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媒体人梁文道在时评中谈到自己对中国游客在海外不文明行为的感想：

【三月到底，又是日本「花见」季节。近些年来，每逢这个时节，许多媒体就在摩拳擦掌，等待报导中国游客挤爆日本京都奈良一带等赏樱景点的盛况。……游客来了，记者也来了，究竟记者在预期什么场面呢？那自然是等不懂事的游人攀树折枝，喧哗高叫，在河岸草地上遗下一片垃圾的景象。也就是说，游客去看花，媒体却是等着去看游客的热闹。

几乎毫无例外，每一年这种消息传回，大陆的网上都是一片骂声。斥责那些被人拍到的不雅行止有辱国体，「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我的老朋友，大陆最厉害的谈话节目主持人窦文涛，有一回在节目上谈到这个现象，他看到这种情景的反应，最是有趣：「有一次我就看见一些大妈大叔在摇晃一棵樱花树，还有些人干脆爬了上去，大家还乐呵呵的笑个不停。我站在远处观看，也跟着乐了起来，心里头想：看我这些同胞，真是逗呀！」我很能理解他这种奇怪反应，既不是生气，也不是摇头慨叹，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可以娱乐的材料，颇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淡然跟旁观者的距离。这么多年来，我碰见的所谓不文明中国游客可多了，可是我也从来不觉得他们的行为和我有什么关系。这倒不是因为我不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我也不会像一些香港朋友那样，要想方设法地在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况下跟他们划清界限。我只是很单纯的觉得，他们不礼貌不懂规矩是他们的事，我做好自己外来客人的本分就是了。如果有人硬是要把他们的举动跟我的身份捆绑在一起，将我们全部归成同一类人，那我只能觉得很抱歉，你错了。】（附注1）

自认为中国人的梁文道对大量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不以为耻的说词，让我想起了《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附注2）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4年在清华大学的一个演讲，《东方早报》的报导标题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义与羞耻感有关”（附注3）。报导中说：

【在安德森看来，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基于情感的东西，他认为民族主义的一个根源与羞耻感有关。安德森举了小时候的一个例子，他经常跟妈妈出去买菜，在菜场他妈妈总是喜欢跟人砍价，为了得到一个便宜的价格，她会挑剔鱼、肉和蔬菜不新鲜，“我感到非常羞耻，我真想钻到洞里去，或者跑掉。其实很多家庭妇女都是这么干的，但我不希望妈妈这样砍价，觉得很丢人。”讲完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安德森又提到了越战时的经历，他发现很多60多岁的老头老太也在游行的队伍里，“我很吃惊，问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的回答是，‘我看不下去了，我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耻辱。’”

安德森说，羞耻感跟民族主义有关，“羞耻的核心是，你无法摆脱它，你跟那个让你感到羞耻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民族主义和羞耻的这种无法摆脱的感觉相似。】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就对于民族和国家其他成员不当行为的羞耻感来说，梁文道和窦文涛对中华民族或汉族和中国的认同程度远低于参加反越战游行的美国老头老太对美利坚民族和美国的认同。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是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书。安德森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抽象物，产生于18世纪的西欧。民族是集体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是普世宗教类政治共同体的集体想象衰落后的主要填补物。（还可以看看附注4、5之类的对安德森的专访）

对于政治共同体这种抽象物（无论是普世宗教类的还是族群），有三种观点。首先是认为是首先存在于个人心智之外的客观世界中的，例如认为民族基于人种、语言、文化等特征。这在抽象物本体论中，这叫作实在论、柏拉图主义或先验论。其次是认为是集体约定的，只是个约定的名称，并无实体。这叫作约定论或唯名论（刘仲敬称之为“经验主义”，附注6）。再次是认为是个人心智中的概念或想象。这叫作概念论、唯理论或理性论。

安德森认为民族是集体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也就是说，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多个成员的心智中的约定概念或想象。这是辅之以约定论的概念论观点。

说民族是集体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还会遭遇一大问题：在层层套叠的大小族群中，人们认同哪个层次的族群是民族？

美国心理学者Eleanor Rosch研究典型范畴化，说范畴化的纵向层次中，有一个基本层次。这个层次中的实体（或项目、范畴、概念、想象）与上位和下位层次实体相比，最为常用，概念内部共有属性最多，与其他概念的共有属性最少（例如附注7中的TABLE 2.1 Examples of Taxonomies Used in Basic Object Research）

在族群范畴化的纵向层次中，民族也是基本层次上的范畴。当然这个约定概念化的“民族”不是少数人想象和宣传的东西，而是绝大多数成员心智中约定的，是他们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

附注

1. 梁文道| 什么时候都是最危险的时候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columnist/梁文道/daily/article/20180325/20341884

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前三章

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fenleisuoyin/shehuixuelilun/2010-01-17/9511.html

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义与羞耻感有关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4_03/21/35004493_0.shtml

