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1986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反抗了留校和去中央计委经济研究所的意愿好久，执意去中国人民大学教了四年书。宽容来讲，在特定的大环境下，我在人民大学过的还不很寒碜：第二年就拿到讲师头衔，长了点薪水，第三年还给我这个无名小辈出版了专著（《理性预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拿到三千元的稿费（万元户年代！后来就是用它炒国库券，弄到万来块的来美资金！离开中国时没有外债还有积累。）。随后，学校也因此而“善意”的不让我再接触本科生，只有教干部进修班一帮老爷老太太们的福气。原因嘛似乎很显然：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同志，不容易被西化。

1988年时，我报考了有两个名额的博士，意在名正言顺的深造。导师号称是国内最厉害的西方经济学家，他翻译的著作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很受欢迎。自己也是冲着这个头衔去的，而且又是本校，况且，对方还在到处寻找数学背景深厚，有西方经济学基础的候选人。在当年，这样背景的候选人还真的罕见。我的报考，吓倒了部分校内来自政治经济学背景的竞争者，我成为唯一的考生，面对的却是两个招生名额。我自觉，当时的考试成绩（高数、英文、政治、资本论，三门公共课，一名专业课），即使不算完美，也在优良。结果，考完之后，G教授磨磨蹭蹭的纠结了好几个月，一再的不给出招还是不招的结论。最终，实在是拖不下去了，他做出了放弃我这个唯一的报考者的最终决定，宁可全部空缺。对于一个好想有学生带的教授来说，他当时能怎么想？拒绝一个人，居然几个月拿不出理由来，这恐怕也是中国特有的奇葩吧？

当年我好想讨个说法，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大名鼎鼎的G老先生却拒绝相见，一次次通过他的朋友，他所在系里面另外一位L老教授传话。我从来就没有和G老先生打过交道，却一直和L教授很投缘。扭扭捏捏又是几个月后，G老先生以专业课《资本论》考试不合格为借口。我当时提议，拿出自己的考卷，让大家公开评议的建议，被G教授否决。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在人民大学可是大有人才在。

那阵子，我刚好写完一篇很深刻的用数学模式，解释一个重要资本论原理的论文，若干个月之后该论文在一个重要级别的专业杂志发表，还一再的受人赞赏。早在大学读数学，准备考浙江大学管理系研究生时（1983年），就花过半年时间多遍的读过《资本论》原著一到三卷（中文），觉得自己已经吃的不错。（后来我还很不服的对L教授说，自己对《资本论》的理解和熟悉，一定超过G老先生！不信，大家写几篇文章比比。）

再后来，应该是实在说不过去，G老先生建议我，应该直接出国就读，他乐意推荐。当时我还同时拿到一位北大更有名教授的不痛不痒的出国推荐信（我随后就丢了，觉得没有价值！），凭借的是出版的著作，和一部已经快说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经济学的困境与发展》专著。该专著后来因为六四的快速到来没法出版，却以十几篇论文的形式，随后发表在《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等重量级学术刊物。其中四篇发在《上季》，也证明了其分量。在那个年代，在全国，应该找不出第二个这般年纪如此执着的写作的书呆子吧？

听到G先生的好意之后，自傲和固执的我说：如果我想出国会自己搞掂，不需要这样的假慈悲。L教授实在是看不过去，又没有办法说服固执的G教授，一度问我，愿不愿意改专业，读他的西方经济学史的博士，他可以专门为我搞个名额。我拒绝了进入那个系生活的任何选择。

失去读博士的机会，我并没有感觉沮丧。感觉悲哀的是，如此大名鼎鼎的教授，居然如此的处理事情，形同儿戏。在我眼里，规则就是规则，他是没有权力和权利，决定我是不是应该在国内就读还是出国深造的，充其量他只有建议权。再者，附近还有北京大学，还有社科院和很多的部位研究所，他也不是独一。况且，他的出名还不是研究能力，而是翻译水平，虽然拥有来自很多年前的美国博士学位。他的决定充其量只是浪费了我一年时间。到他致死，我都没有机会见上他一面，更没有机会问明G先生当初的想法。我还真的想知道！

决定离开人民大学出国，离开中国，除了这个因素外，最主要的还是随后的六四事件让人寒心。事件之后，中央对我们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下了一刀切的惩罚性条例：所有人只有等到四十岁之后才能考虑出国和升高级职称。四十岁离二十六岁的我似乎太过遥远，我觉得自己应该有资格当副教授了，至少在水平和做出的成绩上看，和见识过的那些教授、副教授比，应该是。

