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無問西東》看永遠的梅貽琦

山哥

最近一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片《無問西東》在國內電影市場非常火爆。劇中有百年四代清華學人的穿插故事。章子怡，黃曉明，王力宏，陳楚生，張震5位飾演不同時代人物的命運故事。這幾位都不是歷史書的真實人物。但劇中的靈魂人物梅貽琦就不同了。他不但是北平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17年代校長，而且也是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復校校長。他被海峽兩岸的清華人公認為“永遠的校長”。

《無問西東》有一段出自梅貽琦的，堪稱全片最佳對白的一段話，“人把自己置身於忙碌當中，有一種麻木的踏實，但喪失了真實。你的青春也不過只有這些日子。什麼是真實？你做什麼，和誰在一起，你看到什麼，聽到什麼，有一種從心靈深處滿溢出來的不懊悔也不羞恥的平和與喜悅。”

梅貽琦的話閃爍着來自基督教信仰和文明的真智慧。

絕大多數世俗化的中國人，無論學歷有多高，成就有多大，都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把自己置身於忙忙碌碌之中。這實際上是一種麻木的踏實，卻喪失了生命的真實。三千年前的猶太教和基督教先知所羅門王所揭示的“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的真道，國人若不是萬劫不覆，山窮水盡，斷難領悟。

關於什麼是真實，梅貽琦的見解更是精闢。世人畢生追求的“肉 體 的 情 欲 ， 眼 目 的 情 欲 ， 並 今 生 的 驕 傲”都是不是造物主恩賜的真實。唯有自祂而來的平安和喜樂才是有永恆價值的。

下面這篇文章，提供了梅貽琦更詳盡的資料。

【探索近代中國基督徒歷史名人】清華校長梅貽琦(zt)

·         ​李可柔、畢樂思|

·         來源：《光與鹽》|

梅貽琦是歷任清華大學校長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於赴美留學期間，受洗成為基督徒。歸國後出任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後又在清華大學長期擔任校長。不論是教育理念、行事作風，還是道德品格、人生旨趣，他都深受基督教的影響。實際上，梅貽琦多年執掌清華大學成績斐然、深得人心，與其基督徒身份和卓爾不群的教育思想有一定的關聯。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

梅貽琦，字月涵，1889年生於天津。十五歲進入天津南開中學，1908年成為該校首批畢業生，並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後，被保送至保定直隸高等學堂就讀。翌年，又考取清政府遊美學務處第一批“庚子賠款”留美生，居於清華校史上“史前生”或“直接留美生”之列。

1909年11月，梅貽琦抵達美國，並於次年進入馬薩諸塞州吳斯特工業學院（WorcestorPolytechnicInstitute）電機系學習，求學期間皈依基督教，成為基督徒。曾經與梅貽琦在吳斯特工業學院同住一室多年的同學楊錫仁回憶，梅貽琦學習成績優良，性極溫良，並且篤信基督教。他說：“梅很少錯過周日的禮拜。有時，我們同馬歇爾一家去協會的教堂；有時，我會在星期日和周去鄰近的波士頓參加1910級同學會，他則和張彭春一起去南吳斯特作禮拜。1913年春天，梅、張和我加入了馬薩諸塞州的基督教青年會北美聯合會組織。”可見，梅貽琦經常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組織的活動。基督教青年會是一個相當社會化的組織，其立會宗旨“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一語，乃取自《聖經》馬太福音二十章28節：「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簡而言之，就是強調為社會、人群服務。

1914年，梅貽琦獲工學士學位。因家庭經濟困難，他不得不放棄攻讀研究生的機會，回到中國。是年10月，梅貽琦被聘為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幹事，直到1915年9月回清華任教。

這一時期的清華有着頗為濃厚的基督教色彩。美籍教師自不待言，中國教師也多為基督徒，學生中虔誠信仰者亦不乏人。清華的校長、教務長，要能在清華待得長久，除了留美的條件（後期又加上是否為清華畢業的條件）之外，是否為基督徒也很重要。清華校內的基督教青年會成立於1912年，當時會員約占全校學生的半數，歸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學生部直接領導。為了宣揚基督教教義和幫助學生提高英文閱讀能力，基督教青年會組織了許多課外查經班，每班不超過十人，每周一兩次，讀英文版《聖經》，學生都是自願參加，由中外教師擔任指導。梅貽琦曾任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因此也應邀指導一班。社會學家吳澤霖教授和潘光旦教授回憶說，他們都曾參加過梅貽琦所指導的查經班。

