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进是第一个到LAMAR 的。他来的时候二十多岁，攻电机学士学位，依我做过教师的目光一眼看去，瘦高个，带付眼镜，应该是那种在班上总考前名的会念书的学生。 

徐进父亲解放前是中共东南亚的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任福建一所中国著名大学的党委书记，在文革中遭到非常惨烈的批斗。那时徐进只有三四岁，父母被拉出去斗，他蜷缩在家里的柜子里发抖，没有吃的，饿得发昏，没有一个人来管他，这个记忆如此深刻地烙印在他童年的脑子中，难以磨灭。他还没有懂事，已经遍尝人的凶残，冷漠和自私。 

一个人童年的残酷经历会影响他的终身，个性弱的人会变得懦弱，个性强的人会变得铁石心肠，冷眼对世界。记得我在北卡时与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邹先生于此有过一段对话，我谈起当官的应该有一种道德，那就是对穷人，底层人的同情和关怀，邹先生反驳我说，这是不存在的，习近平，他突然提起了习近平，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拿习近平来说事，因为当时是胡锦涛当政，习近平并不出名，比他风头健的大有人在，现在回忆起来，邹先生毕竟在党校教书多年，有很多内部消息，习近平将接班，他们可能早有风声，他说习近平当年父母被斗时，他形如孤儿，衣衫褴褛，沿着长江要饭，从上游要到下游，谁给过他同情和关怀？得到是人世的白眼，唾弃，势利，尝遍的是生存的酸甜和苍凉，如果有一天他当政了，他为什么要给这些衣衫禽兽同情和关怀，他可以做一百件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其中不会有一件是对这些禽兽的关怀。是的，仔细看习近平的像，初看是一种憨头憨脑，细看有一种执拗，一种超出西北人性格的冥顽不灵。 

徐进告诉我，他恨毛泽东，他将幼年的不幸大部分归罪于毛泽东，他牢记着父亲临别时的话，孩子去吧，好好念书，学一门技术，永远不要去搞政治，如果能留下，就留在那里，不行的话，记住这里还有你的家。他确实勤奋的念书，念得非常好。也不太与别人交往，只是在吃饭的时候， 与台湾同学在一起，那时候他的身边只有台湾同学，他就大骂毛泽东，等到我们大陆同学陆续来LAMAR了，他不再骂了，但是留下了沉重的恐惧，他非常害怕他骂毛泽东的话会传到大陆同学那里去，再传到领事馆去，将他抓回去。今天人对徐进的这种恐惧难以理解，但是八十年代初，毛泽东的余威尚在，人们对当年因对毛泽东语言不敬，甚至不小心说错话， 弄坏了肖像而死于非命家破人亡的记忆仍刻骨铭心，所以徐进的这种恐惧我完全理解。徐进对我非常信任，每当对我说起这种担心，我总是安慰他，但是我觉得我无法完全消除他心中这些疑虑。我也没有想到这些疑虑会对徐进以后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完全用逻辑和推理说清楚的。

徐进出现剧烈的变化是82年的寒假， 老贾受他父亲过去的老朋友的邀请到美国北方的一个家庭去过圣诞节。老贾走后引起了徐进的极大不安，他一再来问我老贾去哪里了，我告诉他老贾去他父亲朋友家过圣诞节了，他就是不相信，他对我说，他相信我是老实人，但是老贾不是，他是中共的密探，一定是去领事馆汇报他在台湾同学那里骂毛泽东的事情了，我向他以人格保证没有这个事情，他还是不相信。

天下确实没有全好的事情，我一直羡慕老贾威严的仪表，不要发脾气，大家就尊重他，害怕他，而我就不行，常常为了事情的不公平，气得暴跳如雷，火冒三丈，人家， 包挂我的孩子都常常不买账，要是能像老贾那样多好，和蔼悦色的就让大家服服帖帖。
老贾的脸不仅威严，有时让我想到莫扎特在深夜受到一个像僵尸的人委托写安魂曲，那个像僵尸的脸令莫扎特无限畏惧，认定是冥王派来的听差，写完安魂曲就死了。 

不过我当时没有想到一件事，为什么徐进会这么害怕，以至于我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现在回想起来，很可能有小赵的功劳，小赵那次看到老贾枕头下的领事馆信封后，对老贾无限尊重，听话，但内心一定不快乐，他是不是将自己的发现和情绪传染给了徐进，我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对徐进的这种恐惧无法自拔，愈陷愈深，非常不解，莫名其妙。 

下面我开始了一段很麻烦的日子，徐进愈来愈不正常了，一天要打几次电话给我，反复不清的问我老贾去哪里了，而且语言越来越无伦次，我断定他已经疯了，就到他宿舍去看他，他生活已无法自理，就是和我纠缠老贾去哪里了，我给他打了饭，但我是没有力量来照顾他的，我就将大陆的同学都找来了，我的本意是大家轮流照顾一下，但是没有得到响应，小赵说话了，我们各人都忙得很，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小赵认为，应该联系领事馆，让领事馆解决。我不是非常同意他的意见，我总觉得徐进只是一时卡住了，过几天就回过来了，不想将事情搞大，所以我们的讨论不了而终。 

回到宿舍，我又接到徐进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起来，声音变得非常慑人，他说他要投奔自由世界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说着电话突然断了，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要投奔台湾？

