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建立了一個學校，通過它普及了一種理論，世世代代傳下來。公元前5世紀前後，世界上有幾大文明各自形成自己的經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傳承下來，於是全球進入了軸心時代。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強大——他們後來超過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國，尤其在全球化時代，一種強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變自己，去迎合它，這種力量從哪裡來的？是從大學來的。
越是文明的社會，越是需要有一批專業學者來構造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成為所有社會成員的文化認同。而這些有智慧的知識精英形成的共同體，就是大學。
這樣的大學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圖時代，就建立一個叫 AcaDemy 的東西，柏拉圖的 AcaDemy 要幹什麼呢？西方人認為，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並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後有一個抽象的能夠用數學、用邏輯、用語言精確表達的Logos，按今天的話，一種規律、一種規則，那才是萬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這個Logos，把握了萬物的規律，你就把握了萬物。這種柏拉圖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臘哲學的基本精神。
這與其他思想不同，尤其與中國人注重直覺與感性思維不同。中國的農業文化相信，我們的直覺、感悟，我們在人和對象之間建立一種生動的、感性的、直覺的關係，這是中國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圖時代，他鼓勵他的學生去尋找萬物背後的邏輯、數學、幾何學，從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萬物的和諧秩序和規律。柏拉圖的這種智慧，傳到亞里士多德，傳到亞歷山大時期的科學，傳到羅馬時代的法律，一直傳到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
公元5世紀奧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綜合，把基督教由一個光是信仰的宗教，變成了一個理性的宗教，一個講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來越能夠講道理，講究嚴格的理論推理，於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學。兩個月前，我去了西方第一所近代意義的大學，就是意大利的博羅尼亞大學。這所最古老的大學，有近一千年歷史，還力圖保持老樣子，那些房子已經非常老舊了，實在撐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頂上，一些殘垣斷壁也都很好地保護在街上。這些大學幹什麼呢，要尋找上帝創造這個世界時賦予的規律、規則，一種抽象的道理，要尋找萬物背後的Logos。
我們知道，鄧小平的一個偉大智慧是“不爭論”：學任何東西，看任何書都要管用，沒用的東西就不要搞。讀馬列也要管用，否則幹什麼呢？爭論多了妨礙行動，所以提倡不爭論。深圳那個小漁村怎麼富起來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說”，說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說，打點“擦邊球”沒關係。甚至連“擦邊球”也說不上，完全放開，不然為什麼叫特區呢？結果，今天中國人都默認，說的東西往往不能做，做的東西往往不能說；悶聲發大財。
但是西方學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說，而且說的東西還不管用，說的是些什麼呢？針尖上能站多少個天使；上帝把亞當身上一根肋骨變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會少了一根肋骨；禿頭復活以後，在天堂裡面長不長頭髮；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樣子；亞當和夏娃不是娘肚子裡生出來的，有沒有肚臍眼。這些問題看起來無聊可笑透頂，在我們看來毫無意義，但它具有另一種意義，它確立了一個信念：萬物背後都有一個根本的道理，而且這個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尋找、可以證明、可以爭出來的。越爭論，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學就開始幹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麼事情都能夠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發展。所以，西方精英們從一開始就相信，社會必須有一種超越任何個人意志，超越物質外表的一種道理、一種規則、一種規律、一種秩序，它雖然抽象，卻嚴格遵守邏輯、數學與實證的規則。這就是希臘理性思維，這就是柏拉圖的Acaemy留下來的精神，這就是現代大學精神。
四大文明古國都是自然主義的文明，人們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輪迴、靠土地裡面長出的東西來養活人，依靠自然生態的循環。
但是與柏拉圖對應的希臘文明是另外一種文明。我兩個月前去了希臘，這個地方在今天看來是不可能產生偉大文明的：山上光禿禿的，生態惡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臘歷史上經過幾次反覆，克里特文明，邁錫尼文明，總是幾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這個原因。後來多利亞人崛起，當這塊土地提供的糧食接近危險的極限時，他們受了腓尼基人貿易活動的影響，不再靠土地上的收穫直接養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業、還有手工業，與外部的生產分工和相互貿易來實現生活的供給。他們的山上能夠種葡萄和橄欖，這兩種作物不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還能夠保持水土，這兩種作物不能當飯吃，但是可以釀成葡萄酒，榨出橄欖油，而他們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條件。他們把葡萄酒和橄欖油拿去跟別人換，於是一種特殊的文明就產生了。
