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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犬儒”，三勇士把“好死不如賴活着”稱之為犬儒的生活教條，因此激揚文
字，呼籲“挺直脊梁，拒做犬儒”。但我又要說了，你們TMD這點智商和不學無術，
恐怕連做“犬儒”都不配的，畢竟你們所說的“犬儒”好歹還帶個儒字，比你們這
類文盲強多了。

犬儒派（Cynicism）原本是指古希臘的一種哲學思潮，犬儒派認為人不應被一切世
俗的事物所束縛，提倡對道德的無限追求和生活的極端簡樸。而當代的犬儒主義也
對倫理及社會風俗採取不信任的態度，因為“拒絕被收編”而被稱作是憤世嫉俗的
犬儒主義者。儘管犬儒一詞在當代包含更為廣義的變化，但它畢竟與所謂的“犬儒
生活教條”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見按照犬儒的正解，北大“三公子”本不應該“拒做犬儒”，而是應該“挺直脊
梁，爭做犬儒”的。現在可好了，還北大院長詔告天下，結果上演了一出望文生義
的文盲鬧劇，把北大的臉算是丟盡了，也把國人的臉都丟盡了，實在應該早點滾蛋
以謝天下，不要再以盲引盲誤人子弟。』

這篇論犬儒與專制的分析文章從犬儒思想的起源談到犬儒與專制政權的關係，相信對人們理解北大李沉簡為什麼要號召人們“拒作犬儒”可以提供一定的文史參考。也可以看清楚某些犬儒人渣的真正用心。

原標題：犬儒病——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

作者：胡平

——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 (上)

人心不會熄滅，但它可能蒙上灰燼而不再燃燒。灰燼本來是燃燒的產物，但它反過來又抑制了燃燒。

撥開灰燼，你會看到重新燃燒的人心。

——作者手記

當今中國最流行的是什麼主義?答：犬儒主義。

1.犬儒主義的來龍去脈

犬儒主義(Cynicism)是個外來詞，中文裡本來沒有現成的對應詞彙，通常將它理解為譏誚嘲諷，憤世嫉俗，玩世不恭。這些理解大致不差，不過,我們若想對犬儒一詞有更完整的把握，有必要略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和演變。

我們知道，犬儒主義是古希臘的一個哲學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諾普的狄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這派哲學主張清心寡欲，鄙棄俗世的榮華富貴，力倡回歸自然(這使人想起老莊哲學，想起某些魏晉名士)。據說狄奧根尼本人住在一個桶里(又有一說是住在瓮里)，以討飯為生。有人譏笑他活得象條狗，他卻不惱。“犬儒”之稱由此得名。關於狄奧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亞歷山大御駕親臨，前來探望正躺在地上曬太陽的狄奧根尼，問他想要什麼恩賜；狄奧根尼回答說：“只要你別擋住我的太陽。”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極其嚴肅的，狄奧根尼是一個激烈的社會批評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間的一切偽善，熱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從物慾之下解放出來的心靈自由。狄奧根尼確實憤世嫉俗，他曾經提着一個燈籠在城裡遊走,說：“我在找一個真正誠實的人。”

