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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共产党有一份中央文件下发各军，要求各部做好战争和动员群众的工作，预备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打败国民党。这个设想一经传达，并不受土共军队高官看好，一位三野军官子弟回忆，他父亲当时作为纵队（军级）司令员，与很多同僚私下议论过这一判断，大家都不认为这个时间目标能够实现，虽然大家都有着跟国民党打到底的思想准备，但是要说在几年内就能够取胜，都表示不看好；私下的主流议论是：蒋介石那么多人马那么多枪，还有美国人鼎力支持，五年打胜这个判断，不太靠谱。

在战争初期，蒋介石不仅在兵力武器方面有着极大优势，除了这个有形的优势之外，还有一个无形的巨大优势——蒋政权通过零趸和批量卖国的方式抱上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大粗腿，为此，信心爆棚，总参谋在陈诚宣称要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

后来的事实演变证明，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仅仅三年时间就取得了全面胜利，五年全胜还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估计数字。实际上，在战争进行到一年半左右，全面胜利的曙光就已经出现了。应该说，这个后果是出乎国共双方意料的。

二、蒋政权的末日攻略

很多人从共产党军队的各种特征出发去分析，并解释这个快速胜利的原因，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答案。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和答案，需要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及其社会基础中间去寻找，因此，答案的主要部分或者说更有解释力的因素，是蒋政权内部成长起来的，在蒋政权内部成长起来的各种有利于其快速灭亡的趋势，本文总称为末日攻略。为了更好地理解共产党出乎意料的快速成功，格外需要分析一下蒋政权的末日攻略，是如何有利于快速结束解放战争的。

应该说，蒋政权虽然以压榨和镇压民众为能事，但还是有其自身的社会基础的。我们首先看看蒋政权的当然社会基础，如何看待蒋政权的兴废之机。

一个小资本家，原本是非常不看好共产党的，结果在很短时间内，就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武汉长江委前造反派领袖顾建棠，小学毕业就被送去当学徒，他在工厂当学徒的时候，恰逢抗战胜利，当时内战眼看就要爆发，工厂主说共产党肯定不行，打不过国民党。到1946年的时候，工厂主说不好了，老共要得天下了，我就问他说“先生，你怎么知道共产党要得天下呢？”他说现在99%的人反对老蒋，80%的人支持老共，老共还不得天下？

不过，这个工厂主也是蒋政权的得力助手，也一同拼命地得罪民众，把每一个尚存希望的普通人，都要赶上革命的道路而后止。顾建棠说“在工厂里由于不堪虐待，我就逃跑回家，因为家里无法向老板赔钱，父亲就要我回去，我就中途逃跑。结果在外面碰到解放军，跟在他们屁股后头走，那个排长问我为什么要跟着他们，我说因为没有饭吃就想要跟他们参军。我记得当天晚上吃的第一顿饭是包谷米饭，菜就是咸菜炒黄豆，但是可以吃饱。本来我想要跟着渡江，因为家乡解放了，组织上要求回原籍参加接受政权。”

蒋政权的末日攻略中间，最有成效的“作死事业”是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和群体，以极端的策略和姿态，去快速得罪民众，从而以最快的速度丧尽人心。上述小老板一面抱怨蒋政权丧尽人心，一方面非常积极而坚定地把手下一名学徒工，驱赶到共产党队伍中间去，各个阶层都协调一致地把民众驱赶到共产党的支持队伍中间去，算是末日攻略中间最有成效的作死努力。

早在1930年代前期，国民党围剿红军的方面军总指挥陈诚，就在江西发现：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基层政权，无不以驱赶民众参加红军为能事。

上文的小老板说到，哪怕到了最后到蒋政权人心丧尽的时日，也还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是不支持共产党的，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是，蒋政权有其自身的社会基础和阶级队伍，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是，在这一部分蒋政权的天然或者永不赞同共产党的基础内部，变化也依然极端惊人。我们看看，在共产党明显会获得胜利的当口，城乡上流社会成员及其子弟的选择，就更有意思了。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老田访问过临近解放时期武汉地下党成员宋洛等人，据他回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往往缺乏经费支持，革命者需要自己解决生计来源，按照今天的网络语言，革命是一项标准的“自干五”事业，而临近解放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职业难找，很多地下党员的生活极端困难，往往依靠党的朋友——这些朋友往往是国民党治下的先富先贵群体——这些朋友很多人是大资本家。这些党外朋友中间，很多人对国民党感到绝望，表现出接近共产党的“进步倾向”，这个进步倾向可真可假，真的不需要展开分析，而假的则把对共产党的事先支持视为一项“投资事业”——在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前就获得共产党人的友谊。也就是说，在国民党社会基础的上层，现在已经出现了一项普遍的明智策略——两边下注——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一样下注。这样的下注，实际上还是有效果的，据老田访问多位有地下党经历的老革命所知，建国后的民主改革和五反运动，从根本上夺去了资本家的领导权并在舆论上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文化资本，这近乎一致地在地下党干部中间激起反感，并在一定程度上与解放初期南下的主流干部群体形成不同政见。

