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不願將屈原與知識分子聯繫在一起,雖然他是他那個時代的知識精英,但與那個軸心時代的知識分子相比,他只是一個文人,並以文人方式開創了一種傳統。這種傳統深刻地影響了後世,文人化的思維方式又深刻地阻礙了中國現代化進程
老高按:今天端午節。女兒身處美國社會文化環境,端午(以及中秋、春節)常常要包些粽子,糾集一幫朋友到家來開粽子party,用她念叨的話說:“就剩這麼點兒中國文化了!”今年也不例外,女兒趁昨天周末,開了粽子party。她早早買齊各種材料,泡了糯米,最後朋友們一起包,一起吃。不管這些美國年輕人能體會多深的中國文化,至少可以知道了,這個“Duanwu”,是中國人的一個很重要的節日,是紀念一個中國古代偉大詩人的,這一天要吃一種用大樹葉子包着糯米,糯米裡頭又包着紅燒肉、香菇,或者甜甜的豆沙的奇特食品,大人孩子其樂融融。相約:“See you next Duanwu!”
還有一次,女兒高興地給我看一個圓圓的掛着紅紅綬帶的銅牌,我忘了什麼機構舉辦的龍舟比賽,她和女婿所在的這個隊第三名,一人得了一個銅牌。於是我要來一個做紀念,問她一共多少隊比賽呢?她說:五條龍舟。呵呵,第三名,爭得了中游。 女兒發來若干昨晚party的照片,我看到她們包的粽子,包的實在不怎麼樣,她解釋說是因為有兩三年沒包了,手生了——


我今年沒買粽子更沒包粽子,實話說,我也並不是很愛吃粽子。不管怎麼樣,看到女兒包粽子,我總還是高興的,也希望她能把這個傳統傳下去,讓她的女兒今後也年年端午包粽子。在西方這個社會文化環境中,“這麼點兒中國文化”就像手心裡捧着的水一樣,滴滴答答總在漏,但願不至於漏得精光。 我以前也寫過不少關於端午的感想。今年看到幾篇網上的文章,批評借端午、借屈原來宣揚“愛國主義”,不失為一家之言。選出兩篇轉載如下。這樣的文章在中國網絡和社交媒體上流傳,也說明儘管當局不斷加密文網,但畢竟還有多元化的空間! 吃粽子吧!但別提什麼“愛國”了!
屈原與愛國無關
王思想,博客
胡適一直懷疑是否真的有屈原這麼一個人。因為在司馬遷的《屈原列傳》之前,史書上沒有關於屈原的記載。 如果真的有屈原這麼一牛人,史書上不該空缺的。中國人歷史造假的傳統很悠久,司馬遷有可能道聽途說胡亂寫了個《屈原列傳》。 王思想家很推崇胡適,但是對他質疑屈原的存在與否,認為意義不大。因為屈原已經成了一個符號,真假已不重要。我們所要質疑的,是這個符號。 屈原這個符號很重要,已經重要到了要弄出一個端午節、吃粽子來使之具體化、固定化,以便於推廣。屈原、端午、粽子,已經成了三位一體的系列產品。 人類進入21世紀以後,這款原本以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系列品還吃出國際爭端來了,韓國朋友說端午節吃粽子是他們的非遺。這可急壞了中國的愛國小青年。為了強化端午粽子“自古就是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2008年開始,中國粽子的地位一舉超過了包子、餃子,專門放1天假,讓大家使勁吃,使勁紀念屈原。 為什麼屈原那麼重要?答案很簡單:屈原是個愛國符號。有小學三年級文化的人,都被偉大的教育工作者灌輸了這個符號意義。 屈原有資格做愛國系列產品的主打品牌嗎?我認為:可以吃粽子,可以紀念屈原,但是,請不要稱他為“愛國”,他與愛國無關。 在屈原部長、鄧玉姣修腳工這兩個湖北人中間,我認為後者才值得我們敬佩。 以下是王思想家的啟蒙分析,僅供參考,歡迎學術探討。
1,屈原愛的哪個國?
祖國?別扯了,什麼叫祖國?少蒙我,說清楚點兒,說清時間、地點、目標。 屈原愛國的時間是公元前278年前後,愛國地點和目標是楚國。當時秦國負責扮演“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角色,楚國屬於“亞非拉”。假如屈原真的是愛國,那他愛的,只是他的楚國。 此後,東亞大陸的這塊土地上出現了很多個國家,祖國也換了一次又一次。 當時的楚國,後來的湖北人吃粽子紀念屈原,是有道理的。 當時的秦國,如今的陝西人及周邊“自古就是我國(秦國)一部分”的那些人,吃粽子紀念屈原,就有點敵我不分、賣國主義了。 當年的齊、燕、趙、魏、韓這五國的後裔,吃粽子紀念屈原屬於莫名其妙。跟你沒有關係的一個外國人,瞎紀念什麼? 有人說了,我們不提倡狹隘的愛國主義,只要愛國,各國人民都可紀念。好,暫且放他們一馬,不說國籍的事情。我們來看下一個問題:
2,抵抗與自殺,哪個是愛國?