1921年，梅貽琦再度赴美進修，入芝加哥大學研習物理，獲碩士學位。在遍游歐洲大陸後，於次年秋回到清華。梅貽琦與劉湛思、沈雋淇、朱斌、林武煌、胡貽谷六人遊歷歐洲之後，寫下了《歐遊經驗談》一書。梅貽琦等人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之託，考察歐洲的中國青年留學生學習和生活狀況，並且極為關注歐洲各地基督教青年會的運作：“不但歐洲各國的政治、民情，就是在歐洲留學的數千中國青年處境怎樣，我們也覺得極其模糊，無從做有效而互相提攜的工夫。”

在這本遊記中，梅貽琦等人介紹了五個基督教青年會，即倫敦青年會所、全英青年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設於巴黎的留法學生青年會、世界青年會事務所、和美國青年會事務所。在介紹全英基督教青年會時，他們着重評價基督教青年會的創始人衛良佐治（GeorgeWilliams）以及時任全英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的耶波氏（SirArthurYapp），指出“他是一位勳爵，為人精明強幹，但很和氣知禮。學生運動總事務所是在一處很清靜的地方，……辦事人的精神都很好。”這幾處筆墨頗值得玩味，作者不是隨意介紹人物，而是着意表達基督教青年會幹事的“氣質”和“精神”。這無疑是在闡明基督教青年會健康、向上和服務於人的內在追求。

從遊記中還可以了解到，梅貽琦等人考察各國基督教青年會的情況時頗為細心：“（全英青年會）最近在市外工廠繁榮之區普蘭斯篤開辦的紅三角俱樂部，倒是青年會的一種破天荒事業。他所注意提倡的各種事工，莫不以迎合人生繁殊的需要為唯一目的，它的會員是不分男女一例看待，會所內舉行的運動、演講、影戲、跳舞、音樂等都是活潑而有深意，能使莊重有禮貫徹於濃厚的興味之中，所以我們參看了以後，得了良好的印象，以為他的計劃和程序是健全無害的。至於他為會員籌劃討論的問題，如工業問題、社會主義、美術問題，……不是對人生的需求便是專學學理的研究。……在試辦之中頗得一般的重視和讚許，預料他必能日益發達呢。”

在這番記述中，梅貽琦等人對基督教青年會的羨慕和讚許之情溢於言表。作為一位深受基督教青年會影響的近代教育家，“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貫穿於梅貽琦一生服務清華的努力之中。而這樣的努力和奮鬥，恰恰較集中地體現在“中西合璧”四個字上。

中西合璧的真君子

曾掌管清華體育部的馬約翰教授在祝賀梅貽琦任教清華學校二十五周年的賀詞中稱道：“梅先生不但是一個真君子，而且是一個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舉措態度，具備了中西人的優美部分。”正如他的逝世祭文中所寫：“先生之行誼，本乎中國文化之淵源，而學術則造乎西洋文化之峰顛。觀乎先生之儀型多士，我先民中體西用之理想在焉。”這種由“中國文化之淵源”而至“西洋文化之峰顛”的“中西合璧”，在梅貽琦一生最大的“傑作”——清華大學，得到了最為明確的體現。

梅貽琦見證了清華從一個單純的留美預備學校，發展成中國頂尖的大學之全部過程。期間，既經歷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黃金時期”，群賢畢集，冠蓋滿清華，又有抗戰八年時期烽火連天仍弦歌不輟的西南聯大時代，艱苦卓越，燈火傳薪。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清華校長”是梅貽琦一生中最為重要的社會身份。以至於他後來談及此事時，自豪之情溢於言表：“琦自1909年，應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試，被派赴美，自此，即與清華發生關係，受清華多方培植。三十二年來，從未間斷。以為‘生斯長斯，吾愛吾廬'之喻，琦於清華，正復如此。”