4. 谢尔曼专访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民族主义观

http://cul.sohu.com/20160601/n452380997.shtml

5. 王炎专访安德森| 想象民族的方法

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5-01-08/1758114622.shtml

6. 刘仲敬| 民族的三种构建路线

https://twitter.com/LiuZhongjing/status/963024446478082048

7. Eleanor Rosch|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http://commonweb.unifr.ch/artsdean/pub/gestens/f/as/files/4610/9778_08324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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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亚当| 民族的典型范畴化

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一系列变化和灾难（1992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1992-95年波黑内战、2006年塞尔维亚和黑山解体）产生了四个差异不大的民族（或国族，nation）：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克罗地亚人、波什尼亚克人（波斯尼亚穆斯林、波斯尼亚人）。他们的人种（或种族）是相同的，都是相同的南部斯拉夫人。他们的语言是相同的，都是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但是他们分别自称是塞尔维亚语、黑山语（这两种语言在文字上使用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克罗地亚语、波斯尼亚语（这两种语言在文字上只使用拉丁字母）。他们的风俗习惯有差异，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多数信奉东正教，克罗地亚人多数信奉天主教，波什尼亚克人多数信奉伊斯兰教。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有什么差异呢？或许就是地域界限吧。这样的民族划分，否定了民族的纯客观范畴化（类的形成和变化）。

民族的纯客观范畴化，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德国学者赫德（Joha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基本上，赫德是将民族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性的语言和文化团体”[1]。在十九世纪初，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将这个想法继续往前推进，而主张每一个独特的语言团体都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要有自己的生活，也应该要控制自己的生活。“只要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独立的语言，那里就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民族”（Wherever a separate language is found, there a separate nation exists.[2]）。除了语言以外，本世纪的其他人又给国族的构成标准添加了很多新的客观标准，如共同地域、血缘、族群、宗教、或共同信仰等等。斯大林曾经对民族下过这样的定义：“一个民族是一个由历史所造成的、稳定的人类社群。它是以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一个共同文化的心理机制为基础的。”[3]

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国在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搞了民族识别，识别出56个民族，沿用至今，却遗留下68个未识别民族[4]。

台湾划分出的族群（ethnic group）有本省人（包含闽南人和客家人这两个族群）、外省人和原住民（包含十余个南岛族群，中国过去认为是一个民族——高山族）。

按照典型范畴化理论，类（范畴）存在于个人的心智中，经历过集体约定的作用。类有一个概念核心，叫做典型（prototype），包含一些属性。类的成员具有这种属性越多，就越典型，反之则越是边缘。民族这个类，不管是国族还是族群，都可以这样分析。

包含客观和主观属性的国族定义，凯拉斯（James G. Kellas）提出的是：“一群人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被历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连结起来的共同体。国族有“客观”的特质，这些特质可能包括地域、语言、宗教、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观”的特质，特别是人们对其国族性（nationality）的认知和感情。[5]

卡弘（Craig Calhoun）提出了国族的一些属性[6]：

1. 界线（boundaries）：不论是地域的，人口的，或者是两者兼具。

2. 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所谓一个民族是一个整全单位（integral unit）的宣称。

3. 主权（sovereignty），或至少对主权的希冀：因此和别的民族必须维持一种正式的平等关系，而且也通常维持着一种自主的、被认为是自给自足的状态。

4. 合法性（legitimacy）的“上升（ascending）”状态：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是由大众意志（popular will）所支持的，或至少必须是符合“人民（the people）”或“民族（the nation）”的利益。

5. 对于集体事务的大众参与：以民族成员之身份为基础而被动员出来的一群人（不管是为了战争或是为了民间活动）。

6. 直接成员身份：每一个个体都被理解为民族的一个紧密部分，而且和其他成员也都完全平等。

7. 文化：包括语言、共享的信仰和价值、以及风俗习惯之实践等的混和体。

8. 时间深度（temporal depth）：民族必须是时间上的实存，包括过去和未来的世代，同时也有其历史。

9. 共同祖先（descent）或种族特质。

10. 特殊的历史，甚至是和特定地域的神圣关系。

仅就这些属性来看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克罗地亚人、波什尼亚克人，也可以看出那是四个典型性程度很低的国族。

附注

[1] 周星，1992，民族学新论。

[2] Johann Gottlieb Fichte. 1922.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215.

[3] 斯大林，1953，“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二卷，294。

[4] 维基百科-中国未识别民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国未识别民族

[5] James G. Kellas. 1991.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2.

[6] Craig Calhoun. 1997. Nationalism. 4-5.

（201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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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 汉族是人种、族群或国族？

“汉族”和“中华民族”都被中国官方和很多人当作民族，却让人感觉是很不同的。“中华民族”是梁启超的国族（nation)建构理想，遗留问题是中国少数民族（或族群，ethnic group）的认同程度。“汉族”在所指的人群中认同程度很高，是因为有共同语、人种外在共性、共同祖先传说等因素。其中部分因素的表现，可以看看台湾作曲人侯德健为流行歌曲“龙的传人”写的歌词：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虽不曾听过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此歌中描述的这群人，有以下几方面的属性：

