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旅游是一种扣人心弦的经历。如果没有亲历其境，恐怕很难想象得出巴布亚新几内亚猎人头部落是什么样的，从被亚马孙原始森林印地安部落首领下毒中偷生是什么滋味，更难了解穿过墨西哥圣赫罗尼莫14公里长的地下河的艰辛和喜悦——这部惊险长篇呈献给读友的是著名旅行家蒂博尔•塞克利的环球探险的经历。

蒂博尔•塞克利（1912—1988），塞尔维亚人，曾担任世界作家协会主席。他有着执着的求知精神，学过25种语言并熟练地掌握了其中的10种。他从探寻未知世界的奥秘和对大自然的征服中寻找乐趣，以自己的工作赢得了各方面的资助，足迹遍及五大洲的90多个国家，留下了14部著作，并给几家博物馆捐献了不少人种学的史学资料。《环球探秘》就是其中最惊险、最诱人的一部。这部30多个单独成篇的故事组成的作品，真实地记载了作者探险旅游生涯中一些吸引人的经历。

通过作者诸如骑大象进入原始森林看野象迁徙，征服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山及暴风雪等经历，让读者更深地了解大自然的奥秘和人的力量。更希望作者笔下火地岛背后的销魂的夕阳，土著人热情的握手也能激励读者们去探寻未知世界的奥秘。

译者冰巅为商务国际《现代汉语大词典》主编，世界上唯一能用拼音盲打GBK或Unicode全部汉字的超快码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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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作者自传（代前言）

一、吃人肉部落之行

二、火山奇观

三、险遇土匪

四、人与神的误会

五、棕榈树在子夜倒下

六、涉过地下河

七、静夜啸鸣

八、巴布亚湾纪行

九、冲破雪线

十、在地狱的入口处

十一、迁移的象群

十二、加入巫师的行列

十三、走遍印度的圣人

十四、猎捕巨鳄

十五、古堡探珍

十六、眼镜蛇之舞

十七、与泥神们在一起

十八、我当过瑜伽徒

十九、谒玛雅古城遗址

二十、征服乞力马扎罗山

二十一、南大陆的珍禽异兽

二十二、闹神之夜

二十三、乳光石的奴隶们

二十四、在蒙古包内外

二十五、一份怪诞的菜单

二十六、揭开废墟之谜

二十七、天涯双岛

二十八、澳大利亚采风

二十九、圣河之滨

三十、达那乞拿沙漠

作者自传（代前言）

如同新生活的自然开端，传记或自传通常从出生开始。但作为一个旅行者，作为一个被许多人称之为“环球旅行家”的人，我不得不摒弃这种常规顺序。我将从旅行开始写，因为第一次旅行才是旅行者真正的诞生。

雪橇轻轻地滑行在冰雪覆盖的路上，马脖子上的铃铛在愉快的情调中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四围的松林自豪地沐浴在阳光和厚厚的白雪中，三者交映成趣。对于一个旅行者的诞生，这是绝妙的一天。雪橇上除了我的父母外，就只坐着我……我于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斯洛伐克^①北部的波普拉德市斯皮什斯卡索伯塔镇（当时属于匈牙利），那时雪橇上的我降临人世仅仅3个月。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次旅行，唯一的第一次——直到今天，我的旅程仍未结束。

从那时起，我时常变换搭乘的方式。我乘过童车、木马、三轮车、畜车、汽车、火车和船；骑过驴、马、骡子、大象、单峰和双峰的骆驼；骑过自行车、摩托；坐过登山索；乘过各种飞机，从直升机直到大型喷气式客机；穿过各式鞋底的滑冰鞋和滑雪鞋，皮革的、木头的、橡胶的和塑料的。

我还有必要郑重地宣布：我从未乘过潜艇，更未乘过人造卫星和航天飞机。我请求各位读友不要以此来奚落我。

我是不是太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出生3个月的我随双亲迁居到罗马尼亚西部的阿拉德县切尔梅村（当时属于匈牙利），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头10年。

