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路和它的司令们

   在中国，人人都知道八路，知道七路的并不多。

   八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的军队，名称叫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就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人们仍称其为“八路”）。而七路，当然也是抗日的，但它不是一个军，而只是一个队——它的名称叫做“第五战区第七路抗日游击队”。抗战一开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就委任刘耀庭为“第五战区第七路游击司令”。于是。刘耀庭这位游击司令，就在单县城里竖起了大旗，招兵买马。很快，就招集了5000多人枪，成立了这支游击队。于是，中国除了“八路”以外，又出了个“七路”。

   提起刘耀庭，在上世纪的2、30年代，也是单县的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单县城东秦庄人，1886年生。年少时家境贫寒，靠磨卖面（即将粮食磨成面粉，卖给别人。类似现在的面粉加工，但那时用的是石磨。）为生。20多岁时投身行伍，在直系、奉系等各派军阀中间不断转换投靠，官位越做越高，1929年他投到军阀韩复榘的麾下，很快就成为了韩的亲信。韩复榘主政山东时，为了稳定山东地面，大力剿匪清乡。刘被任命为特别侦探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刘确实也不负上司所托，他认真研究土匪的行为方式、活动规律，在侦探匪情，缉捕匪徒上履立奇功。到安徽蚌埠缉拿鲁南巨匪张黑脸（家栋）；到天津刺杀流窜华北七省的流匪、巨匪刘黑七（桂棠），都是这位刘大队长的杰作。刘在剿匪清乡中立了大功，被韩复榘提升为山东剿匪总司令、湖田总局局长。

   本文首发时，因为当时在网上查不到相关资料，根据家里的老人的回忆，别人的叙述，我曾说刘耀庭出身绿林。后来得到一本《单县志》,在这本县志中，查到了刘耀庭、朱世勤、时锡九等人的简历（曹班亭的简历仍查不到），得知刘并没有绿林经历。在这里向刘老先生致歉，并将在本文中对各位司令的最终结局一一说明。

   刘耀庭招兵买马，招来的大多是他原来的对手——说得好听点是绿林好汉，说得难听点就是土匪。单县地处四省交界之地，偏远闭塞，地痔民贫，因此自古就是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义和团的前身——大刀会，就发源于单县。在乡间，在城南不远的黄河故道里，不时地活跃着一股股的土匪，这些土匪，当然也打家劫舍，绑票勒索，但兔子不吃窝边草，对于当地的百姓来说，他们有时也能起到保境安民的作用。抗战初起，不少人以抗日为名，祸害百姓。当河南的一些人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单县境内抢掠时，单县当时最有名的土匪常三（常振山）就率部打退了这些人的进犯。保住了单县境内的平安。我们那里有一句歇后语：常三的队伍——平嗡（“平嗡”是当地土话，一拥而上的意思。）也就是说常三的队伍打起仗来不要命。这样的好汉，刘司令正用得着，于是，常三就在刘司令手下干上了个团长。

   刘耀庭的“七路”成立之后第一次大的战斗，就是参加台儿庄会战。在会战中，“七路”主要是配合第三集团军攻击驻守济宁之敌。《大公报》1938年的两则电讯记载了“七路”游击队参战的事迹：

    【单县三十一日下午十时发专电】鲁游击队刘耀庭部于二十九日晨分五路进击济宁之敌，至午毙敌二百余名，获炮十门，我阵亡副队长一人，士兵六名，伤数十，团长■守元亦受重伤，■济宁东南距城二十里之李庙，有敌百余名，二十九日晚，刘部之□长孙宪魁率部将敌包围，激战至午夜，敌不支，溃退城内，现刘部在四郊■衢均伏精兵，敌已不敢出城，其遗城外之少数，亦正被我军聚歼中，济宁不日卽可收复。

    【曹县十六日下午十时电】济宁方面，……刘耀庭部之便衣队在济宁车站被敌包围，激战两三日，于十四日午突围，退入石佛　，该队调整后，于十五日又复向敌进攻，又收复车站，……。