商人們航行在單調枯燥的海上，跟農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與大地接觸不一樣，他們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陽、月亮、星空，於是他們的天文學、幾何學就很發達；商人總是盤算着數字比例關係，於是數學思維很發達，畢達哥拉斯主義就產生了；航海與貿易需要發達的手工業，而手工業製品通過商業推廣又更加發達，手工業的發達導致了原子論的產生，機械唯物論的產生，導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學的產生。
我們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學作為改變世界的有力工具外，還有一個東西用在處理人和人的關繫上，這就是法律。中國人怎麼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呢？通過面子，通過感情，通過人情關係，通過道德，最後通過權力來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過法律，通過契約，通過社會公德，通過每一個人心中把握的客觀尺度來約束所有人的行為。這種法理思維，跟自然科學思維如出一轍，相信所有個別事物之上，有一個抽象的規則、法則和規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這種抽象的規則是能夠以嚴格的邏輯和數學方式表達的。
今天西方人強大的奧妙，就是兩個東西，一個科學，一個法律，都是從希臘哲學演變而來的。這兩個東西看起來好象不一樣，法律是管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律是管自然萬物之間的關係的，但在西方語言中是一個東西，都叫Law。它們都是從柏拉圖那裡來的，相信萬物背後有一個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這東西是看不見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維去把握。
大學就是柏拉圖的那個 AcaDemy 延續下來，到中世紀就是經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執著追求萬物背後的規則，相信道理越爭論越明白。這種把求知當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態度，幾乎體現在每一位哲學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臘智慧的第一個人。他本是個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經商賺錢，老去探索一些沒用事情，所以他很窮，有一點錢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說哲學家是那些沒用的人，賺不到錢的人。據說，泰勒斯有一年運用他的知識賺了一大筆錢，當然這個說法可能是杜撰的——他知道那一年雅典的橄欖會豐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欖的機器，乘機抬高壟斷了價格，賺了一筆錢，以此來證明哲學家如果想賺，他是可以比別人賺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樂於追求的東西。
還有一個故事，一個晚上泰勒斯走在曠野上，抬頭看着滿天星斗，他預言第二天會下雨，正在他預言要下雨的時候，腳下一個坑，他掉進去了，差點摔死，別人把他救起來，他說謝謝你，你知道嗎？明天會下雨啊！於是又成了一個笑話，哲學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卻不知道腳下會發生的事情的人。兩千年以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
誰都不代表真理
亞里士多德說：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西方大學與中國大學有個很不同的地方，我們的書特地選擇拉斐爾的《典雅學派》與《孔子講學圖》對比做封面，顯示看出兩種大學的區別。《雅典學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畫，在梵帝岡博物館裡，畫面所有的人都在一個大廳裡面，沒有地位等級，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平列走在一起，爭論得面紅耳赤。誰都不代表真理，老師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於一切，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理性去領悟真理。可是中國的大學呢，一定是老師在台上，老師顯得很大、在中央，學生畫得很小、在旁邊；學生什麼都不知道，一個個在問老師，老師什麼都知道，他是發布真理的。這是中國的大學。
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吃喝玩樂中間，柴米油鹽醬醋茶中間，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間，但是如果只有這個的話，這個民族是不可能擁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歐洲城市裡，總有一個中心是 Acaemy ，或者是University，它們在整個社會當中起着核心作用、靈魂作用。所以一個成功的現代國家是不可想象沒有大學先立起來的。
