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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的“大革命”，是在爱国忧世的青年们集体倒向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开启的。这场“大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部分，前者指的是通过军事北伐推翻北洋军阀政权；后者则是指工、农群众运动。前者大致上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后者则完全由中共包办。政治革命获得了时人的高度认同；社会革命却收获了知识界最严重的分裂——支持者将其赞美到天花乱坠，批评者将其贬斥得一无是处。

如何看待这种分裂？尤其是如何看待那些批评？那些批评背后有没有坚实的事实作为依据？梁启超1926-1927年间写给子女们的书信里的那些对时局的评论，或许是个极好的视角——1、这些评论系私密性质（家书），能够完全代表作者的真实想法；2、梁氏毕生致力于救亡和开启民智，其立论的动机显然是善意的；3、梁氏在政治信仰上反资本主义而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不至于被解读成“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文人”。

1926年9月29日：不反对研究系人物辅佐军阀孙传芳

梁启超家书：

“时局变化极剧，百里所处地位极困难，又极重要。他最得力的几个学生都在南边，蒋介石三番四复拉拢他，而孙传芳又卑礼厚币要仗他做握鹅毛扇的人。孙、蒋间所以久不决裂，都是由他斡旋。但蒋军侵入江西，逼人太甚(俄国人逼他如此)，孙为自卫，不得不决裂。我们的熟人如丁在君、张君劢、刘厚生等都在孙幕，参与密勿，他们都主战，百里亦不能独立异，现在他已经和孙同往前敌去了。老师打学生，岂非笑话(非寻常之师弟)。好在唐生智所当的是吴佩孚方面(京汉路上吴已经是问题外的人物)，孙军当面接触的是蒋介石。这几天江西的战争关系真重大。若孙败以后(百里当然跟着毁了)，黄河以南便全是赤俄势力。若孙胜蒋败，以后便看百里手腕如何。百里的计画是要把蒋、唐分开，蒋败后谋孙、唐联和。果能办到此著，便将开一崭新局面。国事大有可为，能成与否不能不付诸气数了。”（1926年9月29日）

笔者注：

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围绕在梁启超周围，以梁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人物。“研究系”的前身，是辛亥年后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进步党”；“进步党”的前身，是辛亥年前与革命党分庭抗礼的立宪派。“进步党”搞“开明专制”失败后，放弃党派活动模式，成为松散的“研究系”。很显然，在1926年，“研究系”知识分子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影响当权者，走“政治改良”的道路。梁启超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和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合作，但并不反对“研究系”人物去辅佐孙传芳。次子梁思永曾致信梁启超质疑此事，梁启超回复道：

“思永问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孙传芳那边？这话很难说。内中关系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蒋百里二人，他们与孙的关系都在一年以前，当时并没有孙、蒋对抗的局面。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江浙地方政象亦总算比较的清明，他们与孙合作并不算无理由，既已与人发生关系，到吃紧时候舍之而去，是不作兴的。直到最近两个月，孙倒行逆施，到天津勾结二张，和丁、蒋等意见大相反，他们方能老老实实的和他脱离关系。中间这一段诚然是万分不值(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然在一年前他们的梦想原亦很难怪。(故丁在君刻意欲在上海办一较良的市政，以渐进手段收回租界。)至于我呢？原来不甚赞成他们这类活动(近数月来屡次劝他们自拔)，但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也从未作此想)，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动认为党派行动，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我之代人受过，总是免不了的(亦自甘心)，但因此颇感觉没有团体组织之苦痛，朋友中有能力的人确不少，道德学问和宗旨都是对的，但没有团体的一致行动，不惟不能发挥其势力，而且往往因不一致之故，取消势力，真是可痛。（1927年1月25日）

“研究系”与军阀孙传芳的合作，主要是丁文江的主导，梁启超只是一个不反对的旁观者。丁文江之所以愿意选择军阀，用傅斯年的话来讲是：“他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他的政治大体上是行政）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他之参加孙传芳团体，是个三人团，陈陶遗、陈仪和他。他们三人想借机试验一回”；但更重要的，则是“研究系”一以贯之的“政治改良”立场——如梁启超所说，“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宁愿在一堆烂苹果中选择一只腐烂程度最轻的，也不愿意抛弃苹果去选择别种水果，这是“研究系”一贯的政治立场。