   看来，刘耀庭的“七路”打起仗来还是挺顽强的。

   1939年初，日军侵占了单县县城。“七路”及县政府则退出县城，在周围乡间活动。当时驻守县城的日军不足百人，另外还有从泰安开来的100多人的汉奸队。看到敌人的兵力有限，并且紧闭城门，坚守不出，“七路”的胆子就大了起来。集中兵力，将县城团团包围。一到晚上就开始攻城，天亮以后，就休兵罢战。这样连续攻了好几天，也没将县城攻下来。但日军被打急了，急急忙忙从外地调来了200多兵力，出城对县城西面“七路”的地盘进行“扫荡”。没想到正好中了“七路”的埋伏。日伪军被“七路”围住打了整整一天，伤亡惨重，只好仓皇逃回县城。从此形成了日军占据县城，“七路”活动在县城四周的格局。一时间，双方倒也相安无事。

   就在这期间，创建了“七路”的刘耀庭刘司令，却奉调去河南项城受训去了。他走时只带走了十几名亲信，“七路”其余的全部人马，则由刘手下的第一旅旅长朱世勤接收，朱世勤成了“七路”的第二任司令。

   至于辛辛苦苦创建了“七路”的刘耀庭，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激流涌退，其内幕外人很难知道。也许是国军内部的派系倾轧，也许是上峰对刘的表现不太满意。但老百姓却说，这可能和刘、朱两人的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关系：刘耀庭处事张扬，爱讲排场，虽然剿匪、抗日中果断、干练，颇具英雄气概，但也时不时地就流露出心狠手辣、争强好胜、目空一切的本性；而朱世勤虽然也是绿林出身，虽然在剿匪、抗日中身经百战，杀敌无数，但却博得了一个“朱善人”的美名，可见，朱在为人处世上要比刘成熟、稳健得多。

    刘耀庭这一走，就再也没有了音讯。他到河南后又干了些什么？最终结果如何？单县的人们就再也不知道了。我母亲文革期间曾在秦庄包队，刘耀庭的老婆当时还在。老太太已经7、80岁了，无依无靠，孤身一人，队里对她按“五保户”对待。她经常找我母亲解决问题。我母亲曾问过她，你家老刘走了以后，就没来过信吗？老太太则抱怨：刘耀庭走了以后就音讯杳无，连她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其实，据《单县志》记载，刘解放后在济南被捕，后转单县监狱，1956年病死。至于其家人是否真的知道他的死讯，就不得而知了。

   接任“七路”司令的朱世勤，1904年出生，是单县东南乡朱菜园村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他早年投身绿林，1933年被刘耀庭招安后，就跟着刘耀庭在特别侦探队四分队任分队长。后因功勋卓著，连年擢升，先后升任为中队长、大队长，直至鲁北水上保安副司令。

   抗战一爆发，朱即率部北上，与日军激战。先后克复山东庆云、河北东光。1937年底，率部在山东蒲台县（现已并入博兴、滨县）与日军千余人殊死激战，毙敌甚众，腿部两处负伤。1938年2月回到单县，被任命为“七路”第一旅旅长。台儿庄会战时，朱裹伤拄拐上战场，侧击日军，配合第三集团军会攻济宁，又转至郓城与日军激战。在郭堂、古营集两次战斗中，朱率部与千余日军拼杀竟日，多次给日军以重创。

   1939年2月，济宁、兖州日军纠集了千余人的兵力，进犯鲁西南的单县、成武一带。朱世勤率部在成武县的郜鼎集奋勇阻击日军，接连打退日军两次进攻，一个团伤亡过半，最终将日军击退。战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与朱部联合召开祝捷大会，演出了话剧《血染郜鼎集》。7月，日军纠集5000兵力，战车、汽车600余辆，分4路合围成武。他亲临前线指挥，所部英勇抗击，在杀伤大批敌人后率部转移回单县、曹县一带。

   194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战时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区保安司令部合并组织暂行办法》，规定各省政府为适应战时需要，经行政院核准，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区保安司令部合并，名称定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单县及周边的曹县、成武等县被划为山东省第十一区，朱世勤被任命为山东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及保安司令。为第十一区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

