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显然看不透中国 德国科学家和思想家莱布尼茨（1646～1716），（清顺治三年至康熙五十五年）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满清统治时期的康熙时代，那时有一批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他们把西方的一些科学知识带入中国，也陆续把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传入西方。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持续于他的一生，自20岁起至70岁逝世，始终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在17世纪末，他利用传教士的通信的报告，编辑出版了轰动欧洲的书：《中国新事萃编》，他临终前正在撰写中的一篇著作是《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莱布尼茨希望以传教士们为媒介，积极开展中西文化交流，为此，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做了种种努力。 1717年11月13日，法国皇家科学学会秘书长冯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在莱布尼茨去世一周年之际，向他的巴黎同僚们呈递了一篇悼念莱布尼茨这一法国皇家科学学会外籍会员的文章。他在这篇悼文中突出地赞扬了莱布尼茨一个值得称赞的方面，这就是他的研究领域的过人的广泛性。他以巴黎学术圈子中当时风行的古典口吻评论说：“就像古人能够同时驾驭八匹马，莱布尼茨能够同时驾驭所有学科。”这虽然有点语出惊人，倒也不失公允。1716年11月15日，即莱布尼茨去世之后的第二天，他的堆积如山的私人文稿便被正式封存，随后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于汉诺威皇家图书馆（现在改名为莱布尼茨图书馆）。其中包含1万5千多封信件，数百部论文草稿、残篇、纲要和笔记。 在莱布尼茨的时代，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一个重要的途径是来华耶稣会士的介绍。18世纪中叶，中国形象开始在欧洲发生变化。此时正是欧洲制造业经过百年成长，渐进成熟，即将进入工业革命的时期。经过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叶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个曾经被莱布尼茨高度赞扬，被誉为君主开明、制度优越的中国，在西方人士(孟德斯鸠、黑格尔、孔德赛、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的笔下则变成为了一个专制、野蛮、停滞、愚昧、以及有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 莱布尼茨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满清统治时期的康熙时代，那时有一批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他们把西方的一些科学知识带入中国，也陆续把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传入西方。莱布尼茨隔靴搔痒，对中国的了解，途径是来华耶稣会士的介绍，显然看不透中国。毛泽东在1964年3月24日，在一次听取汇报时的插话中对明太祖朱元璋、汉高祖刘邦、元太祖成吉思汗的治国能力评价如下：“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善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识字，是个放牛的。”（注：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三人身为帝王时，他们的文化水平已经达到能批阅奏折和签署命令的程度。关于汉高祖刘邦的文化水平，《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有提及。关于成吉思汗，元初名臣耶律楚材在《玄风庆会录》一书中提到成吉思汗可以亲自阅览文件。） 明朝开始，国民性染上了“流氓气”。其根源在于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他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然而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开国初的诏书中曾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明朝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把这些鸡狗猪羊牢牢关在里面，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因此，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皆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的几代皇帝前仆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让一个民族彻底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清代皇帝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把束缚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从清朝到民国，很多社会管治办法，其实还有明朝的阴影。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元明清，国民性的不断退步告诉我们∶不同的制度背景，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坏的制度可以激发人性中恶的成分，使人性更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坏人变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坏人，使之不敢肆无忌惮地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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