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提出了一种家庭亲和理论：父母和结婚后子女的最佳距离是保持一碗热汤从一个家端到另一个家不要太烫，也不要太凉的“一碗汤的距离。”美加讨论这样问题的时候，没有东方那么浪漫温情，大多是实操的财务、个人空间、生活习惯、家庭结构和角色变化等具体考量。

  我的房子和父母的，刚好是一碗汤的距离。可这碗汤，三年前后从太凉到太烫，好多痛苦现在看，就是越亲的家人越没有理性和原则，我作为主导人，一开始就没有客观务实地处理好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是个人空间。 刚回去的“蜜月期”父母和我都很满足，过去那个家好像又回来了。本着“破镜重圆”的美好愿望，老两口郑重决定要卖掉自己的房子，反正要住在一起嘛。我笑着说：房价多少年只见涨哦，小心卖了后悔。老爷子说：中央这回看来是下决心了，不会让它涨。我要卖给你Y叔叔，我们是好朋友，他的腿不好喜欢我那一楼的房。

   卖了房我们才慢慢发现，双方缺席对方生活二十多年，习惯和理念已经完全不同，每天的生活细节都成了对彼此的考验。不管我前个晚上几点休息，每天早上七点老人一定要敲门叫我吃饭。晚上十点我要是不回去他们不睡就等。冰箱里放馒头包子从来不用密封袋或者保鲜膜，整个冷冻室全是水汽结成的冰块，打都打不开。我和钟点工彻底整理一次，扔了几样放了快一年的食品，把老太太气得想起来就要唠叨，我一进厨房老两口就盯着，生怕我再动他们的东西。只要我一走，他们就会松一口气，很快，我的改革全部被推翻，一切照旧。

   这自然就到了第二个问题，谁是家庭的主人？他们是我的父母，仍然把我当孩子，可我认为渐渐就是我来当他们的父母了，作为他们的监护人。为了他们的健康，我要控制全家的生活内容和品质，特别是要保证他们吃健康的东西，不买那些假药假保健品。可老人家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对生活的主控权，哪怕假保健品吃得我妈全身红肿，奇痒难当。最后我发现，他们身体好的时候，只希望我是一个生活拐棍和精神存在，于是我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很多。弄得我不得不考虑到外面租房。他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又得是这个家的定海神针，哪里都不能去。

   第三个错误就是做那个手术，父亲声带息肉以前做过三次，当天做当天正常生活。最后这次活检是良性，老人做活检都特别受罪，我还没有警醒。托人找了几家医院的专家，答复都是小手术，九十多岁的人都做过。只有一个专家说，毕竟八十多了，你们自己考虑吧。现在息肉影响说话不要紧，怕的是将来可能影响呼吸。将来什么时候会来？可能是多大可能？这种不确定性让心急的父亲最后拍板：做！小手术。谁能想到小手术后一些列辅助处理错上加错，直接导致了老人严重的焦虑惊恐和身体反应。我也开始启动紧张焦虑模式，对亲人的情绪开始失控。我觉得自己付出这么多，压力这么大，怎么敢再让老人的错误认知和行为，把问题弄得更多更复杂？可事实上，我的分寸拿捏不当，反而弄出更多更伤害的问题，让一辈子没有跟我吵过架的父亲，第一次为买药跟我翻脸。（另见文）

    第四就是入住护理院的处理，这大概是我最自责的问题了。我一病，好朋友J就告诉我：这样你撑不过三月，赶快找养老院。她还陪我去看过现在的这家护理院，可我犹豫不决。最后老人昏迷我严重抑郁，先生回来带我再看护理院，我仍然下不了决心。真的应该早点理性正视事实，可我一直拖着，直到最后我身体问题越来越严重，没办法回加前一个多月匆匆把父亲送进了护理院。老人这时候的认知其实已经有问题了，一方面紧张胆小要面子，另一方面身体恢复不错让他觉得他根本不需要护理院的照料。见“三年记（五）”如果我早点送父亲去护理院，中间陪他自由回家几次，再病上几次，老人就知道他不能独立生活这样一个事实了。最后这样粗糙处理，弯转得太急，老人心理上先翻车了。

  一碗汤的距离，不光是物理空间那么简单，心里这一碗汤的距离究竟在哪里？

    父母老得太快，我们成长得太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