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军

    核心阵地被袭事件引起了上级的高度关注，三小时内来四封电报，询问情况，指导方略。队长在没有经过支部讨论的情况下，主动向上级承担了责任，此事在业务单位的党员和支委中引发了议论，主要意见是：既然上级给我们派出了警卫部队，发生警戒漏洞主要责任应由警卫负责人承担，队长主要责任是对业务工作的指挥、组织和实施，在事件发生时如果不是队长带领人员堵住了敌人，发生重大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队长不但无过，应该有功，至少不应负主要责任，他个人未经过支部讨论擅自向上级做出的汇报是错误的，应通过支部决议向上级更正。

    队长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召开了业务部门全体党员大会，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对我们说：“我谢谢同志们的好意，但同志们呀，不要这样做，参战前上级任命我为支部书记、队长兼指导员，就是把这一百多号人交给了我，我对这支部队的所有事情都要负全责……

    “不要埋怨警卫部队，行军时他们背设备，扛给养；有情况他们打冲锋、流鲜血；到了驻地他们要挖工事、放警戒，找水做饭，到了战后，他们提干、入学，升迁的机会绝对大大少于我们，就是转业复员，在座的同志也要比人家安排的好得多，起码你还有技术嘛！为什么老要攀比人家呢？遇胜就争功夺利，遇败则推诿攀掾，这可是兵家大忌。国民党就是这样失败的呀！……

    “咱这里如果造成重大损失，我和同志们牺牲了，也就无所谓责任了。不是没有造成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现在开始，专心工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好不好？武锋牺牲了，我心里很乱，求同志们不要再给我添乱了，行不行？”

    唉！我们还能说啥呢？

    在战场上，我军对谅山进行了三天的包围，期待能吸引敌河内守军进行增援，消灭其有生力量。此时一些国家做出了错误判断，日本一位“战略家”宣称：中国军队由于重大伤亡和后勤问题，已无力攻打凉山。哈！什么狗屁战略家！

    越南人倒是很沉得住气，三天的侦察未发现敌人有增援谅山、援救“王牌师”的任何动作，于是上级发出命令攻击谅山，只一天，敌王牌师316A即被彻底打垮。

    谅山拿下后，由于我军已无实现战役目的的可能，加之国际形势发生不利变化，1979年3月5日，中央发出撤军命令，计划通过撤军将敌吸引至边界地区给于牵制和打击，于是，各路大军纷纷撤回，并牢固占领了老山、法卡山、扣林山有利地形，进入了为期10年的边境战争。

    3月5日，我分队接到命令，在撤退中隐蔽在大军后卫部队附近相机运动，侦察敌反扑部队的位置和兵力部署，于是，召开支部会详细研究了工作方法和行进路线，最后，由队长总结讲话，他着重谈了撤退中可能发生的问题：

    “敌前撤退，是所有军事行动中最困难的，越南军队并未被消灭，并熟知毛主席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住我扰，敌疲我打。’的十六字方针，在我军撤退中必有频繁的追击、包抄动作，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同时，很多战例表明：部队撤退时军心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进攻中的勇士在撤退时很可能变成草包！因为进攻时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牺牲，你就不怕牺牲。而撤退时每走一步，你就离家门近了一步，求生欲望就会特别强烈，为了保命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大家一定要高度注意，做好自己的思想工作，做好下属的思想工作，是好汉就要有始有终。

    “我们不但要完成最后的任务，还要完整的把队伍带回去，伤员和烈士的遗体一个不能丢！资料没有用的烧掉，设备挂上手榴弹，撤不出来就炸！哪个单位乱了营，那他的负责人就别回去了，只要有一个同志回不去，我也就不回去了！”

    整理行装，告别了驻守五天五夜的南山头，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越军的追击部队分成无数小股，追截我后卫部队，残留的敌人也纷纷涌出藏身之地，丛林里，到处枪声如豆。我们凭借电台和地图巧妙的在弹雨中游弋，就快到家了。