我的第一篇回忆录曾涉及我4岁时的一件事。那时我常常设法打开父亲书柜的玻璃门，从18册一套的《雅典娜大百科全书》^②中取出一本。我躺在地毯上，把取出的书翻个够。以此为起点，我再也没丢开过那本书的任何一个单词。那本书激发了我的海阔天空的幻想。书中介绍了非洲、美洲、亚洲和澳洲，每个大陆都有地图和两页介绍当地风土人情的彩图。那些由奇形怪状的山脉、深谷和河流构成的地图开阔了我的视野，而各地土著人的外貌和服装则使我的好奇心得到升华，激励我能在某一天去访问他们，同他们交朋友。

我要父亲和哥哥教我一个一个地念所有部落的名字。通过那些奇特的名字我学会了读写印刷体字母。

一天早晨，家里人以为我失踪了，在家里和街上四处找我，但毫无结果。最后我哥哥安东尼耶在大花园的深处发现了我：我拿着一把铁锹站在一个半米深的土坑里。

“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挖个坑？”

“我要从这儿到美洲去……你不是说，美洲在地球的另一面吗？”

“……是的，我说过。不过……”安东尼耶窘迫地接着说：“那里非常非常遥远，何况地球中心能把人烫成火浆。”

由于用力太猛，我的全身汗湿透了，太阳也越来越晒人，我决定放弃挖坑到美洲去旅游的念头。可想而知，那只是一时的兴趣冲动。

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卡妮娅启蒙上学时，我还不满5岁。为了不使我过于孤独，我父亲求得老师同意，让我同姐姐一起进教室听课。

但我不愿当消极的旁听生。我常常举手回答老师提出的其他学生答不上来的问题，因此那位老师很快为我正式注册。

同邻居的孩子们在一块儿，5岁的我学会了骑马。有天中午，邻居的一个骑手把马从街角牵回去，我和他轮换着骑这匹无鞍的马。轮着我骑时，我要他别牵着，把缰绳递给我。我的脚后跟刚蹬着马肚皮，那畜生就狂蹦起来，我被摔断了右胳膊。

一位乡村医生同一位兽医——我的父亲一起，给我的右臂打上了石膏带，骨头与肉渐渐长拢。父亲为我持续治了一些时，使之完全愈合。

那件事对我后来的旅行没带来什么恶果，但为我的一生上了难忘的一课——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生有可能艰险四伏！此外我还庆幸，我得到了直至今天仍未放弃的乐观主义精神，培养了自己临危不惧的气质。当某件不快的事发生时，这句座右铭能让我保持淡定的情绪。

从孩提时我的个性进化就已显得格外重要。在我6岁时，许多奥秘渐次对我曝光。人的生与死，爱情与性，宗教与上帝，虚伪与诚实等问题——对这一切我都已有了具体成型的观点。这些在后来虽然不断填补和充实，但基本模式从未改变。在家里我们用匈牙利语交谈，在同邻居的孩子玩耍时我学会了德语的方言。10岁那年我学会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其时我们家已经搬到京达小镇^③，我在那里上了中学。12岁上我第一次挣到了钱。我最大的骄傲是以智慧挣得了“自己的”硬币：教同学们学法语的报酬。法语是我私下在一位法国夫人那里学的，到16岁时我便能运用自如。我一直继续着这种学习，大约每隔4年便能掌握一门新的语言。

其后我们搬到黑山的尼克希奇，1929年在那儿结束了我的中学生活。为了进法律系学习，父亲送我到萨格勒布^④。选读这个专业完全是我父亲的旨意，成为一名律师曾是他早年的理想，现在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来实现。由于那里的大学均未设环球旅游专业，我也就没提出任何异议。

我以最快的答题速度通过了法律系的所有考试。作为系里最年轻的三名学生之一，我在21岁取得了法学文凭。

在后来的生活道路上虽然法学文凭没为我增添任何光彩，但是大学生活我自认没有虚度。大学期间我分别向两位艺术家学习了绘画和雕刻，借此我从更广的角度感受到了人生的美妙。我学习了能使生活更加充实的世界语，那期间也使我向着最后的归宿步入了新闻和文学创作的大门。

