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隆·阿齐默鲁 （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2012年的畅销书《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致力于回答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最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变富有了，有的依然很穷？

主流人士对这本书的评价可说是好评如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说这本书是“引人入胜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认为该书应该成为“必读书”；而著名学者如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ck ）、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 ）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都称赞该书的广度和深度。

这本书吸引人的要点在于：经济学家阿齐默鲁和政治学家罗宾逊为这个长期存在的难题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回答：因为有的国家发展出促进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包容性的体制；但是许多其它国家经受了（且复制出）阻碍长期发展潜能的榨取性体制。这后一类国家有可能在短期内出现繁荣景象（像当年的苏联），但是在长期来看无法达到真正的繁荣。

为什么呢？在审视了世界各国的历史轨迹之后，阿齐默鲁和罗宾逊得出结论：包容性的体制——集中但又多元的政府、为广大人口所享有的有保障的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法律的不偏不倚、和有竞争力的市场——能够产生经济上的激励，从而刺激持续性的创新。

他们认为：在合适的体制框架下，根基深厚的精英集团那样的特定的社会势力将不能限制竞争的压力、或控制创新的影响。其结果，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谓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现有的观念、制度、组织策略和企业的不断消亡，新的观念、制度、组织策略和企业的不断产生——得以展示其魔力。其成果是持续性的、长期的经济增长。

但是大多数国家从未发展出包容性的体制。其原因就是阿齐默鲁和罗宾逊企图说明的：相反，它们的体制是榨取性的，设计来是为了帮助社会某个小集团（精英们）最大限度地掠夺资源。

阿齐默鲁和罗宾逊认为：因为获得财富和控制政治权力的杠杆是紧密关联的，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们试图限制竞争和阻碍创新。除了限制创造性破坏之外，这些体制性的设置制造出一种全有或全无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立场不同的精英们的严峻挑战会导致内讧和政局的动荡。

他们坚持认为：这一理论解释了某些国家处在持续性贫困状态的原因。一旦就位了，包容性与榨取性体制和具体的经济激励措施及成果会协同起作用。在一个良性循环中，包容性的安排会刺激创新、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且强化竞争性政治活动。而在一个恶性循环中，榨取性体制帮助地方精英们获得资源；他们使用赏金来进一步巩固权力。

通过这些良性的或恶性的协同效应，包容性或榨取性体制往往固化下来，之后跨越时间与空间，在国家进入关键时刻时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阿齐默鲁和罗宾逊看来：这是理解为何一些国家摆脱不了贫困而另一些国家却长期繁荣昌盛的关键。

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回到了十六世纪。他们认为，就在那时，东欧与西欧分道扬镳：西欧走向包容性，东欧走向挖掘性；因为这两个地区的农民的相对议价能力极为不同。

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瘟疫【指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爆发的瘟疫，又称“黑死病”。】中，就土地所有制而言，西欧更为包容，东欧却并非如此。面对相对而言比较软弱的地主，西欧（特别是英国）的农民能够争取更多的自由，获得更高的薪酬和政治地位。而东欧农民的自由却被地主们严重削弱了。

阿齐默鲁和罗宾逊解释说：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东西欧农民议价能力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包容性和挖掘性制度日益根深蒂固。

他们的看法是：长期而言，采用哪一种制度并非完全取决于早期路线的不同。一个国家采用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与否取决于斗争的程度，即那些不属于统治精英的人士们（其它精英人士与非精英人士）争取进入统治阶层的努力程度，特别是当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如黑死病、[美国]向大西洋沿岸扩张、和奴隶制的终结）之际。

例如，在英国，其十六世纪的体制性变迁就“不是基于共识，而是不同团体竞争夺权、对抗其它团体的权威以及企图建构对自身有利的体制的结果”。

这一对权力的强调是阿齐默鲁和罗宾逊的描述在发展政策圈[基于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一种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发展经济的经济学研究）的政策。]中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对国家致富用地理的、教育的或文化的原因来解释的理论而言，他们对政治和权力关系的强调被视为一个明确的挑战。

对这两位作者来说，“政治活动和政治体制决定了一个国家采用何种经济体制。”例如：

“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依然贫困，其原因是：该国依然缺乏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它能够产生促进社会繁荣的基本的激励措施……这么多世纪以来，这些状况依然如故。因为政治权力依然狭隘地集中在一个精英集团的手中；而这个精英集团没有什么动力去巩固人民的财产权，去提供能够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基本的公众服务，或者去鼓励经济发展。相反，他们的利益在榨取财富和维持统治。”

