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发生的香港浸会大学规定学生必须通过普通话考试才能毕业，引起学生愤怒抗议的事件，媒体的报导和舆论集中在学生抗议讲粗口上，我认为是模糊转移了焦点。

香港人的母语是粤语，普通话不行，强迫香港学生要通过普通话的考试才能毕业，但相反讲普通话的大陆学生在浸会大学却不要求学习在地的主流语言粤语。这种矛盾的现象，已明显看出在中国主权之下的香港，粤语和普通话地位此消彼涨的趋势。但这种消涨趋势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国家权力干涉的结果。在北京要求香港增强对中国国家认同的所谓“国民教育”的情况下，浸会大学这种课程的安排大有可能是来自中共官方或直接或间接或暗示的授意，或是出自校方体察上意，主动献媚擦鞋

香港人讲的粤语实际是一个相当大的语种，全球有一亿两千万人使用此语言，主要还是在广东和广西两地，香港和澳门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在两广之地，粤语已明显式微。近年官方规定广州所有的幼儿园必须使用普通话，因此广州幼儿的母语已逐渐改变成普通话，他们回家後，与父母长辈也是讲普通话，而非父母的母语粤语。相信再过几代人，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可能已不会听说广东话了。在香港和澳门，粤语虽然还是主流，是因为暂时还有一国两制的分隔。但随著一国两制的逐渐消亡，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普通话在学校教育中会变得越来越强势，浸会大学的课程安排只是一个开始，可以想像，香港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很可能开始不讲粤语只讲普通话。

但这样的事并非仅发生在两广。听我家乡四川人说，由於规定幼儿园只讲普通话，他们的孙儿孙女现在在家里也是只讲普通话，父母爷爷奶奶也陪著他们讲普通话，在家里形成了一个讲普通话的语言环境。有朋友说，过几代人後，全中国将没有方言，大家都讲普通话。据说，上海的儿童和青少年因为学校教育多数已不讲或少讲上海话，甚至不会讲上海话。

而其他民族语言的遭遇更惨。如西藏，尤其是青海、贵州、四川和云南四省藏区，很多藏人已不会藏语。为了学习自己的母语，很多藏人儿童和青年要被迫冒著生命危险，翻越雪山偷渡印度进入流亡政府办的学校读书。即或西藏的学校教藏文，但藏语教材脱离西藏文化传统和乡土素材，直接是从中共官方钦定的统一中文教材翻译过来的。这好像学英文，学的不是莎士比亚剧本、珍·奥斯丁的小说，而是翻译成英文的唐诗宋词。

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文化政治背景来看，这实际涉及到一个语言权利的问题。北京政权独尊普通话，用统治者的语言一统天下，打压排挤其他语种和方言，是大一统的中国对多元文化的压制，具有帝国语言政策霸权的性质。

近代人类历史上，这类语言文化压迫现象甚多。比如国民政府迁台後，推行国语，在学校禁止使用台语（闽南话），学生不小心说了闽南话会受到惩罚。19世纪沙皇俄国瓜分占领波兰後，在学校教育中禁止波兰语，曾两度获得诺贝尔奖（一为物理学奖一为化学奖）的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出生於华沙，承受过不能使用母语而被迫使用占领者的语言俄语的痛苦。再如弗朗哥时代的西班牙，甚至完全禁止整个加泰隆尼亚地区的人民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使用母语是一种人权，联合国已有多种文件倡言珍重人民的语言选择权，这些文件包括人权宣言、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歧视协定、隶属少数民族或宗教和少数语言族群的权利宣言等。欧洲议会1992年还发表了《关於地区性或少数族群语言之欧洲宪章》，强调多语言主义的价值，强调要保护地区性或少数族群语言，指明不能为了学习官方语言而使这些语言受到破坏。

世界性的非政府作家组织国际笔会1996年在西班牙巴赛隆纳召开过一次世界语言权利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个《世界语言权利宣言》，指出使用母语是一种人权，任何一种语言与其他语言都是平等的，人类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得到保护。国际笔会还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关注语言权利的委员会《语言权利和翻译委员会》。

今天的民主国家，人民享有语言选择权，所有地区语言都受到保护和珍重。我在巴尔干小国斯洛文尼亚（两百万人口）旅行，到过该国的海港科佩尔（Koper），此城人口仅两万五千人，因靠近义大利，有三千七百人为义大利裔，但仅三千馀人使用的义大利语也获得该城官方语言的地位。所有街道地名和标示，都同时使用斯洛文尼亚语和义大利语。再如民主化的台湾，台语再次受到肯定尊重，讲国语的外省人政治家马英九从政也要学说台湾话。民主化的西班牙，被禁止的加泰隆尼亚语也死而复活，成为官方语言。

只有专制极权的大一统中国，是一种语言中文独大，所有方言中普通话独大，其他语种和方言都受到排挤打压，正不可挽回地走向式微，乃至最後消失。这一趋势不但使中国土地上语言的丰富多样性正在死亡，人类的一些文化遗产将成为灰烬。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人权一种属性的语言权利也受到威胁。中国的单元语言政策是与今天普世的多语言主义背道而驰的，是文明的倒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浸会学生的抗议有其合理性，只是找错了抗议的靶子，他们应该抗议制定课程的学校行政当局，而不应该到语言中心向老师发洩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