敵人來了,自己去投江自殺就是愛國?如果投江自殺是愛國,那上吊、撞牆、吞金、抹脖子,甚至俯臥撐、躲貓貓……莫非主動結束生命的行為都叫愛國? 或者說老百姓投江自殺不是愛國,有地位的人投江自殺就是愛國? 自稱“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然後去投江就是愛國,一個糊塗的人投江自殺就不是愛國? 有人說了,屈原一心抵抗秦國的侵略,可惜不被楚懷王重用,所以他本身就是個愛國主義者,與自殺無關。這個解釋稍微上一點檔次,但是卻無法迴避一個實用主義問題——投江自殺,就被樹了愛國牌坊,那麼,那些英勇抵抗秦軍侵略的將士呢?如果屈原真的愛國,那你就上前線英勇殺敵去,跑到江邊去進行“愛國自殺”,實在打擊我方士氣,起到了“楚奸”、“賣楚賊”的作用。 我一向認為,秦朝的建立,是中國走向深淵的開始。秦朝高度集權的暴政,終結了春秋戰國各國分立、人才輩出、思想爭鳴的輝煌時代。如果屈原能阻止秦朝暴政的建立,那他就是當時各國人民及其後裔的救星,應該被我們世世代懷念。可惜他沒有。
3,是忠君,還是愛國?
愛國,先要搞清楚“國”是什麼。 從社會學角度,國家可以看做山川土地、森林礦產、人群、政權的集合體。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國家就是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暴力工具。 屈原所在的楚國,肯定不屬於人民。人民的國家是政權獲得人民授權,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權沒有得到人民授權,那麼,該國就不是人民的國,政權就不是人民的政權。 這個國家在大多數時候屬於整個統治階級,在任何時候都屬於最高統治者——皇帝或國王之流的。 必然會有愛國小青年跳出來說:“你不應該拿現代思想去衡量一個古代人”,對此,我的回答是:“那麼,你們就別拿一古代糟粕來糊弄我們這些現代人”。 屈原愛他的統治階級,愛壓迫被統治階級的那個暴力工具,其實最終是愛那個皇帝,即所謂忠君。那麼,屈原為什麼要愛皇帝,難道他是同性戀嗎?他愛皇帝是有理由的,這就要看下一個問題——
4,是愛既得利益,還是愛國?
屈原是楚國的大夫,用今天的名詞說,他這個大夫,可不是醫生doctor,而是部長minister。他是統治階級的一員,並且還是其中的要員。 如果楚懷王的統治能夠繼續,屈原也不犯什麼政治路線錯誤,也沒有貪污行為(或者說貪污了,但沒有被發現),也不出現包二奶等生活作風問題,也不與統治階級的其他成員發生太激烈的衝突,那麼,他這個大夫,就可以長期過富裕快樂的幸福生活,他的子孫,也可以跟着楚懷王的子孫繼續這樣的生活。 可恨的秦軍,讓屈原的夢想破滅。如果秦軍滅了楚國,那麼,作為楚國的一個部長級官員,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屈原是沒有好果子吃的,即便投降了作為貳臣,也遠沒有現在風光。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他當然要反抗秦軍,這很正常,我很理解。屈部長的行為,表明了既得利益集團對維護原有社會秩序是多麼渴望。但是硬說成愛國,就屬於扯淡,因為他是愛自己的金錢地位財富,愛他所在的統治階級。 所以,屈原是統治階級的好榜樣。統治階級的成員,應當在家裡供奉“屈部長”的畫像,每天燒香祭拜。 至於被統治階級,他們整天想的是推翻現在的統治階級,皇帝輪流坐,明天到我家(那時尚無民主思想),他們怎麼能去熱愛“屈部長”這個壓在他們頭上的統治階級成員呢?
