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西肅托與湖西烈士陵園

    湖西肅託事件是中共黨史上的一大錯案。這一錯案的錯誤、荒謬、殘酷程度，與蘇區時期的“AB團”事件不相上下。事實上，事後親自處理這一事件的羅榮恆元帥也曾多次把它與“AB團”事件相比。近日重讀這段歷史，除了震驚於這一事件的殘酷、慘烈之外，更感到了種種的荒謬之處。其荒謬絕倫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即使是早已熟悉了中共黨內鬥爭的種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現象的人也會感到不可思議。

    一、一個小教師牽出一大串“托匪”

    蘇魯豫邊區是抗戰開始後由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八路軍蘇魯豫支隊幫助下開闢的根據地。包括山東湖西地區、蘇北、豫東、皖北共二十多個縣。中共蘇魯豫區黨委駐單縣東南邊境上的張寨。黨委下轄湖邊地委、肖宿永地委、魯西南地委和單縣中心縣委、沛縣中心縣委、豐縣直屬縣委等。其中，湖邊地委駐魚臺縣谷亭鎮。

    事件是從湖邊地委的幹校開始的。

    1939年8月，幹校有一批學員要畢業了。在學員中發生了是否要服從組織分配的大討論。不少沛縣籍學員主張不服從分配，自行回沛縣工作。幹校非黨員教師魏定遠也支持這種意見。地委認為這是敵人在搞破壞，就把魏定遠抓了起來。當時，地委書記李毅正在患病，就委派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負責審理該案。

    王須仁認定這是托派分子的破壞行為，審訊一開始，就問魏定遠是不是托派？魏不承認，就刑訊逼供。魏受刑不過，只好承認自己是托派。王仍不罷休，繼續追問還有誰是托派？不說就繼續用刑。魏只好按照中共的組織體系編造了包括托派省委、特委、縣委在內的一套“托派組織”。幹校的群眾文藝團體“文藝作者協會”也被說成是托派的外圍組織。王又根據魏的口供逮捕了幹校幹部郝曉光，並如法炮製，郝也供出了與魏不同的另一套所謂的“托派組織”。

    9月3日，蘇魯豫邊區軍政委員會在谷亭開會。參加會議的有區黨委書記白子明、軍事部長張如、統戰部長王文彬，蘇魯豫支隊四大隊隊長梁興初、政委王宏鳴。在湖邊地委幫助工作的區黨委政府工作部部長陳籌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湖邊地委書記李毅匯報了發現“托匪”的情況，與會者一起審訊了魏定遠和郝曉光，肯定了王須仁“肅托”的成績。從此，拉開了湖西肅托的大幕。

    魏定遠、郝曉光先後供出了二十多個“托匪”同夥，其中包括湖邊地委婦女部長常俊亭、魚臺縣委書記史維功以及黨員、非黨員幹部、群眾。王須仁在蘇魯豫支隊四大隊政委王宏鳴的支持下，從一般群眾開始抓起，抓起來後，就刑訊逼供，不招供就予以殺害，先後打死了從區黨委派來幹校受訓的曹廣善，殺害了普通群眾王天章、朱新民、王民三、徐中舒等。當地有一國民黨的地方武裝——“胡團”，是中共幫助建立的。“胡團”設有中共總支委，各連指導員均系中共黨員。而“胡團”在幹校受訓的營長李高松、政治幹部孫興民、連指導員朱光松、楊文成也被殺害。在“胡團”工作的王立然到地委來了解情況，並提醒地委書記李毅“肅托”要慎重，但李毅不置可否。王立然感到不妙，回去後召開了總支委會，把部隊撤離了湖邊，並向區黨委書面反映了自己的意見，但並沒有得到區黨委的重視。