    可是，一件意外事件，使我们卷入了一场恶战！

意外

    自三月五日开始，我军奉命撤军，各部队迅速建立撤退通道，交替掩护向国内撤退。越军则迅速出击，积极利用各种战法，对我后卫部队进行侧击、兜击、分割、包围，其投入兵力之大、行动之迅猛，超出想象。但由于我军布置周密，行动秩序保持较好，加上我们分队和其他侦察部队及时的情报保障，至三月中旬，我军基本完好有序的撤出了战场。

    但有些部队由于对敌人的反扑重视不够，战场经验不足，思想不坚定，也出现了一些损失。如某团一个政委在带领后卫营撤退途中被敌切断后路，遭受一定损失后动摇绝望，派人与越军谈判，作了俘虏。从越军通报里得到消息，我们即气愤又震惊。后来此人交换战俘回国，受到了军事法庭审判，判决书曾通报全军团以上干部，想必还有不少老干部记得此事。

    大军撤退阶段，我部奉命在后卫部队附近隐蔽运动，侦听敌、我双方情况，并通报上级和各有关部队，身边枪炮震耳，敌军丛集，有几次四面都是敌军，情况危急复杂，但由于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很容易确定敌军具体位置，利用地形、植被和夜幕的掩护从敌缝隙中溢出，未与敌发生冲突。到三月十日，我已安全到达距国境线不足30公里之地域。

    清晨5时左右，我们钻进一片残破的树林，一边吃早餐一边快乐的工作着，两小时前接到命令：“你部任务已完成，于今日中午以前赶到A地点，乘坐接应汽车回国。”大家好高兴呀，经过二十余天的战斗，我们在极少损失的情况下，出色的完成了任务，经历了战火洗礼，就要带着这段历史，和亲人见面，开始新的生活，能不高兴吗！

    西南方枪声紧一阵慢一阵的响着，队长躺在铺开的雨衣上，用钢盔盖着脸，H连长坐在他旁边，喜滋滋的看着妻子和儿子的照片，一边看，一边用手捅着队长：“嘿嘿，我有老婆，你有吗？”“嘿嘿，我有儿子，你有吗？”队长打了H连长一下：“臭美吧你！回去嫂子让你洗尿布，儿子拉你一身屎。”“嘿嘿，小光棍们懂个屁，在老婆跟前洗尿布，那叫个幸福呀！”大家全乐了。

    “队长，有点情况。”侦听组长余少军叫了一声。我们都围了过去。

    “刚才听到我军XXX团X连在用明语向上级呼救，他们昨晚完成阻击任务，替换下来回国，结果半夜迷了路，没有向北走，反而向南走了十几公里，黎明被越军发现，正处于围攻中。两个报务员全部牺牲，指导员、副连长牺牲，连长负伤后放弃指挥，现在是一个排长在组织，和上级联系不上，联系到了一个过路部队，他说不清自己所在的位置，人家就走了。”

    “真他妈的乱套，”队长骂了一句：“测向测一下位置，其他组看能不能搞清围攻他的敌军兵力，准备向上级报告。”

    经过侦察，被围部队在我部西南方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使用的是3瓦报话机，也就是说根据当时的设备，能听到他呼救的友军就只有我们了。而围攻他的敌军使用的也是3瓦报话机，最多也就是一个连级单位，吃他不下，正在联系其他敌军，我们迅速将情况报告上级，同时对敌军施放同频干扰，阻断他的通信。但那个团已经入境，最近的救援部队也要两小时后才能赶到（我们的位置不在撤退甬道内），而大股敌军一个小时左右就可到达，上级命令我们迅速和被围部队建立联系，将实际情况告诉他们，要他们全力突围。并要我们马上离开，避免受损。

    这是自开战以来我们唯一的一次和师以下部队通话，还要用明语，十分危险，队长插上送话器，打断了被围部队的呼叫，问明了对方是山西人，改用山西话向他通报了敌情我情，并传达了让他们突围的命令，报话机里传来了对方的哭叫：

    “首长，首长！帮我们一下吧！连长不中用了，我们谁也看不懂地图，军心散了，各打各的，收拢不起来了，百八十条性命呀！首长，求求你了！好歹帮个忙吧，咱是老乡呀。”其实队长并不是山西人，他只要和哪个地方的人共处三个月以上，就会学一些对方的家乡话。