（1）地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

（2）共同祖先传说——龙图腾的远古部落，这排除了非汉族。

（3）人种外在共性——“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这排除了白种人族群。

（4）相同的现代史——武昌起义以来的战争和敌对，这排除了不少不把这整段现代史作为共同历史的人，如部分香港人、台湾本省人和原住民。

汉族中官话和晋语人群，占大多数（现在约为七成），可以相互听懂多半话语，但是他们大多听不懂其他方言。其他方言人群，大多也听不懂自己方言之外的方言，而且在教育普及之前，大多听不懂官话。

汉族的外在人种特征，与其他黄种人差别不大，无法借此把汉族人与其他黄种人区分开来。

汉族基因组等内在特征的研究，起步不久，而且不太可能找出汉族共有而且独有的特征，因为汉族的历史就是很多族群融合的历史。举个例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陈刚，曾祖父是印度人，曾祖母是汉族人。一半印度人血统的祖父，外貌还像是印度人。祖母是汉族人。四分之一印度人血统的父亲陈歌辛（流行歌曲作曲者），外貌像是汉族人了。母亲是汉族人。八分之一印度人血统的陈刚，外貌也像是汉族人。按照自我认同或血统多少，陈刚是汉族人，但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父系谱系来说，陈刚就是印度人了。汉族混血的严重程度，恐怕会否定共同祖先传说。

很多族群融合为汉族的历史，复杂多端。以往的描述都是从远古传说到现在，这从开头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下面将从现在开始回溯。回溯的依据是族群互动历史和方言历史。方言产生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同语言的融合。

汉族是不同族群融合的结果，一个例子是客家人。客家人超过3950万人，分布很广，可以看中澳合作研制的客家话地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客家人分布在广东东部（梅州）、中部（惠州）、北部、福建西部（汀州）、江西南部（赣州）、广西中南部、 重庆北部和中部、四川中部和西南部、台湾西北部和南部。

客家人有一些与畲族相似的起源传说和习俗。关于客家人的来源，以往有两种说法，一是中原移民，二是畲族汉化。

中原向岭南等南方的大规模移民，最早的记载是秦始皇时期，此后延续到明代，但是客家人与周边说粤语、平话、闽语、赣语、西南官话的人群方言和习俗不同。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移民的时间有先后，第二是融合的土著族群不同。

畲族有70多万人，主要分布于分布于福建、浙江、江西、贵州、广东、湖南、香港和澳门，99%使用畲话（山哈话、山客话），接近于客家话。广东东部和中部的1%使用畲语（活聂话），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

苗瑶语族和最接近的侗壮语族的归属，是有争议的。李方桂认为它们和傣语（缅甸的掸语、泰国的泰语）等构成台语系（泰语系）。后来有些大陆学者认为它们应归入汉藏语系，因为有声调，但是声调也可能它们受到汉语影响而出现的。从畲族99%都说接近于客家话的畲话，可以看到汉语对土著族群语言的强大影响。

客家人分布很广，融合的土著族群应不限于畲族，还有其他苗瑶语族、侗壮语族等的土著族群。他们的畲族来源传说，如同太原大槐树下来源传说一样，只是传说罢了。

客家人是岭南岭东（两广和福建）汉人三大族群之一，其他两大族群分别说的是粤语和闽语。有些人说这些族群跟越南人人种接近，原因之一是把越南人称为越族。

越族的正式名称是京族（泾族）。中国的京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的巫头、万尾、山心这三个海岛。2000年人口普查，京族人口22584人，基本上能够通用粤语和汉字。他们的祖先是16世纪初开始陆续从越南北部的涂山等地迁徙而来的。越南的京族约有7900万，约占总人口的86%。

法国巴黎圣路易医院学者对京族的基因组研究结论是：“研究比较表明京族与其他东方族群有密切的基因联系”，但京族有七个独特的基因特征。这些研究成果，以及京族遗留的侗台酶形态，表明京族源于台语族群和马来人、汉人。（附注）

京语属于包括高棉语等的南亚语系，但是现在的岭南，没有少量京族之外的南亚语族群。

京族人种和语言的不一致，原因应该是这个融合形成的族群（源自台语族群、马来人、汉人和南亚语族群）被南亚语族群影响、征服和统治了很长时间，改用了融合了台语、马来语、汉语的南亚语，形成京语。这如同畲族改用了融合了畲语的客家话。

越族的另一个含义，是中国古籍中春秋时代以及之前的百越（百粤），分布在淮河以南到岭南。就现在的后裔来看，主要是台语族群。汉族与百越融合的族群，主要是非官话和晋语族群（上述三大族群和乡话、湘语、赣语、徽语、吴语族群），其次是邻近上述族群的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族群。

南方汉人与土著族群融合的事例不少，再看两例。

临高人约60万，分布在海南岛北部。他们的习俗像周围的闽南人移民后裔，但是语言不同，后来被叫做临高语（临高话）。临高语有一套读书音，可以读出汉字。读书音的话语，不识字的人也能半懂。