    在順藤摸瓜的過程中，王須仁搞到了區黨委宣傳部宣傳科長兼《團結日報》社社長朱華寫給常俊亭、魏定遠關於給報社投稿的信，王認定這是托匪在用暗語進行聯絡，把朱華、姚煥敏等打入了“托匪”名單；通過逼供，把湖邊地委宣傳部長袁汝哲、軍事部長尹夷僧也納入“托匪”名單。甚至區黨委宣傳部長馬霄鵬、參謀長李發、教育科長張基隆也榜上有名。這樣，就把“肅托”的戰火從湖邊地委燒到了蘇魯豫區黨委。

    由於肅托所依靠的蘇魯豫支隊四大隊這時已轉移到湖東（微山湖東），湖邊地委決定也轉移到湖東，向四大隊靠攏。在出發前藉故逮捕了袁汝哲、尹夷僧，並於9月14日將地委機關及魚臺縣委、縣政府機關一起轉移到了湖東的鄒縣郭里集。第二天，湖邊地委和四大隊召開了軍隊系統排長以上幹部及地委、縣委、縣政府幹部會議。四大隊隊長梁興初、政委王宏鳴，及湖邊地委的李毅、陳籌、李貞乾出席了會議。在會上由王須仁念名單，念到誰，戰士就繳其槍並將其捆綁起來。結果，四大隊副大隊長秦廷奎以及連排幹部、地方黨政幹部七、八十人均被作為“托匪”逮捕。一位叫劉寶勤的排長看不下去，大叫：難道這些人都是“托匪”？結果被打得皮開肉綻也抓了起來。當夜，他們在村外挖了個大坑，將地委宣傳部長袁汝哲、軍事部長尹夷僧、四大隊副大隊長秦廷奎、魚臺縣縣大隊長孫立言、指導員權新年等數十人（一說不到百人，一說二十餘人）殺害。這就是湖西肅托中的第一次大屠殺——郭里集大屠殺。

    二、區黨委也不甘落後

    由於在審訊中牽連到區黨委的宣傳部長馬霄鵬、參謀長李發、宣傳科長朱華等人，王須仁用密件將情況告知了區黨委書記白子明及軍事部長張如；陳籌、王宏鳴也分別寫信向白子明報告。

    白子明接到報告，馬上先將朱華、張基隆、關小力、魏欽公等人逮了起來。在區黨委機關9月14日夜由單縣張寨向豐縣北的於王莊轉移的行軍途中，有戰士不慎槍支走火，造成部隊行軍秩序大亂，而馬霄鵬恰巧就在走火的戰士附近。白子明等人則以此為藉口，指稱馬霄鵬等人要搞暴動，在到達於王莊後，馬上將馬霄鵬、李發、兩個警衛營營長、各連連長、排長以及參謀處、政治處的所有幹部計60餘人逮捕。

    在隨即對馬霄鵬進行的審訊中，白子明作為區黨委書記，蘇魯豫邊區的最高首長，卻親自動手對馬毒打逼供。馬霄鵬是山東分局派到邊區來的幹部，他要白相信分局，自己不會是“托匪”，但白根本不予理睬，繼續毒打。馬被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但馬至死也不承認被妄加的“罪名”，結果，被活活打死後，拉到村外埋了。（一說是尚未打死即被活埋。）

    與此同時，在未進行認真審查的情況下，將宣傳科長朱華、教育科長張基隆、兩個警衛營營長孟憲琛和康文斌等共計47名黨員和幹部槍殺。這是湖西肅托中的又一次大屠殺——於王莊大屠殺。

    三、以下犯上，地委搞垮了區黨委

    9月18日，蘇魯豫區黨委，在於王莊開會紀念9.18事變時，接到報告說，蘇魯豫支隊四大隊來了。黨委即準備迎接，但久等不見四大隊進村。書記白子明和軍事部長張如就到村口去看，看到四大隊已經散開，正在包圍村莊。白、張二人走上前去，告訴他們不要發生誤會。王須仁卻對白子明說，區黨委中除白一人之外，全是“托匪”。他們是奉中央的命令，前來處置，以防發生公開叛變。並當場將區黨委軍事部長張如逮捕。然後，將白、張二人帶到了附近的鞏大莊。