在农村的地主阶层中间，对未来预做准备的也很不少。因为知道共产党来了肯定要进行土改，相当多的地主把自己的土地卖出，或者转移给亲友。最后，新区土改政策中间不得不针对地主的策略写入针对性的条款——以解放前三年的土地占有状况作为划成分的依据，而且，在家庭成分判定中间，单独列入“破落地主”成分——这是直接针对那些采取明智策略分散或者卖出土地而量身定造的。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除了赢得友谊或者进行财产转移的策略之外，旧统治阶级成员最为重要的规划，是对于职业生涯的合理规划。到了解放战争晚期，一位苏南的小地主，家里只有两个儿子，中学毕业了就失业在家，就寄希望于共产党，相互约定要去解放区参军。其中一位左倾青年的后辈评论说：我爷爷只有两个儿子，他竟然同意两个人一起离家，穿越国共大战的战线。就这样，这两个青年跟着解放军南下，当了南下干部建设新政权，最后去了北京。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老田访问过解放前武汉大学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吴仲炎，他说自己在武大的宿舍，简直是门庭若市，许多倾向进步的大学生往来频密，几乎是应接不暇。今天回想起来，那个时期家里有钱供大学生的，在各县都要算是大地主的富户，这些大地主子弟看的很清楚，共产党要得天下了，所以，削尖了脑袋要钻进共产党组织，为了应付这些无比热情和进步的大地主子弟，结果把共产党秘密支部负责人都累坏了。在改革时代紧跟世界银行的指挥棒、高举私有化大旗的“董股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董辅礽），就是在吴仲炎手上入党的。

有位上海的朋友告诉过我，说建国前上海高校地下党各支部中间，有一个真实存在的鄙视链：同济的党内同志瞧不上复旦的，说复旦支部手太松，很多明显是投机分子都让他们入党了。这就说明，到了蒋政权晚期，其自身的社会基础，都已经不看好国民党了，哪怕是做投机选择，也是冲着共产党去的，而且这还不是个别情况，至少在长江流域各高校中间到处都流行。

1955年胡风事件之后，共产党政权进行过一次普遍的内部肃反运动——“清理中层”，试图把投机分子入党的成员清理出去，但是，那些人此时已经成为真正的、最积极的左派，也是各单位内部最用心侍奉领导的好干部。结果，正是这一批左派与领导联手，在1957年把那些真诚关心共产党作风进步，并批评领导不良作风的人，打成了扩大化的右派，学部经济所的反右运动就特别具有典型性。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对共产党成分和作风的改造，是真实存在的。

三、末日攻略在今天的翻新应用

一般而言，末日攻略的最有效实现方式，是以各类政权代理人身份滥用权力去得罪民众，从而逐步实现丧尽人心的目标。末日攻略的次有效实现方式，是统治阶级成员滥用优势地位，去侵犯或蔑视民众的正当利益和诉求，结果从感情上塑造社会上下层之间绝对的相互对立；例如任志强就长期干这个活儿，任志强作为统治阶级优秀成员，长期不懈地蔑视小资白领阶层对高居住成本的痛切感受...

观察今日中国，存在着明显的沉船派群体及其经常实施的沉船派策略，这些策略可以与蒋政权晚期的末日攻略进行对照分析。今天的沉船派策略还有着巨大的进化，除了死命地得罪民众之外，与蒋政权晚期末日攻略不同，很多坏官贪官还往往标榜民主自由和宪政，似乎这些人还成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热切代言人。对于这些沉船派策略而言，以代言人的身份去得罪民众并拼命地损坏现政权合法性，是他们公权私用并攫取经济利益的策略，而以民主宪政代言人身份发言，则是为将来可能的变化完成后去积累自身的政治资本。

换言之，今日沉船派的末日攻略，表现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目标选择。一般而言，官员们在公权私用实现个人发财目标时，往往需要进行各种政治上的包装把自己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说成是符合政策需要的事业，从而更加有力地塑造出自己私人目标与现政权的一致性那种印象，即便坏官贪官主观上不是刻意要贬损合法性以营私舞弊，但客观后果上存在着这样的对应关系——把政权合法性“典当”为个人私利。

除了官员个人的营私舞弊之外，对底层民众选择过度执法或者镇压策略，也是快速得罪大多数的有效策略。南方某省警察机构，长期敌视底层民众，某市特警演习科目就演练以讨薪农民工积聚为对象。还曾经不顾舆论谴责抓捕劳工维权NGO负责人，抓捕之后还以抹黑抓捕对象的方式去争取舆论支持，结果被批为执法机构对法律事务没有兴趣。前不久，警方又以可笑的借口，去抓捕青年学生张云帆。执法机构，对于法律的规定没有起码的尊重，执行起来往往极端随意，这是得罪老百姓的有效方法。山西恶警王文军残酷杀害民工周秀云，在执法机构内部竟然难于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那群执政者的法律意识的一个有效检验，类似于王文军这样的案子，每出现一个都会导致政权无形资产的净损失，但体制内似乎并不存在维护无形资产的机构。