我的結論是，西方現代文明是城市運動和大學運動，現實操作和理想引領，兩個東西的呼應才產生的。事實也是這樣，文藝復興之前就有博羅尼亞大學，法國的崛起有巴黎大學，英國的崛起有牛津劍橋，美國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紀初德國要崛起的時候，就有柏林大學。當時德國四分五裂，被拿破崙打得嗚乎哀哉，割地、賠款、求和，窮得不能再窮，窩囊得不能再窩囊了。一位最有遠見的人物是洪堡，他影響了普魯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關鍵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學。洪堡成為內閣當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學，柏林大學的首任校長就是哲學家費希特。
美國的強大是因為有真正的大學
美國之所以為美國，大家都知道，美國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有所謂拉丁美洲現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個無望的擺脫不了的陷阱里，為什麼美國和拉丁美洲會有如此區別呢？因為拉丁美洲的開拓者就像我們深圳、海南的開拓者一樣，只是去撈一把錢的人。
其實當時中南美洲的條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連高級的印第安文明都沒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輝煌的印加文明、阿茲特克文明，有瑪雅文明。但什麼導致了北美的強大呢？今天人們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號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實五月花到達北美時，那裡已經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國歷史書都從五月花開始寫起的。為什麼歷史學家這樣偏愛這103人呢？那是因為五月花上的人們的信仰，代表了美國精神的源頭，形成了韋伯所謂資本主義的新教倫理。這些新教徒上岸後只有16年，還沒有完全站穩腳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學，第二年以最大捐贈者名字命名為哈佛。由此看來，北美移民一開始就很特殊，其一，他們是清教徒，其二，他們建立了大學，這是美國今天這麼強大的奧妙。清華大學著名學者秦暉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區別，他認為美國之所以比南美優越，是因為有一個好的制度。
我並不反對這種說法，但是我要強調，美國的制度八字還沒一撇的時候，清教徒們一上岸就與伊比利亞人不同，他們只過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學，160年後才建立了美國和美國憲法。你說文化重要還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學還是先有憲法？
今天以色列很強大，它建國只比新中國早一年，建國後第二天就開始打仗，它處在百倍的敵對人口包圍之下，但今天幾乎已經沒有平級的對手了，沒有一個國家敢主動向它挑戰。憑什麼以色列這麼牛？因為以色列是有大學的，大學比什麼都重要，在它還根本無法建國的時候，猶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來大學，建校校長魏茨曼就是後來以色列的開國總統。希伯來大學比他們的國家還早25年。
再看看日本。這麼一個小小島國，自古籠罩在中國文化的陰影裡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國強大。為什麼它會有今天？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時，日本的水平遠遠不能與中國比，可是有一個關鍵人物叫福澤諭吉，今天日本鈔票最大面額是一萬日元，上面的那個頭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軍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寫了幾本書，辦了一份報紙，辦了日本第一所大學的福澤諭吉，這樣一個人成了現代日本民族的靈魂人物。他說，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與經濟的改變。這三個方面的順序，應該先是心靈，再是政治體制，最後才是經濟。把這個順序顛倒過來，表面上看是捷徑，但最後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澤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同一時期的中國，卻走了一條福澤諭吉預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開國門就是搞洋務運動，搞經濟建設，把西方的堅船利炮買過來，再開始造，然後才發現還要政治體制變革。戊戌變法一百多天，一場鬧劇結束了，甚至倒退。社會矛盾尖銳衝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後，制度的除舊布新看起來已經沒問題了，可是整個社會卻陷入水深火熱、軍閥混戰之中，打倒一個皇帝，出現無數個土皇帝。人們在絕望的時，才有梁啓超發現日本人早就說出這條路走不通，梁啓超才倡議新民運動，這可以說成為中國的20世紀全新的開始。文化立國，教育立國，我們知道，新文化運動是20世紀中國或者說現代中國的真正開端。這個開端最具標誌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學變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學。
蔡元培從德國回來，以柏林大學模式拿來治理北京大學，只幾年時間就把它變成一所真正的大學，變成整個民族精神的搖籃，從而開創了中國的20世紀。對此，我們無論怎麼高的讚美都不為過。蔡元培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真正偉大的一個人，甚至遠遠超過孫中山。蔡元培才是一個新時代的旗幟，雖然那個北大的崛起已經有點晚了，而且北大也沒有辦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發展多久，只有幾年時間，整個國家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所以新文化運動馬上就變成了政治運動。
