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三大系统的特性

那么，这三大新产生的社会工具系统，同样做为“工具”，它们和原始社会中或我们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各类其它物质性的工具系统相比，究竟有何特性呢？它们为何会具有这么大的力量呢？

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的各类其它物质性工具系统，无论是原始社会中的狩猎或种植用的各类工具，还是居住、防寒方面的各类工具，或是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物质类工具，例如交通运输工具、动力机械、通讯工具等，所有这些工具本身，都是外在于工具使用者自身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由“物”组成的，都属于“自然工具”系列。而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工具系统则完全不同，这些工具本身都是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工具”。也就是说，使用社会工具的是人，构成社会工具自身的也是人，从整个社会来看，人不再外在于他所创造出的工具（像自然工具那样），而是和他所创造出的工具合为一体（我们因此才称之为“社会工具”）。换句话说，文明社会中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自身是活的，是可思维可变化可发展的；而社会中的其它各种自然工具是死的，工具本身不具备发展自己的能力。

进一步来分析，实际上，原始社会中也存在一种“软的”社会工具，即风俗习惯，那么，这个社会工具和文明社会中的行政、市场、理念这三个社会工具有什么不同呢？简单来说，作为构成风俗习惯这个社会工具的人和作为风俗习惯这个社会工具的作用对象的人是完全同一的（即：风俗习惯由全体社会成员的舆论所构成，其作用对象也是全体社会成员）；而作为构成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本身的人和作为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作用对象的人是不同一的（例如，少数各级指挥者构成行政管理系统工具本身，而除他们之外的广大的老百姓作为服从者构成了行政管理系统的作用对象）。

这种由活的具有智能的“人”本身组成的非同一的社会工具十分重要，它导致了许多重大的后果。首先，社会工具由“人”来组成，既造成了文明社会飞速进步的巨大可能性，也造成了文明社会进步的艰巨性。例如，在发现了“社会工具”的缺陷并想加以改进时，工具改革者不仅要考虑比较改革后的利弊，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工具”本身是否愿意（与之相对照，若要改进一个自然工具，改革者完全不用考虑自然工具“本身是否愿意改进的问题）。

其次，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所作用的对象也不是简简单单的物，而同样是活生生的、有意识有思想的人。当社会工具要完善发展自身的时候，或者要组织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分工时，还要考虑自身所作用的对象是否理解、是否愿意。这样，“活的”工具内部，以及“活的”工具本身与“活的”被作用对象之间就必然产生复杂的冲突、互动，或者说产生复杂的博弈。同样，若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同时存在这三种活工具，那么，三个“活的”社会工具系统彼此之间也会产生复杂的互动和博弈。这些复杂的博弈有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甚至导致某个文明社会自身的灭亡。但同时也可能双赢，由此造成了人类文明社会的强烈的可适应性（不像生物界，由于长期适应一种环境，一旦环境突然改变，则以往的适应性反成其灭亡的原因）。

再次，由于人具有智慧，相对应地，活的社会工具系统就具有极大的“可主动进化性”，它不靠自然选择来进化（像动物社会那样），也不靠“获得性遗传”来进化（像原始社会那样），而是靠自身的主动选择、试错来进化，从而使人类文明社会具有了比动物社会更易适应新的自然环境、比原始社会更易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特征（这里，即使是人口的简单增长，也会导致社会环境的改变）。当然，这里我们所说的“主动”，并不意味着“任意”、“为所欲为”，而是有一定限制范围的。

最后，我们在本书中将会看到，一方面由于人类所发明的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本身，都有着各自独特的必然的发展趋向、规律，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有着由于三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独特的必然的发展趋向和发展机制，因此，人类文明社会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的但相对复杂的发展趋向和发展特征了。例如，它表面上似乎仍然依靠以往的有形的经验来发展自身，但在本质上，它已是在三大社会工具所具有的内在法则的“无形”指导下来获得自身的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