隨着犬儒哲學的流行，其內涵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後來的犬儒派們發表宏論，竭力鼓吹清貧生活的無比美好，甚至把人們正常的感情也譏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Teles)的犬儒派就說：“我的兒子或妻子死了，那難道就有任何理由應該不顧仍然還在活着的我自己，並且不再照顧我的財產了麼?”(這使人想起莊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的故事) 超脫到了這一步，未免就有些矯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還是這位德勒斯，某富翁送給他一筆錢，他收下了，對富翁說：“你慷慨大度地施捨給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於你，既不卑躬曲膝，也不嘮叨不滿。”這裡暗含的邏輯是，金錢本是無所謂的東西，我若拒絕你的饋贈，倒顯得我把金錢看得太重，太當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錢又表示感謝，那也是把金錢看重了，當回事了。因此，正確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給，我就若無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這種態度看上去很灑脫，但好象又有些無恥。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問題在於，金錢本來是重要的東西，不是不重要的東西。只不過在生活中還應該有別的東西比金錢更重要。所以，在堅持更高價值的前提下看輕金錢是高尚的；沒有更高的追求卻又擺出輕視金錢的姿態就不是高尚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無功受祿，正常人總會感覺不安。這就是為什麼德勒斯以不把金錢當回事為理由而若無其事地收下別人的饋贈，會給人以不知廉恥之感。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據一種道德原則去蔑視世俗的觀念，後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視世俗的觀念但卻失去了依據的道德原則。這就引出了一個始料不及的後果：既然無所謂高尚，也就無所謂下賤。既然沒有什麼東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沒有什麼東西是要不得的。不難想象，基於這種無可無不可的立場，一個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對世俗觀念做出滿不在乎的姿態，另一方面又毫無顧忌地去獲取他想要獲取的任何世俗的東西。於是，對世俗的全盤否定

就變成了對世俗的照單全收，而且還往往是對世俗中最壞的部分的不知羞恥的照單全收(別充假正經)。於是，憤世嫉俗就變成了玩世不恭。

狄奧根尼堅持真善，揭穿偽善，這種批評精神被後來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人稱嘲諷者呂西安(Lucian the Mocker)的犬儒派以揭穿偽善的名義，壓根否認世間存在有真善。在呂西安筆下,那些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過是大傻瓜而已。按照這派人的看法，世間之人只有兩種，要麼偽君子，要麼真小人。犬儒一詞後來的含義就是把人們一切行為的動機都歸結為純粹的自私自利。不錯，犬儒派既嘲諷有權有勢者，也嘲諷無權無勢者，但前者並不在乎你的嘲諷，“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後者卻必須贏得人們的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觀上是有利於強勢者不利於弱勢者。這樣，犬儒派就從現存秩序的激進批評家變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種共犯合謀。

犬儒一詞的演變證明，從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間只有一步之差。一般來說，憤世嫉俗總是理想主義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義。玩世不恭則是徹底的非理想主義，徹底的無理想主義。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義反倒很容易轉變為徹底的無理想主義，其間原因何在?因為，許多憤世嫉俗的理想主義者在看待世界時缺少程度意識或曰分寸感，對他人缺少設身處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認各種價值之間的緊張與衝突，這樣，他們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觀失望，再進而懷疑和否認美好價值的存在，最終則是放棄理想放棄追求。“世界既是一場大荒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謬和玩笑對待之。”一個理想主義者總是在現實中屢屢碰壁之後才變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Sydney J.Harris)所言：“犬儒不只是在過去飽嘗辛酸，犬儒是對未來過早地失去希望。”

說來頗具諷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堅持內在的美德和價值，鄙視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可是到後來，犬儒一詞正好變成了它的反面：只認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認內在的德性與價值。王爾德(Oscar Wilde)說：“犬儒主義者對各種事物的價錢(price)一清二楚，但是對它們的價值(value)一無所知。”

2.專制與犬儒

密爾(John S.Mill)早就指出,專制使人變成犬儒(這使人聯想起王夫之的話：“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共產專制既是一種極端的專制，因此它更會使人變成犬儒。在共產專制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容易變成犬儒。統治者變成犬儒，因為他們早就不相信他們口頭上宣講的那套理論和原則，他們只把那些理論和原則當做維護權力的手段以及鎮壓反抗的藉口。在被統治者方面，當他們一旦意識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幟下實際上處於被愚弄被壓迫的境地，很容易轉而對一切美好的價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試圖反抗又遭到嚴重的挫折之後。這樣，他們就可能放棄理想，放棄追求，甚至反過來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着葡萄就說葡萄酸。這樣，他們就變成了犬儒。當然，統治者的犬儒主義和被統治者的犬儒主義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廣義地講，它們都可以歸入犬儒主義。