最早研究临高语的是20世纪初在海南岛传教的法国神父萨维纳，著有《萨维纳的临高语词汇》（Le Vocabulaire Bê de F. M. Savina）。他把临高语称作贝语（Bê）。英语里叫做Ong Be，来自琼山县秀英乡和长流乡一带部分人的自称。Ong意为“人”，Be意为“村（语）”。但是村人（仡隆族）并非临高人，而是侗壮人的仡佬族（现在分布在贵州）的海南岛移民与其他族群的的融合，村语（仡隆语）也是仡佬语与其他语言的融合。

1957年汉语方言调查队在当地调查以来，学者们逐渐认为临高语是壮语的方言。

海南岛的较早居民是侗壮人迁去的黎族。后来临高人的壮族祖先从两广迁入海南，带去比黎族先进的织染等技术，与黎族等融合。再后来部分闽南人（汉人和台语族群的融合）迁往广东的雷州半岛和海峡对面的海南，带去比临高人更先进的技术，临高人与闽南人融合，接受闽南人的技术和习俗，但是保留了临高语。

临高人习俗主要是闽南人的，自认是汉族，说壮语方言，其主要族群来源是壮族。他们跟畲族正好相反。畲族保留本族群习俗，自认是畲族，大多说的是客家话的方言——畲话。

瓦乡人约40万，分布在湘西、湘西南的邵阳市城步县南山和临近的广西交界带、湖北石门县、重庆酉阳县的大坂营。他们的习俗与周围的汉族、苗族、土家族等有很大差异，自认是瓦乡族（话乡，即乡话）。语言是乡话（瓦乡话），接近于湘语。

他们在1953年大部分被划入苗族，其余被划入汉族。1980年代政府出台民族优惠政策后，部分汉族瓦乡人要求并得以改成土家族。

如同畲族的大部分，他们是说汉语融合方言的苗瑶族与汉族融合的后裔。

歌手宋祖英的父亲是瓦乡人，母亲是苗族。

从岭南汉语与台语等融合的方言到北方官话，看得出几条过渡的路线：

闽语——吴语——江淮官话——北方官话

粤语——湘语——西南官话——北方官话

客家话——赣语、湘语——西南官话——北方官话

客家话——赣语——徽语、吴语——江淮官话——北方官话

南方汉人和北方汉人有些外在的差异：南人比北人矮小，脸盘较小，双眼皮较多。

与南方汉人相比，北方汉人与其他族群的融合的记载较多。北方汉人说官话和晋语。官话包含多组次方言：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北方官话、胶辽官话、兰银（西北）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等。就方言而非地域来说，北方汉人包含了西南官话族群和江淮官话族群。

北方汉人融合了来自中原北方和西方的多种族群，包含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族群、蒙古语系族群、通古斯语系族群、突厥语系族群、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族群等。

官话和晋语中有很多蒙古语系、通古斯语系、突厥语系和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底层借词。例如北京官话（分布在北京、河北承德市、天津武清区、河北廊坊市、辽宁朝阳市、内蒙古赤峰市、新疆石河子市和克拉玛依市等地）中的“胡同”，发音与蒙古语、满语、突厥语中的“水井”非常接近。北京人用水曾经主要依靠水井，因此水井（胡同）成为居民聚居区的代称，进而成为小巷的代称。至今内蒙古很多地名如“哈业胡同”，仍用胡同翻译水井。

东北和入关的满-通古斯人大多改说官话了，入关的蒙古人也这样了。

官话的语音系统文献，可以追溯到元代的《中原音韵》。那是为杂剧唱词和韵白押韵需要而编写的韵书（按韵部排列的字典或字汇）。

元代之前，长江以北的华北和东北统治族群是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是通古斯语系的。

金朝之前，东北和华北一部分的统治族群是建立辽朝的契丹人，是蒙古语系的。

辽金两代，西北的统治族群是建立夏国（西夏）的党项人，是来自四川松潘高原的古羌人，藏缅语族的，融合了西北的鲜卑人。鲜卑人是蒙古语系的，二世纪从内蒙东部向西扩张，建立很多北方王国和隋唐两朝。

北宋、辽、西夏鼎立之前，北方的五代统治族群是沙陀人，是军队和将领的主体。沙陀人属于突厥人，初唐游牧于新疆巴里坤（今哈密地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后征战于新疆和甘州（今甘肃张掖）。9世纪初投奔唐朝，被安置在盐州（今宁夏吴忠市盐池县），后内迁至黄花堆（今山西朔州市山阴县）。因唐朝的鲜卑军人蜕化失去战斗力，沙陀人取而代之成为军队的主体。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就是要将领们交出沙陀人军队的指挥权，并且废除唐朝军队指挥制度——节度使长期统领一支军队而成为藩镇军阀，改为平时将士分离，战时由将领临时指挥军队。

五代前的隋唐，前面说过，统治族群是鲜卑人。隋唐统治集团主要出自武川军（北魏防卫柔然的六个军镇之一）的鲜卑将领，构成关陇集团。

隋代之前长江以北的北朝，统治族群也是鲜卑人。

北朝之前的北方，有所谓五胡乱华。陈寅恪认为，五胡之名，起自于五德终始说，是图纬符命思想下的产物，并不特定指某个种族。五胡传统上指匈奴、鲜卑、羯、羌、氐。

匈奴是部落联盟，系属不明，曾经长期游牧于中原的北方（今蒙古和内蒙古）。羯最可能的亲属后裔是西伯利亚中部叶尼赛河流域的叶尼塞语系族群。羌和氐是古羌人，来自西北，属于藏缅语族族群。

