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45年

戴晴

45年前（此文应是写于2002年，2002-1957=45年）的今天——1957年的6月8日，住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刚刚还再热情地鼓励大家提意见、提建议，突然发布一道内部命令：“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而公开出现在非共产党骨干份子面前的，则是让数百万人心头一震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甚么？》——全国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

几个月之後，斗争胜利结束，55万名知识分子，包括如今正在中国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总理朱镕基，遭受到程度不同的整肃。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直到今天也没有承认这是自己干下的一件有负于中华民族、有负于当时尚堪称之为大好的祖国环境与资源的罪孽。数年之後，到运动中或紧随毛泽东充任打手、或三缄其口以求自保的人，包括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等，自己也尝到了受独裁者拨弄滋味的时候，运动“严重扩大化”的结论终于由党给出，55万人里边99.99%的人获得平反。而只提“扩大化”、不根本清算自己的错误，从而保住（或曰拿住）自己的人，也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一手——1931年他对杀了无数人的闽西肃反就持此策略。

直到今天，掌握着话语权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对这场劫难坚持作如下描述：1957年夏，“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其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其“正确与必要”，就我们的观察所及，不过反右斗争以後，再没有一个人敢于（或能够）对毛泽东说半个“不”字。

这时是五十年代中期，二战结束後十多年的当口。就在全世界都在努力利用战後的和平时光，深刻内省，充分开掘本国资源，争分夺秒地修复创伤、成长壮大——包括几乎被炸成废墟的德国和日本，和给赶到台湾岛的国民党政府——我们在干什么？大跃进（有导弹专家钱学森出面论证亩产万斤）！大炼钢铁（毁掉的森林几个世纪都补不回来）！大兴水利（河流，包括黄河的毁灭正从此时发端）！还有把数亿农民彻底剥夺的人民公社！再後来就是非战争时期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和让反右骨干们也懵然不知所措的文化大革命了。

或许有人会说，“耸人听闻了吧？区区一个反右，几十万人的事，能把账都算在这上头？”

或许不能，因为在此之前还有三反、五反、肃反、镇反，以及反右的老鼻祖“延安整风”和“抢救”——所有这些，全都是以运动的形式，依照当时的“指示”与“精神”而非刑法，对个体自然人集体入罪，并由党、而非法院实施惩罚。

根据官方说法，到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就基本结束了。20年之後的1978年，甄别平反全面铺开，两年後基本完成。

从那时到现在，又是20年过去了。前右派们的回忆汗牛充栋，小说、电视、电影也曾风靡一时，主调无非是苦难与忠诚，对打了儿子的母亲“不计前嫌”，“只愿荒唐的历史不再重演，愿祖国兴旺发达”——55万右派和受他们牵连的200万亲属外加1000万後代表现得相当大度，毛泽东的继承者们听着也很受用。

事情就这么完了？

终于，就在那场斗争之後的45年，一本书悄悄地出现在中国大地：黑红色的封面，像是乌云重压下鲜热的血——《1957：新湖南报人》。

这是一本回忆录集，讲的是全国反右的长沙版：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编辑部145人当中54名业务骨干，无一幸免地被“错打”了的故事。

这批当年二、三十岁才子，有12人送劳动教养，11人监督劳动，其余的人或开除公职、或撤职、降级。在这样的处理之下，受尽凌辱与折磨，四人自尽，一人遭枪决，六人被判刑。而有幸熬过了那地狱般20多年的人，居然赶着在自己生命的黄昏焕发了一把，成就为中国最优秀的出版家（钟叔和）、杂文家（朱正）、翻译家（荫荪）……，他们苦水里泡大的孩子有优秀的小说家（残雪），那位被处决的刘凤祥，还在监狱里教出了世界级的学者（杨小凯）。

这不是新鲜故事。优秀的人遭残害，我们已经读到很多。

《1957：新湖南报人》却给了我们一些新的东西，这就是：究竟是谁和为什么要“错打”自己的同事；还有，这些打手们如今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知道，尝到了“42年延安整风”甜头的毛泽东，之所以在57年重提整风，目标本是一年前召开的“八大”，是那些试图限制他权力的“党内同志”。後来发现，一直客客气气、恭恭敬敬的民主党派朋友，也并没有完全“搞掂”，对共产党当家（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肚子不满啊！本来好吃好喝供着，不识相，就尝尝无产阶级铁拳的滋味吧！

反右长沙版的主持人、当时的主管省委书记，也是见识过延安整风的人。他那时所面临的，也是对不同见解的恼恨——党报是干什么的，不就是宣扬主管人政绩的么？哪来那么多意见，还开什么“编辑方针讨论会”，统统给我当右派去！

《新湖南报人》并没有把故事说到这里就打住；对那位书记和他的亲随，也并没有只按照当前通例，以某领导或×××代替。在自己沾血带泪的控诉里，他们直接点出周惠和他的亲信，包括他们这类人後来受到的提拔与重用。他们如此做，平心而论，倒不在于忽然有了什么创见，而是一个偶然的因素逼得他们不如此也未免太窝囊了：原来那位周惠书记自己“说嘴打嘴”——在他的一本赶时髦的“反思”《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权延赤编录口述历史）里，将自己描绘成“无愧此生”的革命家。

九死一生的前右派们不得不说话了。

或许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这次的“要说就彻底说说清楚”，无意中道出一个居然被忽视了几十年的道理：那恶是毛泽东一个人作的么？并非所有趋炎附势者都是出于对他的无限敬仰与热爱才无中生有、无限上纲、落井下石、卖友求荣的吧？如果说，优秀人才的摧折，可看作是对中国精神与人文资源的破坏，那么对这批打手，外加他们徒子徒孙的提拔重用，不正是这一领域严重的污染么？

中国毕竟已经有限开放了20多年。周惠们想要垄断舆论已经没有那么容易。《1957：新湖南报人》在2002年面世。我们只等着那一天，在法制逐步健全的中国，不再玩什么笼而统之的平反、“反思”，而是对所有仗势作恶者一个一个地予以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