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res.Net）20周年有奖征文稿件 

转眼间，母亲去世两年多了。自失去母亲以来，我的心里就像失去了根，一直是不安定的。这其中既有对失去母亲的思念，更有对母亲的愧疚。 

两年多前，我在给父亲打越洋电话时得知，一段时间来，母亲食欲不振，整天昏昏欲睡，甚至神志有点恍惚。乍一听到这个情况，我还有些不以为然，以为母亲的病并不太严重，只是糖尿病综合征的一种反映。再说，身居遥远的海外，回去一趟总不像在国内那样方便，随时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可是一周后，我再次给父亲打越洋电话，得知母亲已病重住院。此时，我才意识到母亲病情的严重，并对自己当初的主观臆断后悔不已。于是，我便匆忙请假、订机票、打点行装。而等到这些准备就绪，又是几天过去了。我从温哥华飞抵沈阳，然后换乘高铁，再连夜打出租长途奔袭，马不停蹄地赶往母亲住院的病房。遗憾的是，当我急三火四见到病榻中的母亲，她老人家已经不认得我这个从海外归来的长子了。那时母亲已神志不清，甚至不能正常进食了。 

我在医院陪护母亲一周左右，医生认定她的脑部等各个器官已经衰竭，我才和姐姐、弟弟们送母亲回乡下老家维持治疗。其实，我本想坚持让母亲继续在医院治疗，但乡间习俗我不敢违。当地乡间习俗认为，老人临终必须回家，不能滞留在外。在老家，我每日请乡下医生给母亲打点滴，每天两三瓶。但最终，母亲还是撒手人寰，一直没能在清醒中和我说过一句心里话。 

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没能在母亲最需要我的时候及时地赶到她老人家身边，陪伴她，孝敬她，安慰她，照顾她。对此，我觉得即使母亲的在天之灵原谅我，我也难以原谅我自己。 

老家的乡亲们说，人身在外，你能赶上为老人送终，说明你是个孝子。但我至今对自己未能在母亲清醒时及时赶回来而深感内疚。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出国前与母亲那次难忘的离别。 

一生中和母亲有无数次离别。最短的离别是一周，那时我在一所离家三四十里地的镇高中就读，每周与母亲分别一次。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来到了离家更远的省城求学，每半年与母亲挥手一次。大学毕业后，我在省城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并安了家，几乎每年与母亲挥别一次。再后来，我和妻儿出国了，移民到离故乡更加遥远的温哥华，正是这次与母亲的别离最使我难忘。 

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年轻时为了自己的理想，我走出了偏僻的小山村，已经远离了父母。而在父母的年龄均已接近古稀之年的时候，我却选择了出国，与故乡渐行渐远。这对年迈的父母来说，情何以堪？此时母亲不但腿患有骨质增生，行走困难，还患上了糖尿病综合征，引起冠心病、肾功能衰竭等。 

儿行千里母担忧。我移民来温哥华那年，正是母亲刚患上糖尿病综合征的时候。回家与父母辞行时，为了不给患病的母亲增加精神负担，我按着父亲的嘱咐，并没有把移居国外的事告诉母亲。因此，在和母亲见面时，我尽量表现的和以往一样平静，只字未提就要出国的事。但当我走出家门，转身离开母亲时，我的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因为我深知，这一别不同以往。 

东北等地区有一个习俗，就是“上车饺子，下车面。”说行人上车前吃饺子，其寓意是交好运，一路风顺；而回来吃面条，其寓意是面条绵长连着心，回家顺溜亲情深。以前我离家的时候，母亲总是不辞辛苦，半夜就爬起来给我包饺子，说是吃过夜的饺子不新鲜，只有刚包的饺子才新鲜。但这次，我却未能吃上母亲做的任何饭菜。受糖尿病综合征的困扰，原来做得一手好饭，且家务活样样精通的母亲，已经做不了饭菜和其他重的家务活了。 

以前我离家的时候，父亲总是在晨雾中早早到村口为我打前站，看看村前的乡间马路上是否有小客车远射的灯光，听听前方是否有小客车驶来的轰鸣声。那辆小客车每天清晨只有一班经过村口。而当我背起行囊时，母亲总是一瘸一拐送我到大门口，目送我走进小客车，并挥手向我道别。但这次母亲连一瘸一拐也走不了了，只能坐在家里的炕上，透过窗上的玻璃目送我远行，隔着窗上的玻璃向我挥别…… 