    白子明到鞏大莊後，按照王須仁、王宏鳴的授意，給尚留在於王莊村內的區黨委幾位部長寫信，要他們到鞏大莊來開會，並由王須仁的警衛員送到區黨委。區黨委幾位部長對此產生了懷疑，當即由區黨委統戰部長王文彬親自給白子明寫信，要白速回區黨委，並派組織部巡視主任張子敬前去查看來的隊伍是否是四大隊。當確認了來的隊伍確實是四大隊後，王文彬前去迎接，剛出村，就被逮捕了。

    區黨委組織部長郝中士、社會部長趙萬慶、青年部長孫衷文，看到王文彬也是一去不回，知道大事不妙，迅速把部隊撤到村外。白子明又連夜給他們寫信，說王須仁這次帶四大隊來是傳達中央決定，要他們立即回村。幾位部長沒了主意，只好帶部隊回到村里。當夜，區黨委的警衛部隊被改編，第二天一早，趙萬慶、孫衷文被逮捕，郝中士被軟禁。區黨委各機關的工作人員，除少數被軟禁外，其餘的全被捆綁了起來，然後，帶回了湖邊地委駐地——魚臺縣谷亭鎮。

    就這樣，蘇魯豫區黨委，一個相當於省級的黨組織，卻被它下屬的湖邊地委的一個部長和一個相當於團級的大隊政委徹底搞垮了。

    這正是整個湖西肅託事件中最弔詭之處：按說，一個下級組織，在正常情況下，是不能，也不敢對它的上級組織採取軍事行動的，除非它接到更上級組織（比如中共山東分局、中共中央）的命令。但是，所有的資料均表明，更上級的黨組織並沒有發出過這樣的命令，而是王須仁、王宏鳴假傳命令。如果說，在這之前“二王”的肅托行動還是出於肅托的理念，貫徹上級肅托的指示，那麼，這樣假傳命令，明目張胆地端掉整個區黨委機關就實屬膽大妄為、公開叛變的行為了。但事後處理時似乎並沒有就這一事件的性質作出這樣的認定，確實匪夷所思。而區黨委的一班人，面對“二王”這種咄咄逼人的軍事行動，無任何反抗，卻乖乖地束手就擒，也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四、明知山有虎，還要硬着頭皮上山去

    在搞垮整個區黨委，回到谷亭鎮之後，“二王”聯合白子明開始對區黨委的幾位部長分別進行刑訊逼供。軍事部長張如、統戰部長王文彬拒不供認所謂的托派罪行，三人就召開公審大會，將張、王二位部長公開槍殺，曝屍街頭，並貼出了“奉中共中央之命……”的布告。青年部長孫衷文受刑不過，只好承認自己是托派，並編造了一套更大規模的“托派組織”，甚至連當時中共山東分局委員兼統戰部長郭子化也被說成是托派。由此，又引發了更大一輪的清洗：區黨委組織部長郝中士、湖邊地委書記李毅等被捕，湖邊地委婦女部長常俊亭、魚臺縣委書記史維功以及引發這次事件的魏定遠等相繼被殺害。一時之間，谷亭鎮上幾乎天天殺人，每次殺人，少則6、7個，多則十餘人。這就是湖西肅托中的又一次大屠殺——谷亭大屠殺。

    由於蘇魯豫區黨委已經完全垮掉了，“二王”和白子明又組織了一個“整理委員會”代替區黨委。由白子明任書記，李貞乾、梁興初、陳籌為委員。王須仁為組織部長。並以區黨委書記白子明的名義發出通知，要求邊區下屬的各地委、縣委、各地方部隊區委委員以上幹部到區黨委來“受訓”，而且其所屬部隊也要全部帶來。

