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知识界代表人物中高达74％的人对社会发展方向严重误判，对其学术生涯乃至人生遭际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悲剧不仅在于错误理解了爱国主义。更要命的是没有真正理解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知识分子一生所学到底为何？爱国主义是不是最高目标？


　　老高按：自从上次发现署名为“二大爷”所写的《我们是你们的良心——反抗纳粹的白玫瑰》一文之后，对这位作者产生了兴趣。“二大爷”真可谓高产作者，大部分都观点犀利精准，文笔摇曳多姿，有血有肉还有骨，让我羡慕甚至妒忌！
　　上面这个标题，就是从“二大爷”一篇文章的标题而来。他这篇文章，举了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和明朝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徐阶的例子，指出逃避、出走，固然我们应该理解、同情，而不应对之苛求，但毕竟不是面对宵小的办法。他在文中许多话，说得很精彩，像：“中国人最常见的悲剧之一就是小人坦荡荡，君子常戚戚。”“沉默的大多数即便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也始终会让那些我们鄙视的人心有余悸。”
　　难道不是这样吗？或许不算积极，但也绝不消极。
　　他的话让我想起鲁迅的那句名言：“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鲁迅《坟·题记》）
　　此外还读到一个署名为“二大爷别院”的文章，写得也好看，不知二者是否同一人？这里我就推荐两篇“二大爷”和一篇“二大爷别院”的文章，好在都不长。


　　学识重要，还是见识重要——知识分子的生死抉择

　　二大爷，脸书

　　关于知识分子拒绝国外的优厚生活，拼命要回来鞠躬尽瘁的故事，我们已经可以背出很多了。钱学森同志吃马粪装疯卖傻，一个人能顶五个师的光辉事迹，成为佐证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报效祖国的标配。说实话，我一直没有查出这种桥段到底出自于哪个小说家之手。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学成归来没能为祖国报效，却被祖国报销的事倒是很多。比如我之前的文章中介绍过的钱学森的同学，同样是海归的徐璋本，因为不认同马克思主义，自己号称参选国家领导，结果坐了22年的牢。
　　徐先生还算好的，毕竟有钱学森这种红色标兵当同学，保住了性命。还有大把要报效祖国的海归，命都丢了。
　　董铁宝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计算机之父，作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参与了第一代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编制程序和使用。1956年，国内号召大规模向科学进军，在周公的邀请下，董铁宝和夫人植物学专家梅镇安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绕道欧洲，行程万里，历时3个月回到国内，在北大任教。1968年10月，北大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的海归背景成为“特务”指控的重点，被隔离审查，不准与家人见面。董铁宝不堪受辱，上吊自杀。刚上中学的子女被下放农村。
　　被周公三番五次盛情邀请回来的，还有数学泰斗、云南大学奠基人熊庆来。1957从法国回到大陆，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进行研究，培养了诸多后来的数学大师。文革开始后，长时间被批斗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后，在家中突然身亡，死因至今讳莫如深。
　　另外一个1955年被周公亲自从机场迎接回来的留美教育学博士董时光，连自杀都没有赶上，直接被当做“大右派”毒打致死。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大骂美国人出兵朝鲜，不可谓不爱国。但是回来后在因为运动中给学校党委提了点意见，被作为极右分子处理，送去劳改。由于常年饥饿，一个堂堂博士，饿到去捡马粪中的没有被消化的胡豆充饥，就这样居然被诬为偷吃马粮，被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吐血而亡。
　　如果要细数，这种例子多得让人无法呼吸。比如在董铁宝自杀后没几天，同在北大的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饶毓泰也上吊自杀。在几天前自杀的还有后来被追授“两弹一星元勋”的赵九章，都是资深海归。当然，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极个别。因为单单在1968一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个。
　　我在此不想再说这些悲剧的客观原因。我们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中国顶级的菁英，在经历了中外社会环境的对比之后，还是会被简单的爱国主义情绪所煽动，轻而易举的交出自己宝贵的人生？学识为什么没有转换为见识？
　　在我们日常的理解中，知识菁英既然拥有非凡的学识，理应具有非凡的见识。特别是在一生也许只有一次选择机会的重大历史关口，他们理应得比常人更有远见卓识，更能看穿事情的本相。
　　但很遗憾，显然答案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一张图表，标明的是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

