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說：穩定的國際秩序需要各方價值觀一致。中國擁有了青春期的力量，也具備了中年人的克制，缺少的是關於世界秩序想象的合法性價值。合法性價值是世界領導權的核心所在，世界霸主的巔峰對決，不是實力的較量，而是價值觀的比試 老高按：在我們這一輩中國人所耳熟能詳的美國人名字中，亨利·基辛格肯定能進入前十名。1971年7月，他作為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從巴基斯坦瞞天過海秘密飛到北京。當時那故意放在黨報不起眼的位置、只有短短兩行字的美國總統將訪華的消息，真的是震撼了中國、震撼了全球——現在我一閉眼，當時的場面歷歷在目。 後來基辛格無數次晉謁中南海，中國要人也無數次朝覲基辛格，我的一位同窗還隨攝製組專程到美國採訪拍攝基辛格，成為某個重大題材的紀錄片中必不可少的一筆。我周圍的人也常常提到基辛格，尤其是在前幾年中國研究院的研討會上。但人們似乎更多地關注基辛格的外交活動實踐，關注他就中美關係或美國亞太政策提出的某個具體設想。在中國專制體制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基辛格仍然樂當中國領袖的座上賓，讓很多人不爽，我就聽到不止一個人稱他是“老狐狸”，“討好專制者”來“兩頭通吃”。 正如中國著名學者、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許紀霖教授所說，基辛格“前半生與哈佛結緣，後半生在白宮度過。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在哈佛與白宮遊走自如，既是一個大師級學者，又是一個長袖善舞的國際政客”。95歲的基辛格，身上兼有學者與政客這兩方面的特質，但是我們比較多地看到了他政客這一面，卻忽視了他作為學者的這一面。許紀霖發表於兩年多以前的《讀懂基辛格，就讀懂了世界》這篇文章則提醒了我們，基辛格還確實是名不虛傳的“大師級學者”，他的歷史眼光和全球視野，確實能從戰略上給當代和後代各國執政者以啟迪。 前年夏天陪兩位攝影界的朋友賀延光和蕭燕逛普林斯頓大學，正見到一群中國孩子的“美國迪斯尼夢想成真藝術展演親子團”，在納蘇大樓前合影，幾十個孩子充滿豪氣地齊聲高喊：“我們來認識世界！讓世界認識我們！”願望很好，但在我看來，中國人要真正認識世界，並不容易。或許，我該請教一下“老狐狸”。幾十年前，讀過基辛格的《核武器與對外政策》（記憶之中是所謂“內部出版”），這次要找來他的《論中國》和封筆之作《世界秩序》。 讀懂基辛格，就讀懂了世界
許紀霖，大家 基辛格是一個傳奇。這位來自德國的猶太移民，創造了20世紀世界政治多個標誌性事件。他的前半生與哈佛結緣，後半生在白宮度過。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在哈佛與白宮遊走自如，既是一個大師級學者，又是一個長袖善舞的國際政客。 基辛格在哈佛的本科畢業論文，長達377頁，導師看了前100頁，便情不自禁提筆批了“最優”。因為他的論文篇幅過長，哈佛因此制定了“基辛格規則”，限定大學生撰寫本科畢業論文的長度，不得超過基辛格論文長度的1/3。他的博士論文主題是19世紀的維也納體系，著名的基氏均勢理論就此奠基。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與對外政策》，首次提出了有限戰爭理論，哈佛因此聘用他，成為著名的國際關係研究大家。12年之後，基辛格棄學從政，在尼克松總統賞識之下，在國際舞台上大展宏圖，中美關係破冰、緩和中東局勢、結束越南戰爭，因此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卡爾·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是一個既能解釋世界，又能改變世界的歷史偉人，基辛格也屬這樣的豪傑。 前幾年基辛格的《論中國》一書在中國出版，在讀書界風靡一時，我與許多學界朋友都視該書為經典，沒有一個美國人比他更了解中國的當代政治與國家領袖了。今年（2015年），這位92歲的老人，又出版了他的封筆之作《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中文版，我放下正在研究的課題，先睹為快，頃讀之下，不由拍案叫絕。基辛格，不愧為全球國際關係第一老法師，他有獨家的均勢理論，又梳理出以自家理論為骨架的歷史演化脈絡，兼以無人可比的從政經驗，使得《世界秩序》成為他本人、乃至國際關係領域的巔峰之作。 