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思维的第三个层面 ——回网友嘎拉哈、孤独的远方等 2014年2月27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使得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同年12月13日，国家举行了首个公祭日，南京全城默哀。可是，当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却质疑中方的用意何在，对为何在战后69年才设立国家公祭日，称“南京大屠杀”为“南京事件”，怀疑死亡人数30万的说法，并称这是无法查证的。 从这里看到，中国人的这么重视，没有引起日本人的一点点儿内疚，反而还怀疑。我不禁要问，你们日本人的军队来南京没有？肆意践踏这片土地没有？30万不准，3个人你们杀没有？ 这是肯定的吧。那你们为什么不道歉？ 从思维的角度看，不是他们不聪明，不是不理性，甚至也不是不文明礼貌。 昨晚看到嘎拉哈留言“所谓理性思维，就是一个人站在独立第三者的角度，用自己的意识观察自己的意识的能力”，以及远方的孤独“这里这些人有主观的自我意识和客观的自我意识。先说客观的自我意识，怎么证明是客观呢？什么标准？再来看主观的自我意识，这就麻烦了，hypocrite就大量涌现了，你看我们人类的社会最大的问题难道不是这些主观的自我意识带来的，可不可以解释希特勒，，，的自我意识？”的这一段后，我感觉强烈。其后，Pia@、道还等留言点赞，我更觉得这个视觉应该得到进一步的理解，因为这里可能潜藏着日本人“心理结症”的思维依据。 什么是“自己的意识观察自己的意识”？就是自己走进“自己意识与其意指对象的关系之中来审视它作为‘思维着’的自己”。简言之，不仅是把自身的意识当作自我思维着的对象来思考，而且是顺着意识的内在方向，向内思考，用康德的话说，叫做“对我的内直观的意识”。 康德的思考，面对的思想背景是培根等人经验论与笛卡尔等人唯理论的争论。培根等人认为，感性经验是一切知识和观念的唯一来源。尽管经验论里也有人主张经验是主观自生的或上帝赋予的，但最终都是把经验看作是知识、认识的唯一来源。经验论的最大缺陷，是无法提供认识的普遍性，无法说明发展起来的科学的必然性。笛卡尔等人则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可靠知识不是、也不可能来自经验，而是从先天的、无可否认的“自明之理”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的。他们把这种“自明之理”，称之为人心中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以及传统的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唯理论的最大缺陷，是无法找到“自明之理”的自身根据。 康德考虑到了双方的合理之处，也思考了他们的漏洞，进行了借鉴，提出人类的意识，既要与经验现象相连，又不是白纸一张，而是先验的被赋予了诸如空间、时间、逻辑等这些 “先天范畴”的规定，而这些规定都在于内意识里存在的“意识的统一性”。 首先，康德指出，我所以能认识对象，在于内意识具有把对象内直观的“意识的统一性”。他说，“我不是仅仅通过我在思维而认识某个客体的，而是惟有通过我就一切思维都存在于其中的那种意识的统一性而言规定一个被给予的直观，我才能认识某个对象。因此，我甚至也不是通过我意识到我自己在思维来认识我自己的，而是当我意识到对我自己的直观是在思维功能方面被规定了的时，我认识到我自己”。这里的“对我自己的直观是在思维功能方面被规定了的时”，就是看到了内意识里的我之所以能内直观思维，在于这个我早已被规定了“先天范畴”。 这里的这个“自我意识”不仅把自己规定为客体，而且同规定为主体的性质，因为“客体并不是对作出规定的自我的意识，而仅仅是对可被规定的自我的意识，亦即对我的内直观（如果它的杂多能够按照思维中统觉的统一性的普遍条件被联结起来的话）的意识”。 其次，康德指出，这种向内思维的自我，必然在这种直观中既能寻找到自身是实体，又能认识到自己为本体。如果“我思”等于是说“我在思维时实存”，那么“就是在实存方面规定着主体，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同时是客体。”因此，在它里面就已经不再仅仅有思维的自发性，而是还有直观的感受性，也就是说，对我自己的思维被运用于对同一个主体的经验性直观。