   但是，和“八路军”早已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但人们仍称其为八路军一样，老百姓仍将这支部队称为“七路”。不论是属于行政机关的第十一区专员公署，还是原来属于“七路”，已经改编为地方保安部队的山东省保安第七旅，都被老百姓称为“七路”。所以，“七路”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指属于山东省第十一区的所有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

   1941年，日军为了扼制“七路”等抗日武装的发展，在单县城西二十余里的候楼镇安上了一个据点，修筑了坚固的碉堡及寨墙壕沟，派驻了24个日本兵及五十多人的汉奸队。而“七路”则买通了据点内的汉奸队队长李明伦，摸清了据点内的情况。在8月的一个深夜，汉奸队队长李明伦偷偷地打开了据点的大门，将“七路”的战士们放了进去。战士们分兵三路将分别居住在三个房间里的24名日本兵全部刺死。一枪未发，就缴获了轻机枪两挺，手炮两门，三八式步枪十余支。李明伦的汉奸队也投靠了“七路”。事后，仅有一名伤重未死的日本兵逃回了县城。

   20多天后，日军从济宁开来了大批兵力，浩浩荡荡地杀向单县城西，进行报复性的讨伐。但是，他们往西搜索了三十余里，连个“七路”的影子也没找到。正当他们打算收兵回营之际，早已埋伏好了的“七路”已经摩拳擦掌等得不耐烦了，战斗打响了。这次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傍晚，那些气势汹汹的日军，被“七路”打得七零八落，死伤惨重，部队全都溃散了。一个日军的顾问官在慌乱中逃到了单县城西十五里的陶楼村。躲到村西头农民张二白的家里。张二白一看，就知道他是从“七路”包围圈里逃出来的。这个顾问官让张二白连夜送他回城，张借故骗得了顾问官的一支步枪，在送其回城的路上趁其不备开枪将其击毙。缴获了东洋军刀一把、手枪、步枪各一支，并割下了顾问官的人头。这颗人头，在郭村集东街路北庙门上一直挂了两天，让老百姓解了心头之恨。

   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的部队，1940年间，从鲁西一带开了过来，被老百姓称为鲁西部队。他们与七路保安司令部同住在曹县东南青固集周围。由于是友军，比邻而居倒也相安无事。1942年4月孙良诚率其下属的陈光然暂编第28师、赵云祥暂编第30师、王清瀚独立第4旅等共计3万余人公开投敌。朱世勤的保安部队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打不过他们，就只好迅速与其脱离接触，于是“七路”的司令部就转移到了单县西北方的潘庄一带。

   朱世勤殉国的时候，有一个“暂编第30师师长”的头衔。原来一直以为他的这个暂编第30师师长是正常提升的。当查到这份资料后，我才明白，原来是由于赵云祥的暂编第30师投敌，番号空缺，“七路”才获得的这个番号，朱司令才升为师长的。他任暂编第30师师长的时间不足一个月！

   1942年5月4日，日军从商丘、济宁集结二百多辆汽车的兵力，对“七路”司令部的驻地潘庄进行“扫荡”。日军1000余人将潘庄团团围住，在大炮、坦克的掩护下，轮番进攻。当时庄内有“七路”的司令部及其下属的两个团共计1500多人。朱世勤及司令部的长官们亲自率领部队顽强地抵抗日军的进攻。这场战斗异常惨烈、残酷。“七路”的战士们多次与冲上来的日军肉博。庄里庄外躺满了“七路”战士及日军血肉模糊的尸体。后来朱世勤率部突围，又被日军截住扫射。结果，师长朱世勤、副师长郭子斌、师参谋长刘星南、旅长杨振勋均壮烈殉国。1500多名官兵最终生还者寥寥无几。

   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还有一位日本友人——大岛郁夫。大岛原是驻单县日军的一名普通士兵。他不满日本的侵略政策，于1941年秋天携枪投奔了朱世勤。朱热烈欢迎他，将其安排在副官处工作。战斗打响后，他向朱世勤要来一挺轻机枪，与战士们一道，守卫在御敌的工事内。打退了日军的一次次进攻。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向敌方喊出了日本话，日军误以为是自己人攻了进去，向他蜂拥而来，他则用轻机枪扫向敌人。杀死不少日军。他最终还是牺牲在了自己的阵地上。