在对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区别对待方面，往往存在着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规则，这也是损坏政权合法性的有力策略。某起于南方的地方大员，无论是在中部任职还是在首都圈镇守，到任之后必定宣讲“政府是保姆、资本家老大”的执政观念。这样的执政理念不符合公开宣示的执政党纲领，但在官场却是真规则，无节制地支持富人，无节制地蔑视和得罪穷人，是到处都可以观察到的现象，甚至，一些坏官贪官往往通过支持富人去榨取穷人的正当利益，这也成为他们口头上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努力方向。某年南方某本田工厂罢工时，有地方工会官员从与资方的友谊和需要出发雇佣流氓势力，去对付罢工工人。总而言之，不管是出于官员个人的私利选择，还是一些聪明官员自觉选择的政策扶持方向，都很容易把资本积累的负外部性，转嫁给政权背负，应该说，这是一切政权都无法轻松承受的重负。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政权合法性作为一个隐而不彰的无形资产，受到损害之后，往往难于修复。从历史经验看，到了末日攻略时期，官员私利作为努力方向，往往成为主流，与此针锋相对的修复努力，往往会归于无效。蒋政权晚期为了恢复货币的信誉，进行过金圆券改革，作为上等人表示对政权的支持和信任，有人亲眼目睹梅兰芳去银行柜台兑出黄金表示对政府的支持；同时，也为了显示修复合法性的诚意，蒋介石派出蒋经国去上海“打老虎”以节制投机资本，结果反而是蒋经国被召回——因为投机牟利群体对于政权而言是不方便触动的。不仅蒋政权如此，历朝历代的改革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趋势，往往出台各种调节统治阶级成员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政策，结局都是改革家自己被强势群体联手赶下台。也就是说，到了末日攻略时代，各种修复策略及其人格化代表，都被视为强势群体的叛徒或异己力量而优先被定点拔除，这样的历史经验表明：统治阶级成员短期利益最大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末日攻略本身有着自动地成为不可逆转的主流和内在的加速趋势.

作为国家镇压机器，在运作过程中间往往会出现对下层的“宁枉勿纵”和对上层的“宁纵勿枉”，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信誉。2009年的郑州四君子案件中间，警察当局非法拘禁纪念开国领袖的四君子，并以极其可笑的罪名判刑。张正耀、葛丽英夫妇在监狱中间发现，今日监狱中间关押了过多的社会底层和边缘的人士，这些人中间许多人的错误或者不当行为其实主要是一个教育问题，但是，镇压机器倾向于对这些人多抓和长期关押，对于底层那些可抓可不抓的人，选择宁枉勿纵；而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极大的上层犯罪行为，往往因为其社会资本丰厚而选择宁纵勿枉，这背后涉及到一个众所周知的经营领域；而张正耀夫妇发现，监狱管理方面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经常性与关押对象谈判，让其争取立功和减刑，因为张正耀拒绝减刑坚持坐满刑期，管理方面表示极度失望。这种司法现实，极大地损害了政权的无形资产，以至于任何挑战镇压机器的行为，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舆论支持，典型的如杨佳在上海警局杀人案在网络发酵过程。

每一个政权都有着足够的冲动去维护合法性，防范或者打压贬损政权合法性的言论，甚至用各种非正当手段去弥合业已存在的不满意，这也是另外的合法性修复策略。典型的历史案例如曹操军中缺粮，他一时解决不了缺粮问题，就选择把粮官杀头去收买军心，这是绝对牺牲统治阶级成员个人去修复整体需要的合法性或者信誉。但是，在末日攻略时期，情况是相反了，为了统治阶级成员个人利益最大化，不惜过度贬损整体的无形资产，最常见的状况就是对贪官的各种“合法性典当牟利”缺乏有效和及时的制约，也不存在对合法性修复的有效维护方案。

连曹操那种马基雅维利式的“聪明策略”，看起来都不可能出现在合法性维护的策略清单之中，曹操的策略不存在任何政治正义或者司法公正，但是其维护合法性的动机是真诚的，后果也可能是有效的，即便是从动机和后果一致的观察角度看，我们今天都很难看到了。

而最常见状况反而是：往往通过最大化打击底层的“庶人物议”来营造白色恐怖，以为这样就能够维护或者减缓合法性贬损，结果只能是最大化地丧尽人心。这一次张云帆被广东警方抓捕并处理的过程，就是很典型的案例，这样的白色恐怖营造过程，显然丝毫都无助于合法性修复和维护，而是反过来，只会有助于最大化地快速丧尽人心。反过来，对于“官学产媒四大同盟”及其代言人公开地贬损政权合法性的行为，却很少得到起码的节制。也就是说，镇压机器对于应该镇压谁，完全弄颠倒了，北大教授贺卫方更符合镇压标准却长期逍遥法外，而北大毕业生张云帆即便有所不足也完全属于教育范围，却被镇压机器进行了过度处理。也就是说，末日攻略本身包含着一套认识论或者方法——策略选择方面往往只关注对底层的打压，而选择性漠视源头上的节制——策略和认识论都内在一贯地体现了“阶级过滤机制”。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