五胡之中的匈奴，是投降东汉而内迁的南匈奴。48年，匈奴立蒲奴为单于，日逐王比率众南下，自立呼韩邪单于，建庭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依附东汉称臣，被汉光武帝安置在河套地区。次年，迁庭于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即“南庭”。汉朝置使匈奴中郎将，控制南匈奴部众。分布地区包括今甘肃庆阳、宁夏、山西、陕西、河北省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73年开始，东汉和帝与南匈奴合作，攻伐北匈奴。83年，鲜卑击败北匈奴，南匈奴单于上书汉庭，希望借此机会北伐，王庭回到北匈奴。但被阻止。89年至91年间，东汉窦宪等将军，与南匈奴合作，深入塞外，击破北匈奴，南匈奴势力大增。因部族成分复杂，难以驾驭控制，汉朝又利用各种方式分化其部众，造成内部不隐，多次入寇东汉边塞杀官吏，又与鲜卑多次联兵深入内地袭掠，期间几位南单于被部属所杀。187年，张纯联合乌桓反叛，东汉征发南匈奴人，协助平叛，单于羌渠派左贤王於夫罗率众前往。但南匈奴国内反对出兵，引发叛乱，羌渠被杀。188年，族人拥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於夫罗滞留在东汉，无法回国。189年，须卜骨都侯去世，但东汉不让於夫罗回国，南匈奴国内由老王监国。在黄巾之乱时，於夫罗趁乱独立，董卓受命前往征讨。189年，汉灵帝去世，何进被杀，董卓回兵长安，立汉献帝，控制中央政府，各地军阀起兵。於夫罗先与袁绍合作，后归附曹操。195年，於夫罗去世，其弟呼厨泉继位为单于。其子刘豹，成为左贤王。216年，曹操拘留呼厨泉单于，派右贤王去卑监国，将南匈奴分成五部，即左、右、南、北、中，分别安置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咸熙年间，左贤王刘豹之子刘渊，至曹魏首都担任人质。在去卑死后，其子刘猛继为右贤王，统率部众，但因不服晋朝命令，271年起事攻打并州，失败。272年，遭暗杀而死。刘渊多次向晋朝请求回到故乡，但不被允许。在刘豹死后，刘渊继为左贤王，回到并州。290年，杨骏封刘渊为五部大都督，总理南匈奴五部。司马颖出镇邺城时，将刘渊召到邺城为人质，同样封其为宁朔将军，监理南匈奴五部。八王之乱期间，右贤王刘宣与族人秘密拥戴刘渊为大单于，但刘渊滞留在邺城，无法回国。304年，司马颖遭攻打，刘渊建议司马颖让他回国，领五部匈奴来援，司马颖封他为北单于，让他回国。回到并州后，刘渊继位为大单于。同年，刘渊称帝，建立汉赵。310年，刘渊去世，其子刘和继位，但旋即遭刘聪杀死，刘聪继任。此后进入五胡乱华时期。

从五胡乱华之前的西晋再回溯至有文献记载的殷商，中原人与北方和西方族群互动频繁。例如甲骨卜辞中经常出现的攻击田猎西北方的羌人，前面说过，是古羌人，属于藏面语族族群。 

总的来说，所谓汉族是很多族群的融合，并非人种。汉族是很多族群组成的庞大族群，从清末开始被国族主义者逐渐建构为国族。

附注

R. Ivanova, et al. Mitochondrial DNA polymorphism in the Vietnamese population. Eur. J. Immunogenet. 1999-12, 26 (6): 417–22.

（201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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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 漫谈客家人

冯学荣的“客家人，太平天国与黄粱梦”（附注），主要谈客家人与太平天国的关系。有些问题可以聊聊。

客家人是迁移到南方的北方人与土著族群融合的结果，土著族群主要有赣人、闽人、粤人和苗瑶人。赣人是更早迁移到南方的北方人与苗瑶人等融合的结果，闽人是更早迁移到南方的北方人与壮侗人和苗瑶人等融合的结果，粤人是更早迁移到南方的北方人与壮侗人等融合的结果。

客家人在赣南（古赣州府等）形成习俗和方言，向西扩展到闽西南（古汀州府），向南扩展到粤北（古梅州府、韶州府、惠州府等），再散布到广西中南部、 重庆北部和中部、四川中部和西南部、台湾西北部和南部等地。

我在“汉族是人种、族群或国族？”里谈到过客家人：

“汉族是不同族群融合的结果，一个例子是客家人。客家人超过3950万，分布很广，可以看下引客家方言地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客家人分布在广东东部（梅州）、中部（惠州）、北部、福建西部（汀州）、江西南部（赣州）、广西中南部、 重庆北部和中部、四川中部和西南部、台湾西北部和南部。