中國已經崛起，以世界老二的姿態，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我們關於世界秩序的知識儲備配得上自己的經濟實力嗎？想改變和顛覆現存世界秩序的大有人在，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現代的世界秩序究竟從哪裡來，又將到哪裡去？ 讀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就會豁然開朗，讓糊塗者清醒，讓清醒者更清醒——除非糊塗者不想清醒，清醒者以為自己最清醒。 眾所周知，現代國際體系起源於17世紀中葉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7世紀初神聖羅馬帝國內部天主教與新教的尖銳對立，引發了慘絕人寰的“三十年戰爭”，日耳曼諸邦國60％的人口被消滅，交戰各方不分上下，打得筋疲力盡之後，最後終於現實理性占了上風，交戰諸國坐到談判桌前，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各國相互承認主權、領土完整，從此基督教神權世界宣告結束，一個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新世界來臨。 基辛格指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普遍意義源自它的程序性特徵，即在價值觀上是中立的。它的規則適用於任何國家：不干涉他國內部事務，邊界神聖不可侵犯，國家享有主權，鼓勵遵守國際法。”以往中世紀的戰爭都是以上帝為名的戰爭，各國為爭奪神的恩寵、為占據宗教的正統而廝殺，那是價值的紛爭，不可和解、無所讓步，每一方的內心都充滿了神聖的正義感，都自以為是上帝最好的選民，哪怕血流成河，屍骨遍野，也在所不惜，那些死難者不過是上帝意志在人間展現過程中被碾壓的無足輕重的小草。 自16世紀新教改革之後，歐洲逐漸進入了一個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祛魅時代，一個共同的神消失了，每個國家、每個人內心都有自己所供奉的上帝。“三十年戰爭”是一場上帝之爭，但沒有一個國家有實力能夠將自己的上帝強加於他國，於是，一種程序性的工具理性代替了實質性的價值理性，主宰國際關係的基本法不再是自以為是的神聖價值，而是工具性的主權承認；正義不再體現為究竟誰代表上帝，而是遵循普遍的程序性原則。這就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核心所在，因而它適應不同的宗教、文明和文化傳統所形成的國家間交往，它是世界祛魅的世俗化產物，難怪今日的世界依然處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延長線上——除此之外，你想不出更好的解決跨宗教、跨文明、跨文化的國家之間紛爭的有效方式。 從17世紀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繫到19世紀的維也納體系，維繫和平的秘密不再是共同信奉的上帝，而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均勢。價值祛魅的世界必定是一個霍布斯式的叢林世界，叢林世界要有和平，必須有各種力量之間的均衡，讓每個國家都明白，合作要比不合作好，霸權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後的兩百年，歐洲避免了類似“三十年戰爭”的多國混戰，首先是英國縱橫捭闔，守護了歐洲大陸的整體均勢，其次是法國操縱了中歐的均勢，嚴防統一後的德國作為頭號強國崛起。 然而，基辛格認為，均勢是很容易被打破的，“均勢至少受到兩方面的挑戰，一是某一大國的實力強大到足以稱霸的水平，二是從前的二流國家想躋身列強行列，從而導致其他大國採取一系列應對措施，直到達成新的平衡或爆發一場全面戰爭”。拿破崙大帝的出現是前一種挑戰，但很快為聯合起來的歐洲強國所鎮壓，重新回到維也納體系的新均勢。而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作為野心勃勃的後發達強國則是後一種挑戰，也最終歸於失敗。 德國之後，再無挑戰者？其實，世界的均勢是相對的，而不平衡是絕對的。