    队长沉默了，对方继续请求着，我接过送话器，请对方停止讲话，不然他的报话机电池就耗光了。

    通信组送来一封电报，是被围部队的师领导越系统发来的，请求我们无论如何抽出点兵力接应他们一下。

    队长让大家散去，支部委员留下，开了个会，队长的意思想带人去冲一下，敌人的兵力并不大，怎么也能带出点人来，H连长反对，认为上级已要求我们迅速离开，被围部队已经混乱，敌大部队即将到达，万一救不出别人，把自己陷进去，得不偿失，也负不起责任。

    队长看着大家说道：“虽然我们和被围部队不是一个系统的，但带着三点红的都是战友，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战友遇难不管，对不起良心。越军说是包围了他们，就那点儿兵力肯定只是在他们北面阻击，我们摸到敌人背后突然发起进攻，敌人一定慌乱，被围部队士气会大增，南北夹击，打开个口子并不难，顶上十分钟，冲出多少算多少，没时间了，投票表决吧！”

    投票结果：大部分同志同意打一下。

    队长说：“那好，我们分成两部分，309带上二排和各业务组以及设备仍按原计划到A地点等车，我带一排，再从各业务组挑选出20个人去救人，保持通信联络，战斗部队多带机枪弹药，大家快去准备吧！”

    “等等，我不主张打可并不是怕死，队长你带人下去，打仗是我的事！”连长激动地说。

    队长严厉的回绝：“打是我的主张，一切责任由我负，仗也得由我打，把同志们带下去是你的责任，这是命令，别争了！”

    队长打开了送话器：“呼叫，呼叫，听到请回答。”

    “听到！听到！首长请讲，首长请讲！”

    “把你的党员组织起来，用党纪、军纪约束他们，谁也不许灰球！每个党员带两三个战士，没用的东西扔掉，带上伤员、烈士。组织一个班的敢死队，死命往西北打，其他人准备，听到我们的枪声马上向我们靠拢，明白没有！”队长好一口山西话，说得我们很多同志都没听明白。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首长！同志们，快集合，大部队增援我们来了！”报话机里传来山西排长欣喜若狂的喊声。

    “集合！”队长一声令下，我带领挑选出来的20名业务人员，携带一部报话机，一部15W联络干扰两用机和满身的弹药列队。

    队长握住H连长的手：“行动吧，咱们回国见！出发！”

    我们成两列纵队，跟着队长向西南方向跑步前进。

    西南，枪声暴起！

恶战

    被围部队困在一座小山包上，上上下下的植被早已被战争的炮火撕碎，一面红旗惹眼的立在山头，山下的弹坑里时隐时现着越军的身影，敢死队向西北冲击的计策见到了效果，虽然他们只前进了100多米，但造成了被围部队突围的假象，吸引了相当部分敌人，但是，十一位敢死的共和国英雄，最后只回来了三位，其他人为了大家的突围，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我们利用众多的弹坑掩护，悄悄从东北方向向山包靠拢，我和通信员小张紧紧的跟着队长。百米开外，十几个警戒姿态的越军警惕的注视着山上，队长发出停止的手势，又指指点点的招过来十几个枪法好的同志，小声给我们分配了目标，要求我们争取一枪毙敌，在西面激烈的枪声掩护下，十几声枪响不会太引人注意。

    一阵枪声响过，同志们弯着腰像袋鼠一样顺着弹坑向山上冲去，队长截住两挺机枪，让他们就地埋伏在弹坑里，一旦发现西边的敌人冲过来，立即阻击。

    山上，被围部队的同志们都卧倒在弹坑里，看到我们上来了，欢呼着响我们扑来，山西排长大吼一声：“立正！报告首长：XXX团X营X连指战员104人，烈士27人集合整理完毕，请首长指挥！”

    队长简单问了一下情况，原来，天亮后他们发现走错了方向，军心大乱，又遭到敌人伏击，指导员当场牺牲，副连长带领部队几次向北冲锋均遭失败，力尽战死，连长头部被子弹擦伤后突然发疯，狂哭乱叫，一心想当俘虏保命，人心散乱，战士们自由结伙，向外乱冲都被打回。山西排长接替指挥后好不容易将部队带到山上，固守求援，几尽绝望。