客家人有一些与畲族相似的起源传说和习俗。关于客家人的来源，以往有两种说法，一是中原移民，二是畲族汉化。

中原向岭南等南方的大规模移民，最早的记载是秦始皇时期，此后延续到明代，但是客家人与周边说粤语、平话、闽语、赣语、西南官话的人群方言和习俗不同。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移民的时间有先后，第二是融合的土著族群不同。

畲族有70多万人，主要分布于分布于福建、浙江、江西、贵州、广东、湖南、香港和澳门，99%使用畲话（山哈话、山客话），接近于客家话。广东东部和中部的1%使用畲语（活聂话），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

苗瑶语族和最接近的侗壮语族的归属，是有争议的。李方桂认为它们和傣语（缅甸的掸语、泰国的泰语）等构成台语系（泰语系）。后来有些大陆学者认为它们应归入汉藏语系，因为有声调，但是声调也可能它们受到汉语影响而出现的。从畲族99%都说接近于客家话的畲话，可以看到汉语对土著族群语言的强大影响。

客家人分布很广，融合的土著族群应不限于畲族，还有其他苗瑶语族、侗壮语族等的土著族群。他们的畲族来源传说，如同太原大槐树下来源传说一样，只是传说罢了。”

冯文开头就说：

“满清入关两百年，汉人的人口从一个亿，疯涨到四个亿。

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明末清初红薯从海外的引入以及推广种植。”

导致汉人人口暴涨的引进粮食作物，除了红薯，还有玉米和马铃薯。我在“玉米、红薯和马铃薯为何难以成为好的主食”里谈到过：

“玉米、红薯和马铃薯原产于美洲，前二者传入中国是在16世纪（明代），后者是在19世纪或16世纪。这三者都是容易种植而且高产的，前二者在中国不少地区成为主食，导致中国人口从晚明开始暴涨，此后经历了明末清初旱灾、水灾、蝗灾、鼠疫、天花、饥荒、农民军、官军与清军的混战和大屠杀，人口锐减。”

冯文说到，拜上帝教的创派教主洪秀全是客家人。为了吸收信徒，从家乡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跑到贫穷客家人较多的广西桂平县（今桂平市）去传教。

早期信徒成为太平军的核心成员。太平天国的王爷数以百计，最有名的大多是客家人，例如南王冯云山、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遵王赖文光、英王陈玉成。

冯文最后说到：【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提出《禁止污蔑太平天国案》，勒令全国人民在任何正式场合谈及太平天国历史，均不得使用“粤匪”、“粤贼”、“长毛”等称呼，而必须使用正式称呼“太平军”。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查禁所有丑化太平天国历史的出版物。】

国民党禁止攻击太平天国，原因并不单纯。首先，孙文等同盟会领袖认为太平天国是自己反满种族革命的先驱。其次，孙中山等广东的同盟会领袖认为洪秀全等是广东的革命大英雄，而且同盟会高官中广东人最多，例如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冯自由、王宠惠、胡汉民、汪精卫、陈璧君、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古应芬、许崇智、邹鲁、邓泽如、李福林、邓铿、姚雨平。孙中山从1917年起三次开府广州，又任用了大批两广高官，例如谭平山、陈公博、邓演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陈济棠。再次，同盟会和国民党高官中有些是客家人，例如廖仲恺、邹鲁、邓铿、姚雨平、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陈济棠。最后，国民党也是从华南北伐的，把太平天国称作“粤匪”、“粤贼”，国民党觉得像是指着和尚骂秃子。

大陆客家人还有不少名人，例如丁日昌、黄遵宪、刘永福、刘光第、陈寅恪、王力、林风眠。

中共的中央苏区是客家人聚居区。原来分别割据为赣南苏区和闽西（南）苏区，后来连成一片。赣南是丘陵区，闽西南是山区和丘陵区混杂，都是穷山恶水，政府管治薄弱，共匪乘机割据。

中共高官中有些是客家人，例如朱德、叶挺、叶剑英、张鼎丞、萧华、刘亚楼、杨成武、杨勇、胡耀邦、郭沫若、陈丕显。

台湾的政治人物或高官有些是客家人，例如李登辉、蔡英文（祖母是排湾族）、苏贞昌、许信良、宋美龄、王升、吴伯雄。新加坡的李光耀是客家人。

附注

冯学荣| 客家人，太平天国与黄粱梦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7/客家人，太平天国与黄粱梦.html

（201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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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 从“我思故我生效”谈对抽象物的认识

我在上一篇文章开头说：【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生效”（拉丁文：Cogito, ergo sum）。这句话的旧译“我思故我在”有误，因为suis (sum)有“成为、生效或起作用”的义项，还有“存在”的义项，而笛卡尔用的是前一义项，如他所定义的“成为本体”、“成为物体”。】

误译的“我思故我在”，给一些中国伪学者提供了简明的唯心主义稻草人，就此给笛卡尔和理性主义扣上唯心主义帽子。

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是关于物质和精神哪个是第一性的，是万物本体论的一个争议。对这个争议有兴趣的哲学学者不多，但是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体系里是最基础的，因为被当作以下观点的哲学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我思故我生效”，不是如误译的“我思故我在”说我的思考产生我的整体（身体和思考），跟唯心主义无关，而是说我的思考产生我生产的知识这种抽象物，是抽象物本体论的一种观点。说知识等抽象物产生和存在于个人心智之中的理性主义或笛卡尔主义，源于古希腊的概念论。按照概念论，就没有个人心智之外的客观的规则或倾向性（所谓“客观规律”）、民俗文化、善和美等价值等抽象物。