意識形態所激發的野心、國家利益的無限膨脹，會不斷地產生對世界均勢的挑戰者。之所以如此，基辛格如此分析：“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弱點是其長處的反面。儘管這個體系有飽經戰亂的國家設計，但它並沒有提供一種方向感，它給出了分配和維持權力的方法，但沒有解答如何產生的合法性。”這意味着，假如要實現康德的“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在利益的交易和實力的均衡之外，依然要尋找一種更高的普世價值——這一價值當今世界，不必是高度分裂的宗教信仰，而是世俗性的人文價值。畢竟18世紀的啟蒙運動為世俗的人文價值奠定了全球基礎，而且已經在世界各大軸心文明和民族文化之中獲得回應。哈佛大學政治學巨擘約翰·羅爾斯在世時寫的《萬民法》，試圖從不同的宗教和文明傳統中發掘當今世界的普遍人權法則，就是繼承康德壯志未酬的遺志，為世界秩序尋找新的合法性價值。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二戰之後的歐洲，意識到僅僅靠均勢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無法實現穩定的世界秩序，需要一個超越於均勢之上的統一歐洲。法德之爭是過去300年間歐洲每一場戰爭的淵源所在，在冷戰的背景下，法國與西德實現了終極性的和解，開始攜手合作。冷戰結束之後，一個統一的歐洲誕生了，歐盟的出現，象徵着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摒棄，在民族國家之上，有了一個更高的、雖然是有限的價值與利益共同體。歐洲是多元的，也是同質的，這個同質不僅體現在多級世界中歐洲的共同利益，更重要的，乃是來自於古希臘羅馬、中世紀基督教和近代啟蒙所奠定的歐洲價值觀，這是歐盟合法性的精神支柱所在。 當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始作俑者正在超越自身、致力於建構一個世界新秩序的時候，亞洲卻成為了這個業已過時體系的忠誠繼承者。基辛格說：“威斯特伐利亞模式的國際秩序如今在亞洲推行得最為得力，遠強於歐洲，中東更是無法與亞洲相比。”歷史上的亞洲與歐洲不同，並沒有一個類似羅馬帝國那樣的共同帝國，也沒有基督教那樣的統一宗教。今日的亞洲各國，存在着各種宗教：中國的儒教，東亞的大乘佛教，東南亞的小乘佛教，南亞次大陸的印度教，印尼、馬來亞、巴基斯坦的伊斯蘭教，還有韓國的基督教和菲律賓的天主教。亞洲成為了軸心文明最豐富、最齊全的地域。好在東方世界具有多神教傳統，不像歷史上一神教的歐洲和中東，為了一己之信仰而大打出手，發生宗教戰爭。不過，亞洲各國不同的宗教背景雖然不至於爆發戰爭，卻是建立亞洲共同體難以跨越的屏障，因為超國家共同體的建立，最終還是要取決於是否有合法性基礎：共享的價值觀。 基辛格發現，今日的亞洲各國，民間大眾的民族主義情緒泛濫，政府基本按照19世紀歐洲的國家理性方式進行外交，國家利益至上，並不排除武力的選項。更要命的是，還缺乏歐洲式的均勢。因為在歐洲，主要國家的利益即使不完全一致，也是相互兼容的。亞洲卻沒有這樣的利益一致性，各大國為自己選定的重點就是明證，印度最擔心中國，中國卻認為與自己分量相當的競爭者是日本和美國。不過，這位老資格的國際關係權威也表達了謹慎的樂觀：“現在印度、日本和中國均由有戰略眼光的強勢政府領導，雖然競爭可能加劇，但找到大膽的解決辦法的可能性也大為增加。”在歐盟式的超國家共同體遠未露出曙光之前，亞洲各國只能暫時按照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原則維護脆弱的均勢，美國是東亞均勢的最重要砝碼，日本與中國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再次出現一個共同的敵人——在上個世紀70-90年代中日短暫的蜜月期間，所依賴的共同敵人就是咄咄逼人的蘇聯。 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成為新世界體系的主導者，兩霸相爭成為一霸獨攬。不要忘記美國是一個具有極端一神教傳統的清教徒國家，早在1630年，約翰·溫思羅普總督就在駛往馬薩諸塞的移民船上宣布：我們要在新大陸建立一座上帝的“山巔之城”，其正義原則和榜樣力量將激勵整個世界。基辛格認為，近代歐洲秩序的基礎一直是政教分離，將絕對的道德觀與現實政治謹慎地分離，但美國的外交是傳播美國價值觀的工程，認為其他民族都應該渴望這套普世的價值觀，複製美國的現代化道路。