1927年1月2日：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正当工人全部失业

梁启超家书：

“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拚耳。”（1927年1月2日）

笔者注：

信中所谈及的两个问题：1、“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2、“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是梁启超谴责中共包办下的“社会革命”，也就是工、农运动的主要理由。这两个问题是否属实？长期致力于工人运动，1927年前后战斗在“大革命”工运战场第一线的刘少奇，在1937年2月26日，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对十年前的那场稚嫩的“大革命”中稚嫩的工人运动做了深刻的反思。刘少奇说：

“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倘若你们看看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骂苏区国营企业的工人‘要求过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工会是第一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你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刘少奇的反思，证明梁启超信中所谈及的“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确属事实。至于“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1927年6月，武汉失业工人救济局有过一份统计，称当时武汉有失业工人14万人；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报告中，外交部长陈友仁则有另一个数据：“失业的将近二十万人。”汪精卫所估计的数据，则是“失业的工人现共有三十万之多。”

何以一场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宗旨的“工人运动”，最终带来的却是大量的工人失业？刘少奇的反思里其实提供了答案——“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其实情况比刘少奇所描述的还要糟糕，据郑超麟回忆：工人们不但以武装化的纠察队封闭商铺厂店，强迫店主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样激进的结果，自然只能是雇主关闭商铺厂店逃亡。张国焘还记载了运动的一种恶性循环——随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雇主的纷纷逃亡，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成了：“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企业更难经营”——失业时间越长，工人生计越艰难，“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就提得越高，企业就越不敢重新开张……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在调查武汉纺织业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谈到：工会势力过于庞大，工人纷纷怠工，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管理者则“简直不敢说”，以至于“商人纷纷歇业，以避工人之锋”。

社会普遍的不满，也反馈到了主持“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那里。据刘少奇给张闻天的书信里说：

“在起初，人们都期求共产党设办法，就是政府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政府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取强迫办法（与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于工会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也正应了梁启超所说的那一句：“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

1927年1月25日：只有“国家主义青年团”有希望救中国

梁启超家书：

“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1月18日）

“……万恶的军阀，离末日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鲍罗庭、加伦的羁绊——蒋介石及其他一二重要军人屡思反抗俄国势力，每发动一次辄失败一次，结果还是屈服。——国民党早已成过去名辞，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地盘，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现在两湖之中等阶级（中国本无资产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前途真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地了。

“我看现在国内各党派中惟有“国家主义青年团”一派最有希望，近来我颇和他们为交谊的接洽。但其中主张亦不一致，内中有一派主张意大利莫索里尼式者，结果还是一党专制，还是剥夺人的自由，我们绝对的不能赞成。但这一派人最有朝气，最能奋斗，将来希望他们能稍折衷以归于中庸，才有合作余地。留美学生中，此团体发达状况何如(听说从前是不甚多)，你们不特随时留意，恐怕将来要救中国，还是要看这一派的发展运用如何。”（1月25日。编辑注：此信分两次写成）

笔者注：

梁启超在信里提出了第三个他反对“大革命”中的工人运动的理由：“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在工人运动中呼风唤雨，真正的工人则流离失所。工运的领导者在主观上是否有利用地痞流氓来打开局面的想法，笔者目前尚未见到相关资料，更多的材料则证明，帮会势力一直是中共在组织工人运动时的严重阻力和重要敌人，原因很简单——中共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专政基础的政党，其势必要在工人当中积极发展工会，而工会势必与已经广泛存在于工人中的帮会势力发生利益冲突，二者极难互容。但在梁启超的语境，似乎是把一切破坏“中等阶级”生存的工运参与者，都视之为地痞流氓了——梁氏很早以前就说过：“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所以，梁氏虽然赞成国民党的“政治革命”（北伐推翻军阀政权）——“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却反对共产党包办的“社会革命”（工农运动），在他看来，这样的社会革命，会激发“下等社会”民众血液里的“黄巾闯献之遗传性”，最后变成地痞流氓当道的“革命”。

梁氏接受“政治革命”，但坚决排斥“社会革命”，他希望中国能够走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这条“社会改良”之路的关键，是一个“中等社会”的存在。在梁氏看来，：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梁氏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个定义：排除了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剥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会”，颇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梁氏主张先在中国造就一个“中等社会”，然后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改良。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梁氏在目睹“中等社会”遭遇大破坏之后，对“大革命”的强烈抵制的态度了。

被梁氏寄予希望的“国家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党的前身。该党与中共渊源极深，都是从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出来的。青年党后来成为国、共之外的民国第三大政党，党魁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信奉“国家主义”，长期在政见上与中共分庭抗礼——青年党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中共推崇“工人无祖国”；青年党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中共信奉世界革命和阶级专政。（详见《转型中国1923·民国第三大政党》）