1937年我到萨格勒布担任电影剧作家，不久我的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空间。为了给萨格勒布的一份报纸写一组关于塞尔维亚侨民的系列报道，我移居阿根廷两年。待我准备返回时，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它和其余波把我阻留在阿根廷达15年之久。

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⑤后的一年间，为了能与一家杂志合作，我下功夫完全掌握了西班牙语。而后，我担纲出版了一种旅游和考察方面的月刊。

我的一篇游记在这个月刊上发表后，著名的瑞士一德国联合登山队队员格奥里•林克邀请我参加他的由9名队员组成的旨在征服阿空加瓜山^⑥的国际探险队。尽管我是登山新手，但从不因艰苦发牢骚。出发两周后，我同奥地利人泽奇纳和意大利人贝尔顿一起登上了顶峰。那天是1944年2月14日——我的32岁生日。

在我们3人返回大本营期间，探险队的其他成员刚从顶峰下来，狂怒的暴风雪突然抽打那座大山。3天后我参加了救援行动。但我们的紧张工作完全徒劳，6名同伴中有4人被厚厚的雪埋住了。这雪要到11个月后才能融化。

1945年初，阿根廷部队山地科打算登上阿空加瓜山。为了寻找朋友的尸体，我们原来的6名队友加入了他们的探险队。在我们接近峰顶时找到了朋友们的尸体。尽管我曾谢绝过阿根廷副总统庇隆^⑦亲自授给我的阿根廷公民权，但阿根廷政府这次还是由于我在探险队中的功绩授给我“金色大秃鹰”勋章。

在我第一次登山后立即写成并被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风雪阿空加瓜山》，为出第2版增添了新的章节。那本书再版成功后，出版商请我去进行了如下对话：“你愿意再写一本有关其他探险的书吗？”

“不可能，因为我缺少参加其他探险的生活阅历。”

“你为什么没再去呢？”

“这事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如果有足够的钱，你愿意去哪儿？”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去巴西的马托格罗索高原。”

“这支探险队需要多少费用？”

“至少5万美元。”我信口说出一个数目。

“真要那么多吗？那好，请下到一楼让出纳小姐给你。”

就这样我毫无思想准备地出发，踏上了贯穿“绿色地狱”的探险旅程。

我邀请了玛丽•雷兹尼克，一位来自俄罗斯的阿根廷小姐做我的旅伴。这次探险结束后她成了我的妻子。在巴西政府和它的朗卡德一欣古探险队的帮助下，我们只用一年就走过了阿拉瓜亚河流域和南里约格朗德地区。我们这个30人的探险队穿过南里约格朗德，进入强人出没的夏范托地区并且活着回来是史无前例的。同卡腊扎和扎伐埃部落的会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回来后我写了一本书叫作《漫游印第安人的国土》，那本书出了好几版，被译成多种文字，它取得的成功充分赢得了出版商的信赖。

1946年夏天，我带着3个同伴：阿空加瓜山的登山队员泽奇聂，玛丽和罗莎•斯科尼克大夫，游遍了阿根廷南部的巴塔哥尼亚高原。这一年我应邀担任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还加入了国际世界语协会。

随后两年间，我时常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所大学去，听人类学、人种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讲课。考虑到将来的探险队应当取得更好的成果，我虽不需要文凭，但需要知识，我还是没放弃学校举办的有关考试。

1948年中期，我踏上了新的征途。玛丽•罗莎大夫和年轻的阿根廷植物学家鲁提陪我同行。我打算到以小人头而著称的埃克伐德的伊伐罗部落。那里我原来从未涉足过。

有段时间我们停留在玻利维亚的拉巴斯^⑧。那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玻利维亚总统赫尔佐格博士^⑨在自己的写字台上铺开一张本国大地图，在其中一个地区用大字标上“未被考察”的字样。