文章〈大學一解〉與“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句出自梅貽琦就職演說的名言，最能集中體現他的教育思想了。在〈大學一解〉開章中，梅貽琦採取中西比較的方式，論述大學產生的世界性意義：“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制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就制度言，中國教育史中固不見有形式相似之組織，就精神言，則文明人類之經驗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類之生活要不外兩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個人，曰社會。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則此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者也。”而對大學的歷史源流，梅貽琦則清醒地認識到：“西洋之大學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歷史，其目的雖鮮有明白揭櫫之者，然試一探究，則知其本源所在，實為希臘之人生哲學。而希臘人生哲學之精髓無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thyself）。此與我國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嘗有異致？”

可見，梅貽琦認為中西大學的本質、目的都在於“一己之修明”。而“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句話，實際上也是根據孟子所云“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變化而來。綜而言之，梅貽琦的教育思想與對儒家以及西方的文化經典汲取是分不開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梅貽琦常常自稱“吾從眾”。他在治理清華學校時，採取的正是“吾從眾”的治校方針。“月涵先生的民主作風也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他主持清華校政時，始終保持教授治校的原則，遇事公開討論，集思廣益，擇善而從，決不堅持己見，獨斷專行。”

而這種教育管理思想也“不是憑空產生，亦非是在清華作教授時產生的，而是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這一思想得益於他早年留學美國”。他的“吾從眾”真正本質是追求西方式的民主和法治，深受清華師生的讚譽。無怪乎朱自清曾言：“清華的民主制度，可以說誕生於（民國）十八年。……梅月涵先生便是難得的這樣一位同情的校長。……他使清華在這七八年裡發展成為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

梅貽琦自執掌清華之始，就以“吾愛吾廬”的態度愛護學校。在清華每一筆物資的使用上，梅貽琦幾乎達到“嚴苛”的程度，決不隨便亂耗費一分錢，決不為己謀一絲私利。任清華留美監督期間，梅貽琦儘可能為清華節省每一分錢，簡化監督處的辦事機構，不僅辭去司機，自己學開車，而且還讓夫人韓詠華兼作廚師，不再另付報酬。1931年梅貽琦出任校長，按規定住進了清華園裡條件最好的甲所住宅。可是，他放棄校長的特權，家裡工人的工資由自己付，電話費亦自己來付，甚至連學校供應的兩噸煤也不要。可遇有他認為應當為清華學校花錢的地方，梅貽琦往往又異常“奢侈”。他曾說：“清華有點兒錢，要用在圖書、儀器、請教授上。”

一語九鼎的“寡言君子”

梅貽琦有一個顯著而廣為人知的特點:沉默寡言。他工作中話少，與朋友相處話少，即使對家人、子女同樣也是話很少。他在任何公眾場合都是聽得多說得少，就是在不得不發言時，也是把話說得很慢，但邏輯非常清晰，也很少有斷然的結論，但他往往在關鍵的時刻能夠一語九鼎，做出斷然的決定。清華人評價“他開會很少說話，但報告或討論，總是條理分明，把握重點；在許多人爭辯不休時，他常能一言解紛。”又說他“平時不苟言笑，卻極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時偶發一語，雋永耐人回味。”國學大師陳寅恪則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貽琦慎於發言，遇到問題時，也總是先徵求對方意見“你看怎麼樣？”當得到同意的回答，就會說:“我看就這樣辦吧！”如不同意，就會語氣和緩地說，我看還是怎樣怎樣辦得好，或者說，我看我們再考慮考慮。他謙虛平和的待人態度，即使有不同意見者，內心也會有受到尊重的滿足，不會產生怨懣。有學者認為，西南聯大三校在抗戰時期紛繁複雜、艱難困苦的環境中能夠求同存異、同舟相濟，共創教育史上的輝煌，應該說與梅貽琦的領導風格和個人修養是不無關係的。