1927年1月27日：“知识阶级”已成为反革命代名词

梁启超家书：

“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河南、山东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简直活不成，在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全国真成活地狱了。不惟唐生智头痛，连蒋介石们也头痛。总而言之，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陈铭枢给他的朋友的信(我亲看见的)，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现在倒蒋陈、倒唐之声大盛于两湖、江西，李济琛在广东想自己练些非共产的军队(四师)，到底被他们破坏，练不成功。蒋、唐他们自己安慰自己道：‘好在军队不在他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不了。将来我们受苦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1月27日）

笔者注：

梁启超所感受到的“‘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的状况，其实与工、农运动中严重的“民粹”倾向有关。所谓“民粹”，有两个基本特征：1、绝对的排斥社会精英，也就是梁启超所谓的“知识阶级”；2、绝对的“平民利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有一段话，可谓大革命中的“民粹主义”的最佳注释：

“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后增入“恶意地”三个字）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过分（后更改为“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间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据《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编译。1947年3月出版；其他版本对文字有所修改，见括号内注释）

“必须不准人批评农会”、“ 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这其中的民粹味道是很浓烈的。更何况当时还有这样的认识：“乡下农民中，还是那些闯祸不怕大，生事不怕多的游民无产阶级分子，才有胆来领导这个革命。”李维汉多年后反思这段历史说：毛泽东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人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农民运动中民粹若此，工人运动自然也不例外，知识阶级成为“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27年3月21日：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

梁启超家书：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本来拟在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南方最闹得糟的是两湖，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浙江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总感觉着全个北京将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天津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你们回来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强安居。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裂。我想这是免不了的事，很难捱过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现在湖南确已到这种田地，试举一个例：蔡松坡家里的人已经饿饭了，现流寓上海，他们并非有意与蔡松坡为难（他们很优待他家），但买下那几亩田没有人耕，迫着要在外边叫化，别的人更不消说了。恐怕北方不久也要学湖南榜样。”（3月21日）

笔者注：

梁启超担心“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不是没有道理的。随着“知识阶级”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1927年6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曾呈请中央通缉“学阀”，排在首位的是章太炎，随之家财被没收；“研究系”的骨干张君劢、张东荪也列名其中。

蔡松坡即蔡锷。蔡家在湖南尚有几亩薄田，也未遭到农民运动的直接冲击，但仍不得不为生计流亡上海，个中原因，与当日底层贫民搞的“平粜阻禁运动”有密切关系。该运动的本意，是底层贫民担忧一旦遇上青黄不接的年份，省内粮价暴涨，进而威胁自己生计，故而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禁止一切粮食出境。

这种措施既然是贫农自己所定，本来理应对贫农有利。但实际却不然。措施最先损害的是佃农、自耕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们的利益——这些农民，都有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粮食的需求，“平粜阻禁”之后，粮食不能在丰收与荒歉之间流动，导致其价格极低，种地反成了亏损之事，中共的《向导》周报描述说：“政府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去”，政府对此也无计可施；无力抗拒政府催赋的自耕农和佃农，则纷纷抛荒或违背租佃契约逃走。蔡锷家中多是老弱妇孺，几亩薄田又无人愿意租耕，无奈只能流落上海，寄食乞讨于故旧之门。佃农、自耕农们放弃种地之后，粮食大量减产，贫农们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严重的是：贫农们这样闹，将粮食控制在省内，不许外运，导致前线的北伐军补给出现了严重问题，激起了军队的愤怒。

而贫农们之所以能够将“平粜阻禁运动”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农民协会。据时人的调查，农民协会不仅“参加乡村统治权”，而且取代政府，实行“农协专政”，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不但乡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并且已经进一步蚕食、干与县政府”，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要交给农会，工人问题要交给工会，学生问题要交给学联才能解决，“而县政府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这时的湖南，“统治权在城市确已转到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虽然由共产党包办，但发动起来之后，却已不受共产党的控制。按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3月公布的数据，“在农协会的旗帜下，起来了的已1000万余人”，但当日湖南的农村党员仅仅只有1700余人，绝大多数的农民协会，都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许多则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里，成为社会危害。舆论批评汹涌而至，以至于1927年1月，湖南省农民协会不得不做出对各级农协进行“洗会”的决定。

所谓“洗会”，就是清洗掉各级农协里的地痞流氓。该决定要求：一、为使真实农民意见，在各级协会中充分表现，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二、区农协执行委员3/5须属真实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2/5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流氓地痞性质的人，即应严厉防止，以免扰乱农民组织；……