    其時，邊區肅托濫捕濫殺的消息早已經在全邊區傳開了。接到通知的各地委、縣委等中共黨組織無不人心惶惶，進退兩難。不去，則有違抗命令，違反組織紀律之嫌；去吧，則是凶多吉少，說不定就會被當作托匪逮捕、殺害。不少黨組織為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但最終，大部分黨組織還是由遵守黨的組織原則、組織紀律的意見占了上風，硬着頭皮帶隊來區黨委參加“受訓”。只有肖宿永地委由於靠近新四軍第五支隊，被五支隊阻攔未來；魯西南地委靠近冀魯豫邊區，被冀魯豫支隊阻攔未來。事後，王宏鳴曾派部隊去催（實際是抓），也被冀魯豫支隊給擋了回來。

    這也是湖西肅託事件中又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在那種情況下，誰都能看得出，參加“受訓”，無疑是羊入虎口，肯定會被當作“托匪”挨整甚至殺害。只要不去“受訓”，起碼能夠躲過這一劫難。但是各黨組織儘管明知此行兇多吉少，但猶豫再三後，還都乖乖地走上了這條不歸路。即使是最終未參加“受訓”的肖宿永地委和魯西南地委，如果沒有外力（新四軍五支隊和冀魯豫支隊）的阻攔，他們敢不去參加“受訓”嗎？由此可見，中共的組織原則、組織紀律對黨員的強制作用是如何巨大！

    五、作繭自縛，決策肅托的，幾乎全都成了“托匪”

    各黨組織的幹部集中到區黨委後，共300多人，其中，級別較高的被編入“教導隊”，普通幹部被編入“訓練班”。說是“受訓”，其實就是繼續肅托。白子明在對“受訓”的學員講話時就說，你們中間誰是“托匪”，我都知道，就看你們交待不交待了。肅托繼續進行。很快，原區黨委政府工作部長、“整理委員會”委員陳籌也被當作“托匪省委書記”抓了起來。而陳籌受刑不過，把“整理委員會”的另外兩位委員李貞乾、梁興初等也供作了“托匪”。由此，蘇魯豫邊區創始人，魚臺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李貞乾、蘇魯豫支隊四大隊隊長梁興初、參謀長嚴世榮、政治處主任羅有榮等四大隊的主要幹部都被抓了起來。

    當時，蘇魯豫支隊主力遠離湖西，在蘇豫皖邊界一帶活動。支隊長彭明治聽說連下屬的四大隊隊長梁興初也成了“托匪”，急忙帶着蘇魯豫支隊獨立大隊政委，原蘇魯豫邊區創始人之一的郭影秋趕回湖西，希望能澄清問題。沒想到，王須仁一見到郭影秋，立即下令繳了郭的槍，捆了起來。並對彭明治說，郭也是托匪，這裡的黨組織就是托派發展起來的。彭支隊長本想就此糾正肅托中濫捕濫殺的傾向，但看到已經被逮捕的梁興初、李貞乾等人早已被刑訊逼供折磨得不成樣子了，而自己也面臨着隨時被打成托匪的危險，根本談不上什麼扭轉局面，只好急急忙忙地返回了支隊。

    至此，參加9月3日邊區軍政委員會會議，決策肅托的人中，除了區黨委書記白子明、四大隊政委王宏鳴外，全都成了“托匪”：張如、王文彬已被殺；梁興初、陳籌，還有湖邊地委書記李毅也已經被捕。這種結果，恐怕是他們當時開會決策時沒有想到的吧。

    六、羅榮恆夜奔湖西，制止屠殺

    湖西地區的肅托愈演愈烈，連蘇魯豫支隊隊長彭明治都無法制止。就只好由中共山東分局、八路軍115師首長親自出馬了。其實，自從湖西肅托開始以後，關於肅托中濫捕濫殺的消息，就不斷地傳到山東分局、115師。山東分局和115師也多次來電來函，制止屠殺，但均無任何成效。

