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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200年的精神鸦片(中德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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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马克思200年的精神鸦片(中德双语)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是犹太裔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革命理论家、新闻从业员、歷史学者、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的一生中出版过大量理论著作,其中最著名和具备超强影响力的两部作品分别有1848年发表的《共產党宣言》和1867年至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

1836年马克思开始严肃地思考他的学术与生活发展。到了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订婚7年之久的燕妮•冯•威斯伐伦在巴特克罗伊茨纳赫的新教教堂上正式结為夫妻。1836年10月,马克思抵达柏林并就读柏林洪堡大学法律系,并在当地的中央大街租了一间房间。儘管马克思所学习的专业是法律事务,但他依旧著迷於哲学并试图把哲学与法学结合。对此他认為「要是没有哲学,什麼也做不到」,并对才刚逝世不久、在欧陆哲学圈引起广泛争论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其思想深感兴趣。

1843年,马克思和德国社会主义人士艾尔诺德•卢格共同在法国巴黎创办新的激进左派期刊《德法年鑑》,并且集结了当时德国和法国的激进派成员担任作者。儘管《德法年鑑》原本希望能够吸引来自法国和德国各州的作家参与,但最后刊物的主导力量仍然以德国作家為首,而唯一的非德国籍作家是流亡俄罗斯的无政府共產主义者巴枯寧。马克思亦為这份期刊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民族问题》2篇文章草稿,其中在《论犹太民族问题》中介绍他的共產主义信念,内容主张无產阶级将是革命的力量。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是马克思的一本早期著作,阐述了唯物史观,导言部分於1844年2月发表於《德法年鑑》。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普鲁士社会。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追随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后来根据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念来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费尔巴哈从宗教问题出发,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人的本质就是人自身。宗教的產生是人性异化的后果。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由此批判人的异化。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异化的社会原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地蛰居於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產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藉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马克思认為,宗教是苦难的现实世界的反映,宗教中的苦难就是现实世界中苦难的歪曲的反应。要批判宗教,最彻底的做法是彻底的推翻颠倒的社会关係,推翻异化人性的社会制度。颠倒的现实世界一旦被推翻,宗教幻想的天国也就随之瓦解了。

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又对当时处在封建復辟状态的德意志各邦的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出,正如15世纪的宗教改革是在僧侣头脑中发端的一样,当前德意志的政治改革应该是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发端的。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和揭露,以便唤醒德意志的政治革命,但「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只有通过革命斗争而不是哲学上的辩论,才能促进德国政治的演进。在革命的力量上,马克思注意到了当时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无產阶级的作用,提出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在於「被彻底的锁链束缚著的阶级」——无產阶级。因為「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復才能恢復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為一个特殊的等级来说,就是无產阶级。」

“精神鸦片”一词出自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纲要》一文,他认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这跟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有关。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精神鸦片一词详细解释,大部分学者皆把精神鸦片一词解读成人对神的依附。

马克思的这句话在被引用时,经常只有最后一部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出现,因此很多人认为这句话对宗教的态度是完全负面的。这并不完全准确,这句话的完整段落是:

Das religiöse Elend ist in einem der Ausdruck des wirklichen Elendes und in einem die Protestation gegen das wirkliche Elend. Die Religion ist der Seufzer der bedrängten Kreatur, das Gemüt einer herzlosen Welt, wie sie der Geist geistloser Zustände ist. Sie ist das Opium des Volks.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同时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没有人性世界里的人性,是没有灵魂处境里的灵魂。它是人民的鸦片。”)

由于经常被截取引用,这整段具有比喻色彩的诠释并未受到广泛关注。

在中国人中间,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人,一直抱持著这样的观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弱者的福音。这种对宗教的片面解读实际上也深受无神论思想的影响。

外来的宗教里面,比如基督教,天主教在近代中国都没有成功。1949年以后,在新的政治下,就变成爱国运动委员会,完全政治化了。现在,中国的宗教是统战部管的。所以大家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但是,中国没有宗教,不等于中国老百姓没有信仰。实际上,中国人什么教都信,其核心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有来世,相信有前世。这种相信很普遍,对中国社会起的作用也非常大。它表面体现为孔孟之道,其实信的不是孔孟。很多人都误解,到现在还认为是孔孟之道。孔 孟之道的影响其实很有限,真正有影响的还是善有善报,因果报应。

