投奔自己的干亲圣翠法师。那里是国军七路游击队的地盘。

    八梁庙，是单县城西南18里处的一个尼姑庵。庙里的尼姑分东西两院，每个院又分为4家，每家有一个师父，每个师父只收一个徒弟，而徒弟只收一个徒孙。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姥娘的干亲叫圣翠，老妈他们都叫她干老，即干爹的意思；她的徒弟叫果祥，老妈他们都叫她果祥哥；果祥的徒弟叫长信。1967年，长信来看望姥娘时，我曾经见过她一面。那时的长信早已还俗十多年了，是一位37、8岁的中年妇女，长得清秀、端庄，干净、利落。她丈夫是一个40岁左右的英俊的中年人。姥娘让我叫她长信哥，我说，叫她哥？那她丈夫我该怎么叫？最后还是长信说，都多少年前的事啦，还是叫姐、姐夫吧。

    在庙上住了几天后，姥娘对圣翠说，我们这次来，不只来探亲，是要长住的，老住在庙上不方便，还是搬出去住吧。圣翠一再挽留，无奈姥娘去意已决，只好帮助她在隔壁的候庄租了一个小房子，一家人住了下来。虽然搬出来了，但房子太小、太拥挤，所以，老妈和二姨，还是时常要到庙上去和果祥、长信同住。

    住处有了，接下来就是生计问题。姥娘他们自己没有地，再说也都不会种庄稼，只好在村口摆了个小纸烟摊，靠卖纸烟糊口。

    卖纸烟首先要有进货渠道。偌大的农村，哪里有批发纸烟的？没办法，纸烟还是要从县城里进。

    日本人在县城实行了良民证制度。进出县城要凭良民证，没有良民证的就要抓起来。姥娘他们背井离乡，离开县城，就是因为不愿意当日本人的“良民”，哪里来的良民证？因此，进出县城的任务就落在了那时只有8、9岁的老妈身上。

    几乎是每天一大早，六舅和老妈兄妹俩就上路了。步行18里，来到城外。六舅在西门外的亲戚家等着，老妈自己从西门进城。8、9岁的小姑娘，长得又十分矮小，守城门的日本人和伪军是不会查她的良民证的。进城后，穿过大半个县城，来到位于县城东部衙门前街的烟厂批发门市部，隔着高高的柜台，递上钱，批出3条烟（大条，每条25盒），从北门出城，绕到西门外，把烟交给六舅。然后再从北门进城，再次拿到烟后，从西门出城。兄妹俩把烟用包袱包好，每人带着3条烟，就踏上了回八梁庙的那18里路。

    这条18里的路，老妈和六舅走了整整4年。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路两边都是高高的青纱帐。老妈和六舅刚走出县城两、三里，就看到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挎着枪，大大咧咧地向他们走来。老妈马上与六舅拉开了距离。这几个人拦住六舅，盘问他，你是不是给七路送的烟？送了几次了？六舅只好陪着笑脸说，哪里是送给七路的，我这只是小本生意，混口饭吃。老妈装着不认识，不动声色地从他们旁边走了过去。结果，六舅身上的三条烟，全被那几个人抢走了，还挨了一巴掌。而老妈的三条烟，则完好无损地带回了家。

    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老妈拿着烟刚刚走出了西门，天空中就飘起了鹅毛大雪。兄妹俩赶忙将烟包好，每人背着3条烟，踏上了回八梁庙的路。雪越下越大，不多久，村庄、屋宇、树木、田野，就都笼罩在了茫茫的雪幕中。天色越来越暗，地上的积雪越来越厚，渐渐地，就分不清哪里是道路，哪里是沟壑了。老妈和六舅在风雪中艰难地行进，一不小心，老妈掉进了路旁的深沟。走在前面的六舅听到老妈的呼救，急忙返身，把她拉了出来。走到离八梁庙还有4、5里路的时候，老妈实在走不动了，六舅只好将她寄放在路旁的一个乡亲家，自己背着6条烟，先送回家，然后又与大舅一起，将老妈接了回来。到家时已经是下半夜了，姥娘一见到老妈，就抱着她大哭起来。

    这个故事，老妈给我讲了整整50年。我还记得，她第一次讲还是1964年。那时正在“忆苦思甜”，提倡讲家史。老妈是党员，就响应党号召，要给我们讲一讲她那旧社会的苦难家史。那是一个晚上，老妈把10岁的我和7岁三弟叫到一起，在煤油灯下，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给我俩讲这个故事。我俩听得涕泪横流，还真激发起了阶级感情，恨透了万恶的旧社会。现在，她老人家还是经常讲，但早已没有阶级斗争的意味了，而只是对幼年艰辛生活的回忆，只是缅怀老妈一家与八梁庙圣翠一家那深厚的感情。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日本人占据了县城，但它平时的影响也就只能达到县城周围两、三里的范围。城外，则基本上都是国军七路游击队的地盘。七路的主力，就驻扎在城西南八梁庙至曹县青固集一带。日军偶尔下乡“扫荡”，也往往被七路打得大败而归。但七路真要攻取县城，也没有那个能力。就这样形成了县城与农村对峙的局面。老妈她们的纸烟，也主要是卖给七路的官兵。