现在为了下文的继续，我要介绍一下背景资料。八十年代初的台湾完全不是今天这付熊样，还雄心勃勃的与大陆要一争高下，他们打的牌是以台湾的民主自由对决大陆的专制，所以初到美国的大陆学生和学者成了他们争取的目标，只要有一个大陆学生和学者投奔台湾，中央日报就在头版头条以反共义士的称呼加以报道，造成轰动效应，以此证明大陆人士向往台湾的民主制度。我在美国的二年，前后大约有十多个大陆人投奔台湾，成了反共义士。 

我觉得我只能打电话给领事馆了，我实在不愿意打这个电话，在我印象里，那是个是非之地，最好不要涉足，但是目前的事情我觉得不告诉领事馆是不对的，因为徐进疯了，不是真正要投奔自由世界。

我拿起电话来手都有些颤抖，不知道接我电话的是何方神圣，没有想到接我电话的这个教育领事比我还反动，以后我们臭味相投，在电话里一起交流在美国见闻和心得，大骂中共和大夸白人（不是美国（：））， 他原来是一所著名大学的外国文学教授，不知怎么搞来当教育领事了。记得一次我在电话里谈起最近碰到的一件不太悦心的事情，他连想都没有想就说这一定是黑人，白人不太可能这么做，所以此公对美国白人的崇拜比我有过之无不及，我们都没有在美国白待。那天在电话里他详细听了我的报告，他反复问我是不是肯定徐进疯了，我说肯定，在我与领事谈到一半的时候，三四个台湾学生进了我房间，我只能将电话挂掉，这几个台湾学生平时都与我很熟，现在半夜跑来与我大谈大陆的风景，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将我控制了，哪里也去不了。我表面上不得不陪他们聊山海经，实际心急如焚，不知领事馆明白不明白为什么电话突然断了，也不知领事馆下面决定怎么办。 

后边的情节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只记得黄安林来了，她怎么来的，是我叫的？还是她听到风声来帮助我？不过她来后我情况好多了，我变得自信了，毅然做出决定，告诉这几位台湾同学，如果他们是为徐进这么做的，那是没有必要的，徐进生病了，他疯了，台湾同学假装不明白，我说我要打个电话，让黄安林陪他们。我就到卫生间里去与领事馆打电话，我告诉领事馆几个台湾同学突然来了，在我房间里，估计徐进已经找了他们，要投奔台湾了。我还告诉领事，我对台湾同学说徐进疯了，不能当真，但是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不太相信我，领事馆仔细听了我的电话，告诉我，他们正在研究怎么办，叫我有新情况，就立即告诉他们。

后来这些台湾同学走了，第二天我发现他们看到我很不好意思，他们显然已经知道做了一件傻事情，而且现在全部台湾同学都知道发生什么了：徐进昨夜要求投奔自由，他们的头领如获至宝，以为可以在中央日报上又产生一个反共义士，立即将几个主要大陆学生控制，又定了加急机票，几个人送徐进立即去台湾，可是到了机场发现徐进语无伦次，不像正常人，显然搞一个精神病人到那里当反共义士，是架不住记者访问的，所以又将徐进拉了回来。现在他们看到我羞愧难当，脸非常尴尬，我倒是没有什么，这种误会在我们这两个手足兄弟中常常发生，是完全可以原谅的。

我将新情况告诉了领事馆，次日，教育领事和另外一个中国官员来了我们学校，他们带了不少我们中国学生来美国必带的宝贝，诸如景泰蓝，双面绣之类的东西，去见校长了。回来后，他们告诉我，学校态度非常好，他们答应后面徐进的生活全部由学校负责，直到徐进家人到来。然后他们回去后会马上联系徐进家人，我如释重负，卸了一付担子。

几天后领事告诉我，他们联系到了徐进的叔叔，他在泰国，将过来接徐进去泰国。电话结束时，领事加了一句，他叔叔不简单，银行的数字是八位数，领事显然非常惊奇，那时候中国人都穷得很，这是天文数字。我倒是不奇怪，我从徐进告诉我的情况看，他父亲解放前是中共在东南亚的负责人，那么他叔叔很可能也是这一条线上的。 

徐进事情真实和完整地记载了一个，中国刚走出暴政，经济各方面都处于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人们心里载负着前一时代的伧伤和包袱，远离家乡，在天涯海阁寻找出路的悲痛故事。那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在那个年代，在远离中国的它乡，所发生过的悲痛故事，应该远远不止徐进。


后来我与领事倒是成了朋友，因为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以及对待西方人文的继承上我们看法非常一致。有趣的是，我1983年回中国时经过旧金山换飞机，居然在机场碰到了他，然后我们就在机场一起抨击中国，交流在美国得到的心得而忘了时间，最后我突然发现上机时间快到了，我说我们赶快去找中国民航，他说不要找，走过去，哪个最乱，不排队的就是中国民航，我听了感到好凄凉，我知道，这是一种伤心疾首的倾诉。 

飞机上，在莽莽的云雾中，我向下俯瞰，美国大地上楼房星罗棋布，山河蜿蜿蜒蜒，我的心在说，别了，AMERICA，谢谢LAMAR，谢谢得克萨斯，谢谢美国，你让我看到了一片我从未见过的土地，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和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类。

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几年后，我会重新回来，变成它的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