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西方没有读懂习近平，我看东方也没有读懂习近平；大众没有读懂习近平，精英也没有几个人读懂习近平；不认识他的人没有读懂他，跟他打过很多交道的人，像江泽民、曾庆红、胡锦涛……难道就读懂他了吗？


　　老高按：前天（3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文章：What the West Doesn't Get About Xi Jinping。文章不长，观点却很重要，当天就被好几家西方媒体中文网摘要介绍。昨天（3月21日）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中文网自己将之翻译了发表出来，题为：“西方世界没有读懂习近平”。下面我全文转载，向读者推荐。
　　文章说的是西方没有读懂习近平，我看东方也没有读懂习近平；大众没有几个人读懂习近平，精英也没有几个人读懂习近平；不认识他的人没有读懂他，认识他、打过很多交道的人就像江泽民、曾庆红、胡锦涛……难道就读懂他了吗？
　　习近平那么深刻、深邃乃至深奥得难懂？还是他伪装功夫极好，韬光养晦、假面示人、隐藏极深？陆克文说：没有读懂习近平，“更多暴露出问题出在西方而非中国身上”，我想，我们也可以说，问题出在我们这些“读者”身上。
　　回过头来，我们审视一下2012年以来许多研讨会的发言、网上网下许多文章（我手头有几本文集，可以方便地用今天的现实来对照检验当年的言论），很多人错得离谱，但也还是有人读懂了，从习近平一开始露出专制独裁的苗头，就发出了警号。但多数人对他们的警号半信半疑，原因也是前几天网友西岸在我转贴文章后面所写的：perception is truth。人总是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东西，“常常把自己喜欢想像的，而不是反映中国领导人真实表述，或属于中国治国策略真凭实据的形象投射到中国身上”（陆克文语）。
　　当然，这个问题细说起来，还有很多角度、很多层面，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所谓“读懂”是分层次的、相对的，懂得深与懂得浅，全面地懂与只在某一个单项、某一个侧面懂，不一样。而人都是会变的，多半是渐变，也可能突变，习近平自然也会变；在1987年7月15日之前一个星期，有几人会“读懂”蒋经国，断言他会下令解除戒严？在2018年2月底，有几人会“读懂”金正恩与川普，预测他们将先后表态愿意会谈？
　　而且我还要说，语言有多种功能，陈述事实、表达意愿、乃至劝导、祈使、感叹……有人对习近平提出各种呼吁、建议甚至诱惑，并不表明就一定“没有读懂”，孔子不是早就说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么！民间俗话不是说“死马当作活马医”么！如何运用语言艺术、打动对方、说服对方，更不表明是“没有读懂”。当人们说：“大王您是非常英明的、非常仁慈的，一定会如何如何”，难道真的意味着此人认定大王“英明”“仁慈”吗？
　　好，还是来读陆克文吧。


　　西方世界没有读懂习近平

　　陆克文，《纽约时报》中文网，2018年3月21日，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习近平走进会场。

　　陆克文(Kevin Rudd)是澳大利亚前总理，现为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负责人。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近决定取消主席职位的任期限制，此事震动了西方：目前担任该职务的习近平突然被说成是一个新儒家独裁者，掌管着一个仍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统治的国家，管理着有选择性地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并且怀着让他统治的国家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野心。
　　这种冲击感，更多暴露出问题出在西方而非中国身上。过去五年，西方领导人和分析人士常常把自己喜欢想像的，而不是反映中国领导人真实表述，或属于中国治国策略真凭实据的形象投射到中国身上。长期以来，这些指向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
　　习近平并非突然变了。在迅速巩固权力方面，他很早就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技巧。为了当上最高领导人，他对主要对手采取迂回战术，施展策略，将对方边缘化，然后将他们全部除掉。他非凡崛起的故事并非什么秘密。当然，这个故事不适合胆小的人。
　　他的反腐运动是政治斗争的典范。自2013年以来，他利用反腐整顿共产党，清除一切潜在的挑战者，并在政府中大举安插忠于他的人，他自己则是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而且，他的行动还没有结束：现在正在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以便将这场运动从党员扩大到全国。
　　习近平现在领导着六个高层“领导小组”，还有多个中央和其他委员会，涵盖所有主要政策领域。所谓的习近平思想写入了宪法。对在任国家主席来说，这一安排与众不同（他的前任都要等到卸任后，他们的“思想”才能被写入宪法）。由此看来，取消他的职务任期限制只是锦上添花。即使没有这个变化，习近平也可能在本世纪整个20年代继续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很多人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习近平的“新威权主义”上。但这么做的一个风险是，分析人士忽略了中国整体国家方向的更广泛变化。实行了40年的政策实用主义后，中国过去几年一直在回归部分的马列主义正统思想。此外，中国共产党也正在恢复它凌驾于国家政策系统之上的制度性地位。以前，党主抓意识形态，复杂的政策和国家治理问题则由各种政府机构的专业人士负责。
　　如今，政策权力的核心从国务院转移到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包括在核心的经济问题上。和前总理朱镕基的时代相比，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习近平认为，在中国继续向全球大国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保持国家完整的同时，在经济管理上发挥重要作用。
　　这里存在着危险。习近平不是经济学家，而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主管经济的总理李克强，在政治上处于弱势。这在共产党和主席控制经济的愿望，与共产党此前为进一步经济改革定下的计划之间，有可能出现紧张关系。
　　2013年，共产党公布了下一代经济变革的蓝图——把中国从旧有的高速发展模式转变为接受速度较慢但具可持续性增长的新模式。以往的高速发展是基于低工资、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辅以国家在基本经济基础建设中的高投入；而新模式则建立在不断扩大的国内消费和服务业规模，以及随着时间增长，以像阿里巴巴这样的新一代私营企业取代国有企业的基础上。
　　然而，过去五年里，改革的步伐却放慢了。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担忧会失去管控。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一次承诺要加速改革，此外还重新承诺要将“市场”放在经济中心。我们拭目以待。
　　也许西方分析最大的失误之处，就是认为一旦中国的经济实力开始匹敌美国，习近平会继续保持自由的、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再一次，这个期望与众所周知的事实相悖：中国一直表示，现行秩序是上一次世界大战获胜方的发明，中国在其中没有获得发言权。
　　中国从未认同过西方在人权上的看法。它长期寻求削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的权力。中国充其量对自由贸易持有矛盾态度——只要看看它对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有所保留的支持、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反对，以及其自身重商主义的悠久历史。
　　至于全球安全秩序方面，中国对美国军事盟友在全球，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体系所持有的敌意从未改变过，中国长期攻击该体系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产物。除此之外，中国还坚持了对南海的领土主张。
　　由于这些原因，习近平已经明确呼吁“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一种从“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争夺”中出现的“新国际体系”，以及一种积极的新型外交政策，而不再奉行邓小平“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政策。因此，就有了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及“一带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倡议，培养作为替代之选的多边体系的努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近平会希望在自由西方秩序上翻开新的一页，在世界历史中写就新的篇章。如果中国在下一个十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届时习近平很可能还会是该国领导人，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成功可能会是基于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之上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拒绝这样一个概念，即更大的经济自由及政治民主会随着收入不断增加而出现。
　　没人知道习近平要将这种“中国模式”的原则在更广泛的国际秩序中，会运用到什么程度。这里会出现紧张关系。但我们应当很清楚习近平想要为中国带来什么，而不是透过西方玫瑰色的眼镜看待它。西方的这种乐观态度仍然是由邓小平的中国形象所塑造的，那已经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了。习近平的中国从根本上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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