“塞克利先生，为了帮助我们，你们的探险队去考察这个地区，好吗？”

这种建议我是难以谢绝的。

两个月后我们就到了位于玻利维亚东部的伊特内兹河流的原始森林，同时着手收集这个无名地带的有关资料。

有一天，我们遇见了一个橡胶考察队。他们中有人讲到在巴西生活的一个吃人肉部落，那里距玻利维亚的某段边界相对较近。由于在那时人种学家们尚不清楚美洲大陆是否存在吃人肉者，我感到这个信息具有挑战性。于是我立即决定去寻找那个部落。我的旅伴们都表示要陪我同去冒险。

经过3个月的旅行——搭牛车，骑马或骑牛，然后划独木舟^⑩，最后步行到达图帕里部落。我们同他们一起住了4个月，毋庸置疑，那件事是我一生中最惊险的一次。

那次旅行的收获就是写了一本介绍玻利维亚的书和两本介绍图帕里部落和其他几个部落的书。

返回后我向玻利维亚政府介绍了那个被考察地区的概况，我还提出了一个迁居开发占国土二分之一的东部平原的规划。按那个规划，可以安排欧洲的100万难民到那里居住，给他们建立新家。修建两条主路，以此为基础建设两个贯穿全国的交通枢纽。人们可以在分配的土地上建立城镇和乡村。玻利维亚政府接受了这个规划，决定在1949年4月先划给我10万公顷土地，待1949年10月国会召开会议后再划够规划中的400万公顷。6个月的等待对于我显得太长，因此我急躁地放弃了那个规划的实施。对于这件事，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到遗憾，因为实施那个规划不只是玻利维亚的问题，还能为欧洲解决100万难民。

接着我到欧洲，出席了在英国伯恩默斯举办的第3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会议结束我返回南美洲，在委内瑞拉住了一年半。在最暖和的城市马拉开波居住的一年间，我在一家乐器行当了老板。对于一个既不爱音乐，又不想做成一笔生意，并且不喜欢做生意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件稀奇事。但是没人能回避自己的命运。后来在加拉加斯^⑾为了能尽快建起一个时髦的快餐馆，我还画了一套反映委内瑞拉生活的壁画。

我常从委内瑞拉出发到一些中美洲国家去旅游。最长的是在危地马拉城住了一年半。那时我与几家日报合作，到几所大学和其他一些机构讲学。我还指导过几个世界语讲习班，为扶持这种国际语创建了几个小社团。危地马拉历史地理学会吸收我为会员。

在中美洲，我常常体会到置身于新地区、人民和风俗中的情趣，也体验到了流浪生涯的艰辛。

那段时间有下面几件事值得一提：

到巴拿马的圣布拉斯群岛，对具有趣味文化的印第安人的访问。

尝试攀登萨尔瓦多的伊萨尔科火山，在登到距火山口四分之三高度时遇上火山爆发，仅仅是机遇救了我的命。

在洪都拉斯的莫斯基提沃森林中，我发现了一个众所周知但无人亲见的古城废墟。

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我研究了古玛雅人的文化，浏览了所有的名胜古迹。

1953年初我到墨西哥时，登山运动已经迅猛向前发展了。仅仅在墨西哥城，就存在100个登山俱乐部，共拥有25000名成员。由于登山运动教科书的短缺，墨西哥的登山者们注意到了我的那本写阿空加瓜山的书。作为这项运动的先行者，在那本书中我写了步入登山领域应该掌握的各方面知识，从探险队的准备工作，使用登山镐的方式，帐篷的搭架，直到遇上各种雪崩和高山病反应时应采取的防护措施。墨西哥出版了那本书，每个墨西哥登山队员都读过它。此后他们尊我为登山大师，各俱乐部在登山前后都要请我去做客，可以想见这使我多么为难。就这样我登上过波波卡特佩特尔火山、佩尼亚山和其他一些与世隔绝的山岩。不管情不情愿，我成了一名老练的登山队员。

