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隆·阿齊默魯 （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2012年的暢銷書《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致力於回答社會科學領域一個最普遍的問題：為什麼有的國家變富有了，有的依然很窮？

主流人士對這本書的評價可說是好評如潮：《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說這本書是“引人入勝的”；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認為該書應該成為“必讀書”；而著名學者如丹尼·羅德里克 （Dani Rodrick ）、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 ）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都稱讚該書的廣度和深度。

這本書吸引人的要點在於：經濟學家阿齊默魯和政治學家羅賓遜為這個長期存在的難題提供了一個相對簡單的回答：因為有的國家發展出促進持續性的經濟發展和財富創造的包容性的體制；但是許多其它國家經受了（且複製出）阻礙長期發展潛能的榨取性體制。這後一類國家有可能在短期內出現繁榮景象（像當年的蘇聯），但是在長期來看無法達到真正的繁榮。

為什麼呢？在審視了世界各國的歷史軌跡之後，阿齊默魯和羅賓遜得出結論：包容性的體制——集中但又多元的政府、為廣大人口所享有的有保障的財產權利和政治權利、法律的不偏不倚、和有競爭力的市場——能夠產生經濟上的激勵，從而刺激持續性的創新。

他們認為：在合適的體制框架下，根基深厚的精英集團那樣的特定的社會勢力將不能限制競爭的壓力、或控制創新的影響。其結果，是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謂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現有的觀念、制度、組織策略和企業的不斷消亡，新的觀念、制度、組織策略和企業的不斷產生——得以展示其魔力。其成果是持續性的、長期的經濟增長。

但是大多數國家從未發展出包容性的體制。其原因就是阿齊默魯和羅賓遜企圖說明的：相反，它們的體制是榨取性的，設計來是為了幫助社會某個小集團（精英們）最大限度地掠奪資源。

阿齊默魯和羅賓遜認為：因為獲得財富和控制政治權力的槓桿是緊密關聯的，這些國家的統治精英們試圖限制競爭和阻礙創新。除了限制創造性破壞之外，這些體制性的設置製造出一種全有或全無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中，立場不同的精英們的嚴峻挑戰會導致內訌和政局的動盪。

他們堅持認為：這一理論解釋了某些國家處在持續性貧困狀態的原因。一旦就位了，包容性與榨取性體制和具體的經濟激勵措施及成果會協同起作用。在一個良性循環中，包容性的安排會刺激創新、促進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且強化競爭性政治活動。而在一個惡性循環中，榨取性體制幫助地方精英們獲得資源；他們使用賞金來進一步鞏固權力。

通過這些良性的或惡性的協同效應，包容性或榨取性體制往往固化下來，之後跨越時間與空間，在國家進入關鍵時刻時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在阿齊默魯和羅賓遜看來：這是理解為何一些國家擺脫不了貧困而另一些國家卻長期繁榮昌盛的關鍵。

為了證明他們的觀點，他們回到了十六世紀。他們認為，就在那時，東歐與西歐分道揚鑣：西歐走向包容性，東歐走向挖掘性；因為這兩個地區的農民的相對議價能力極為不同。

在這一時期的重要事件——瘟疫【指十四至十六世紀歐洲爆發的瘟疫，又稱“黑死病”。】中，就土地所有制而言，西歐更為包容，東歐卻並非如此。面對相對而言比較軟弱的地主，西歐（特別是英國）的農民能夠爭取更多的自由，獲得更高的薪酬和政治地位。而東歐農民的自由卻被地主們嚴重削弱了。

阿齊默魯和羅賓遜解釋說：雖然一開始的時候，東西歐農民議價能力之間的差異不是很大，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包容性和挖掘性制度日益根深蒂固。

他們的看法是：長期而言，採用哪一種制度並非完全取決於早期路線的不同。一個國家採用包容性政治經濟制度與否取決於鬥爭的程度，即那些不屬於統治精英的人士們（其它精英人士與非精英人士）爭取進入統治階層的努力程度，特別是當國家處在危急關頭（如黑死病、[美國]向大西洋沿岸擴張、和奴隸制的終結）之際。

例如，在英國，其十六世紀的體制性變遷就“不是基於共識，而是不同團體競爭奪權、對抗其它團體的權威以及企圖建構對自身有利的體制的結果”。

這一對權力的強調是阿齊默魯和羅賓遜的描述在發展政策圈[基於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一種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發展經濟的經濟學研究）的政策。]中如此受歡迎的原因：對國家致富用地理的、教育的或文化的原因來解釋的理論而言，他們對政治和權力關係的強調被視為一個明確的挑戰。

對這兩位作者來說，“政治活動和政治體制決定了一個國家採用何種經濟體制。”例如：

“今天的剛果民主共和國依然貧困，其原因是：該國依然缺乏這樣一種經濟體制，它能夠產生促進社會繁榮的基本的激勵措施……這麼多世紀以來，這些狀況依然如故。因為政治權力依然狹隘地集中在一個精英集團的手中；而這個精英集團沒有什麼動力去鞏固人民的財產權，去提供能夠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基本的公眾服務，或者去鼓勵經濟發展。相反，他們的利益在榨取財富和維持統治。”