    “蹲下！”听完汇报队长发出口令：“同志们！想不想冲出去？”“想！”“好！想活命就得先拼命，排以上干部前边来！”

    我和我们一排长、对方的一、二、三排长，司务长来到队长面前，通报职务姓名后，队长命令我们一排为前卫，对方二、三排为左右卫，一排为后卫，司务长带领勤杂人员带伤员、烈士在中间，向东北方突围，我们业务队为预备队，随时补缺口。又严厉的宣布了战场纪律，这时，小张突然指着南面喊了一声：“队长！敌人！”

    我们用望远镜看去，只见正南方偏西1000多米处，蝗虫一样的越军成宽大散兵线向我们压了过来，再远处，有十几门八二迫击炮正在安放布阵，队长命令：“小余，迅速叫通他们师部，要求远程炮兵十分钟后对这里进行覆盖射击。向导！”

    “到！”炮兵侦察兵出身的向导跑了过来，队长把地图交给他：“请你迅速计算射击诸元，通报炮兵，要求以这里为中心，打一平方公里急速射！全体突围行动开始！”

    大家开始行动，有人集合，有人检查武器。我们21个业务人员围着队长站成一圈，大家商量了，就跟着队长，拼了命也要保护他。

    司务长领着他们的炊事班、连部人员、卫生员等背着伤员、烈士从我们身边跑过，队长喊了一声：“不行！不能这样背！”说着跑到司务长跟前，突然一弯腰左肩顶住他的腹部，左手搂住他的双腿，一挺身把他扛了起来，对战士们说：“这样扛着，右手可以掌控武器自卫！”这时，队尾传来歇斯底里的哭叫声：“不走，俺不走！完蛋了，叫他们抓了俺吧，俺得活着，俺孩子他娘俩还等俺回呢！”一个头缠绷带的军官一边喊，一边拼命想挣脱两个搀扶他的战士。这就是那位草包连长。

    队长一松手把司务长仍在地上：“王八蛋！小张，打晕他！”

    小张窜过去一招黑虎掏心打了草包连长个胃昏迷。队长让一个战士扛上他，一挥手，部队风驰电掣的向山下冲去！

    山包被迫击炮弹覆盖，西北的敌军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嚎叫着向我们冲来，预先埋伏的两挺机枪拼命的扫射，但经验丰富的敌人利用弹坑掩护迂回前进，想插到我们前面，我们边跑边射击，枪声，炮声、呐喊声震耳欲聋。

    跑出7、8百米后，我军的大炮响了，大地颤抖，硝烟覆盖了小山包周围，看来敌人的大部队是过不来了，可还有百八十个敌人一直叮在我们身后，像一群苍蝇，给山西排长所率的后卫排带来极大的威胁，又跑了一段，仍然甩不掉他，此时我整个队形一拉长到200多米，队长率领我们业务人员和后卫排一起边打边退，一面叫小张传达命令：前卫、左右翼排停止前进就地隐蔽布防，形成扇形阵地，伤亡严重的后卫排掩护伤员、烈士继续撤退，队长和我们业务队压住阵脚，争取十分钟，把敌人吸引到我布防区域内歼灭，至少让他失去追击能力！

    我们替代了后卫排的位置，子弹在耳边啾啾飞过，手榴弹不时在身边炸响，队长指挥我们和三挺机枪，利用地形地物的掩护，时而用密集火力压制敌人，时而停止开火让敌人前进几米。当敌人离我们2、30米的时候，我们便交替掩护撤退十几米，就这样一步一步把敌人带进了我们的火力圈。

    队长突然从弹坑中跳上一个高坎，双手像音乐指挥家一样向上一挥，顿时，我预伏的各排同时向敌人开火，暴风骤雨般的子弹、手榴弹扑向敌人，就在这时，两三棵手榴弹落在队长脚下，侦听组组长余少军大喊一声：“队长！”扑上前去，一脚把队长踹进弹坑，手榴弹爆炸了，我们的战友少军同志壮烈牺牲。