我还贯穿过圣赫罗尼莫地下河。那条河穿过了100个岩洞、瀑布和钟乳石障碍，有14公里长的隧洞。

外出15年后，1954年秋我回到塞尔维亚住进首都贝尔格莱德，当地政府和人民热情地接收了一个有着特殊阅历和异国风尘的人。我的系列报道不断在各种杂志上发表，我的好几本书用塞尔维瓦—克罗地亚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和世界语出版。

1956年秋我重新踏上旅途。这次我乘轿车穿行亚洲，我的目的地是印度首都新德里，10月份我要作为国际世界语协会的观察员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那里召开的全会。

我的小车在伊朗意外损坏，但我并未十分介意。在德黑兰的一个车库扔掉它后，我同旅伴帕森小姐改乘公共汽车和火车，准时赶到了新德里。这次尼赫鲁^⑿总理接见了我，当时只有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⒀在座。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也同我建立了友谊。

在新德里的塞尔维亚大使馆里，我遇见了我的同胞留波米尔•沃科提奇，他是聋哑世界同盟的代表。他本人是聋子，但在专科学校里学会了根据对方嘴唇的颤动情况，了解对方讲话的大致意思。我和他在一起能相互搞懂对方的意思。使我感兴趣的是，没有共同语言、有听力缺陷的3个不同国度的人怎样在会议上执行公务。得到他的允许后，我陪他参加一个会议。另外那两名开会者带有英语译员，而沃科提奇只能根据手势、神情和嘴唇的颤动判断讲话者的意图。可想而知，他们难以产生感情交流。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乐意帮助他。在整整一周里，我成了他的随身译员。

会议闭幕时，一名中国代表以中国政府的名义邀请沃科提奇去中国访问，可以在一两个月中参观聋哑学校、工厂和其他机关。作为沃科提奇的译员；那位代表也邀请我同往。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了解中国的机会。中国在那时比较封闭，仅有一些特殊的外国客人能去访问。

我曾就将去中国这件事写信给一位欧洲朋友说：“在印度这里，人们相信所有的善行都会得到好的报应，并且这报应在今生就能兑现。对于我这些正在发生。”

对中国的访问持续到1957年1月。

返回到印度的加尔各答^⒁后，我决定访问尼泊尔，一个直到不久前仍把访问者拒之门外的国度。我怀疑在那个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落后国度并没多少景观，我只打算呆一周。

但是当飞机在加德满都上空盘旋时，我松了一口气。不停地又观察那些鎏金的圆屋顶和宝塔、宫殿、庙宇的顶端。我自言自语地说：“不，这不是一周就能看够的地方，应该在这里待上半年写本书。”

我真的玩了半年。这期间被无休止的节日、朝圣活动和仪典所占满，通过这些我了解到这个非凡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在尼泊尔度过的每时每刻都获益匪浅。在我辞行时，为了感谢我在建立尼泊尔第一所人民大学、世界语教学和其他方面所做的工作，马亨德拉^⒂国王设宴招待了我。

返回南印度的马德拉斯港市后，我联系到一家在大公园里分布着许多小亭子的旅馆。那些小亭子错落有致，布局合理，深得我的喜爱。在这个优雅的环境中，我专心写那本有关尼泊尔观感的书。

开始，我一边写书，一边研究瑜伽哲学。

在写作结束时，瑜伽徒的寺庙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后来，我步行或乘当地的公共汽车，遍访寺庙和乡村。我同三名瑜伽徒在一个岩洞中住了一个月。

到欧洲半年后，我又重返印度。这次我准备向维诺巴^⒃——一个甘地的信徒和著名的圣人教授世界语。他在印度正我行我素地推行一场土地改革。

穿过土地和森林，道路和荒野，他的“献地运动”在艰难可行的节奏中进展较快。从这位不寻常的哲人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巴维不到一个月就掌握了世界语。

后5个月我常常去观赏先前在印度时忽略了的景观。我刚从欧洲来，手头上所剩无几。但是翻开地图我发现，从印度到欧洲与到日本的距离差不多远。欧洲我已熟悉，而日本没去过，因此没有比去日本更合乎逻辑的了。