　　中研院院里14个单位，成建制迁台的只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了内地。至于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湾的10人，去它国的的12人，留在内地的近60人。下面是81名院士名录，各个赫赫有名：
　　数理组院士28人：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院士28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去台湾的有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10人；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胡适、萨本栋（1949年1月在美去世）12人远走海外。

　　从表中就可以看出，这些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代表性人物，全中国最聪明的大脑们，高达74％的人，对社会发展方向产生了严重的误判。这些误判不仅是对他们的学术生涯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影响，甚至其中很多位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不幸自杀或者批斗致死的就多达14个，其中既包括饶毓泰、叶企荪、陈寅恪这种泰斗级的人物。也不乏谢家荣这样全家集体自杀的。而即便侥幸苟活的，也少有没有挨整、挨批的，不要说再做学术研究，保命保平安就已经不错。至于郭沫若、冯友兰这种在严酷的环境下扭曲如蛆虫，尔曹身与名俱灭，可恨又可怜，就更不必提。
　　相反，有些学识不咋样的知识分子，比如徐志摩，见识却是一流的。
　　苏俄革命成功后，在中国吸粉无数。甚至连胡适这样的人，刚开始也是即为欣赏的，认为苏维埃是“伟大的试验”。但徐志摩则不然。1925年3月，他去欧洲游历，专程取道苏俄考察。他从社会观察的角度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物，甚至专门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整个苏俄社会的麻木和野蛮，让他大为震惊，在他的《欧游漫录》中，他这样描述：“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他对于列宁的评价是：“他不承认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毫不夸张的说，即使到了真相揭开的今天，还有大把的知识分子没有达到徐志摩的见识。

　　很显然，诸如董铁宝这类的悲剧不仅仅在于错误的理解了爱国主义。更要命的在于没有真正理解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那就是：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一生所学到底为何？爱国主义是不是必须考虑的最高目标？
　　我们自私一点说，董铁宝们如果选择了别的道路，即便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也至少可以为学界做点贡献，最差都可以保留一些知识的种子，为后来的人们留下希望。奋力淹没于黑暗，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不仅不为黑暗所同情，反而为其所嘲笑。这不仅是对自己、对家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整个民族、整个世界的不负责任。其实像爱迪生这样的人，从来没有过任何高尚的目标，驱动他发明创造的更多是商业的利益，但就是这样，也无法抹杀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因他在为自己创造价值的同时，推动了世界的进步。
　　人类的知识，本身是不分民族，没有国界的。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你为知识的添砖加瓦，都是在不同的侧面推动文明的进步。这个世界大部分的现代科学技术都产生于西方，但是最终都是泽被四海。来自于文明世界的知识，理应反哺于文明世界。这是知识传播的终极意义。知识分子的才智，狭义的来说，属于个人，哪怕仅仅是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广义的来说，属于全人类，哪怕它不是光芒四射。如果把自己的才智仅仅限定于服务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民族，那这种观念跟小农社会的“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是一种狭隘的愚蠢，拙劣的短视。
　　为希特勒研究导弹，为金三胖研究核武器的科学家，算不算爱国？理论上说，也算是报效国家；残酷点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对人类文明产生了严重威胁。既没有真正的帮助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如果是没有选择尚情有可原，有选择的情况下你还要以爱国的名义跳入火坑，这就是不可饶恕。
　　如果爱因斯坦一定要报效德国，那他也许早就死在了犹太人的集中营；如果特斯拉一定要报效克罗地亚，那他也许早就湮灭在世界大战的某个角落。玻尔、薛定谔、希拉德、汉斯贝特、霍尔宁……他们没有为祖国服务，却在更合适的环境和舞台上，实现了自己的才智与抱负，除了推动了全人类的进步，反过来也让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一样的受益。谁敢说他们不爱国？！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见识。它在大部分时候，比我们的学识更为重要。