    把仇恨和悲痛压进枪膛，把复仇的子弹射向敌人，暴雨般的枪声中，冲锋的敌人成片到下，机灵一点的敌人逃进弹坑、土坎中，被压的抬不起头来，队长再一次跳出弹坑，挥舞着冲锋枪喊道：“冲呀！”大家纷纷冲了出去，一串子弹，撂倒一个敌人，一个突刺，穿透敌人的胸腹，好一场甘畅淋漓的搏战！每一个人都把勇气发挥到了极至，战场上飞扬着中国军人的气势！

    大鹏振翅九万里，神爪电目慑雕狼！

    敌人垮了，从精神上垮了，四散奔逃，机枪班的几个老兵把机枪架在土坎上，打出了令步兵销魂的一长两短，逃跑的敌人一个一个倒下，终于，战场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瘫坐在地上。我们胜利了！

    队长！队长呢？我跳起来喊叫着，同志们马上跟着呼唤寻找，终于，在一个大弹坑里，我看到了浑身鲜血的队长，身边躺着两个越军，是被枪打死的，身下还压着一个，喉咙上插着队长的伞兵刀。从现场看，是一个越军机枪组。

    我急忙跳下去，抱起队长仔细检查，啊！谢天谢地！他只是昏迷，没有“光荣”！卫生员、小张跑过来，我们撕开队长的衣服，寻找伤口。

    后脑部，一片被弹片削去的头发下，一条伤口，深可见骨；左后腰被子弹深度擦伤，左大腿正面一个弹洞，血水涓涓流出，浸湿了整条裤腿，右小腿上插着一把三角刃军刺！

    “快止血！”，卫生员拿出一条绷带，紧紧勒住弹洞的上方，我和小张拿出出国前发给我们的白药，倒在队长的伤口上。包扎完毕，我抱着队长喊着他，小张急得直哭，队长缓缓睁开双眼，看了看周围，对着我，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用微弱的声音说：“打完了？”我回答：“嗯，打完了。”队长又看着小张：“大老爷们儿，哭个屁！”小张破涕为笑：“没哭！谁哭啦！”队长又看了看地上的越军尸体：“妈的，躺这儿装死，想打我们屁股，叫我收拾了！”

    我对队长说：“我们走吧。”队长说道：“该走了，清点一下人数，搜集点弹药，走！你是副连级吧？接替我指挥。”我急忙说：“不，我背着你，你指挥，我传达。”“别争了，我可能伤着动脉了，失血太多，可能会再昏迷，甚至思维混乱，你指挥！”队长下了命令，时间紧迫，我马上让各排清点伤亡，从越军尸体上补充武器弹药，带上伤亡人员成品字队形出发。

    一路上我们轮流背着队长前进，队长几次昏迷，我们心急如焚。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前方出现两座山丘，山路从两山间穿过，过了这里不远，就是公路了。我正考虑是否派人上山侦察一下，前卫排发出了隐蔽的手势。

    我举起望远镜，两山上隐约有人活动，难道我们又被堵住了？我心里想：参战以来，死在我手上的敌人得有十个八个了，够本了！奶奶的，拼了吧！

    队长伏在小张背上，推了我一下，伸手要过望远镜，仔细的观察了一会儿，小声说道：“绿军装，自己人，快摇红旗（越军的军装发黄）。”

    山西排长从怀里掏出他们那面千疮百孔的红旗，跳上一块石头，向山上摇起来，山上也出现了几面红旗，向着我们，摇着，摇着，摇着。直摇得我心慌气短，泪眼模糊。

    接应我们的是被救部队上级派出的一个营，营长和教导员跑到我们身边，一手搂着队长，一手拉着我，激动地说：“辛苦了！受累了，谢谢你们，代表团里，师里的领导感谢你们！”

    接应部队带来了几十副担架，山西排长带领被救部队的战士砍来好多柔软的茅草，厚厚的铺在担架上，又脱下几件军装铺好，把队长轻轻的抱上担架。而那位草包连长早已清醒，带着一副铮亮的手铐蹲在路边。身后两个端着冲锋枪的战士。他对经过身边的每一位曾经的部下绽放着媚笑，却没有人看他一眼。他这个人在大家的心里已经不存在了（十几年后我在北京一个会议上，碰到了已经成为副团长的山西排长，他告诉我：这个人坐了几年军事监狱，开除了党籍军籍，刑满回乡后被乡人看不起，老婆也离婚携子远嫁，他最后悬梁自尽了）。