梅貽琦說話少而嚴謹，寫東西同樣言簡意賅，提綱挈領。他批示的許多報告就是兩字“照辦”。據他的夫人韓詠華回憶，當年梅貽琦求婚的“情書”也是特別簡單，切中主題。梅貽琦回國到清華任教後，提親的人就絡繹不絕，因要贍養父母，供給弟妹們求學的費用，他全部回絕。直到近三十歲，才經嚴修從中介紹，與在南開幼兒園任教師的韓詠華見面。當時，由韓詠華的表哥出面請男女雙方吃了頓飯，算正式認識。隔日，梅貽琦寫信給韓詠華，以示求婚。韓詠華將信拿給她的父親看，韓父看到措辭平淡，寥寥數語的“情書”，便說“不理他”。韓詠華遵父命沒有寫回信。梅貽琦等不到回信，又寫信，責怪道:“寫了信沒有回音，不知是不願意，不可能，還是不屑於……”，韓詠華接到信後又拿去給父親看，沒料想，韓詠華的父親讀過信後接連說道:“好！好！文章寫得不錯。”同意了女兒與梅貽琦的交往。數月後，兩人訂婚。韓詠華的一位同學聽到消息後，急忙跑來韓家告誡韓詠華說:“告訴你，梅貽琦可是不愛說話的呀。”韓詠華以一種凜然赴難的語氣說:“豁出去了，他說多少算多少吧！”

廉潔儉樸的一校之長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梅貽琦用這八個字概括了他對清華的深厚情感。他長清華，愛清華，就要使清華在“當此國難嚴重時期，各事更應力求節省，期以最廉之代價，求得最高之效率。”梅貽琦言行一致，上任之後，住進清華園甲所(法定校長住宅)，按慣例許多生活開銷由學校供給，他主動放棄特權，家裡傭工的薪水、電話費以及學校每月免費供應的兩噸煤全部自付。

他不允許家裡任何人乘他的汽車辦私事，夫人要坐只能順路搭便車。他寫報告，公函的草稿紙都是用廢紙的反面。他說:“款項有限，但這是個觀念和制度的問題。”1938年到西南聯大後，梅貽琦與普通教授一樣租平房，住所窄小簡陋，並將校長專用車交給學校共用，外出辦事，路近則安步當車，路遠則搭便車，或坐人力車載一段路。

1940年以後，滇川各省物價飛漲，教師們的薪水不能按時發放。一日三餐難以為繼常有發生，梅家生活也十分清苦，經常吃的是白飯拌辣椒，連青菜都買不起。梅夫人做鬆糕到冠生園寄售，擺地攤出售兒女們小時候穿過的衣褲以貼補家用。有一次，兒子梅祖彥的近視眼鏡鏡片摔碎了，影響聽課記筆記，好久無錢重配。小叔叔梅貽寶(燕京大學校長)赴美前到昆明探望哥哥，看到侄子悶悶不樂，一問才知原因，就出錢為侄兒配了一付。

聯大給教師謀福利，梅貽琦主持制定校規規定:學校3個常委都不能享受(另兩個人有兼職收入)。教育部曾發給聯大一筆學生補助金，梅家有4個孩子在聯大讀書，按規定有資格領到補助金，梅貽琦不允許自家孩子去領，而把補助金讓給更困難的學生。

梅貽琦所行之事處處為學校打算，儉樸作風給同行留下深刻印象。1941年7月，梅貽琦與聯大總務長鄭天挺等在成都辦完事後，準備轉重慶回校，梅貽琦聯繫買好飛機票後，又得到可以搭乘郵政汽車回昆明的機會。郵車不僅比飛機晚到一天，一路上還要遭受日機空襲之危險、山路顛簸之苦，但可以為學校節約兩百多元錢，梅貽琦毅然退了飛機票，一行3人乘郵車回到了昆明。

梅貽琦晚年病痛臥床，面對死亡時，曾說：“耶穌愛我，耶穌關切我，耶穌保佑我，所以耶穌救我。”又說：“神什麼事都知道。”除了虔誠信仰之外，梅貽琦更用一生的行止實踐基督徒的精神。他的寡言慎行、自律甚嚴、忍耐寬容以及誠實的品格，其實也正是一個基督徒的品格。

從梅貽琦身上不難看出，基督徒與儒者雙重文化身份，最終在個人道德和修養層面獲得了會通和結合。他很自然地接受了二者對個人道德修養的規範以及行為處世的要求，所謂“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即是最好的說明，而梅貽琦的清華校長形象，正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儒者和基督徒相融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