美國是一個矛盾的大國，既有盤算自己利益的孤立主義傳統，又有理想主義的傳教精神，其外交政策經常在二者之間震盪，試圖找到平衡點。但作為清教徒的美國人之最終信念，還是相信自己擔當着上帝賦予的“天命”，有責任拯救混亂和墮落的世界。“天命”意識在國家利益之上——僅就這點而言，美國與傳統的中國倒有相似之處，中國的儒家士大夫相信天下主義，王朝之上還有天下：一個普遍的正義秩序——只是當下中國的一些國家主義者不懂美國，以為美國的所作所為皆出自其自私的國家利益。不了解競爭對手的精神之魂，只能導致一而再、再而三的誤判。 就塑造世界秩序而言，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當屬曾經做過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伍德羅·威爾遜。對於他，中國的知識分子並不陌生，五四時期的陳獨秀稱之為“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上提出了十四點和平原則，最早論述了國際聯盟的設想，以保障大小國家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威爾遜主義是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理想與實踐，可惜當年巴黎和會上如狼似虎的英國與法國，唯國家利益是圖，視實力均勢為唯一法寶，讓威爾遜主義沒有落地的空間，之後建立的國際聯盟也只是一個中看不中用的空架子。 直到二戰結束美國成為西方的新盟主之後，威爾遜主義才有了實踐的機會。基辛格說：威爾遜之所以偉大，乃是他提出了宏大願景，極大地激發了美國的例外主義傳統，每當爆發世界性的危機，美國都會以某種理想主義的方式回歸威爾遜主義。然而，威爾遜主義的悲劇在於，它留給這個舉足輕重大國的，只是一套令人振奮但脫離歷史感和地緣政治意識的外交政策學說，美國之後的一系列國家錯誤皆與此有關。比如美國的中東政策，事實證明，以多元民主取代薩達姆的殘暴統治要比推翻這個獨裁者要困難得多，伊拉克內部、遜尼派、什葉派和庫爾德人之間由來已久的矛盾，在美國式民主選舉之下，演化為無法整合的宗教與民族衝突。而以埃及革命為中心的“阿拉伯之春”，最終被證明為不過是一場美國所不喜歡的“伊斯蘭覺醒”。 向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公然挑戰的，當屬伊斯蘭教。基辛格說：“伊斯蘭教既是一種宗教，又是一個多族裔的超級國家和一種新的世界秩序。”伊斯蘭教所想象的世界秩序，乃是一個沒有祛魅的真主意志的世界，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創始者哈桑·班納提出，要用伊斯蘭的制度取代世俗的民族國家體制，他充滿激情地號召穆斯林信徒：“穆斯林的祖國將延伸到全世界，難道你們沒有聽到神聖和全能的安拉的話？我們將與異教徒戰鬥到底，直到永遠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 在20世紀的歷史當中，曾經有多個世界秩序的挑戰者，從希特勒的納粹種族主義、斯大林的東正教共產主義到第三世界革命，最後都歸於失敗，如今的伊斯蘭教對基督教世界秩序的挑戰，又會有什麼樣的結局？是短暫的威脅，還是一場永無止境的一神教之爭？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其超越宗教、超越終極價值的程序性設計，為各民族國家的和平相處，提供了國際法的公共尺度。然而，正因為其背後價值合法性的不足，使得和平永遠是戰爭之間的空隙，一旦國家間的均勢被打破，就會有誘導戰火的挑戰者出現。哈佛大學一項研究表明，歷史上的新興大國和原有大國互動的15個例子中，有10個最後走向了戰爭。 到了21世紀，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大國正在崛起，從國家經濟總量而言，十年之內，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頭號GDP大國。中美之間，難道必有一戰？基辛格對此並不悲觀。 作為美國首屈一指的中國通，他對中國的了解未必比對美國少。他承認，對於中美兩國而言，對方都是一個難以通約的“例外”：“兩國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異。