1960年3月飞机在东京着陆时，我的钱包里只剩下5美元。钱虽不多了，但一个乐观主义者的情绪是充实的。按照先前的联系，日本世界语者们安排我到许多地方去讲课，从北海道岛上的札幌到国土的最南端。根据一些世界语组织的邀请，在我访问过的30个城市里我就旅游和运动分别讲了一课到好几课。我还到一些世界语者的家里做客。这件事启示我懂得了家庭生活的温馨，也使我体会到，我和主人们之间由于世界语的拥有而创造了亲密无间的气氛，世界语成了令人激动的联系纽带。在日本的4个月里；我一直被授课取得的荣誉和文章在报刊上的发表所充实，我用挣得的这笔钱先到斯里兰卡，然后到以色列，从那儿直接回塞尔维亚。一路上我访问了许多老朋友。随着环游世界，我的封闭的眼睛和封闭的大脑日益开放，友谊的纽带连接了我，新朋友逐渐增多。毋庸置疑，对于广泛地建立友谊，多种语言的掌握是一件有力的工具。

1961年摩洛哥世界语组织邀请我去访问和授课。工作结束后我碰上一个好机会，与图阿雷格人的马帮结伴深入到撒哈拉沙漠的几个绿洲去观光。与图阿雷格人同行的生活是艰苦而有趣的。

两次旅行的间隙我住在贝尔格莱德。那期间我为许多报刊写了游记，为塞尔维亚的绝大部分大专院校和中小学讲了课。20年里我一共讲了6000多课次。

1962年3月我组建了一个叫作“非洲友谊之旅”的探险队。我的设想是，要使那片大陆上的居民成为全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与非洲同事的官方接触在今天已不够满足。为了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欧洲人同非洲人的接触迫在眉睫。以此为宗旨，我们这支由4个欧洲国家的8名成员组成的小队，乘两辆敞篷轿车上了路。旅程持续了一年，到1963年3月结束。

这次我们游览了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同社会各阶层人民、古老文化、风景名胜和非洲巨兽的接触，以及对乞力马扎罗山^⒄的攀登，是这次奔波劳碌的几件收获。然而，我们两大洲民间建立起的信赖和感情当在此之上。

这期间我写了一本书——《非洲友谊之旅》，一组系列游记，创作了50个广播节目、50个电视节目和一部电影文献纪录片。

可能有人会认为，对我来说最急迫的工作是宣传和忙于国际普通话——世界语，组织、编辑和出版这种语言的期刊。是的，对于一个在一生中学完25种语言，像拥有“一笔固定资产”一样精通其中的10种，漫游90多个国家广交朋友的人来说，对于普及世界语的重要性体会得更深。

正是那种大型国际见面会，教我认识了国际普通话的价值。由此我想，如果我和许多偶然与我相遇的人没有共同的语言表达工具，许多快乐的会面不会发生，许多重要、勇敢、机敏和简短惬意的交谈无从着手，许多珍贵的友情也就不会建立；我借助这种语言工具通读过的许多珍贵的书，也会像原来一样，打着以7种外语标示的神秘的标示。

很早前我就注意到，要求每个人都掌握多种难度较大的语言是行不通的，但我们可以要求每一个有知识的人都学习一种简易中立的语言，这语言对所有的人都是唯一的一门外语。世界语正是由此应运而生。

那时我每年都去参加一年一地的有2000到4000人出席的国际世界语大会。1965年我出席了在东京举办的这种国际会议。

由于我熟悉通向亚洲的南路，这次我选择了北路。在莫斯科作短暂的停留后；飞机飞越西伯利亚，在伊尔库茨克停了一天后到达遥远东方的哈巴罗夫斯克，从这里乘火车到纳霍德卡，然后乘船到横滨。在日本的一个月里，我回忆起第一次访问的美好日子，与几个老朋友重逢小聚。结束后沿西伯利亚返回，但这次是乘横贯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火车上的8天，即便是经过异常美丽的白桦林也是漫长的，于是在乌兰乌德我决定改变旅程，进入蒙古游览3个月。