按照歐文·豪(Irving Howe)的分析：極權主義有三個階段，(一)、烏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誘發了狂熱，而狂熱則導致了(二)大規模的恐怖和人間地獄，然後，狂熱與恐怖被耗盡，於是，(三)、人們變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義。

我以為極權主義有四個階段，在狂熱和恐怖之後常常還發生過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後才會出現普遍的犬儒主義。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通過大規模的恐怖而得以鞏固，但是，狂熱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後是靠着人們的消沉與冷漠，極權統治才得以維繫。

3.史密斯筆下的俄國人

美國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寫於一九七六年的的<俄國人>一書中，向讀者講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時代瀰漫於蘇聯社會的犬儒主義。我們知道，自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後，蘇聯社會出現了所謂“解凍”即有限的自由化時期。隨着自由化運動的深入推進，蘇共當局重新加強控制。其後，赫魯曉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進一步壓制自由化運動，致使該運動漸趨沉寂。正是在這種情勢下，犬儒主義蔓延，構成當時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

史密斯發現，在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蘇共領導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順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寫到，勃烈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學家的話，“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或者是作為一種象徵，或者是作為一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一種象徵，作為斷定其他人是否忠誠的一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一種理論。它不是活的理論”。好比趙高在金殿上指鹿為馬，以此測試群臣，看誰是跟自己的誰是不跟的。一位高級編輯指出，現今當政的這些蘇共領導人是沒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對一切都無所謂的人。他們所要的是權力，純粹是權力”。這位編輯說，雖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而且對各種事情也並非沒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場合，他們卻照舊舉手拍掌，重複着官方的陳詞濫調。人們明知這一切是毫無意義的，是逢場做戲，“可是你必須去玩它”。

許多俄國人既然抱着看破紅塵的態度，因此，當他們發現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人真的堅持某種理念，某種理想主義，簡直覺得驚奇。在一次國際和平大會上，一位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就對美國代表的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問史密斯：難道這些美國人真的認為他們能夠發揮作用，能夠影響現實政治嗎?

史密斯認識一個蘇共少壯派官員。看上去此人是充滿矛盾的複合體。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談話中批評時政，攻擊腐敗，儼然是個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對本國的政治感到自豪，為自己能身處權勢集團而躊躇滿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時代的恐怖，也不願意再回到那個時代，但與此同時，他又對斯大林靠強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紅色帝國而十分驕傲。一方面，他很樂意向別人顯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條。另一方面，他又對自己善於掩蓋個人觀點，對自己在黨內會議上以善於發言著稱而得意。其實，這正是蘇共新一代官員的一種典型——無信仰的、犬儒式的機會主義者。“可見，”史密斯總結道，“個人只要服從聽話，不公開向意識形態挑戰，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關鍵問題。”

伴隨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質主義也開始泛濫。這後一點倒也情有可原。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折騰，俄國人已經付出了太大的代價，共產黨許下的諾言又在哪裡?無怪乎人們會這樣想：“人只活一世，而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請給我一點東西吧。別老是許給未來呀!”物質主義的泛濫進一步衝掉了殘存的理想主義。許多人為了一點點物質利益——為了一次出國機會，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車——甘願放棄自己的獨立政見。這樣，當局無須乎再採取大規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廣土眾民。

少數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依然在發出他們的聲音。在起初一段時期，他們贏得了廣泛的尊敬，雖然敢於公開表示這種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到後來，當局對異議人士潑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間竟然也得到某種響應。史密斯對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連京·圖爾欽的異議人士對他解釋說：“人群中有一種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說話而有負罪感。他們無法了解別人怎麼會有勇氣去干他們本人所不能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蘇聯人好象妓女一樣，因為自己是妓女，便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蘇聯人認為整個世界是分為黨派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黨或那個黨的成員，根本沒有真正的誠實，根本沒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說他是公正的，是只講真理的，那麼，他就是在說謊騙人。這種犬儒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使知識分子就範，把不聽話的異議人士排斥於社會之外。雖然人們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聽西方的電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這種犬儒主義，他們就會認為那不過是另一派在說話，所以也就值不得當真了。這種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以代替斯大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

