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權貴資本家的潛規則

鄧聿文

萬達、樂視、融創、復星、海航等幾家近年來在海外頻繁大手筆併購和投資的巨頭企業，最近受到了中國當局的敲打，它們在國內的信貸和公司發債等業務被排查與限制。而在過去，其海外併購和投資一直受到政府鼓勵和扶持。這除了反映中國嚴峻的金融狀況外，也暴露出這些巨頭企業和中國政府扯不清的隱秘關係。
資本與權力、資本與政治從來是孿生兄弟，這無關社會制度，不過，在當下中國，資本與權力或政治的密切程度要超過多數國家，學界有一種說法，中國是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老資格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多年來就一直把權貴資本主義視作中國最嚴重的問題。從某個角度而言，這是對的。
今年以來，幾個頂級富豪相繼出事。除了逃亡在外的郭文貴外，股市大鱷肖建華、安邦掌門人吳小暉、地產商人黃如倫先後遭中國政府調查，輿論將之與中共十九大掛起鈎來，認為是習近平在十九大前要對權貴資本開刀。包括萬達等企業最近的遭遇是否有這個含義我不作猜測，但防止權貴資本在十九大前“興風作浪”對習近平來說卻是必要的。設想一下，假如在這個關乎習近平歷史地位的黨代會前中國股市出現2015年那種崩盤景象，會發生什麼？當局最近召開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國務院下面成立了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就是嗅到了金融危機正在逼近的風險。誰有能力在中國製造一場金融危機？非權貴資本莫屬，一些權貴資本，控制着萬億資產，如果要在資本市場掀起一場風浪，是很容易的。有種看法就認為，肖建華參與了2015年的股災。所以，對習和中共高層而言，決不能讓類似2015年的股災在十九大前重演，破壞這個精心編排的黨代會，釀成經濟危機甚或政治危機。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麼要整肅這些資本大佬。
除此之外，這些資本大佬與中共高層親屬曾經或目前仍有股權或其它官商勾結的關聯，讓高層的公信力與內部穩定面臨一定的危險性與不確定性。不說郭文貴未經證實的轟動性指控，稱高層親屬和海航高管合作以一種隱秘的方式將國有資本化公為私。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一些媒體也曾通過對離岸公司的調查披露高層子女如何利用父輩權力和影響力參與商業活動和利益交易。故在十九大召開前夕當局正在協商下一屆領導班子的情況下，為競爭上位，黨內高層不排除有人在此敏感時刻放料，製造內部矛盾，打亂習中央的人事部署。為防此種情況出現，當局需要採取動作，將那些有可能導致高層內亂的資本大佬予以控制，以免出現更多的郭文貴。
馬克思曾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帶着血和骯髒的東西。這話證之中國資本大體是合適的。雖然不能說所有的資本都是骯髒的，但至少可以說，在中國，如果不跟權力緊密地勾結起來，參與一些骯髒的腐敗交易，很難做大。
原因不主要在於資本想主動作惡——儘管不排除一些富豪在獲取第一桶金時或者以後主動投靠權力，而在於，這是一個讓人不得不作惡的體制。在當局壟斷主要的國家權力和資源的情況下，資本要想發展壯大，就不得不去行賄國家工作人員，和權力緊緊地捆綁在一起，以贏得不公平的市場競爭。
以黃如倫來說，前不久被天津市檢察院以行賄罪起訴，其行賄的對象包括雲南前省委書記白恩培。後者已經被判死緩。黃生於福建，後移民菲律賓，在上世紀90年代初回到福建，據許多海外媒體報道，同當時主政福建的某前國家領導人攀上了關係，該領導人後來上調北京，黃也跟着上北京，開發了一個名為世紀金源的地產項目。黃後來在中國的許多城市複製了該地產項目的模式，以低價購得土地、又以建築隊墊資等方式將項目做起來，可以說，與該國家領導人的交往是黃髮達的起點。
黃如倫的地產發跡史在房地產行業頗具代表性，但其他行業也一樣。比如吳小暉的安邦保險，這家成立於2004年的保險公司，2011年註冊資本金變更為120億元人民幣，到2017總資產已經達到19710億元人民幣，這裡面的原因，同吳小暉與鄧家聯姻，以及幾個紅二代成為安邦的隱形股東大有關係。
隨着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大規模私有化和金融市場化，幾乎在每個行業，都產生了一批富豪。如同黃如倫和吳小暉，權力（政治）介入資本，資本也介入權力（政治），兩者高度結合在一起，在中國形成了權貴資本和權貴資本主義。這之後差不多20年時間，是權貴資本高速發展的時期，並在電力、金融、珠寶等行業，出現了幾個政治家族壟斷的現象。
中共放行權貴資本以及權力和資本向各自的領域滲透，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也是有意為之。前者是合法性的需要，後者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在喪失了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又不肯放棄一黨專政的情況下，要想贏得民眾對政權的認可，辦法就是發展經濟，讓商品成為拜物教，使人們沉醉在發財夢中。只要能使經濟得到發展，讓人們能夠發財，不管用什麼方式，無論白貓黑貓都行。不過，黨國雖然鼓勵全民致富，但從實際情形來看，並不是人人都能致富，黨國還是希望把發財的機會留給自己的子弟，所以才會有改革初期的“贖買”政策，即賦予官員或者官員的子弟一些特權和特殊政策，讓他們經商做生意，當然，這個政策有一個好的“目的”——減少改革的阻力。