在蒙古乘车，就算持有当局的签证和准许也不是件容易事，在地方上会遇到许多无形的阻力。不过借助好运气，我还是比较顺当地了解了这个成吉思汗故国的一部分。

后来几年我就在欧洲旅行，到过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地。除了阿尔巴尼亚和冰岛外，其他地方我都到了。

1970年有一阵子我如坐针毡，感到对远方无限向往。这次到哪儿呢？很容易就定了：到第五大洲去。年底前我与几个同伴飞往澳大利亚。半年内走遍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几内亚。

我幸福地重新跳进这个充满奇遇的世界之海中。我们这些正在快步走出航天、原子能和电脑时代的人再次进入荒山和原始森林，与石器时代的人打交道。好几次处在生命危急的时刻我都化险为夷，特殊的职业使我具备了从最失望的境地中超脱的特殊能力。

为了逐步积累完备现代文明倒退数千年的那些人的第一手风貌资料，我在那个地区还坚持研究了与好几个原始集团有关的人种学知识。

不管任何人问我在最险迫的环境中是否害怕过，我都感到棘手。如果我说从来未怕过，有人会认为我是一个虚荣心极强的爱吹牛的家伙。如果我说怕过，在九死一生中动摇过，大家有权反问我，为什么要热衷于那种冒险？

答案在二者之外。对于尚不知道的危险人们往往感到害怕，那么，人们也会为避免已知的危险而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例如，在我准备去探险的某个地区假若毒蛇猖獗，我会尽可能事先详细研究那里的状况。不仅要辨别那些蛇有无毒性，区分它们中的有毒种类，还要研究它们的习性和防范的措施。我在腰带上的小盒子里带有一支注射器和抗各种病毒的血清注射剂，以备急需。此外，在多蛇地区我穿高筒靴，手里从未离过大砍刀，我也从不在柱形物前久留。如果小组中有人在这方面是内行，他的反应会更快，可随时提醒我们。

所有的准备工作就绪以后，恐惧感就成了多余的。对于探险者谨慎往往代替了恐惧，况且小组成员之间一直相互照应着。

许多人向我提出过的另一个问题是：谁来资助我的事业？

答案很简单：我自己以我的工作。

这些如何付诸实践，我可以用我在第五大洲旅行的例子加以说明。

我与一家电视台签订了一个将播出这次旅行节目六个半小时的合同，相应的酬金我在启程前和旅行中各收到了三分之一。演播组至少由3人组成：导演、摄影师、操作灯光和录音的舞台助理等。这3个人的任务我1人全包了，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事。此外，我按约每周为好几家杂志各写一篇文章，至少还需附加一幅照片。为了给有些单位讲课，我还得准备一些幻灯片，用两架摄影机在旅途中创作和摄影至少是两个人的工作，人种史学资料的购买、收集、整理、包装和付邮至少也应是两个人——请相信我说的是实话：这些我也全包了。

在我的“趣味旅行”中，我完成了7个人的正常工作量。为了得到一笔旅行的物质基础，这是必要的。不过我应当实说，如果我没与两家航空公司作互利的专门安排，那些仍然不够支付我的全部费用。两家航空公司承担了我的运输；我在电影、电视、文章和书中为他们做广告。我从未凭空要求任何人“无偿赞助”我的旅游，我甚至不相信真有这种事。

许多人惊奇，我怎样吃得进猴肉、蛇、蜥蜴、蛆虫、昆虫和其他的世界范围内的土著人才吃的东西，我的胃如何能承受？实际上我们的有机体全不知我们吃进了什么，它在构成实体中接收的被消化的食物是诸如脂肪、蛋白质和淀粉等等。对于那些叫不上名的东西吃进去时感觉到像蛋黄酱三明治，还是像蛆虫，我们的审慎只是凭偏见来判断的。臆断会保护我们不吃进有害的物质，不过，成熟的人应该依据建立在生活经验上的理智行动来校正那种本能的防护。带着好奇心探险的旅行者，应该放弃在家里形成的许多习惯性的偏见，只保留少数的必要部分。