北大的新文化運動變成了政治運動之後，於是出現了一種妥協，這就是黃埔軍校。我們知道，孫中山一生本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屢戰還屢敗，一事無成。後來，他以列寧主義模式，以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改組國民黨，建立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跟軍閥不一樣，軍閥是為了地盤，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黃埔軍校是為了一種民族主義信念而打仗，有了一個比升官發財，吃喝玩樂更高的理念，凝聚一個集體，形成一個組織，建立一種制度。蔣介石一生的權威，都來自於他是黃埔軍校的校長。
所以，在中國沒有大學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準大學，介於大學與軍閥之間，這就是黃埔軍校。
八年抗戰中在大後方組建的戰時大學，以西南聯大為代表，也包括當時的武漢大學、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這五大名牌大學共同培育了抗戰中一代民族精英。這是一些真正的大學，即使處在窮山惡水間，在漏雨的平房裡，在破廟裡，在茶館裡，卻毋庸置疑地構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學。
在破廟裡，在最簡陋房子裡的西南聯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學。國民政府無論多麼腐敗，但在抗戰八年間，它把僅次於軍費的第二大財政開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費用都高。這是什麼概念呢？國家都要完蛋了，大學還能辦嗎？當時有很多人說，大學就不要辦了，年輕人還呆在學校幹什麼？趕緊打仗去，救國家去。如果說要辦大學的話，那也是化學系教造火藥，物理系教造槍炮，力學系教造橋梁，外語系就培養翻譯官，哲學系就培養政治教官吧。可是，當時蔣介石居然聽從了少數人的意見，大學該怎麼辦還怎麼辦，在整個抗戰時期，大學不僅沒有萎縮，而且人數成倍增加，大批年輕人跑到大後方去上大學，鞏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儘管蔣沒有得到好處，大都被新政權收過來了，但他們造成了新中國之後的輝煌。
我可以下一個結論，中國20世紀所有的驕傲，都歸結到中國能夠在最絕望的時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國人，他們能夠辦起幾所大學或准大學，支撐起整個民族的文化。中國20世紀最大的驕傲都歸結於北大、黃埔、延安，以及西南聯大為代表的戰時大學。而中國20世紀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於在平常時期幾乎完全沒有真正的大學，沒有完整人格的修養所，只有人才培訓機構，只有培養工具，培養聽話的螺絲釘的地方。
內心的崛起
如今，在我們中國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學也要有用的，所有的專業都要有用的，連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學是沒有用的，因為大學是培養人的，人不是要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氣一點的話說，人是老闆，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我說的老闆，是自己知道該怎麼做，而且能夠指導別人怎麼做的人。中國沒有老闆，有老闆也是跟着別人跑的，最終來說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國今天沒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風喚雨的人物，沒有領先的潮流的領域、品牌、標準。我們用盡了資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環境破壞，更大的破壞是人心靈的瓦解，內心世界自信心和創造力的完全喪失，只有依附於外部智慧，去換取滿足欲望膨脹所需要的消費資料，換取GDP數字的增長。
這種接軌所造成的對西方依賴的程度是驚人的。中國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在西方賣高價錢，在歐美，中國人在面對西方人是抬不起頭的，因為中國製造是低劣的代名詞，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賣到別人價格的一個零頭。
中國必須改變這條道路，必須要有自己的大腦，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學。未來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國。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現代國家都是文化立國的，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國，韓國都有文化立國。但中國大陸，這個聲音還傳不開來，因為無數蠢貨占着舞台。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都熟悉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路。過了N年以後，終於有一批知識分子出來說，制度建設也是關鍵，制度建設比經濟建設更重要。然而，中國人卻無法能夠接受內心深處的改變，而這是一切問題的真正關鍵。
所以，我說中華民族的崛起取決於大學的崛起，而今天中國大學的崛起還相當遙遠。怎麼辦，我們能做的只有自己內心的崛起，現實中沒有真正的大學，但我們可以做一個真正的大學生，在自己的心靈中，在自己行動中，營造健全的大學生活。真正的大學不在高樓大廈，不在權威講壇，不在那些囂張的東西，就在每個靈魂的生命里，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就是超越的對話與交流，形成一種學術氛圍，一步一步蔓延，把越來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學就形成了，很快就會變成了一場文化運動，就會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來，整個國家就有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