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中的好汉们，都是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为营生的，那么要入这一行自然也有“行规”。

　　林冲雪夜上梁山后，拿着柴进的介绍信去拜见王伦，嫉贤妒能的王伦想：“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只是柴进面上却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顾他不得。”

　　于是王伦给林冲出了一道“强盗资格考试”题：“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这京城里工作过的林武师，以为“投名状”无非是书面答题，“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朱贵为他解释什么叫“投名状”：“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

　　王伦出这个难题，让欲到梁山避难的林冲没有理由回绝，因为这个入门考试题符合强盗的职业特点。强盗做的是刀口上舔血、脑袋别在腰上的高风险、高产出职业，自身安全是最重要的，干这行必须要求上下同心，祸福共担，否则极易遭来倾覆之祸。那么做强盗，必定要有强盗的职业特点和从业要求，敢于心黑手辣，敢于滥杀无辜。有着精神洁癖，有着正常人道德观的人不但不能做一个彻底的强盗，也会使别的强盗怀疑你的忠诚。

　　林武师在入梁山之前，虽然也杀了陆虞侯、富安和差拨，但那是为了报自己的血海深仇，这种杀人行为在那个时代，可以被正常的道德观所容纳，在人格上，林冲还是干净的。可一旦杀了一个与你无冤无仇的过路人，你的手就沾了血，你在人格上不再干净，你回头无路，这个强盗便做定了。——施耐庵写林冲前两天空手而归，第三天遇见了杨志，两人交手不分胜负，最终王伦免了林冲的“投名状”。
　　
　　《水浒》中许多人就是这样主动或者被动欠了血债，最后一条道走到黑的。李逵这种以杀人为乐、天生具有做强盗素质的人毕竟是少数。鲁达是一时暴怒杀了郑屠，不得已出家，因为野猪林里救了林冲，大相国寺里也呆不住了，最后落草为寇。武松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都头，因为老兄被害死不能昭雪，愤而杀人，然后一步步走向为寇的道路。杨志是失陷了生辰纲，回去不得。朱仝死活不愿意入伙，就让李逵摔死了小衙内，让他没法在官府的势力范围内立足，最后也是不得已上梁山。从梁山各色人物上山的路径来看，大多数人但凡还有条退路，都很犹犹豫豫，包括老大宋江。

　　江湖上的人是这样的，那么官府里的人呢？照样没办法独善其身。高俅以献媚宋徽宗起家，最后官至殿帅府太尉，这种媚上欺下的朝廷显贵，和童贯、蔡京是一丘之貉，自然没有干净的。而那些州县的地方官呢？照样如此。授受西门庆贿赂的阳谷县知县，利用权势开设“快活林娱乐公司”的张团练，陷害武松的张都监，将解珍、解宝关进死囚牢里的登州知府，以及收罗民脂民膏去为老丈人送礼的梁中书等等，哪一个不是贪官污吏。那么这些贪官们手下的小吏呢？除了孙定、叶孔目个别还固守良心底线的外，大多数是见钱眼开，为了金钱不惜伤天害理，为了个人利益根本不在乎法律尊严的小吏。这群人里面包括梁山的老大宋江以及他的心腹戴宗，还有施恩、蔡福、蔡庆等等。——大宋朝，真是从外到里，瓤子都坏了。在这样的酱缸里，坚守道德底线的人如果不同流合污，只能被排挤、被陷害、被边缘化。许多贪污腐败的“窝案”一出来，烂掉的是一个个班子。难道是上天安排，让一帮贪官如此巧合地聚在一起么？非也，同一个班子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不贪污，别人是不安全的，必须想方设法也要把他拉下水。民谣不是说有“四大铁”么？“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前二者是基于共同的青春经历而结下的友谊，后二者完全是相同的利害关系，彼此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在这没几个人是干净的社会里，大家都有原罪，那么行事的规矩就是权力的比拚、阴谋的比拚、金钱的比拚，这样比下去没有绝对的胜利者，最后要分输赢，只有暴力解决一切。这样一个社会，没有谁有安全感。林冲作为一个禁军教头，不是寻常百姓，但作为军官的他在高太尉面前就是弱者，他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武松可以将害人的老虎打死，可以负责一个县的治安，可是不能为自己屈死的哥哥伸冤；施恩父子是个管监狱的官员，可以操纵别的囚犯之生死，但在张团练、张都监面前也是一只待宰的羔羊；柴进可以庇护许多犯罪的人，却照样拿着铁券保不住自己的老宅。在这样的社会里，施暴者和受虐者的角色可以互换，强者和弱者只是相对的。那些知县、知府甚至太尉、丞相、皇帝也没有多大的安全感。因为暴力的比拚是没有规则的，不确定因素太多，风险往往无法预测，就像抗洪时要防止的“管涌”一样，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有个“管涌”。失了生辰纲，知州担心自己被太师免官，只得给何观察下最后限期破案的通牒，何观察为了保住饭碗，履险去水泊征讨，最后被割了耳朵；西门庆能买通知县，却挡不住武二郎自我执法；张观察、张团练、蒋门神合伙陷害武松，却想不到一家十几口被杀；高太尉也有被梁山俘虏的时候；即使是大宋王朝的“Number one”道君皇帝，在戒备森严时去和李师师幽会，也没想到梁山贼就在旁边。

　　所以，我们看到的《水浒》社会，被人害的人往往又是害人者，昨日为台上之贵，今日为阶下之囚。《水浒》在写刘高陷害花荣一章的结尾用了两句诗：“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这样的社会只可能是猴山，奉行的是丛林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