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军队交给林彪的前后，毛曾设想过建立“第二武装”，像纳粹冲锋队那样的队伍，由他称为“左派”的造反派组成，去打垮“保守派”。一九六七年“七·二 ○”武汉受惊后，毛满怀对“保守派”的痛恨飞到上海。八月四日，上海文革中最大的一场武斗发生。经过若干天组织准备的十多万“左派”，手持长矛铁棍，把两万五千名所谓“保守派”包围在黄浦江边的上海柴油机厂，冲进去一阵毒打，一天下来九百多人受伤，许多人落下终身残疾。为了防止被围的人逃掉，东海舰队派军舰堵在江口。要调动军舰，没有毛安排绝对不可能。武斗时有两架直升飞机在天上盘旋拍电影，摄影师们两天前就在现场架设了摄影机，最后拍成一部两个半小时的纪录片，“左派”有组织地看了，毛也在别墅里看了。他后来把指挥这场武斗的王洪文提拔为中国第三号人物，祝贺王说：“看了你们的电影，你们打了个胜仗。”
“八·四”大武斗的当天，毛下令成立“第二武装”。他给江青写信，说要“武装左派”，“我们为什么不能武装左派？他们打我们，我们就可以打他们。”
发枪给平民这道命令给毛带来了他无法控制的大乱子。到底谁是“左派”是一笔搅不清的糊涂帐。没有哪派敢自称“保守派”。以安徽为例，那里的两派组织部说自己是“左派”，都有响当当的革命名字：一派称“好派”，因为他们宣布夺了省委的权，说他们的夺权“好得很”；一派称“屁派”，因为他们说对方的夺权“好个屁 ”。由于“左”的标准含混不清，军队把枪发给他们认定的“左派”。另一派不服，便去夺枪，时有军内同情者暗中相助。于是大批人手中有了武器，真枪实弹的武斗蔓延开来，全国城镇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内战战场。中共掌权近二十年来第一次有了失控的危险，第一次滑向无政府状态。
毛不得不在九月五日下令全国各地收回已发枪支。但收枪不那么容易。他后来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说，四川省收缴了三十六万支枪，还有许多没收上的。民间有了枪，“土匪”悄悄出现在边远地带。
除了在控制严密的上海组成一支装备了武器的上百万人的队伍外，毛放弃了在全国建立“第二武装”的设想。毛也只好停止划分“左派”、“保守派”，要各派团结起来。但各派都阳奉阴违，继续争权，武斗停不下来。
人们不上班了。经济遭到破坏。军事工业，甚至核武器工业，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受到严重干扰。就连毛的个人安全也受影响。有个造反派学生想像自己是个侦探，在毛外巡时暗暗地尾随毛，从北京一直跟到杭州，消息来源是他在毛的保卫人员中的朋友。虽然两人都很快被发现关进监狱，但毛的安全工作还从来没有如此松懈过。
一年之后，不管北京怎样三令五申，武斗仍在进行。不听话的人中最知名的是蒯大富，他一心要把清华大学反对他的组织彻底打垮。无论上面怎样叫他住手，他也不听，说自己打的是“保守派”，按毛主席的指示该打。毛只好亲自出面制止他，同时也拿他做典型，警告全国大大小小的派系组织。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四万名赤手空拳的工人派进清华收缴武器。蒯下令抵抗，五名工人被打死，七百多名被打伤。第二天，他应召去人民大会堂。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毛泽东也在场。他一头扑在毛怀里号啕大哭，哭了好几分钟——恐怕是破天荒头一个在毛怀里哭的外人。毛也哭了——感情、理智不能两全，他憋气。感情上毛恨不得把“ 保守派”全部打垮，但理智上毛为了政权不能不恢复秩序。他对蒯大富和其他在场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说，派工人去缴蒯大富的械是他的意思，要是有人不服，再继续武斗，就要由军队“包围起来”，“实行歼灭”。蒯等学生领袖都乖乖地保证回去照办。
毛的讲话要点和学生领袖们的保证向全国公布。紧接着大学生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学生组织就此解散。蒯被分到偏僻的宁夏当工人。随后，一千万中学生上山下乡。总共离开城市的有一千六百万青年，为毛政权解决了失业问题。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也烟消云散。
在非学生的造反派中，武斗依然连绵不断。不听话的被一概打成“五·一六”分子。蒯大富因为声名在外，被硬拉为“五·一六总后台”，受到“隔离审查”的处置。因“五·一六”遭殃的造反派据估计上千万，其中三百五十万被关押。
为了建立、巩固文革新政权，中共国家机器制造的暴力，其程度远超过派系之间的武斗。这一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在一九六八年夏的广西省。那里毛任命的第一把手韦国清将军，不惜动用机关枪、迫击炮和大炮，镇压反对他的人。
广西全省刮起了“红色恐怖”风暴。宾阳县的新当权者、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传达上面的指示说：简单的枪毙不足以吓人，“当运动起来，积极分子开始用枪杀几个问题不大，但我们要引导用拳头、石头、木棍打，这样才教育群众”。“现在告诉你们一些底：这次运动要对敌人砸死的大约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就这样，从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六日的十一天内，全县被残忍杀害的“阶级敌人”达三千六百八十一人。与之相比，文革头两年，被打死或迫害致死的“只有”六十八人。在这场风暴中，广西死了大约十万人。