儘管強調了政治因素，儘管在發展政策圈中掀起了熱潮，阿齊默魯和羅賓遜並沒有宣稱從他們的理論框架能夠得出簡單的解決方案。事實上，他們敦促讀者在試圖從某些成功的經驗推論具體政策的有效與否時要格外謹慎。他們指出：包容性體制不存在單一的模式。一個體制背負着政治力量在特定時空偶然的、動態的平衡的印記。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

然而，阿齊默魯和羅賓遜又說，即便歷史上沒有出現什麼包容性體制，一個國家也具有發展出包容性體制的能力。比如，他們認為：中國在過去二十年的飛速發展得益於其對某些良性體制一定程度的採納。但是，除非中國更全面地採納這些體制性安排，該國的榨取性體制將會掌權且很可能導致發展的停滯。

反過來，阿齊默魯和羅賓遜認為：他們讚美的那些體制未必會持久。某些國家變得富有並不意味着它們會一直富有。引用歷史上的一些例證（古羅馬帝國在公元二世紀走向衰落，威尼斯在十三十四世紀走下坡路，阿根廷的衰落出現在二十世紀），他們爭辯說，在某些歷史關頭，某些國家可能迅速放棄包容性體制而轉向榨取性體制。

毫無疑問，《國家為何失敗》的論點非常吸引人。包容性體制與榨取性體制之間在理論上的分野是清楚明白的。對於把重心放在文化或地理上的解釋的各種發展理論來說，這一解釋的政治衝擊是一個令人欣喜的變化。然而一旦他們把這些抽象的看法用來構造一個統一的歷史性敘事，其做法就變得用力過猛，並且忽視了資本主義全球化及其製造的不平等狀況。

以奴隸制為例。根據自己之前的學術研究的推論，阿齊默魯把創造性破壞視為主要限於技術革新領域（且常常具體到製造業）的一個過程。於是，奴隸制被簡單地看作榨取性機制的一種，與真正的創新的、可持續的、長期的財富增長不可兼容。

然而真是這樣的嗎？與僱傭勞動的歷史相比，奴隸制的歷史上難道不是相當長的嗎? 奴隸貿易的擴張本身難道不是代表了一種熊彼德式的創新（熊彼德本人肯定沒把創造性破壞限定在技術革新方面）嗎？在整個殖民地世界裡擴散開來的大農場農業難道不是創新的一個代表嗎？

收租、榨取、及巧取豪奪是資本主義創新與演變的組成部分。當這兩位作者把他們對於全球資本主義如何演進的理解用人造的理想模型來解釋的時候，以上事實就被抹去了。

事實上，《國家為何失敗》總體的理論觀點之所以簡單明了，其部分原因是該書模糊處理了體制的定義。讀者總可以對他們所謂的包容性與榨取性體制有直覺性的理解，且從這一理解中找到對阿齊默魯和羅兵遜看法的印證。

但是假如我們想要更明確地區分這兩種體制的話，他們的看法——大部分國家以其中一種體制為主導——就難以成立了。相反，我們很可能發現：在一個國家中，包容性與榨取性邏輯往往同時作用；並且，資本主義在這兩種邏輯的混合作用下繁榮起來。

公民身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許多國家，隱含在公民權裡面的制度性安排使得歷史上某些人群得以接入政治活動和體制、且在政治活動與體制中擁有某些權利。但是與此同時，其他人群（比如，不同歷史時期的女性、少數族裔、其他國家的公民）卻被排除在外。

更進一步來說， 他們把國家看作自然而然的的一種存在，他們把國家作為無需解釋的分析單位的做法使得批判性地審視一個社會中包容性與榨取性（在宏觀與微觀兩個領域裡）並存時的混亂與矛盾變成不可能的任務。而在所有社會中，包容性與榨取性體制都是並存的。

與其把資本主義限定在現代民族國家的疆域之內來理解，不如把它看作不平衡地混合了不同系統（包容性與榨取性體制，加上創造性破壞）的全球性、歷史性的現象。

幾十年前，社會科學文獻把世界上的不平等現象歸咎於文化特徵：某些國家由於孕育了創業與革新精神而繁榮了；另一些國家被宿命主義限制所以經濟沒能起飛。這一觀點因為沒能準確地找出不平等與權力的相關機制而遭到強烈抨擊。

值得肯定的是，阿齊默魯和羅賓遜沒有掉入文化主義的陷阱。他們看到了鬥爭的重要性，指出了被排除在外的團體在政治與社會上動員起來的歷史意義。這是其長處。

但是，正如以往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 研究社會如何現代化的理論]家們那樣，這種新的“制度主義”觀點傾向於把國家自然化，似乎它們的存在是相對獨立的。正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各種發展理論把信仰與態度用來解釋現代化的進步或持久性的“落後”一樣，阿齊默魯和羅賓遜拋出了一個簡單化的理論框架；這一框架圍繞他們提出的體制之間的二分法——促進或限制長期繁榮與健康——來組織行文。

與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相似，今天的許多觀察家認為新制度主義者在理論上的簡單化做法有吸引力、容易為人接受。但是對於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其他人來說，準確地找出製造與複製全球資本主義、製造與複製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歷史性不平等的相關機制，這一任務依然是當務之急。

【原創翻譯，英語原文見雅各賓雜誌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