美國的政策着眼於務實，中國則偏重概念。美國從未受過鄰國威脅，中國的邊境四周卻無時不刻強敵環伺，虎視眈眈。美國人相信每一個問題都有解決辦法，中國人卻認為每個問題的解決只會引起新的問題。美國人對眼前形勢一定要拿出結果，中國人注重的則是大局的發展。美國人制定‘可以做到的’計劃，中國人只確定總的原則，進而分析它的走向。” 不管基辛格的對比是否正確，但中美之間因為價值觀和文明傳統的差異，的確隔着一層無法打破的鋼化玻璃。 自從晚清備受列強欺凌之後，中國放棄了天下主義的雄心，守護的只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民族國家主權底線，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表現出一種東方式的孤立主義。雖然到了21世紀崛起於世界，但誠如李光耀所說：“中國與其他新興國家不同，中國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為西方社會的榮譽會員”，“過去，蘇聯與美國抗衡以爭奪全球主導權，現在，中國的行為純粹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它對改變世界不感興趣”。 不過，東方式的孤立主義能夠維持多長的時間呢？中國無意於挑戰現存世界秩序，但作為一個黑格爾所說的“世界民族”，中國的一舉一動，總是會在世界舞台發生超乎自己預期的影響。 基辛格在本書中提出了一個世界秩序三要素理論：力量、克制和合法性。他認為：“秩序永遠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間的微妙平衡。”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已經擁有了青春期的肌肉與力量，也具備了中年人的隱忍與克制，獨獨缺少的，是關於世界秩序想象的合法性價值。 不要以為合法性價值不重要，那是世界領導權的核心所在。世界霸主的巔峰對決，最終不是實力的較量，而是價值觀的比試。誰贏得了全球普遍的人心，誰就把握了世界文明的未來。在上個世紀，德國之所以兩次挑戰世界秩序失敗，乃是其始終缺乏引導世界的新價值觀和普世性建制。只有一己之民族利益和國家理性，是不會獲得世界尊重的。 時殷弘曾經做過一個富有啟發性的研究，他藉助喬治·莫德爾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環理論，發現近五百年來，所有對世界領導者的挑戰無一不落入失敗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業的國家，都是先前世界領導者的合作夥伴。比如17世紀取代葡萄牙的荷蘭，18、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時殷弘提出的這一觀點，或許需要作個別的修正，問題不在於國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而在於對普世文明的態度：凡欲挑戰全球核心價值的最終難免失敗，而順應普世文明又有所發展的，將有可能以新的文明領導世界，成為地球方舟的新一代掌舵人。 基辛格在書中有一個並非不重要的觀察。你以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後的歐洲，真的是靠力量的均勢維持了二百年的和平嗎？不，基辛格說：穩定的國際秩序需要各方價值觀一致。當年維護歐洲秩序的政治家是一批宮廷的貴族，他們對諸如榮譽與責任這些抽象概念的理解毫無二致，他們代表了同一個精英社會，講同樣的語言（法語），出入同樣的沙龍。國家利益雖然不同，也各為其主，但對國際法規則有共同的認知，對世界秩序合法性有心照不宣的認知。 讀懂了基辛格，就讀懂了世界。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2018年元月圖片主題：閱讀）
小小讀書郎。 近期文章： 有的革命是逼出來，有的革命是造出來 警惕法西斯：這應該列為人類永恆的警告 非邏輯的邏輯課，反價值的價值觀 蔣經國忌辰30年，如何評價其功過 文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卻造成更大問題 盤點美國2017年的十場文化激戰 大眾是否真能做到自主掌控選擇信息 國家崛起有可能變成獨裁者冒險的本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