在新形勢下，正象一位數學家講的那樣：“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4.共產黨與犬儒主義

嚴格地說，犬儒病的發生並非只在共產專制的末期。早在共產革命興起之初，犬儒的病毒就已經侵入其中。

從一開始，共產黨便與犬儒主義結下不解之緣。

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一種極其高調的理想主義，但與此同時，它也是一套相當陰暗的犬儒主義。準確地說，它是理想主義與犬儒主義的奇特結合。一方面，共產黨立志要一勞永逸地結束世上一切苦難與罪惡，在人間建成天堂。這自然是理想主義。另一方面，共產黨又認為，既然他們的目的是如此崇高美好，還有什麼手段是不可以採用的呢?因此，共產黨可以一方面對所謂舊社會舊制度發動極其苛刻的道義討伐，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行為中罔顧最起碼的道德約束。這顯然又是犬儒主義。一方面，共產黨把人的理想懸得極高，另一方面，它又把現實的人看得極低。它對未來人類的看法之所以高度的理想化，恰恰是因為它對現實的人類的看法是十足的犬儒式。共產黨的階級分析理論和階級鬥爭理論，實際上就是認定人是徹底自私的動物，利己是人類行為的唯一動機；由此，共產黨斷言在社會分裂為不同的階級的情況下，不可能存在有普遍的同情心和正義感，超階級的自由民主只能是一場騙局。但只要通過徹底的共產革命，消除了階級存在的社會物質根源，全體人類的利益便達到充分的和諧一致，利己與利他的矛盾便不復存在，利己主義也就隨之消失，具有最完美人格的共產主義新人也就隨之出現。在這裡，前提是犬儒主義的，結論卻是理想主義的；或者說，理想主義的結論卻是導自犬儒主義的前提。共產黨自命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一方面，共產黨宣稱，除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人民大眾的利益，共產黨別無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這看上去很謙虛，也很富理想主義。但是另一方面，共產黨又堅稱唯有它自己才“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大眾，而被它代表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本身倒未必有資格算得上無產階級,算得上人民大眾(列寧明確宣布，無產階級不能自發地產生無產階級世界觀，必須由共產黨從外部將之灌輸給無產階級)。這不只是理性的狂妄僭越，更嚴重的是，它為那些骨子裡

什麼也不信的犬儒主義者們攫取無限權力大開方便之門。所以，並不奇怪，儘管共產黨以它的理想主義大旗召喚了許多理想主義者投身其間，但是在共產黨內部，理想主義者們往往不能占上風，倒是那些犬儒式的機會主義者們更吃得開。

講到共產黨、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犬儒主義，我們還必須提到它的武裝鬥爭的歷史。不要忘記，中共是經過二十多年的武裝鬥爭才奪得政權的。和中共的武裝鬥爭歷史相比，俄國的十月革命差不多只能算是一場武裝政變，亂中奪權。一般來說，假如暴力革命經歷的時間越長，鬥爭越殘酷，在這一過程中，革命黨人就越是容易把革命的初衷置諸腦後，越是把勝利、把權力當作狂熱追求的最高目標，以至於到後來，他們不再把權力當作實現理想的手段，而是反過來把理想當作奪取權力和壟斷權力的手段。因此，他們就很容易從理想主義者蛻化為犬儒主義者。據說在六四之後，中共某元老講過一句話。他說：“共產黨的江山是犧牲了三千萬人的生命才換來的。誰要想推翻它，誰也要付出同樣的代價。”乍一看去，此話甚是不通，當初共產黨鬧革命不是為了讓人民當家作主嗎?如果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結束一黨專政，實行當家作主的權力，共產黨又有什麼理由拒絕呢?不過，你沒法用這話去駁倒那位中共元老，因為他們早就把什麼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扔到九霄雲外了。