    這次，八路軍115師政委羅榮恆會同中共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帶領部隊連夜從臨沂奔向湖西。在他們到達區黨委駐地之前不到4個小時，民運幹事陳景文剛剛被毒打致死，而梁興初、李貞乾、郭影秋等人也正要被處決。幸虧羅榮恆、郭洪濤等人及時趕到，他們才逃過了被殺的命運。正如建國後曾任“萬歲軍”38軍軍長、廣州軍區副司令員的梁興初中將，在他的《湖西脫難憶羅帥》中所寫道的：“如果不是羅榮桓政委果斷處理，我早就成為“湖西肅托”的冤死鬼了。”

    羅榮恆等人簡單了解了一下情況之後，立即採取措施：無條件釋放一切被逮捕的人員；解散“訓練班”、“教導隊”；改組蘇魯豫區黨委；逮捕王須仁；對肅托中負有責任和問題沒查清的人送中共山東分局審查。喧囂了兩個多月的湖西肅托，至此總算被制止了。

    這裡有一個問題：為什麼“肅托”一啟動，就象一匹脫了韁的野馬，再也控制不住了呢？我想，首先，這和“肅托”的“政治正確”有關。1938年2月，康生在《解放》雜誌上發表長文——《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托洛茨基匪幫》，拉開了在中共黨內“肅托”的帷幕。將肅托和清除內奸相提並論，使得長期以來，在敵人的殘酷鎮壓和內部叛徒叛變出賣中頑強成長的各級黨組織十分認同。儘管他們並不十分清楚所謂的“托派”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清除內奸卻是天經地義的。因此，主持肅托的人總是理直氣壯的，而被當作“托匪”整肅的人即使滿腹委屈，也無法博得任何人的同情。這種“政治正確”，也使得上級黨組織，即使想制止，也不得不猶豫再三，投鼠忌器；其次，這和中共的組織原則有關。中共的組織原則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肅托，是一種組織行為，而被整肅的人作為個人，只有服從的義務，根本沒有爭辯的權利。所以，一旦被指為托派，就只有乖乖招認的份了。當“二王”率部包圍區黨委時，一打出中央命令的旗號，區黨委一班人也就只能乖乖地束手就範了；再次，這也和人性的弱點有關。求生，是人的本能，在肅托中，確實不乏堅強不屈，拒不招認被強加“罪名”的烈士，但更多的人已經看出，即使不招認，也是死路一條，而委曲求全，暫時招認，“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也許可以保住性命。從而順着審訊者的意思，胡亂招供，致使“托匪”的範圍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一發而不可收拾。反過來，他們的招供又為肅托主持者提供了依據，從而進一步擴大肅托範圍。如此惡性循環，肅托當然就象被打開的潘多拉盒子，再也控制不住了。

    七、冤有頭，債無主

    殘酷、荒謬的湖西肅托終於被制止了。按說，除了各種善後工作外，應該着重追究肇事者的責任了。但是，這一事件中另一個十分詭譎之處在於：王須仁、王宏鳴和白子明這三個重要的肇事者，幾乎全都逃過了追究，最終並沒有承擔相應的責任。

    湖西肅托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據事後統計，在整個肅託過程中，有600多人被捕，300多人被殺（到底被殺的是多少人，至今也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但所有的資料都承認，起碼在300人以上。）。這些被殺的人中，大多數是地方區委委員和部隊連排以上幹部。如王文彬、馬霄鵬、張如、趙萬慶、袁汝哲、尹夷僧、常俊亭等，都是湖西根據地開創時期的核心和骨幹。這些人被殺，使得邊區的幹部隊伍受到了極大的損害，各級黨組織在一段時間內基本上陷於癱瘓。而國民黨方面和日軍則藉機擴大自己的勢力和地盤，擠壓中共的活動空間。湖西根據地在以後的數年內，一直處於十分艱難、被動的環境之中，難以恢復元氣。