人生自古伤离别。 以前我离家的时候，也时时感到惆怅，但我总可以安慰自己，因为我随时就可能回来的。但这次我心中却一片茫然，因为前方的路太遥远，我真的不知道何时能与父母再相见。 

每逢佳节倍思亲。以前几乎每逢春节，我都会挤进春运的人流之中，义无反顾踏上回乡之路，陪伴空巢的父母过年。但出国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陪伴父母度过一个团圆年。由此，母亲也就知道我已远在万里之外，每年虽望眼欲穿，却难得团聚。我从未听说母亲对我出国抱怨过什么，但我想这对她老人家心里的冲击和伤害是巨大的。从此，万家团圆的日子，母亲和父亲只能守着两盘饺子，默默相对无语。餐桌上没有酒，也很少菜，除了父亲不会做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缺少了我的陪伴，父母自然就缺少了过节的兴味。 

就在我移居温哥华的第二年，母亲因患糖尿病综合征多次住院治疗，但病情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当时父亲在电话中哽咽着对我说，你母亲恐怕挺不过今年了……对此，我真是心急如焚。也许是天意的安排，就在那时，我被公司layoff 了，正好有机会得以回国。 

我顾不了旅途疲劳，下了飞机，便上了长途汽车，几经辗转，最后直奔母亲住院的病房。我昼夜在医院精心陪护母亲治疗了近二十天。也许是这次住院时间较长，加之治疗方法得当，母亲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这使我愧疚的心稍显安慰，因为我一直为自己在母亲患病之时而选择了出国感到十分内疚。 

母亲后来曾在电话中对我说，是你回来治好了我的病。其实，我想，那年母亲的病情之所以能够得以稳定，除了治疗这个主要因素之外，或许精神层面的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因为母亲解除了心病，她终于看到了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了。 

之后，我又几次回国看望父母，并陪护母亲到医院检查、治疗糖尿病综合征。回到大洋彼岸，我始终坚持给父母打越洋电话，经常问询他们的健康状况等。母亲原本耳聪目明，而父亲患有眼疾，且耳朵有些背。自打小时候，我就经常听到母亲喊父亲为“聋子”。“聋子”成了父亲的别称。但母亲自从患上糖尿病综合征后，听力每况愈下。开始两年，我打越洋电话时，母亲还能与我保持交流，但后来我再也无法与母亲电话交流了。母亲聋得比父亲还严重，如果保持正常距离、正常声音，母亲啥也听不清，只有贴近她耳朵，并放大分贝，她才能听个大概齐。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一直坚持给父母拨打越洋电话，只是每次我必须努力提高分贝，甚至是扯着嗓子喊。此时，接听电话者已由父母两人，变为父亲一人唱独角戏。母亲似乎变成了局外人，她无法直接与我电话交流，只能仰仗父亲做她的“传声筒”，靠父亲大声附耳相告，母亲才算参与进了与我的交流，才算成为了局内人。 

虽然每次不能与母亲直接对话，但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似乎能感觉到对面母亲的气息，她在用心倾听我的电话，即使相距遥远，母子之情难以阻隔。有一年夏天我拨打越洋电话，父亲拿起电话还未开口，我就听到对面传来一群小鸡崽叽叽喳喳的叫声。不用说，这是母亲的杰作。母亲没患糖尿病综合征之前，就会利用调控土炕温度的办法人工孵化小鸡，从而代替母鸡孵化。母亲患病后，虽然生活不能自理，但依然坚持辅助父亲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父亲说，等这些小鸡崽长大了，母亲想让他拿到集市上卖点零花钱。而在我看来，母亲更想利用这群小鸡崽叽叽喳喳的叫声来表达，她多么想与我交流，只是苦于我不在她老人家身边！ 

十年前的金秋十月，我与母亲隔窗离别，远渡重洋；只是不料十年后的金秋十月，再次与母亲相见竟成永诀，使我倍加思念母亲。（2018年3月18日于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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