在一个营的照料护送下，我们踏上了公路，乘坐接我们的汽车，于傍晚时分，驶过红河的舟桥，啊！祖国，母亲居住的土地，儿子们虽然伤痕累累，但是，我们回来了！

后记

    我电子侦察分队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共计22昼夜，在出色的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同时，歼敌154人，解救迷路被围战友98人，全分队牺牲11人，重伤9人，至于轻伤则无法统计（最后一战全部人员都带伤）。其中：我们业务人员牺牲2人，重伤4人。

    在反击战中，我军减员呈哑铃型，开战前几天由于勇敢有余，经验不足，伤亡较大；后期撤军途中在越军的围追堵截下，失踪、被俘人员较多，这是事实。我看过很多参战部队的战役总结，无一例外的对撤退行动写得很少，无一例外的称部队“完整撤出”。无一例外的称“没有丢失一个伤员，一具烈士遗体”，这是不实事求是的。应该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我分队回国后直接被空运回昆明，休整了一个多月才解散，主要是总结、评功和疗伤。评功中我们大多数人都荣立二等功，最差的也是三等功，队长最吃亏。兄弟部队给他建议特等功，我们推荐的也是特功，前指经过平衡，上报的是一等功，但他们单位给他的是二等功，原因是“未能严格执行上级命令”。我们当时很不理解，但他从没有说过什么。后来我到北京军事科学院读研究生，周日经常到他们单位去玩，才了解到原来另有隐情。

    队长在他们单位兼任教导队教员时（不在北京）教过一个女学员，这个女学员毕业后又分到队长手下，在共事中，她对队长由仰慕变成爱慕，两人又都是初恋，感情极好。队长包括其他人只知道她是普通军干子弟，谁知粉碎四人帮后，他父亲出来工作，竟是军队的一位高官，她母亲也出任队长单位总部的组织部部长。但队长和其他人仍不知这一情况。

    78年，这位贵妇人带领一群秘书、干事来到队长单位驻地秘密考察队长，结果十分满意，在队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决定将队长和她的女儿调到军委某单位工作，队长听说后找领导询问，贵妇人正好在场，挑明了情况，并及其傲慢的给队长宣布了个什么“约法八章”，伤了队长的自尊，宁可转业复员也绝不寄人篱下当什么驸马，搞的贵妇人下不来台，如此“不识抬举”，当然种下恶果。而那个女孩则是性格温顺，畏母如虎，哭着跟母亲回了北京。以后队长因业务表现突出，调到北京总部工作，也未与女孩联系，一对鸳鸯，终成遗憾！

    在队长单位党委讨论一等功时，政治部一些人投了反对票，在主要领导的斡旋下，还是给了个二等功。

    战后，队长一直在军队工作，参加过多次重大行动，行踪不定，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85年和夫人回北京看望岳父母，队长在莫斯科餐厅为我们夫妻接风，告诉我他工作要调动，以后联系不方便了。因为他干的是那种“看在眼睛里、听在耳朵里、记在脑子里、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的工作，我也没问，就失去了联系。前些年有人看到他戴着大校的牌牌出没于北京西山一带，是我们这帮战友里最早的大校，现在恐怕该戴金星了吧。

    H连长战后上了参谋学院，毕业后历任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副师长、师长。部队裁撤后转业到某省纪检委任调查室主任，今年年初还一起喝过酒。正好他儿子也在，现在已经是陆军学院的少校队长了。

    小张战后上了军事工程学院，历任通信站技师、副站长、工程师，97年转业，现在在北京某信息公司当老总，我们老战友谁去北京，他总会提供一辆奔驰为我们服务。

    回想二十多年前的战火硝烟，我很欣慰，毕竟我们经历了，奋斗了。它证明了我们革命军人对祖国的忠诚，也证明了和平时代走过来的我们不是八旗子弟，是响当当的军人后代。

    我们用我们的血涤新了父辈传给我们的军旗！

    我们用我们的命丰富了父辈留给我们的传统！

    我们用我们的胜利报答了父辈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用我们的意志高扬了中国军人的军魂！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