但這個政策一泛濫，在實踐中就不僅止於高乾子弟和下海官員，而必然波及權力本身，誰離權力最近，誰的發財致富機會就多。它打開了官商勾結的“潘多拉”之盒。現在回過頭看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實際上賦予了權貴資本一種“正當性”。
江的“三個代表”是鄧小平之後中共一次成功的理論創新和實踐轉型，它允許資本家入黨，從而把中共從過去的工人階級政黨改造成某種意義上的全民黨，擴大了黨的階級基礎，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黨的合法性問題。但“三個代表”客觀上也導致權貴資本的壯大。因為要將資本家也納入黨的隊伍里，就不能不賦予他們一種政治身份。而這種政治身份必然會成為資本的護身符。所以整個江澤民時期，是權貴資本的蜜月期。
江之後的胡錦濤時期，權貴資本的後遺症開始顯現。社會對權貴資本的不滿增大，最突出的表現就是2004年出現的一場全民性的國有產權改革大討論。為回應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胡提出了“和諧社會”指導思想，但“和諧社會”企圖通過調和方式來抹平資本和大眾的矛盾，並不能解決問題。實際上，權貴資本在胡時期並沒有受到真正約束，還在繼續壯大。
最近幾年，權貴資本通過將槓桿運作到極致化，已經觸發了中國的系統性金融危機。對中共來說，權貴資本是一把雙刃劍。雖然中共想把權貴資本限定在經濟和資本領域，但資本的本性是擴張，發展到一定時候，必然要向政治領域延伸，在國家機器中尋找代理人，何況權貴資本本來就是資本和權力結合的產物，擴張的欲望更加強烈，也更有條件，通過干擾國家的產業、經濟和金融政策以及人事安排等，進一步維持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優勢。可這樣一來，勢必使權貴資本和其他資本的矛盾加深，並從整體上損害黨國的利益，導致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加劇。
權貴資本雖然在其發展初期有助於經濟增長，增加中共“合法性”，然而，一旦權貴資本坐大，在經濟上，它將扼殺市場競爭和效率；在政治上，加重權力腐敗，製造和大眾的對立。所以，權貴資本有利於整個權貴階層的利益，但不利於國家的整體利益。以貧富差距的擴大為例，這幾年進入胡潤富豪榜的億萬富豪越來越多，與此同時，很多中產階級有可能再次滑入貧困階層。中國基尼係數一直維持高水平，制約了發展後勁，使中國難以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不過，即使在權貴階層，這種利益也不是均分的，有些權貴獲益多一點，有些權貴獲益少一點，從而引發權貴內部的不滿和分化。
對最高統治者而言，一方面需要在權貴階層維持大體平衡，不能讓某個權貴勢力坐大，挑戰自己權威；另一方面，也多少要兼顧全社會利益。當某個權貴資本在他看來有坐大之勢，引發權貴階層其他勢力不滿，且也不利社會利益時，就需要對其清理了。因此，習近平是否要對前述幾個頂級富豪進行整肅，給十九大創造一個“風清氣正”環境，並不是問題的關鍵（當然，他們被抓肯定是在資本和權貴的勾連中有違法行為，觸犯了黨國利益），關鍵是，不是這個富豪，就是那個富豪要遭到整肅。總有些人因為某種原因要成為權力整肅的對象。
雖然資本做大後，可以支配權力，但在黨國體制下，終究是權力支配資本，尤其是當資本過於招搖，染指政治或者捲入政治鬥爭中，它遭到打擊幾可肯定。歷史提供了這方面的案例。呂不韋是中國最成功的商人。他靠投機和一系列高超的政治手腕當上了秦國的丞相和相國攝政，在秦國政壇呼風喚雨幾十年，為秦國的穩定和最終統一六國作出了很大貢獻，然而，當他的權勢觸及王權本身的利益後，也就埋下了禍根，最後被秦始皇逼得服毒自殺。胡雪岩是中國商人的又一偶像，相比呂不韋，他是以紅頂商人的面目出現的。他的發跡得益於左宗棠等人，早年，他作為權臣左宗棠的幕僚在鎮壓太平軍中有功，被慈禧賜予二品頂戴，但在晚年卻陷入左宗棠和李鴻章的鬥爭，成為左李權鬥的犧牲品，雖然保得性命，終一貧如洗。呂不韋和胡雪岩，相隔兩千餘年，一個是當時最有權勢的大臣，一個是當時最富有的商人，然而最後的命運卻很相同，在權力尤其是最高權力決定遊戲規則的制度下，一着不慎，滿盤皆輸。
這種遊戲規則在今天也沒有本質的改變，某種程度上甚至還不如那兩個時代，因為少了道德的約束。所以，權貴資本雖然是最有權勢的資本，然而，在權力面前，尤其是在最高權力面前，它又是一個弱者，隨時有可能被權力出於政治需要而打壓和犧牲掉。說得難聽點，包括權貴資本在內的中國富豪，在權力面前，不過是一隻養肥了待宰割的羔羊而已，他們和其他商人的區別，僅僅在於他們能夠得到權力的庇護。可權力一旦不庇護，他們的命運也就好不到哪兒。
為着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中國需要清理權貴資本，然而，若只清理權貴資本而不改變權貴政治，約束權力本身，雖然割了一茬韭菜，宰了幾隻羔羊，它仍然會“頑強”生長起來。頂級富豪們的下場再次說明，當一個政權由少數人決定，指望資本不腐敗不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