    说起来也奇怪，日本人占据县城的那几年，年年干旱。而干旱的结果，就是招来了蝗灾。姥娘曾开玩笑说，这都是皇（蝗）军和汉（旱）奸给闹的。1942年，旱灾和蝗灾就更严重了。许多农民颗粒无收，农村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伴随着天灾，战场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与七路同处一地的友军，孙良诚的“鲁西部队”投降了日寇。七路仍坚持抗日，道不同不相为谋，只好马上与“鲁西部队”脱离接触，把主力部队迅速转移到了县城西北的潘庄，结果被日军包围。1942年6月爆发的潘庄战役，七路的主力几乎全部被歼灭。残余的七路，连生存下去都极端困难，有些就与县城的伪军暗通款曲。县城里的情况也有了微妙的变化，日军在县城的驻军，只有28个人，只管站岗、训练。县城里的行政事务，都由汉奸、伪军来管。这些汉奸、伪军，怕一旦变天被秋后算帐，也都私下主动与城外的抗日力量联系，为自己留条后路。

    农村经济的凋敝，七路的衰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老妈家的纸烟生意做不下去了，他们在八梁庙的生存发生了困难。权衡再三，1943年1月，姥娘只好在抗战仍未胜利，日本人仍占据着县城的情况下，又将全家搬回了县城。老妈4年的“八梁庙岁月”结束了。

    虽然离开了八梁庙，但老妈一家与八梁庙圣翠一家的联系却并没有中断。两家还是经常往来，反而比抗战前显得更亲了。

    解放了，八梁庙的末日到了。

    这里要说一说八梁庙尼姑们的经济来源了。尼姑们的经济来源大体有三项：一是土地。八梁庙有许多庙产——土地。这些土地，有的是信众捐献的，有的是花钱买来的。八家尼姑，每家手中掌握的土地不一样，最多的一家有100多亩，圣翠家最少，一家4口（包括圣翠的师父仁兴）只有27亩。尼姑们自己不种地，把土地租出去，双方五五分成。在八梁庙周边，有“一里八庄”，即在一里地不到的范围内，竟然有八个村庄，这些村庄里住的都是庙上的佃户；二是化缘。每年的春秋两季及腊月，尼姑们都要走出庙门，找富裕人家去化缘。劝人家给庙里捐助些灯油钱。当然，能够化到多少钱，就要看尼姑们的公关能力了。但无论能力如何，总会有一笔不小的收入的。因为，那时的人们普遍相信，做善事，来世会得到好报的；三是念经、做法事。念经，做法事，是尼姑们的本行。稍微富裕一点的人家，遇上婚丧嫁娶、架梁盖屋等大事，总要找些僧尼来念念经，做做法事。能够揽到这样的活，除了几天的吃喝不用自己操心外，还会有一笔不菲的收入。当然，这也要看尼姑们的社交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八梁庙的寺庙音乐在鲁西南一带是首屈一指的，庙里的尼姑每个人都精通一种乐器。请八梁庙的尼姑来做法事，就等于同时请来了一支乐队，因此很受事主的欢迎。抗战初起，国军七路游击队的第一任司令刘耀庭的老母亲大出殡，就是八梁庙的尼姑给做的法事。当时才6岁的老妈，被果祥她们带了去，跟着吃了三天的宴席，老妈至今提起这件事还是津津乐道。即使是在抗战期间，果祥她们也多次带着老妈去外地的大户人家去做法事。

    解放了，土改了，贫下中农翻了身，过去的佃户成了土地的主人。八梁庙的庙产没有了，尼姑们的经济基础被抽去了大半；新社会，不讲迷信，“村里死了人，开个追悼会”，根本不用找僧尼念经，又截断了尼姑们的一条经济来源；经过土改，随着富裕人家的消失，尼姑们化缘也找不到对象了。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八梁庙就这样衰落了。

    新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再说衰落的八梁庙也养不起那么多的尼姑。在政府的支持下，年轻的尼姑纷纷还俗，长信就是那时与附近庄上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结婚的。只剩下几个年老色衰的老尼姑，伴随着破落的八梁庙，等待着死亡。