尽管强调了政治因素，尽管在发展政策圈中掀起了热潮，阿齐默鲁和罗宾逊并没有宣称从他们的理论框架能够得出简单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他们敦促读者在试图从某些成功的经验推论具体政策的有效与否时要格外谨慎。他们指出：包容性体制不存在单一的模式。一个体制背负着政治力量在特定时空偶然的、动态的平衡的印记。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

然而，阿齐默鲁和罗宾逊又说，即便历史上没有出现什么包容性体制，一个国家也具有发展出包容性体制的能力。比如，他们认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其对某些良性体制一定程度的采纳。但是，除非中国更全面地采纳这些体制性安排，该国的榨取性体制将会掌权且很可能导致发展的停滞。

反过来，阿齐默鲁和罗宾逊认为：他们赞美的那些体制未必会持久。某些国家变得富有并不意味着它们会一直富有。引用历史上的一些例证（古罗马帝国在公元二世纪走向衰落，威尼斯在十三十四世纪走下坡路，阿根廷的衰落出现在二十世纪），他们争辩说，在某些历史关头，某些国家可能迅速放弃包容性体制而转向榨取性体制。

毫无疑问，《国家为何失败》的论点非常吸引人。包容性体制与榨取性体制之间在理论上的分野是清楚明白的。对于把重心放在文化或地理上的解释的各种发展理论来说，这一解释的政治冲击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然而一旦他们把这些抽象的看法用来构造一个统一的历史性叙事，其做法就变得用力过猛，并且忽视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制造的不平等状况。

以奴隶制为例。根据自己之前的学术研究的推论，阿齐默鲁把创造性破坏视为主要限于技术革新领域（且常常具体到制造业）的一个过程。于是，奴隶制被简单地看作榨取性机制的一种，与真正的创新的、可持续的、长期的财富增长不可兼容。

然而真是这样的吗？与雇佣劳动的历史相比，奴隶制的历史上难道不是相当长的吗? 奴隶贸易的扩张本身难道不是代表了一种熊彼德式的创新（熊彼德本人肯定没把创造性破坏限定在技术革新方面）吗？在整个殖民地世界里扩散开来的大农场农业难道不是创新的一个代表吗？

收租、榨取、及巧取豪夺是资本主义创新与演变的组成部分。当这两位作者把他们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如何演进的理解用人造的理想模型来解释的时候，以上事实就被抹去了。

事实上，《国家为何失败》总体的理论观点之所以简单明了，其部分原因是该书模糊处理了体制的定义。读者总可以对他们所谓的包容性与榨取性体制有直觉性的理解，且从这一理解中找到对阿齐默鲁和罗兵逊看法的印证。

但是假如我们想要更明确地区分这两种体制的话，他们的看法——大部分国家以其中一种体制为主导——就难以成立了。相反，我们很可能发现：在一个国家中，包容性与榨取性逻辑往往同时作用；并且，资本主义在这两种逻辑的混合作用下繁荣起来。

公民身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许多国家，隐含在公民权里面的制度性安排使得历史上某些人群得以接入政治活动和体制、且在政治活动与体制中拥有某些权利。但是与此同时，其他人群（比如，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少数族裔、其他国家的公民）却被排除在外。

更进一步来说， 他们把国家看作自然而然的的一种存在，他们把国家作为无需解释的分析单位的做法使得批判性地审视一个社会中包容性与榨取性（在宏观与微观两个领域里）并存时的混乱与矛盾变成不可能的任务。而在所有社会中，包容性与榨取性体制都是并存的。

与其把资本主义限定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疆域之内来理解，不如把它看作不平衡地混合了不同系统（包容性与榨取性体制，加上创造性破坏）的全球性、历史性的现象。

几十年前，社会科学文献把世界上的不平等现象归咎于文化特征：某些国家由于孕育了创业与革新精神而繁荣了；另一些国家被宿命主义限制所以经济没能起飞。这一观点因为没能准确地找出不平等与权力的相关机制而遭到强烈抨击。

值得肯定的是，阿齐默鲁和罗宾逊没有掉入文化主义的陷阱。他们看到了斗争的重要性，指出了被排除在外的团体在政治与社会上动员起来的历史意义。这是其长处。

但是，正如以往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 研究社会如何现代化的理论]家们那样，这种新的“制度主义”观点倾向于把国家自然化，似乎它们的存在是相对独立的。正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各种发展理论把信仰与态度用来解释现代化的进步或持久性的“落后”一样，阿齐默鲁和罗宾逊抛出了一个简单化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围绕他们提出的体制之间的二分法——促进或限制长期繁荣与健康——来组织行文。

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相似，今天的许多观察家认为新制度主义者在理论上的简单化做法有吸引力、容易为人接受。但是对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其他人来说，准确地找出制造与复制全球资本主义、制造与复制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历史性不平等的相关机制，这一任务依然是当务之急。

【原创翻译，英语原文见雅各宾杂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