在这种情况下，能思维的自我必然在这种直观中寻找为实体、原因等范畴而使用其逻辑功能的条件，以便不仅仅通过“我”来标示自己为客体自身，而且还规定自己存在的方式，也就是说，认识自己为本体。” 这就是说，如果要想象一个能真正清楚思维的存在者，突破那些“二律背反“的糊涂状况，人们就必须设身处地，把要考虑的客体掉换成他自己的主体，而且我们之所以对一个思想来说，要求其主体的绝对统一性，只是因为若不然，就不能说是“我思”。因为尽管思想的整体能够被分割、并分布于诸多主体中间，但主观的我却不能被分割和分布，而且我们在一切思维中都毕竟以这个“我”为前提条件。 由此可见，“自我意识”在其一般的意义上，就是作为一切统一性的条件且本身无条件的东西的表象。所以，能思维的“我”把自身思维成为实体、客体、主体、单纯的、在一切时间中都是数目上同一的、是一切存在的相关物、其他一切存在，都必须从这个相关物推论出来的根据，在于它是“被内意识里规定了的多重性存在”。 因此，这个“站在独立第三者的角度，用自己的意识观察自己的意识”，不是站在意识之外，这种思考不是单一关系的，也不是简单直接的。这个“我思”既要通过对象化的意识的关系，又要结成与意识的对象化的关系；这个“我思”既要同自己的意识对象发生主体的关系，又要发生客体的关系。所以，在自我意识发生时，既存在着主观的自我意识，也存在着客观的自我意识；既存在着作为个体的自我，也存在着作为群体的自我，这些关系及其样式制约着怎样更真实的自我意识。 如果说在意识的层面，人们看到了并把握了“意识与对象的关系”，理性能够发明并掌握技术，但没有把“意识与对象的关系”同“思维着”联系起来反思，此时的意识就没有把概念收归自身，不能领略“概念与理性”的内在必然关系，理性也就不能用“自己内在的普遍性”赋予事物作为对象的普遍性。没有理性的普遍性，具有普遍性的科学就没有诞生的內在根据。 如果说在自我意识层面，人们看到了并把握了“意识与对象的关系”同“思维着”的联系，这种自我意识能建立科学，创造丰富的产品与强大的能力，但这些产品及其力量，回过头来残害人们自己。这样的社会的大多数人，还不自愿接受“科学的真理性不是来自于外在的自我意识，而是来源于内在的自我意识”，即来源于人们自己内意识的信奉观念。 这个内意识里“观念规定”，潜藏在背后，通过“自我意识”指挥着“意识”。如果没有“日耳曼民族优秀”的信奉， 就不可能有希特勒现象；如果“大和民族”能够产生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内意识”反思，即使杀了人，也会自我忏悔的。 没有“内意识”反思的自我意识，最多只能认错，不会道歉。即使是“道歉”，也不是内心里的心甘情愿，因为没有忏悔。 没有忏悔，人们的心不会平静宁静沉静，更不可能恬静。即使再怎么聪敏，比猴都尖儿，人们也只能看到真，体会不到真正的善和美。所以，“内意识”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反思的能力，也是一种境界。 这个境界类似于佛印面对苏轼是的心态。 佛印与苏轼，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 有一天打坐时，苏轼问：“你看看我像什么啊？” 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 苏轼听后大笑，对佛印说：“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就活像一摊牛粪。” 苏轼觉得占了便宜，胜利之喜悦，他回家就在苏小妹面前炫耀这件事。可没料到，苏小妹冷笑一下对他说，“就你这个悟性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说佛印像牛粪，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 如果没有这样的境界，我们能像苏小妹那样把事情里真正的那面看明白吗？ 如果我们能沿着自我意识的内在方向反思，真的学会“用自己的意识观察自己的内在意识”，真的理解“主观的自我意识和客观的自我意识”的在内意识自身的必然性，那么我们就能进入更深的思维层面，更加能清楚地理解生活里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及其矛盾。这就是清楚思维的第三个层面。在这个层面，我们就不仅有解释人的糊涂状态的必然性，也能“解释希特勒”的可能性，还能解释“东条英机”们的心理障碍。 日本可以不道歉，但不道歉，你至多也就永远停在苏轼的自以为是、其实为人耻笑的状态，既尝不到苏小妹的明朗清新，更无法体会佛印的愉悦境界。 魏中军 2018.1.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