当局组织了“杀人样板会”，教人怎样行凶，有些地方，政法干部亲自示范。就是在这种滥打狂杀的空气中，广西吃人成风。最有名的武宣县，毛死后的官方调查于一九八三年登记了有名在案的七十六个牺牲品。吃人往往发生在批斗大会后，被斗者被立即处死，身体上那些据说好吃的部分，如心、肝、生殖器，在人还没完全死去时割下来当场烹调，摆所谓“人肉宴席”。
一个叫邓记芳的农民，唯一的罪名是地主的儿子。在清澈纯净的滩江水畔，他被五、六个人用松枝压住手脚，一人用菜刀把胸膛剖开，掏出心肝切细由众人分享。开膛的凶手在作家郑义访问时已八十六岁了，他豪气十足地说：“是我杀的，谁来问也是这个话。……不怕！那么多群众支持，杀的又是坏人，不怕！……冤鬼报仇？哈哈，干革命，心红红的！毛主席不是说：不是我们杀了他们，就是他们来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
全国上下建立新政权的一九六八年，是文革大屠杀登峰造极的一年。那年毛搞了个“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把全国所有的成年人全部审查一遍，造一个大“另册”，把新、老“阶级敌人”全部放进去，对他们加以不同惩处。“阶级敌人”类别多达二十三种，挨整的达数千万，比以往任何运动迫害的人都多。
一个目击者看到安徽当时的头面人物是怎样决定谁应该被枪毙的。他懒洋洋地随手翻着公安部门每月上报的可杀的“反革命”花名册，不时打着官腔说：“这个还留着吗？杀了算了。”又翻一页：“这个呢，也杀了吧。”他问身边人：“这个月江苏杀多少？浙江呢？”身边人回答后，他说：“我们杀个中等数吧。”人的生命便结束在这官腔的尾音下。
受害最深的省分之一是内蒙古。毛很早就怀疑有人要把内蒙分裂出去，跟外蒙古合并。那里的负责人滕海清将军为此搞了场大清查。根据毛死后的官方调查，被清查的人，有被头顶上钉钉子的，有被割舌头挖眼睛的，有被鼻孔里塞上火药点着火的，有妇女被用棍子强奸的。一个叫金雪云的回族女干部，被凶手们用铁钳将牙齿一颗颗拔掉，又把鼻子耳朵拧掉，然后打死。在这次清查中，根据官方的数字，三十四万六千多人遭到残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致死。受牵连的高达一百万人，百分之七十五是蒙古族人。
另一个惨遭不幸的是云南。文革前的省委书记赵建民曾积极反对毛饿死人的政策，支持刘少奇，于是有了子虚乌有的“赵建民特务案”。仅此一案，根据官方数字，将近一百四十万人受到审查，打死逼死一万七千多人。
云南新当权者谭甫仁将军，自己于一九七○年十二月被人枪杀，是毛统治下被刺杀的最高级官员。在毛的中国，刺杀极其罕见。刺客叫王自正，是军区保卫部保密员。他跟谭个人无冤无仇，恨的是中共政权。早在一九四七年，他在河南家乡参加了一支国民党武装，那支武装枪杀了当地一名共产党村干部。时隔二十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他家乡的村民写信给当局检举他。尽管他早已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尽管中国是如此之大，他个人是如此之小，他还是在一九七○年四月被查出来，拘留审查。他知道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在日记里写道：“不是死刑，也要劳改终身。我的老婆孩子也得受牵连”。他决心杀掉当地的最大人物谭甫仁，要的是“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一天夜间，他设法逃出关押地，先溜回家向爱妻告别，再潜入军区大院保密室，用他知道的密码销号码开了保险柜，偷了里面的两支手枪和二十发子弹，然后翻墙进入谭的住地行刺成功。当抓他的人来到他面前时，这个独特的复仇者开枪打伤两人后举枪自杀。
一九六九年四月，大换班后的新政权由中共“九大”正式确立。“八大”是一九五六年开的，尽管党章规定每五年开一次党代表大会，毛拖了十三年，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清洗干净了，才放心地开了会。
当 “九大”代表的标准是“忠于毛主席”，表现方式是“对敌斗争狠”。“九大”的会场人民大会堂里没有阶级敌人，代表们就用争先恐后跳起来呼喊“毛主席万岁” 来表示忠心，在毛讲话时尤其热闹。短短六百四十九字，不到两页纸，毛足足念了二十多分钟，大部分时间被冲他欢呼的口号淹没。这样的闹剧并不是毛期待的，他要的是这些人有效率地替他干事。毛逐渐显得不耐烦了，最后草草打住。事后他要大会秘书处对喊口号的时机、内容及领喊人员做出严格规定。
“九大”的政治局常委除毛以外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中央文革”这时停止活动，江青进了政治局。同时进政治局的还有叶群及林彪的亲信们，包括总参谋长黄永胜。百分之八十一的中央委员是新人，其中将近一半来自军队，广西、云南、内蒙古的新当权者都在内。林彪本人被史无前例地写进党章，称作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大清洗就此结尾。但杀人仍以各种名目继续进行。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起码有三百万人死于非命。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领导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