    如此嚴重的後果，最終卻幾乎沒有人為此承擔責任：

    湖西肅托被制止後，王須仁被逮捕，由羅榮恆帶走，送往八路軍115師師部。但實際上，所謂的逮捕，只能算是軟禁——王的槍支都沒收繳，還配有警衛員和馬匹。1940年春，在去115師師部途中，行至費縣白彥村時，王終於畏罪自殺了。王的自殺，給對肅託事件的追查，畫上了一個句號——除了無法再追究他的責任之外，肅託事件的內幕也成了一筆難以查清的糊塗帳；

    王宏鳴在事後被撤銷了職務，調回115師政治部工作。1941年2月，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於湖西邊區鋤奸錯誤的決定》，其中指出：王宏鳴受暗害分子王須仁利用，假冒中央名義，亂殺亂為，既不報告分局，又不接受分局及115師的制止，應即撤銷工作，開除黨籍，送交軍事法庭判處徒刑。但是，這一決定尚未貫徹，王就得到了消息，隨即叛變投敵。他投到偽軍郝鵬舉的門下，成了漢奸。中共再想追究他的責任也是不可能的了；

    白子明在區黨委改組後，仍任區黨委書記。中共中央在上述決定中指出，對其應撤銷工作，由正式黨員降為候補黨員。隨後，白的職務被撤銷，調離邊區，由山東分局重新分配了工作。且不說在整個肅托中他所應負的領導責任，單就他親手活活打死馬霄鵬，就應該算是一件人命案。對這樣的刑事犯罪，卻用黨內處分來代替法律判決，這也是中共處理幹部的一大特色吧。

    八、44年的平反路

    肇事者雖然逃脫了懲罰，在肅托中被冤枉的中共黨員、幹部、群眾總應該平反昭雪了吧？問題沒有那麼簡單。要想徹底獲得平反，他們面前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湖西肅托被制止以後，1940年，中共山東分局派員對事件進行了調查。6月，發出了《總結第五區黨委肅托鬥爭的訓令》。其中，對於在肅託事件中被誣陷而遇害的，一律追認為烈士；對於因刑訊逼供而承認參加托派或者供出別人，因而倖存下來的人，則視為“自首”、“變節”、“叛變”，分別予以永遠開除黨籍、開除黨籍、停止組織關係、警告等黨內處分。

    被追認為烈士的當然是“幸運”的，而那一大批在嚴刑之下而被逼招供的人可就慘了。他們不僅在肅托中受到了傷害，而且在事後還受到了更嚴厲的處分，有些人甚至因此而被影響了一生。1941年2月，中共中央《關於湖西邊區鋤奸錯誤的決定》中指出，對於因嚴刑拷打而表示自首者，基本上應當原諒他們的幼稚，不能當成黨內叛徒看待，不能一律開除黨籍，應按情節的輕重，給以分別適當的處分；徹底調查登記並審查此次被殺諸人，對於真托匪和暗害分子，應公布其罪狀。根據這一指示，山東分局對被認定為“自首”、“變節”、“叛變”的人減輕了處分，但又把魏定遠、曹廣善、朱華、朱新民、王天章、單子英、牛籍庵7人認定為“真托匪”，以示這次肅托還是正確的，只不過是“擴大化”了罷了。

    1945年中共“七大”以後，中共中央在陳雲的主持下組成了5人小組，專題討論了湖西肅託事件，當時的湖西地委，根據5人小組的指示精神，對這些人因“自首”、“變節”、“叛變”而受到的處分分別予以撤銷、取消或停止（但“自首”、“變節”、“叛變”的性質認定沒有改變）。而那7個被認定為“真托匪”的倒霉蛋，則根本就沒有提及。