我曾经听到有些人说：“如果我要饿死，我也吃得进他吃过的那些鬼东西。”而我的秘密是，我从未等待着饥饿来强迫我那样做。为了我的爱好，我吃过其他许多人没吃过的东西，就这样我才愉快地应付了那些艰难环境。

1972年到1976年底，我成了塞尔维亚东北部苏博蒂察的一家博物馆学者。其后我在萨格勒布的大学里研究博物馆学，并且取得了那门学科的硕士学位。适逢芝加哥人种史学国际大会之际，我周游了美国和加拿大东部。在哥本哈根的博物馆学大会上，人们选举我为人种学博物馆国际委员会秘书，并于1977年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下一届大会上选举我连任。

1977年在苏联期间我游览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接着到尼日利亚出席了在拉各斯召开的非洲黑人文化节。1978年春由于拍摄一组电视节目的需要，我用两个月时间首次访问了赤道几内亚和厄瓜多尔群岛，还重访了其他几个拉丁美洲国家。

这么多年的漂泊和奔波，这么多年的旅游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客观地说能明确指出的不太多。14本书和数百篇文章传播到那些遥远的国度和人民中，以及人力难以达到的更广的范围。我给几家博物馆捐助了人种史学资料，还尽我所能使几百件文物绝处逢生。

不可触知的后果是善与恶的启示，创造性的乐观主义的启示，对于动物和物质也是卓越的全人类同情心的启示，这些都蕴含在我的这部没按常规叙述的惊险长篇中。只是由于我的发现，这些故事才从我的视角里寻找出路。

在我的办公室或家中，在街上，一些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常会对我说：“欢迎你旅行归来。你还会再旅行吗？”

不，我不会放弃，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对于一个有使命感的旅行者，行程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点。

我为什么要停止旅行呢？难道火地岛背后的那轮夕阳不够销魂吗？难道土著人的握手不够热情吗？

①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个联邦之一。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并于1993年1月1日起成为捷克共和国及斯洛伐克共和国两个独立的国家。

②雅典娜：希腊智慧女神。

③原属南斯拉夫，现属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

④现为克罗地亚共和国首都，原为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

⑤阿根廷首都。

⑥位于阿根廷境内，海拔6980米，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

⑦庇隆（JuanDomingoPeron,1895-1974），1943年任阿根廷副总统，1946年后任总统（1946-1955，1973-1974）。

⑧玻利维亚的议会、政府所在地，1898年起成为实际首都（法定首都为苏克雷）。

⑨赫尔佐格（HertzogGaraizabal,1897-1981），1947年至1949年任玻利维亚总统。

⑩用一根树干挖空做成的小船。

⑾委内瑞拉首都。

⑿尼赫鲁（JawaharlalNehru,1889-1964），1947年8月印度独立后，任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并一直担任总理职务到逝世为止。

⒀英迪拉•甘地（IndiraGandhi,1917-1984），印度总理（1966-1977,1980-1984），国大党（英迪拉派）主席。原名英迪拉•尼赫鲁，是已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独生女。1942年同律师甘地（与圣雄甘地无关）结婚后被称为甘地夫人。1984年10月31日遇刺去世。

⒁印度东部最大城市和主要港口，现为西孟加拉邦首府。

⒂马亨德拉（MahendraBirBikramShahDev,1920-1972）。1955年3月13日就任尼泊尔沙阿王朝第九世国王，1972年3月21日病逝。

⒃维诺巴（AcharyaVinobaBhave,1895-1982），印度“献地运动”的发起人和领袖之一，社会活动家。从1951年起，他跋涉1万多英里对地主们进行劝说。到1960年，募集了600多万英亩土地，交由“献地运动”的工作人员分配给农民。

⒄位于坦桑尼亚东北部，海拔5895米，是非洲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