我們知道,從一開始，共產黨就否定議會道路，主張暴力革命。這本身就表明它不相信民主，其實也就是不相信人民。一般來說，革命者決心使用暴力實行他們的主張，那不僅表明他們對統治者不抱幻想，同時也表明他們對人民感到失望，失望於人民的所謂愚昧無知與自私怯懦。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一定數量的民眾向統治者認同，為統治者效力，如果沒有相當數量的民眾在政治上冷漠麻木，袖手旁觀，統治者就成了孤家寡人，如何還能成功地抗拒改革呢?主張暴力革命的孫中山就不諱言他對中國國民的素質估計很低，所以他提出在革命勝利後要通過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階段逐步實現民主。共產黨的情況則還要複雜得多。一方面，共產黨更不相信人民。在漫長而殘酷的革命歲月中，共產黨歷經多次失敗，幾度瀕於絕境。不難想象，他們該有過多少孤寂，多少沮喪，多少怨憤。這就容易使他們對民眾、對人性的看法變得十分陰暗。然而，靠着那套先鋒隊的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他們很可以把自己對人民的失望以至蔑視掩藏在一層看上去理想主義的外衣之下。另一方面，共產黨又發現，國民黨的不民主為他們攻擊國民黨提供了堂皇的理由，而國民黨專制的不徹底又正好為這種攻擊提供了現成的空間。於是，他們就擺出了民主鬥士的姿態，利用國民黨專制的不徹底，抨擊國民黨的不民主，自己卻早就打定了要更專制的主意。

在八一年，針對着一些人提出制定出版法的要求，陳雲作出內部批示，明確拒絕了這一合理要求。陳雲說：過去，我們就是利用國民黨的出版法和國民黨作合法鬥爭。現在，我們絕不允許別人也利用這樣的東西和我們作合法鬥爭。這段批示以共產黨官場上少有的坦率揭示了中共統治者的內心世界。這段批示告訴我們，其實，早在中共奪得政權之前，他們就打定主意不要自由，不要民主，不要法治。那時候，他們在表面上反對國民黨的霸道，暗地裡卻在嘲笑國民黨的愚蠢，嘲笑國民黨居然也作繭自縛，在自己通過的法律面前還有所忌憚，從而給對手開展合法鬥爭留下一定的空間。那時候，他們在口頭上反對國民黨不民主，心底里卻想的是，等以後我們掌了權，連這點民主也決不答應——“我們才不會象你們那麼傻吶。”

這當然是典型的犬儒主義。還要補充一點，眾所周知，陳雲是中共黨內有名的“老右傾”。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陳雲是黨內高層中僅有的幾個沒跟着發燒起鬨的人物之一，文革中更是從一開始就靠邊站。可見，犬儒與否和所謂極左路線並沒有什麼關係。

5.從“高尚的謊言”到“赤裸的暴力”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把極權主義的組織結構比作洋蔥頭，最核心是黨的領袖，然後依次是領袖周圍的小圈子、精英組織、黨員，最外層則是黨的追隨者和同路人。她指出：“極權主義運動的整個等級結構，從天真的同路人到黨員、精英組織、領袖周圍的小圈子、領袖本人，都可以被描述為一種由輕信和犬儒等不同態度的奇特混合”，而“層次越高，犬儒態度就越是壓倒輕信的情形”。也就是說，越是外層的人越是天真輕信，越是核心的人越是犬儒。這是不難理解的，譬如極權主義的欺騙性宣傳，圈外人或許信以為真，圈內人既是謊言的製造者，當然不是受欺騙。問題是，圈內人為什麼會存心製造謊言?其他那些由於接近核心而了解到謊言是謊言的人如何又能心安理得地維護謊言?下面一個例子或許有助於說明這個問題。

一九二七年春，中共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上海準備武裝暴動，被國民黨鎮壓而遭到失敗。根據張國濤在回憶錄中所講，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與新任中共總書記瞿秋白對革命失敗後的局勢進行討論商議對策。他們認為，中國革命是失敗了，責任問題要有個交代，雖然是按共產國際指示行事，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派攻擊斯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擔這個責任，但如果責任由中央政治局全體擔負，中央的領導就會破產，所以還不如把全部責任推到陳獨秀一人身上，其他人則站在擁護共產國際的英明領導的立場上反對機會主義路線，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