此外，古希腊还有与概念论不同的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柏拉图提出的，说先验世界产生不完备的镜像——经验世界，抽象物产生和存在于先验世界。这被称作实在论、柏拉图主义或先验主义。现代实在论的一种，是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的三个世界论：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抽象物世界。波普尔需要抽象物世界，还是因为要假设有个人心智之外的客观规律等抽象物。数学、逻辑学等推导规则体系的学科的学者，会假设有客观的数学、逻辑学规则，比较容易接受实在论。

另一种观点说，抽象物只是一群人约定的，例如椅子这个抽象的类。这被称作约定论、唯名论或经验主义。

在我看来，抽象物有两类，一类是个人心智产生和储存的，例如个人想法。对于这种抽象物，可以采用概念论的观点。另一类是个人心智产生和表达后被一群人的心智接受和约定，例如民俗文化等。对于这种抽象物，需要约定的概念论。

（201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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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 我言故我生效

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生效”（拉丁文：Cogito, ergo sum）。这句话的旧译“我思故我在”有误，因为suis (sum)有“成为、生效或起作用”的义项，还有“存在”的义项，而笛卡尔用的是前一义项，如他所定义的“成为本体”、“成为物体”。

笛卡尔思考因而产生以此作为知识基础的自信，但如果他不说出来或写出来，这种想法就没人知道。言为心声，要让个人成为独立个体并产生效果，思考之后说出来或写出来是必需的，因此可以说：我思我言故我生效。

说话一般是简短的，除非是演讲（包括讲课）或讲故事，而写作则可长可短。说话人人都会，但是会演讲或讲故事的人不多，会类似于后者的写文章的人也不多。为什么呢？

三言两语或写个便条需要的只是粗浅思考和简单表达的能力，而说长篇话语或写文章需要深入而且细致的思考和表达能力。

说话最多的是说一句。句子一般分类为陈述、疑问、命令和感叹。从言语行为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类型的功能层级是不同，陈述和感叹只是表达。前者陈述事物、事情或推理，而后者表达感情。疑问和命令除了表达，还是对听话人提出要求的行为。前者是索取信息，如同索取实物，而后者是要求听话人做或不做某事。

长篇话语或文章最常用的是陈述（说明、叙事或论述），其次是抒情，很少用的是命令（除非你是官员），更少用的是疑问。

在陈述性长篇话语或文章类型中，最常用的是说明，其次是论述，最后是叙事。但是在母语、第二语言和外语教育中，最多的课文是叙事，其次是论述，最后是说明，因为叙事文有趣，学生爱读，而论述文少数也有趣，说明文有趣的很少。

说明性长篇话语或文章，因其最常用，才是最需要的能力。说明性言文，如同绘画、雕塑、摄影和建筑，是空间技艺，需要的思考和表达能力包括取景、表现光和影及细节。

论述性长篇话语或文章，需要猜想能力、分析现象的能力和推理（逻辑）能力。中国人的这些能力偏弱，因为没有西方从古希腊延续至今的公共场合辩论的传统。古希腊的公共场合辩论催生了成体系的逻辑学和修辞学，而缺少公共场合辩论的古代华夏只有逻辑学和修辞学的萌芽。

叙事性长篇话语或文章，如同戏剧、电影和音乐，是时间技艺，需要讲清事情发展变化的能力和描写人物的能力，这是新闻采访专业的训练主项。

具备说长篇话语的能力，还是可能写不好文章，因为口语和书面语是不同的。说长篇话语，基本上都是口语成分，语言的正式性程度较低，而且随想随说，不是背稿子，重复、罗嗦、出错更正等在所难免，写文章，口语成分在叙事文中较多，在说明文和论述文中较少，语言正式性程度较高，而且要求简练。

胡适说白话文是“我手写我口”，哪有这么简单？中国人的多种口语母语之间的差别比欧洲许多语言之间的大得多，而白话文是以吴语区等方言区的写手的第二语言——官话为基础的书面语。即便是口语成分较多的叙事文，也需要多读而学会好的白话文的书面语。写说明文和论述文更是如此。

（201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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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 宗教和伦理

纵观西方国家，除了梵蒂冈，有如下特点：(1) 发达国家，人均GDP要超过1万美元。(2) 私营企业为主的市场经济。(3) 民主政治。新加坡这样的威权政治是不及格的。(4) 多数人信仰宗教。核心国家是新教（狭义基督教）为主的，如美、英、德、加、澳、新西兰。其次是天主教为主的，如法、意、西、葡、爱尔兰。再次有大多数人信仰犹太教的以色列。然后是有新教、天主教等多宗教的，如日本还有神道教和佛教、韩国还有佛教。第四是东正教为主的，如希腊。只有土耳其是伊斯兰教为主的。