但因为毛泽东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为宗旨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的出炉，这次整顿没有被严格贯彻下去，中途流产。农民协会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来越被国民党人所诟病，汪精卫1927年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的愤怒批评，与梁启超的言辞几乎一模一样：

“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1927年5月5日：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

梁启超家书：

“近来连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趋到激烈，而且对于党军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这也难怪。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所以你们这种变化，我绝不以为怪，但是这种希望，只怕还是落空。

“我说话很容易发生误会，因为我向来和国民党有那些历史在前头。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对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这种实例，举不胜举，我也没有恁么闲工夫来列举他。‘党军可爱，党人可杀’这两句，早已成为南方极流行的格言……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人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并以来，各各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唐生智勾吴佩孚(都是千真万真的事实)，双方又都勾张作霖。北军阀固然不要脸，南党阀还像个人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现在揭开假面孔，其形毕露了。

“……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方子，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等我的方子出来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1927年5月5日）

笔者注：

正如那个年代大部分的爱国忧世的青年们（如胡适）集体左倾倒向社会主义一般，梁启超的两个儿子，梁思忠与梁思永也不能例外。其实梁启超本人也倾向于社会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所以，梁氏与他年轻的儿子们的思想区别，不在于是否同情社会主义，而在于是要“社会革命”，还是要“社会改良”。

梁启超很早就对“社会主义”下过定义，他说：“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二字，既包括“革命”，也包括“改良”，但梁氏始终都非常坚决地提倡“社会改良”。

不过，梁氏批评1926-1927年的“社会革命”，称其“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却没有看透“社会革命”的实质——尽管他努力做了补充：“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恰恰是这段补充，偏离了“社会革命”最危险的内涵：“阶级斗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最关键的区别，正在于有无“阶级斗争”。“政治革命”针对的是执政者，是现政权，它推翻的是暴政，而不是某个阶级；“社会革命”则不然，欲以“社会革命”的形式搞社会主义，“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则必然会走向穷人革富人之命，无产者革有产者之命……

晚年梁启超。梁氏如此评价“国共合作”：“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竞甘心引狼人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

青年胡适。1954年，在台北《自由中国》社的茶话会上，胡适对众人谈起自己1926年的社会主义信仰：“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信奉社会主义）。现在我引述一句。在民国十五年六月的讲词中，我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整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做忏悔。”（《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这番忏悔未见得到位——胡适没有来得及看到国民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台湾70-80年代造就的均富奇迹——但却很直观地反映了爱国忧世青年在1920年代普遍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地质学者、“研究系”成员丁文江。目睹南方“社会革命”的乱象，许多国、共之外的知识分子们期望将梁启超推向政治前台以做抗衡，梁启超自己曾如此描述：“近一个月以来，我天天被人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简单说，许多部分人太息痛恨于共党，而对于国党又绝望，觉得非有别的团体出来收拾不可，而这种团体不能不求首领，于是乎都想到我身上。除直接找我外，对于我的朋友门生都进行不遗余力。(研究院学生也在他们运动之列，因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多半是学生。)”研究系成员内部对此意见不一，张君劢极力主张梁启超出来登高一呼；丁文江却坚持认为梁的性格不适宜搞政治，坚决反对。

1926年前后的刘少奇。此一时期，刘少奇主要在武汉和上海领导工人运动。在1937年给张闻天的信中，刘少奇用亲身经历详细讲述了“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并对中国工运的独特性有所总结：“‘流氓性’带得很重。中国工人的流氓式生活，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的，不顾及将来与前进地行动。”

王国维。关于王国维在1927年的自杀，梁启超如此理解：“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中国青年党党魁曾琦。曾氏毕生坚守“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的信仰，史学家沈云龙如此评价曾氏的一生：“民国以来，能像慕韩先生以书生创党，无武力，无外援，一空依傍，不倚赖任何已成势力，始终以国家主义号召爱国青年，领导全党同志从事反对阶级专政及所谓‘党治’，并促使民主宪政卒能奠其始基，如此奋斗逾三十年之久的政治家，环顾海内，能有几人？”

海陆丰地区的“农民协会”会员证。按照国民党为农民运动划定的尺度范围，“农民协会”必须在政府领导下工作；但实际情况则是“农民协会”架空了地方政府，实行“农协专政”，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

1927年湖南境内的宣传木刻版画《农民协会万岁》。因为农协禁止粮食外运出省，威胁到北伐军队的后勤补给，给了国民党发动清党一个极好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