    建國後，湖西肅托的受害者之一，時任雲南省省長的郭影秋寫信給中央組織部，對7名“真托匪”及大批幹部被定性為“自首”、“變節”、“叛變”提出異議，希望能予以澄清。中共中央組織部於1955年8月29日復函稱：辨別是否有“真托匪”已無現實意義，但可以進一步複查；對於“自首”、“變節”、“叛變”的定性，通知其所在單位，不作為歷史關節問題看待，並在檔案材料中註明。這其實還是維持原結論，只是要求各級黨組織不要把這個問題當成問題罷了。但是，即使是這樣的處理，由於當時的受害者已經分散到了全國各地，也無法很好的落實。致使不少人在以後的歷次運動特別是“文革“中又因這一歷史問題受到進一步的傷害。

    “文革“結束以後，在郭影秋、 郝中士、李毅、張子敬等湖西肅托受害者的多次申訴下，中共山東省委對湖西肅託事件進行了徹底調查，作出了《關於對湖西“肅託事件”遺留問題處理意見的報告》，198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將該《報告》批轉全黨。該報告終於承認：1、明確湖西“肅託事件”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錯案，不是擴大化錯誤，應予以徹底平反；2、原定單子英、牛籍庵、朱華、朱新民、王天章、曹廣善、魏定遠等7人為“真托匪”是毫無根據，完全錯誤的，應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消除影響；3、對在湖西“肅託事件”中被錯殺、錯處理尚未平反的，一律徹底平反，消除影響。對受冤枉的人所戴的各種政治帽子和給予處分的，凡未糾正或糾正不徹底的，一律予以徹底糾正。

    一起由3個人在兩個多月里製造的歷史錯案，在歷時44年的艱難曲折之後，總算被徹底平反了。

    九、魂歸大地，再遭蹂躪

    1945年8月，抗戰勝利了，中共湖西地委（即原蘇魯豫區黨委）及湖西專署進駐單縣縣城。10月，開始在琴台腳下，淶水河畔修建“湖西區抗戰烈士陵園”。在湖西肅托中遇難的120多位烈士的遺骨，與其他的抗戰烈士一道，入葬烈士陵園。據老人們說，那一段時間，天天都有從魚臺、豐縣等地拉來的烈士遺骨。烈士遺骨是用大車拉來的，一輛大車上拉一口上好的棺材，一連拉了一兩個月，才把烈士們安葬完畢。這些在荒謬的湖西肅托中，含冤受屈而犧牲了性命的烈士們，終於有了一個安息之地。

    沒想到，到了1946年，國共決裂，內戰開始了。國軍向山東發動了重點進攻。9月，中共放棄了湖西根據地，國軍進占單縣縣城。重回單縣的國軍，把滿腔的仇恨都發泄到了烈士陵園的烈士們身上。烈士紀念塔，被國軍用大炮轟塌了，烈士們的墳墓，被士兵們掘開，拋屍揚骨，毀壞一空。可憐這些冤死的烈士們，在生前受盡了自己隊伍里的壞人的種種折磨、冤枉；死後，還要遭受敵人的蹂躪、污辱。

    1952年，中共湖西地委、湖西專員公署，決定重建“湖西區抗戰烈士陵園”及“湖西區抗戰烈士紀念塔”。烈士紀念塔好建，只要用石頭砌起來就行了，可是，烈士們的屍骨早已蕩然無存，烈士墓怎麼修法？只好建起了兩兩相對的6個公墓及一個大的，上面建有紀念亭的公墓。這些公墓是沒門沒窗的房子，在兩兩相對的那面牆的花崗岩上，刻上烈士們的姓名、籍貫、職務及犧牲地點，每座公墓都要安葬2、30個烈士。我當年還小，看到這不大的房子前面的牆上，刻上了2、30個烈士的姓名。不免疑惑地問：“這麼小的房子，怎麼能放得下這麼多棺材？”就有知道底細的老人嘆道：

    “唉，這些烈士，早就讓國民黨給糟蹋了。這裡面是空的！”

（本文資料均是從網絡上收集的，雖然在使用時進行了比較鑑別，但錯謬之處，肯定不少，還望網友們批評、指正）

首發時間：2010-12-1 6:16:10  2010-12-2 7: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