　　看见未来：常识是最靠谱的预言

　　二大爷，二大爷art

　　面对未知的命运，人通常都会生出一种神秘感和无力感，所以算命、预言之类的东西一直都很有市场。比如在中国流传了几百年的托伪之作，推背图，烧饼歌之流，到现在都还很火。其实这些所谓的预言在清朝中期之前根本未见于史籍，就是托什么唐朝袁天罡、明朝刘伯温之类的名人，一下子就从地摊上发了家，信徒甚众。
　　其实聪明一点的人要仔细审视一下，会发现，诸如推背图，清中期之前的事情都预言得特别的符合，之后的就完全要靠牵强附会了，怎么扯都很难自圆其说。
　　预言这个东西，一点都不新鲜。中国古代叫做谶纬。简单来说，谶是预示吉凶的隐语，就是预言；纬是附会经典衍生出来的解释，就是谣言。谶纬说白了就是预言和谣言的天然合体。二者大多数时候是互相纠葛，难以厘清的。
　　在上个世纪末，在世界神棍群体中流传最广的预言无疑是诺查丹玛斯预言和玛雅预言。这些鬼话连篇难以考证、可以从多个角度牵强附会的玩意，随着2012年这个坎一过，瞬间就成了挂在厕所里随风飞扬的草纸，现在也没人提了。
　　这种搞笑色彩浓厚的预言在之前其实已经有过先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达芬奇齐名的全能大师卡尔达诺，是个在数学、力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方面都有极高造诣的天才，还懂得有密码术、炼金术，以及占星术等。本人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数学上三次方程的解法就以此公冠名“卡尔达诺公式”）。他71岁时通过占星术推算出自己将在1576年9月21日去世，但是到那一天时，他活得好好的，没有一点翘脚的迹象。卡尔达诺思来想去，为了保全自己作为教皇的首席占星家的名声，自杀了。
　　这样重合同守信用的占星家可不多见。我们中国人就成熟多了，能预言就预言，兑现不了就再来一个预言，直到实现为止。
　　比如东汉最著名的预言“刘秀当为天子”。王莽篡汉之后，天下大乱，相关的谶纬层出不穷，“刘秀当为天子”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段子流传之广、威力之大，可以从一些史实中窥见：刘歆是汉朝宗室，同时也是当朝最有名的学者，被奉为太师。刘歆为了附会“刘秀当为天子”这一预言，活生生的改了名字，自称刘秀。当朝很多人也对其深信不疑，抱团谋反，结果为了等“太白星出”的祥瑞，这出谋反闹剧以被诛收尾。刘歆的死，成就了另一个真正的刘秀。
　　君子皇帝，光武帝刘秀实际上是靠才能成功，但成功后不太自信，居然也把“刘秀当为天子”拿出来作为伟光正的理由。虽然“刘秀当为天子”这个预言确实无形中帮了他不少忙。但客观的说，当时适逢乱世，预言多如牛毛，估计还有张秀、李秀、王秀当为天子的预言，最终兑现了一条，可以说是历史的一种巧合。刘秀的成功，归根结底靠的是昆阳之战那种胆识和气魄。
　　后来这样的操作手法随后在中国革命史上成了主流，几乎被人用烂。张角编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韩山童编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洪秀全编造“太平天国”等等。其实呢，“亡秦者秦也”，所谓预言躬逢其时，只是其中反映民众情绪的花絮。他们更像是浓缩的口号，为那些残暴的历史划上注脚。
　　但是预言这种事情，既有成败之分，就有高下之别。信口雌黄的玩意，但其实还是技术活。什么时候说，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火候的拿捏决定了它能够骗倒多少人。这方面，洋人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习惯于将简单粗暴的口号式预言升华成系统理论。披上科学理论的外衣，那这预言就上档次了。如马氏，虽然一生也就是个抛弃妻女的苦逼青年，但是预言很有天赋，不仅内容宏大，而且规划详实。人人高尚，按需分配的理想蓝图虽然和中国传统的“均贫富”一个内核，但毕竟包裹了新的煽动性极强的斗争学说，由不得众多屌丝不流口水。这个画饼充饥的预言造出来一百多年，付出了数千万人头的代价，也从来没有实现，但是依然不妨碍继续下去。因为信不信不一定由得你。在革命的屠刀之下，信我者得偷生，不信我者永不超生。
　　其实现代文明教会我们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这个世界是按照认知趋同的规律运行的，并无什么特例或者新鲜可言。就如孙中山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算不算预言？这其实就跟预测花之怒放，叶之凋落一样，是最基本的对于世界的正常认知。
　　比如多行不义必自毙作为一种常识，你据此结合时事，完全可以说阿萨德、金三胖一年内倒台是大概率事件，他们死于非命的可能性也极大。我们预见他们的未来并不需要塔罗牌，因为它是我们见过的无数极权的必然。萨达姆、卡扎菲、霍查、齐奥塞斯库等等，无一例外，逃不出历史挫骨扬灰的唾弃。
　　倒是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骗子，喜欢不断用新的词汇堆砌出预言，为人民画饼，为国家画饼，甚至为世界的画饼，这样的貌似正经噱头来为自己的荒诞正名。那些豪言“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的奇谈，皆可视为谶纬之下作，可笑也欤。
　　常识，以及反映常识的规律，才是最靠谱的预言。