5,投江實質:想當奴才當不了,含淚投江
在一個陝西農民導演的帶領下,秦軍吼叫着“大風,大風”,逼近楚國首都。屈部長可能有點軍事才能,他提出了自認為很管用、可以抵抗秦軍的某些策略,但是,楚懷王不採納,並且放逐了屈部長。三年放逐期間,屈部長整天都盼望聖上能想起自己,可是,直到後來楚懷王被囚死在秦國,也沒盼到聖上回心轉意。 想想以前,屈部長手下有一群奴才,他本人又是皇帝的奴才。回味着往日紙醉金迷的奢華生活,屈部長臉上蕩漾着幸福的微笑;眼看着這種“做穩了奴才”的時代要過去了,屈部長痛苦、懊惱,想來想去,不如一死了之。於是某一天,62歲的他,告別了自己妻妾成群的深宅大院,走過江邊那些破舊房屋,身穿錦衣千金裘,很鄙視地看了看那些蓬頭垢面的窮鬼,咕咚一聲,跳進了汨羅江。當天是農曆五月初五,黃曆上寫着:宜跳江,宜愛國。 於是,一個偉大的愛國符號誕生了,一個愛國牌坊成功地樹立起來了。
6,統治者為什麼要宣傳屈原?
統治者高屋建瓴。皇帝換了幾十茬,紀念屈原是哪一茬都要堅持的。為什麼?因為要樹立屈原這麼個典型,讓大家學習領會貫徹,讓廣大老百姓去愛國呀。 皇帝自己號稱“奉天承運”,但他們知道自己是騎在人民頭上的混蛋,從未得到人民授權,是不可能讓老百姓去擁護的。所以他們想了個花招:先讓草民愛國,然後在“愛國”二字前面加上“忠君”二字。如此以來,忠君就跟愛國混成一團了,甚至忠君成了愛國的前提。 為了讓忠君愛國這一花招能夠行得通,就需要樹牌坊,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樹誰呢?找來找去,瞄準屈原了。首先,此人能寫點詩歌什麼的,容易引起老百姓好感;其次,屈原是個部長,能夠引起官僚階層的共鳴;第三,屈原是個好奴才,聖上都把他放逐了,他還要以死表忠心,實為難得的奴才。 要樹立這麼個榜樣,不能讓老百姓整天乾巴巴地唱“學習屈部長好榜樣”,還得有一個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中國人總也吃不飽,所以弄得節日都是吃。這就好辦了,皇帝昭曰:再多吃一次,吃粽子,欽此。老百姓最樸實,聽說可以借屈原來編造一個吃的理由,立刻就謝主龍恩,樂呵呵去包粽子了。 這個粽子可不簡單,愛國是包裝,屈原是商標,忠君才是目的。 粽子包了1000多年以後,屈部長這個符號,這個牌坊,成功地被統治者樹立起來了。他們利用屈部長告訴人們:要愛國(其實是忠君),要奉獻(就是說為統治者進貢)。 此後1000多年,所有的統治者都興高采烈地每天擦洗這個愛國牌坊,想方設法使其符號意義發揚廣大。
知識分子應與屈原有個了斷
左春和,鐵匠砍柴
歷史上的屈原已經死了,但致死他的文化還活着。只要這種文化活着,在每個時代又會複製出一批新的屈原。屈原的悲劇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還是傳統文人的悲劇,也是文化的悲劇。問題已經不是悲劇的發生,而是這種悲劇一直在持續,年復一年在悲劇的紀念中,又興高采烈地走向這種悲劇。 我從不願將屈原與知識分子聯繫在一起,雖然他是他那個時代的知識精英。但與那個軸心時代的知識分子相比,他只是一個文人,並以文人的方式開創了一種傳統。這種傳統深刻地影響了後世的文人,文人化的思維方式又深刻地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1,屈原的“愛國”密碼。將屈原打造成愛國主義詩人並不是事實陳述,而是缺少必要的歷史誠實,只是不同現實的形勢需要。在屈原的時代尚沒有真正的國家概念,屈原所忠誠的楚國也不是當時的國家,只是他所依賴和引以為榮的家族。如果按照屈原的愛國邏輯,每一個為家族利益而死的人都轉換成愛國者,那麼,千百年來為保衛家族利益而死的各色人等又該如何評價? 2,屈原的道德標舉。傳統文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從不肯在詩文中承認自己的認知局限和人格缺陷,反而通過華麗的修辭標舉自身的道德風範。他們或許念天地之悠悠,但把所有情緒發泄都要貼上道德高地的標籤。後世不但信以為真,還把這種道德粉飾的完美無缺,成為品德無瑕的君子。學生們以為詩文中描寫了純潔,作者自己就是純潔。讚美了崇高,作者自己就是崇高。或者歌頌了銀杏,作者自己就是銀杏的化身。讚美的海燕,作者自己就得到了海燕的靈魂。 3,屈原的諫政情結。