中国人的宗教感,最关注的,还是基本的跟肉身与世俗相关的东西。还是没有上升到灵魂。人不可能成为神的,中国人是世俗的敬畏。为什么敬天呢?得罪天,可不得了。这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的民间靠什么来维持呢?靠家族,靠民间的信仰。

中国人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皇帝没有了,个人权威在毛泽东走了以后,也没有了。敬畏没有了,但是没有新的信仰来代替,怎么办?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今天还是皇权,那么皇帝就是天,天的意志通过皇帝来实现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把毛泽东实际上作为一个天、一个神,毛泽东总是对的,只要信毛泽东就可以。现在呢?我们姑且不讲什么历史功过,就是这样的信仰也没有了。那么中国这个社会到底靠什么?靠政府?全世界再强大的政府都不可能保持社会百分之百的合理,总有人不幸的,总有贪污,总有官僚,总有判错的案子。任何政府都有腐败存在,它不可能解决一切世俗的问题。

靠科学?科学到现在很多问题解释不了,而且未来会有更多的事情解释不了。靠哲学家、靠学者?更不行。且不说学者专家自己都摆脱不了这样一个环境,他能解决所有问题吗?比如社会出现严重不公的现象,你靠什么来解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再发达他也有不满意的时候,那么谁来调解?实际上,没有办法的。很多事情是需要一种信仰来支撑的。但是要绝大多数人产生自觉的信仰,几乎不可能。但宗教有这个本事。宗教一旦作为宗教来接受,那么任何宗教都离不开权威的神,他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对社会的不公,他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真正信了教,人们所追求的绝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更多是精神层面的。

信仰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基督教信仰和其它宗教信仰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它宗教都是人在找神,有限者试图通过自己的修行来认识神,但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当我们远离上帝,深度迷失时,上帝主动来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他差遣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可见,基督教信仰并非单纯的“精神安慰”,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世界和人性的真相,并将得救之道启示给我们!

200 Jahre das Opium des Volks

Karl Marx oder (* 5. Mai 1818 in Trier; † 14. März 1883 in London) war ein deutscher Philosoph, Ökonom, Gesellschaftstheoretiker, politischer Journalist, Protagonist der Arbeiterbewegung sowie Kritiker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und der Religion. Zusammen mit Friedrich Engels wurde er zum einflussreichsten Theoretiker des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Bis heute werden seine Theorien kontrovers diskutiert.

Das religiöse Elend ist in einem der Ausdruck des wirklichen Elendes und in einem die Protestation gegen, das wirkliche Elend. Die Religion ist der Seufzer der bedrängten Kreatur, das Gemüt einer herzlosen Welt, wie sie der Geist geistloser Zustände ist. Sie ist das Opium des Volks.

Die Aufhebung der Religion als des illusorischen Glücks des Volkes ist die Forderung seines wirklichen Glücks: Die Forderung, die Illusionen über seinen  Zustand aufzugeben, ist die Forderung, einen Zustand aufzugeben, der der Illusionen bedarf. Die Kritik der Religion ist also im Keim die Kritik des Jammertales, dessen Heiligenschein die Religion ist.

Die Kritik hat die imaginären Blumen an der Kette zerpflückt, nicht damit der Mensch die phantasielose, trostlose Kette trage, sondern damit er die Kette abwerfe und die lebendige Blume breche. Die Kritik der Religion enttäuscht den Menschen, damit er denke, handle, seine Wirklichkeit gestalte wie ein enttäuschter, zu Verstand gekommener Mensch, damit er sich um sich selbst und damit um seine wirkliche Sonne bewege. Die Religion ist nur die illusorische Sonne, die sich um den Menschen bewegt, solange er sich nicht um sich selbst bewegt.

Es ist also die Aufgabe der Geschichte, nachdem das Jenseits der Wahrheit verschwunden ist, die Wahrheit des Diesseits zu etablieren. Es ist zunächst die Aufgabe der Philosophie, die im Dienste der Geschichte steht nachdem die Heiligengestalt der menschlichen Selbstentfremdung entlarvt ist, die Selbstentfremdung in ihren unheiligen Gestalten zu entlarven. Die Kritik des Himmels verwandelt sich damit in die Kritik der Erde, die Kritik der Religion in die Kritik des Rechts, die Kritik der Theologie in die Kritik der Pol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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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ist eine Schrift von Karl Marx aus den Jahren 1843 und 1844. Sie besteht aus einer von März bis August 1843 verfassten 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s, die 1927 erstmals veröffentlicht wurde, und einer Ende 1843 bis Januar 1844 entstandenen Einleitung, die im Jahr 1844 erschien. Ersterer Text ist auch als Kreuznacher Manuskript bekannt.