　　以道胜，以奇谋——历史细节的意义

　　二大爷别院，博客

　　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看完了两部长片。都是根据历史原型改编的故事。长达五个钟头的谍战片《冷战风云》（又译“合伙人”）还有一个长达两个半钟头的《归途》。前者讲述从匈牙利事件到苏联解体的漫长冷战期间，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角力的故事。后者讲述苏联大清洗时代，一群西伯利亚政治犯徒步跨越七千公里，成功越过雪原、荒漠，逃亡印度的故事。从一个电影发烧友的角度，两部电影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但这还不是我最深的感受。
　　《冷战风云》里，我们看到了克格勃宏大的布局、精巧的构思、冷酷无情的执行。对于阴谋这个词而言，克格勃确实做到了最好。连中央情报局这样的机构，也被玩得没有脾气。《归途》中，我们见证了西伯利亚劳改营的强大威慑力，无数挑战体制的伟大灵魂在它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无声无息的湮灭。
　　但克格勃最终失败了。在苏联解体的那一霎那，一切阴谋都失去了意义。即便西伯利亚依然严寒如昨，都没有阻挡自由的曙光。只剩下落魄的间谍大师们，在反思自己奋斗的意义。《归途》中的主人公在逃离前恶狠狠的说：苏联就是一座大监狱。
　　谁搞垮了苏联这个大监狱，谁打败了克格勃，这是个问题。是克格勃的阴谋用得不够多，还是西伯利亚的温度不够低，也是个问题。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单个阴谋的得与失，那只能得出一些毫无意义的结论。有人死于衰弱，有人死于强大，拨开迷雾，还是简单的大道。
　　大道。说得清道得明，但往往难以让人能接受的东西。自从匈牙利人民拿起枪回击苏联的坦克，选择自己的命运开始，世界历史用大浪淘沙的六十年，慢慢褪去了乌托邦理想带来的灾难，和崇尚丛林法则的匪徒们渐行渐远。也许将来难免还会一两个碍眼的存在，但是，大道如斯，滚滚向前。
　　80年前你还可以目睹苏德瓜分波兰的丑陋事件，70年前你还可以见到黑人为白人让座的法律条文，60年前你还可以见到为数众多的帝制国家……而现在，他们的棺材板都已经腐朽。世界正以超出我们想象的，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价值观的大同。互联网这样的新事物的兴起和壮大，开创了人类经济和社会走向互为一体的新纪元，价值一统的趋势不可阻挡。人种、肤色、国别再也不是区分高低和利益争夺的鸿沟。这是那些习惯于阴谋论的人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对于某些人而言，拨开一个血淋淋的事实给他看并不是最好的结果，继续的麻痹致死可能会让他更加舒服。他们的一生，所谓精华的年月都附着在一个接一个从团结走向团结的宗教仪式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掌声中，否定了这些，就等于都否定了他们毫无意义的一生——包括不可接受的被圈养的思想。
　　正如我们从电影的细节去观瞻一个帝国的倒掉一样——通过历史的很多细节，我们可以知道，现实将是最好的老师。猪并不是天生只懂得睡觉和吃饭。当他们知道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时候，会不会仍然满足于猪圈的生活，那得很费思量。也许他们回归正常人生活的愿望，也许比其他人更为强烈。
　　这个世界有朝鲜特色、古巴特色……除此之外的两百多个国家没有特色。人类的发展正用异曲同工的形态，告诉我们大道所在。这个和那些公开和未公开的阴谋或许有关，但也只是有关。它就是人类社会的DNA，决定了我们成长的方向。只有青春褪色的老妖婆们，才会想要一两个白雪公主式的阴谋，挽回自己必将老去的事实。我们等待这样的结果，需要的只是时间。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2018年元月图片主题：阅读）

　　北京地坛书市摩肩擦踵，看上去许多是外地来首都打工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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