屈原的諫政有一種典型的文人自負,尤其是浪漫型文人,容易把自己的想象強加於複雜的現實,以為一夜之間的藍圖就可以重構一個美麗新世界。且不論當權者有基於更現實和自身利益的考量,單就文人式的奏摺來講就是一個惡劣的開端。真正的知識分子會與權力保持距離,而奏摺是努力把自己納入權力的運行體系,從而喪失知識分子的價值。這種文人式的諫議,根本看不到社會合理秩序的構建是一種公共智慧博弈的結果,不承認它的構建規律和漸進方式,只是妄想用自己的設計和想象讓帝王替自己去落實。 4,屈原的文學影響。屈原的詩歌有波瀾的想象、誇張的姿態、華麗的修辭和濫用的感嘆,這種文風帶給了後世一個惡劣的影響。今天的不少文人還在極盡模仿和繼承。這種浮華的抒情方式用密集的意象堵塞了對事物本身的思考和發現,雖然有一些天問,但終不能超出自身困境的局限,最後用一連串的感嘆把真正的問題淹沒。這種文學傳統的特點,是用氣勢和捶胸頓足的吶喊來宣示自己的高尚和純潔,並以此強調真理在手,先聲奪人。 5,屈原的精神衣缽。屈原造成了後世文人對其方式的吹捧和複製。一是為官不得便以詩文明志,以此泄胸中之塊壘,證明自身的價值存在。二是這種文人式的抒情成為政治正確,他的所有悲傷、憤怒,或者心理畸變都是為了一個更高的目標,排除了自私與性格缺陷,哪怕是顧城的殺妻也被詩人們解讀為詩之所需。三是後世文人們從屈原身上繼承了一種文人式的自負,失去了理性和邏輯訓練的能力,以抒情和嘆息作為改善人生際遇的手段。 6,屈原的投江而死。屈原之死的意義一直在被各種目的所遮蔽,它需要有一個正本清源的解讀。文人之死並不罕見,不同的文人之死都有其複雜的個人原因,往往被生者和後世因着自己的利益消費或改寫。屈原之死與其說是為理想而死,不如說是對現實絕望而死。人在生死關頭能夠放得下世界,實際是對世界的否定,他之所以選擇死亡,實際上又是在維護造成他死亡的文化心理秩序。由於現實秩序未能滿足他的願望,所以就選擇與世界斷交,以毀滅自己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正確和世界的荒謬。文化的影響使其產生了激烈的自決生命的行為,但他的死又不是在撕毀這種文化,反而是為了讓這種文化來發揮作用。 7,屈原的人格真相。歷史上真實的屈原高尚與否,或者是否道德高潔已經無從考證,但從歷史記載和他的詩文中可以看出他的人格困境。從普遍的人性來看,古代的聖人並不能排除自身的自私和人性弱點,聖人只不過是後人的文化塑造,與真正的模特本身已經相去甚遠。確切的證據顯示,屈原是被權力中心冷落和拋棄的,這是造成他人格撕裂的關鍵所在,也從另一面說明他不具有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失落感進一步膨脹自身的道德幻覺,又不斷放大他人及其整個世界的黑暗,以此走入無法解脫的二元對立。經驗使我們知道,許多情況下,詩文並不如作者其人,從任何詩文中推導出作者的真實人格都是靠不住的。僅從屈原的行為模式來看,他的自戀人格中有無法超出常人的應急狀態中的分裂。中國文化善於把人塑成聖人,以此進入完美無瑕的神壇,從而培育自己的文化奴性。 8,屈原留給知識分子的遺產。當代知識分子不是繼續繼承他的精神衣缽和文化壓迫,而是要與他有個切割。諫議和抒情是文人的長項,但又是文人參政的智力缺陷和短板。在不斷變遷的社會現實中,抒情式的文人應該退位,知識分子應該走上舞台。知識分子擁有理性、邏輯和現代法治精神,在公共關懷中警惕知識分子的越位和背叛,避免文人人格的現實悲劇。由於知識和信息的分散,任何知識分子都無法成為全知全能的聖人,他的表達帶有他自己的私人信息,因此,任何公共主張也僅是一種主張。這就需要知識分子首先克服一種知識的自負,只把自己對公共空間的主張當作自己的一個角度。其次是個人對世界經驗的描述必須經受公共經驗的質疑和批評,任何人都無法壟斷真理,況且,真理本身是危險的。三是承認社會秩序的無限可能性,歷史的發展不會遵從任何人的意願,往往在超乎想象中滾滾向前。歷史存在皺褶,但歷史不會終結。開放思維和永遠懷疑的立場是知識分子的本色。相比屈原來講,衡量行為的結果遠比標舉自己的道德人格更重要。畢竟新時代已經來臨,它不喜歡舊式文人的壞腔調。 (本短文應律媒法治論壇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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