Karl Marx schloss sich in seiner Religionskritik zunächst Ludwig Feuerbach an, wie er am 10. Mai 1842 in der Rheinischen Zeitung über die christlichen Landtagsabgeordneten aus dem Ritterstande schrieb:

    „Weil ferner die wirkliche Stellung dieser Herren im modernen Staate keineswegs dem Begriff entspricht, den sie von ihrer Stellung haben, weil sie in einer Welt leben, die jenseits der wirklichen liegt, weil also die Einbildungskraft ihr Herz und ihr Kopf ist, so greifen sie, in der Praxis unbefriedigt, notwendig zur Theorie, aber zur Theorie des Jenseits, zur Religion ...“ – Karl Marx

In der Veröffentlichung von 1844 erklärte er die feuerbachsche Kritik der Religion für Deutschland als „im wesentlichen beendigt“ und führte aus:

    „Das Fundament der irreligiösen Kritik ist: Der Mensch macht die Religion, die Religion macht nicht den Menschen. Und zwar ist die Religion das Selbstbewusstsein und das Selbstgefühl des Menschen, der sich selbst entweder noch nicht erworben, oder schon wieder verloren hat. Aber der Mensch, das ist kein abstraktes, außer der Welt hockendes Wesen. Der Mensch, das ist die Welt des Menschen, Staat, Societät. Dieser Staat, diese Societät produzieren die Religion, ein verkehrtes Weltbewusstsein, weil sie eine verkehrte Welt sind. Die Religion ist die allgemeine Theorie dieser Welt, ihr encyklopädisches Compendium, ihre Logik in populärer Form, ihr spiritualistischer Point-d'honneur, ihr Enthusiasmus, ihre moralische Sanktion, ihre feierliche Ergänzung, ihr allgemeiner Trost- und Rechtfertigungsgrund. Sie ist die phantastische Verwirklichung des menschlichen Wesens, weil das menschliche Wesen keine wahre Wirklichkeit besitzt. Der Kampf gegen die Religion ist also mittelbar der Kampf gegen jene Welt, deren geistiges Aroma die Religion ist.

Das Opium als Mittel zur scheinbar angenehmen Betäubung rückte ins öffentliche europäische Bewusstsein durch die Ereignisse in China, gegen das England von 1839 bis 1842 den Ersten Opiumkrieg führte. Ein weiterer Grund für die Bekanntheit des Opiums war neben dem Opiumkrieg die medizinische Anwendung. So wurde in der Chirurgie 1846 die Narkose für sämtliche statt wie zuvor nur für große Operationen eingeführt.

Den Gedanken, dass Religion berauschen kann und soll, hat Helmut Gollwitzer bis zu Holbach zurückverfolgen können. Als „narkotisch“ bezeichnete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in einer Rezension die gesammelten Predigten von Friedrich Wilhelm Krummacher. Friedrich Engels, Marx’ Weggefährte, berichtete 1839 in seinen Briefen aus dem Wuppertal von der Religion und dem Branntwein als den gängigen Rauschmitteln. Als Adjektiv verband nachweislich erstmals Bruno Bauer „opiumartig“ mit Religion. Moses Hess verwendete 1843 Opium, Religion und Branntwein in einem gemeinsamen Zusammenhang.

Marx bezog sich bei seiner Formulierung in der Einleitung zu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1844 vermutlich auf Heinrich Heine, den er 1843 kennengelernt hatte. Heine hatte 1840 eine Denkschrift für Ludwig Börne veröffentlicht, in der es sarkastisch heißt: „Heil einer Religion, die dem leidenden Menschengeschlecht in den bittern Kelch einige süße, einschläfernde Tropfen goss, geistiges Opium, einige Tropfen Liebe, Hoffnung und Glauben!“. Marx griff Heines Sentenz auf und spitzte diese polemisch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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