這段故事透露了共產黨領袖們所共有的一個心照不宣的秘密，在領袖們看來，要讓群眾堅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須讓群眾對領袖的英明正確抱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須編造和維護領袖英明正確的神話。不錯，神話就是謊言，但這是“高尚的謊言”(柏拉圖語)。它是革命的需要，政治的需要。為了維護這個神話，就必須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領袖，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就必須壓制對領袖的批評，壓制自由討論。我們知道，謊言總是有漏洞的，因此，為了防止謊言破產，就必須不斷地編造新的謊言去補充，去圓謊。於是，單一的謊言就迅速發展成一套彌天大網。伴隨着謊言系統的發展，在共產黨內部也發展出一套強力禁制系統，一套鐵血紀律。

照理說，謊言系統與鐵血紀律的形成只是為了奪取革命的勝利。不幸的是，它們並不會因為革命的勝利而自行消亡。事情往往是相反的。由於掌握了全國政權，共產黨更可以把它的謊言系統和強力禁制系統擴展到整個國家，從而將之發展到更完整、更嚴密的地步。共產國家宣稱自己是人民的國家，但是黨的領袖們清楚地知道，那充其量是“為民作主”而不是“由民作主”。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材料表明，在五六年底五七年初一段時間，毛澤東看來確實考慮過是否實行真自由真民主的問題。他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號召“雙百”方針，主張言者無罪。他甚至在和某些人個別談話時講到中國的問題不只是官僚主義，而且是專制主義，說現在還是在訓政時期(見李慎之《大民主與小民主》)。可見在當年，雖然有許多人受惑於共產黨宣傳，把專制誤認為民主，把不自由誤認為“最大的自由”，但領袖們自己卻一點不糊塗。當毛澤東發動鳴放整風時，越是圈內的人越是不當真，越是圈外的人越是當真，也就是說，越是圈內的人越犬儒，越是圈外的人越輕信。至於毛澤東本人，先前號召鳴放整風，儼然一個理想主義者，後來又發動反右運動，分明又是犬儒主義。毛澤東翻雲復雨，正好說明了他是真犬儒主義假理想主義。

專制者的犬儒主義可以有兩套不同的說詞，第二套比第一套更犬儒。在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一九八四年》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是這樣理解黨的專制權力的，他說：“黨並非為自己的目的才追求權力，而只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黨之所以追求權力，乃因為一般群眾是脆弱的、怯懦的動物，他們不配享受自由，或者說不能認識真理，必須由那些比他們強有力的人來統治他們，有秩序地欺騙他們。人類只能在自由與快樂二者之間選擇其一，而對大多數人來說，快樂比自由更好些。黨是弱者們的永恆的守護神，是為人民服務，它是為了善才作惡，為了他人的快樂而犧牲自己的快樂。”

可是，身為統治精英的奧布來恩卻嘲笑史密斯的這番見解。他直截了當地宣稱：“黨完全是為了自己才追求權力的，我們並不關心別人的利益，我們只關心權力。不為榮華富貴，不為福祿長壽，只是為了權力。...我們不同於以往任何寡頭政治集團，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所從事的活動是為了什麼。其他任何人，甚至那些和我們相似的人，都是膽小鬼和偽君子。他們沒有勇氣承認他們的動機。他們自稱甚至相信他們掌權並非出於自願，只是暫時的勉為其難；他們自稱甚至相信在不遠的未來就會實現自由平等的快樂天堂。我們的看法不一樣。我們知道，從來沒有人是為了放棄權力才掌握權力。權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專政的目的並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專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權力的目的就是權力。”

上述兩種犬儒主義在實際上常常互相交織而難以分清。那些“為權力而權力”的犬儒主義者往往要把自己的立場加以合理化，要自己說服自己他們是在為着一個高尚的目標。許多以高尚的目標為由而把持權力的人，到頭來很可能只是“為權力而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