由此可知，宗教是西方社会的重要属性之一，在社会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有助于形成自治共同体、成为伦理和习惯法的基础之一。

人的心理系统包括多个子系统，如知识系统、信念系统、情感系统、意志系统。人对于自身、自然和社会（心中有同一套民俗文化的人群）的知识是很有限的，而对于未知的那一大部分，有些承认不知道就完了，可有些因现实需要而假设并相信是怎样的。后者就是信念，有大有小。小的信念如相信某个数字会带来好运，大的信念如相信有鬼神的世界。后者因其大，而常被叫做信仰。

民俗文化也有多个子系统，其中之一是伦理系统。伦理对于社会是极端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为法律提供了基础。善法还是恶法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合乎伦理。伦理系统这种抽象的东西，对其性质是有争议的。

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探讨抽象的东西是从类（范畴）开始的。例如我们接触的桌子，是一张一张具体实在的桌子，那么桌子这个抽象的类是怎么回事儿呢？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类似的探讨，就是从春秋时代开始的名（类）物（具体成员）之辨。西方哲学中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精神世界里的抽象的桌子范畴，概括自物质世界的具体的桌子，而后者是柏拉图所说的先验世界里的桌子范畴的不完美的表现。这种说法叫做实在论或柏拉图主义。中国古代的老子也有类似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地、天是这个世界里的东西，而道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抽象东西。照此说来，伦理就是先验世界里的规则，是普遍的。善是上帝、安拉或佛等主神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康德的先验理性的一部分（如其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他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第二种说法是，桌子这个类，只是一群人对那些具体桌子的约定。这叫做唯名论或约定论。中国古代的荀子也有类似的说法“约定俗成谓之宜”。照此说来，伦理就是一群人约定的善行规范。对于这群人来说，是普遍的。

第三种说法是，桌子这个类，是每个人的心理对外在的具体桌子概括而成的概念。这叫做概念论。照此说来，伦理就是每个人对外在具体善行概括而成的一套概念。它不是普遍的。

实在论者（教徒或先验理性信仰者）相信有先验的、绝对的善（一种伦理价值）和伦理（一套善行规范）等抽象东西，非实在论者则不承认。但是不承认先验的、绝对的善和伦理，并不意味着都不承认善、价值、伦理、文化等抽象东西既有个性（或特殊性）也有共性（普遍性、普适性、普世性）。

在我看来，伦理是一群人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出于相处的需要而对于善行逐渐约定的规范，而且是内化于这个人群中的每个人的心中。伦理有稳定性和继承性，儿童如学习语言一样，逐渐学习到伦理。伦理也会随社会变化而变化。不同社会，有不同的伦理。可以评论不同社会的伦理规范的差异甚至高低，要看某个或某套伦理规范对于增加所属社会的成员以及人类福祉的作用。

宗教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为伦理提供了基础。德国社会学者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了新教伦理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如新教伦理是教徒直接对上帝负责而无需通过教会，努力工作是对原罪的赎罪，这样就鼓励了新教徒努力工作。但是应该看到，以宗教为基础的伦理，相信先验的、绝对的善，也导致了自以为正义化身的极端派思潮，如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原教旨主义。

中国的伦理基础也有佛教等宗教成分。

对善和伦理的探讨，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传统悠久的哲学（包括宗教哲学）途径，也就是伦理学（包括宗教伦理学）。这一般是先假设普遍的善（宗教伦理学等实在论伦理学先假设先验的、绝对的善），在此基础上纯思辨地建立普遍的伦理系统（实在论伦理学建立先验的、绝对的伦理系统）。另一种途径是近两百多年来的社会科学途径，也就是研究对象包括善和伦理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这大多是先观察和概括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一个一个善行规范，由此概括出一个文化或社会中的伦理系统。概括出多个文化或社会的不同伦理系统后，尝试找出某些伦理系统的一些共性，据此把多个伦理系统归入不同的伦理类型。然后再尝试找出不同伦理类型的一些共性，也就是善和伦理的一些共性。这是从特殊到普遍。当然也会有人从普遍到特殊，即先假设伦理共性（往往主要是自己文化的伦理系统），再以此为基础观察和概括伦理类型和多个文化的伦理系统。

（200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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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 历史倾向性、规则和决定论

规则和倾向性是哲学类人文学和科学研究追求的结果。规则是例外很少的，倾向性是例外较多的。哲学类人文学研究的是变量很多的对象，结果以倾向性为主。科学研究的是变量较少的对象，结果以规则为主。

规则和倾向性存在于何处，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实在论，说规则和倾向性是客观实体，存在于先验世界（柏拉图主义）或神那儿（神意或天意）。在历史哲学中，实在论就是历史决定论了，历史是被先验世界或神的规则和倾向性预先决定的，人力无法改变。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客观规律也是一种历史决定论。

第二种是概念论，说规则和倾向性是心理上的，是人们对对象的认识。历史哲学猜测制约现象的倾向性和规则（不是先验世界的、神的或客观的），据此作出预测，跟历史决定论毫无关系。

（201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