    终于，八梁庙从地球上消失了。

    但是，八梁庙还留在老妈他们兄妹的记忆里。并且，经过他们茶余饭后的口口相传，我和四新这一辈，也都记住了八梁庙的故事。

    第二天早饭后，我和四新陪着老妈去拜访重建的八梁庙。

    沿着乡间的大道驱车西行。一边走，我一边在手机地图上搜索着八梁庙的位置。按照以前六舅和老妈说的，八梁庙应该在候庄的西邻路北，有两座山门，三重庙院，三座大殿，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据说当年是单县西南乡最大的一座寺庙。当我在地图上看到前面就是候庄时，我说，快了，过了前面的那个庄就是。没想到四新却将车停了下来说，到了。我扭头往车窗外看了看，什么也没有呀。四新说，在路南。我再往路南一看，确实，路南是一排稍高一些的平房。再一看，平房中间的庙门上确实刻着“八樑庙”三个大字。眼前的景象与我想象中的八梁庙差距实在太大了，心里不免有些失落。

    八梁庙的大门紧锁着，这让大家都有些失望，难道这次来真的连庙门都进不去？正当我们站在庙门前踌躇不定时，一个路过的中年人看到我们，就问，是来看庙的吗？我说，是。他说，你们等着，我去给你们叫人去。

    等待开门的时候，我和四新围着八梁庙转了一圈。八梁庙的北边是并排两座房子，从外面看，应该是三开间，比普通的平房要稍微大一些高一些。房子中间是庙门，这样算来，东西宽大约在30米左右；往南，院子大约有50米长。整个庙的面积，大约有两亩多，在现在农村所重建的庙宇中，不算小。

    不一会，那个中年人回来了，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老先生。那位老先生一见到我们，就双手合十，表示欢迎，我们也赶忙回礼。老先生赶忙打开了庙门，把我们让了进去。

    走进庙里，只见庙门两旁是两座大殿。由于庙里的地面比门外低了许多，这两座大殿比从外面看显得高大了一些，但也只能算是高大一些的平房，和六舅所说的“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是无法比的。两座大殿里供奉着许多泥塑的神像。院子里还有一座东屋，里面供奉的是王母娘娘、泰山奶奶等一众女神。这座东屋更是平常，连前厦都没有。

    老先生和那位中年人，把我们让进了东屋，在泰山老奶奶的塑像前坐了下来。老妈对老先生说，我家与八梁庙有干亲，抗战的时候，曾经在这里住过4年，这次听说八梁庙重修了，是专程过来拜访的。

    老先生姓宋，今年80岁了，比老妈整整小5岁。老妈当年来这里的时候，他还只是个3、4岁小孩；再说，八梁庙和周围的一里八庄，有好几百口人，不可能人人都认识，因此，宋老先生对老妈一家及在此居住几年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听说老妈曾经在这里住过这么长时间，不由得对老妈更加敬重；对老妈这么大年纪了还专程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有了这层关系，宋老先生及那位中年人和我们聊的就更加投机了。

    我了解到：

    原来的八梁庙，在解放后的前30年里，经过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种种运动，早就被扒得无影无踪了。这些年，乡亲们的生活渐渐地好了，大家就想把八梁庙重修起来。宋老先生和其他几个德高望重的乡亲，发动乡亲们捐款，终于在2007年建起了现在的这座八梁庙。由于募集的资金有限，只能建成现在这个模样，无法和原来的八梁庙相比，但总算让乡亲们有了一个烧香许愿的地方了。别看现在这里冷冷清清，到了农历二月十九、十一月初九八梁庙庙会的时候，这里可是人山人海。多半个单县，还有曹县、成武县的乡亲都来赶庙会。以后条件好了，八梁庙肯定还会修的更好。

    捐资重修八梁庙的乡亲们的名字，都被刻在功德碑上，立在了八梁庙院子的正中央。而宋老先生，就是会首之一。

    我突然有些好奇，就问，既然是重修，为什么不在原址上重修？那里坐北朝南的，修起来，不比现在这样在路南好得多？

    那位中年人答道，本来是想在原址上重修的。但现在土地都是承包的，当时，大家找那块地的承包人，动员他献出土地，重修八梁庙。但人家死活不同意，我只好把我自己的这块地拿出来，让大家建庙。

    我敬佩地说，你为大家的事，吃了亏了。中年人说，谈不上吃亏，乡亲们有这个心愿，我拿出这块地来满足大家的心愿，是做善事。再说，大家对我也是有补偿的。

    我问，现在呢？

    中年人说，现在，八梁庙建起来了，那么红火，那块地的承包人也动心了，多次找我们要把土地献出来。但房子盖好了，哪是那么容易搬的？以后再说吧。

    越聊越投机。眼看就快到中午了。我们中午还有安排，只好告别。老妈让我拿出200块钱，捐给庙上。老妈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收下吧。宋老先生双手合十，表示感谢。然后，大家在院子里合影留念。

    宋老先生和那位中年人把我们送上车，说，明年二月十九是八梁庙庙会，欢迎你们再来。

    我们在车上向二位挥着手说：

    “我们一定来！”

    首发时间：2015-11-6 10: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