身为教授，培养人才的导师，这种行为是一种这么样的“强奸”呢？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人格和人品？又能够保持什么样的人格？

今天，在美国混了快三十年的我的碌碌无为无所谓，可是，人民大学的教授们却是不可以的，他们代表的可是中国的学术精英。我以为，今天的人民大学的教授，应该更加的精英才对。可是读到下面的这篇文章，又感觉回到了当年那个岁月：迂腐和愚蠢。一个泱泱大国，如果只有这种水平和逻辑思考能力的社会科学精英，你敢想象，它会变成可以和美国比肩的强国吗？

对于这号的学术痞子，大家就应该口诛笔伐，不然，世界将被垃圾彻底污染而不自知。中国的富强，恐怕还得五十年的历练。当有一天，中国自己培养的社会科学学者（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有能力获得世界水准的大奖（诺贝尔奖）时，中国的地位和国力，才真的可以说超强、坚实。

附录：贸易战是中国错? 胳膊肘往外拐的人咋想的

杨光斌，环球时报 于 2018-04-11

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很难做到去价值化，看问题多少都会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带入，这是人性，也是生活中的常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在生活中一定要不问真相、不问是非地陷入价值承诺，这更是研究国际关系或外交政策观察的大忌。无论一个国家标榜的外交目标有多高尚，说到底就是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只不过在实现这种安全利益的时候要找到价值性说法、合法性论述，以让其政策成本更低。美国就是这样开展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外交也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特朗普政府宣称要放弃价值观外交。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外交政策的专业性或公共性观察者，在论及美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时，总是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去论述，结果证明，这些言论基本上都是错的，有的甚至一错再错。

比如，在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而支持“阿拉伯之春”的时候，有观察者认为，尽管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代价，但方向是对的，是正确的进步，因为阿拉伯地区迎来了民主。结果是什么呢？一战后建立起来的秩序被彻底破坏，叙利亚一夜回到原始社会状态。这种观察既不清楚西式民主其实是党争民主，党争民主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制造认同政治的同时也制造了国内分裂，也没有真正搞清楚大中东地区历史与国情的复杂性，只是按照一个抽象的好概念去判断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知识性教训可谓深重。

又如，在美朝关系上，有的观察者同样是按美国提供的价值观去判断的，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对朝鲜的负面价值偏好，期待美国去换政权，一次又一次地预判美朝战争正在迫近。哪怕是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期间，美国主流媒体铺天盖地报道朝鲜半岛趋向和平，报道半岛南北一同进入开幕式现场，但国内的一些观察者还在大谈特谈战争选项。这是观察者自己的选项，却不是美国政府、尤其不是美国社会的选择。

再如，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网络上的一种声音是中国没有遵守WTO规则，因此美国应该惩罚中国以促使中国遵守规则。这又是在按照美国的腔调去判断中国。事实上，无论是国内的国际贸易专家还是WTO自身都承认，中国很好地履行了当初的承诺，只不过是WTO的一些规则不再适应中国这种超级规模的新型经济体，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也在于非西方新型经济体崛起改变了过去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将国内法凌驾于WTO规则即国际法之上。因此，指责中国的那部分舆论，同样是缺少知识基础乃至事实基础的一种价值观承诺的结果。

凡此种种，很多“专业性”观察严重偏离了基本情况，结果只能是一错再错。教训够深刻的了，是时候反思了。本来讲究实践理性的中国人，为什么要以强烈的价值偏好去观察这个最讲究理性、最讲究利益博弈的外交政策？原因当然不止一二，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缺少话语权。

话语权是一种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思维能力和思想表达能力。改革开放之后，原有的话语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落后的中国只能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建设自己的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国社会科学”中却没有“中国”这个本体论，结果一些人便习惯性地以形成于异域、特别是美国的概念、理论来观察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自觉不自觉地都是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去看问题，结果美国无论干什么都是对的，其他国家都是错的。由此可见，不能说美国的“接触政策”和价值观外交是失败的。

世界政治的真相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世界政治的等级性、不平等性、不公正性远远大于国内？被西式民主“洗礼”的转型国家又有几个实现了预期目标？这个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加良善了吗？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观察世界政治的新知，需要一种新世界观。中国提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不但是一种新世界秩序，也应该是围绕如何建设这个新世界而产出的替代性新知识。(作者杨光斌，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