   潘庄战役，是单县抗战历史上最壮烈、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使“七路”的战斗力几乎消亡殆尽。从此以后，“七路”就走上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了与日军对抗的实力。但是，这一战役，也彰显了单县军民宁死不屈，顽强抗日的民族精神。事后，国民政府及共产党方面均集会隆重悼念朱世勤及暂编第30师的阵亡官兵。国民政府并追授朱世勤为中将，郭子斌、刘星南、杨振勋为少将。

   潘庄战役后，原“七路”政治部主任曹班亭被委任为山东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暂编第30师副师长。曹班亭成了“七路”的第三任司令。

   关于曹班亭的履历，老百姓所知不多。我上网查了几次，也没查出个究竟。只在《济南市情网》1931年的大事记中查到一条：

    秋国民党历城县党部改组，常务委员于鸿彦调任察哈尔省党部书记长，遗缺由曹班亭接任，张继尧、张竹溪、赵士廉、秦启荣为县党部委员。

   如果这个曹班亭就是“七路”的曹班亭的话，就说明曹原来应是党务出身，而不象他的前任那样出身绿林。老百姓也说，曹班亭是个文人，而不是土匪。这从他原来的职务是政治部主任也可以看出来。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一个文人出身的司令，能有多大权威？他怎能管得住那些土匪出身的部下？因此，在任“七路”司令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他基本上指挥不了自己手下的部队了。曹班亭作为国民党的一名党务、政工人员，其抗日的立场十分坚定（当然，其反共的立场也十分坚定。），因此，他从不与日军来往，也约束自己的部下，不让他们与日军来往。但是，他手下由常三率领的山东省保安第七旅，却不管那一套，虽然他们仍然打着“抗日”的旗号，却与县城里的日军暗通款曲，以至于保安七旅的官兵可以公开地出入县城，与日军和平共处了。因此，这一段时间，“七路”就再也没有与日军发生过冲突。

   1944年农历正月初五，在行署的新春宴会上，曹班亭指使手下刺杀了常三，罪名是“汉奸”。从而才取得了对保安第七旅的控制权。

   1944年，国共摩擦加剧。5月，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率部越过陇海线，进入山东的鲁西南地区。鲁西南地区本是“八路”的势力范围，是连接冀鲁豫边区与苏鲁豫边区的重要通道，因此，6月下旬，杨得志率领的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开始了反击作战，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将李仙洲的部队赶出了山东，并且顺便打击了鲁西南本地的国军势力。7月29日，山东省保安第七旅被歼；8月5日，曹班亭的司令部被歼，曹本人也在战斗中被击毙。“七路”的第三任司令，就这样死在了“八路”的手上。

   曹班亭被击毙后，时锡九接任了山东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及保安司令的职务。成为了“七路”的第四任司令。

   时部是单县北部芳桂集一带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有两千多人枪。有资料说时锡九曾被推举为中共领导的单县第一届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但由于1939年湖西地区发生的“肃托”事件，300多中共干部被当作托派杀害。这一事件使他寒了心，他不仅没有到任，反而投向了“七路”方面。

   到时锡九任“七路”司令的时候，“七路”的势力已经十分衰弱了，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势力，他们退守到县城附近，与县城里的日军勾勾答答，依托日军，对抗“八路”的攻击。1944年11月，“八路”对“七路”的最后两个据点——县城北面的新华楼，县城西面的高杨庄发起了进攻。经过两天的激战，“七路”的大部分兵力被歼灭，时锡九率其残部退入县城，向日军投降了。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日军撤走了，残余的“七路”也逃到国统区去了，单县也就完全成了“八路”的天下。

   “七路”的第四任司令时锡九的下落，本文首发时尚未查到，只查到他1947年被推选为国大代表，参加了1948年的行宪国大。这次通过《单县志》查到了他的下落。

   《单县志》：（时锡九）解放后潜伏上海，1950年11月被捕，翌年3月被人民政府镇压。

（本文系根据老人的回忆和网上所查资料写成。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欢迎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批评指正。）

   首发时间：2010-11-23 10:28:19

   2018年3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