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維迎（人文經濟學會理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未來20-30年，美國的領導地位不會發生巨大顛覆性變化。事實上，目前來說，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也符合中國利益，因為中國在各方面尚不具備領導世界的條件，且國際責任等等的成本是巨大的，中國還負擔不起。 在近代史上，美國是最具全球領導力的國家。這是因為美國社會活力旺盛，具有很強的自我糾正和修復能力。另一方面，美國吸引了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才，這種大熔爐的特性也為美國的強盛奠定了基礎。 我曾在幾個場合推薦美國的政治家讀兩本書。 第一本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於美國獨立戰爭的同一年，近兩百多年來的世界基本上就是《國富論》的理念在全球範圍的不斷擴展。美國政治家之所以應該讀這本書，是因為美國現在有走向保護主義的趨勢，而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以封閉而不是開放的姿態來領導整個世界，一個封閉的美國是不具備領導世界的合法性的。 第二本書是老子的《道德經》，美國逐漸要從領導價值觀相同或相似的國家轉變為領導價值觀多元甚至迥異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懂得“大邦者下流”，以一種低的姿態來領導整個世界。現在的美國的領導方式是對內自由民主，對外專制，作風霸道。當下它的領導地位雖然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挑戰，但是其領導方式有必要進行改變。中國不能接受的不是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而是美國的領導方式。 過去200年，世界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變革，從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到大趨同、大融合（Great Convergence）。數據顯示，在200年之前的漫長的歷史中，一個國家的人口和GDP的相關係數基本是1，19世紀之後兩者的相關性劇烈下降（大分流），20世紀70年代達到最低水平，然後又逐漸恢復到21世紀初的0.55左右（大融合）。這種大融合的趨勢是不是會繼續下去將會對國際關係的領導格局帶來巨大的改變。 我的觀點是，世界的格局和美國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在做什麼。如果中國不斷犯錯誤，美國的地位就將得到穩固。近兩三年來我對中國發展的態度從樂觀變為了謹慎的樂觀。這首先是因為一些原本被認為不可逆轉的事情現在出現了逆轉。這其中包括經濟體制的逆轉，比如政府干預越來越多，甚至出現了新的價格管制、計劃體制的回歸，還有“國進民退”。政府方面，20世紀80年代大家比的是誰幹事、誰有闖勁，現在比的是誰不幹事、誰沉得住氣，整個國家的氣質在發生改變。 中國現在把經濟轉型變成一個宏觀問題，貨幣政策問題，財政刺激問題。但是經濟轉型真正要做的是開放市場，靠企業家精神。就國內市場而言，中國近些年最好的成就是交通的發展，交通成本大大降低，在物理上創造了統一市場的條件，但是最大的問題是交易成本奇高無比。 中國的體制使得市場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而交易成本高了之後企業家精神就不能得到有效發揮，無法真正完成經濟轉型。此外，中國強大的國家主義傾向的影響力巨大。現在國有企業已經成為了中美關係中的重要因素，繼續維護這些國有企業的國有體制，從長遠的、國際戰略角度看是不好的，對中國走向世界會帶來負面影響。 中國的未來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中國和印度在發展道理上很大的區別在於，印度是先進行政治體制民主化，再進行經濟自由化；中國是先進行經濟自由化，未來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從時間序列上來看，我認為中國的做法是更好的，但是也有巨大的風險，因為政治體制改革這一關是早晚必須要經歷的，印度已經渡過了這一關，而中國還沒有。 我認為，中國未來三十年裡，前十五年的重點應該放在司法改革，建立法治社會，後十五年重點進行民主化改革。把司法放在民主之前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法治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從長遠看來，中國需要探索新的道路，這種探索也許可以從香港地區得到啟發，包括台灣地區、越南的經驗也非常值得中國研究。中國可以從功能團體、黨內民主等等開始着手政治改革，也許三十年內能慢慢地完成向民主化的過渡。 中美關係中存在很多衝突，主要是兩方面的衝突。一方面是利益衝突。兩國在利益方面的爭奪，包括地緣政治、資源方面的爭奪。 另一方面是價值觀念方面的衝突。中美關係往往就圍繞着這兩個衝突。例如台灣問題就是一個利益問題。美國在國際上經常打着價值觀的旗號來爭奪利益。 但是有時美國也會面臨自己內部的利益訴求和價值觀訴求發生衝突的時候。例如美國在中東所支持的人，如穆巴拉克，都是一些獨裁者，是和美國的價值觀所違背的；一旦這些國家出現了問題，美國這種利益和價值觀的衝突就暴露無疑了。就我觀察，這幾次中東問題美國最後還是選擇了利益服從價值觀的做法來解決問題，不會明目張胆地支持這些獨裁者。美國本身內部的這個衝突就會給整個國際帶來麻煩，也會影響中美關係。 利益衝突方面，美國企業家、經濟學家、領導人都基本相信，合作共贏的經濟利益比互相衝突時大得多。經濟方面的利益還是以合作為主的。因此主要的衝突還是來自政治和核心價值觀的不同。這種衝突應該怎麼解決？有些做法可能可以簡單地解決國際層面的衝突，但是這些解決辦法國內的百姓可能很難接受認可。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美衝突的很多問題最終都歸結到民主政體的建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真正走向民主化的過程是非常關鍵也是非常危險的，有可能向預期一樣地走向法治和民主，但也有可能滑向比原來更糟糕的境地。 我們現在面臨兩個很大的挑戰，其一是民粹主義（包括社會主義的平均主義），其二是民族主義。國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領導者權威的正當性已經不是靠打江山了，也很難繼續靠經濟改革來支持，尋求正當性的唯一途徑就是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如果缺乏勇氣，沒有足夠的決斷力和權威來推動政治改革，求助於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這是非常危險的。在這種局面下，大的改革無法進行，倒退就很有可能發生。可以想象，當下層領導胡作非為的時候上層領導卻沒有足夠的權威性能夠表態時，倒行逆施就可能盛行。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問題相結合，就使得在中國，有理性的行為很難進行。 我們現在在處理問題的時候往往不是按照市場的邏輯，不是以法治的精神，而是先通過輿論等手段對事情進行道德定性，然後就不考慮處理方法的合法性了。總之，政治體制改革將是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 總而言之，未來十年，中國政治體制改變或者不變，都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起到重要的影響。就美國而言，美國的領導地位若干年內難以挑戰。未來中國在經濟上超過美國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這不意味着中國就能挑戰美國、領導世界。美國的經濟規模1890年就超過英國，但美國的領導地位只是在二戰後才得到確立。 在經濟問題上，美國領導人太政治化，導致了很多事情難以處理。例如人民幣的升值問題，對美國究竟會有什麼好處，現在尚且不明朗。但是其可預期的對美國的影響至少有二：第一，美國消費者會支付更高的價格，美國將會面臨更快的物價上漲；第二，將對國際大公司的利潤結構產生巨大影響，尤其是跨國公司、品牌公司，因為它們所在的市場是一個寡頭市場，利潤本身比較厚足，人民幣的升值將擠出這些跨國公司的一部分利潤。這對整個企業的結構都帶來影響。 國際關係方面，中國這個國家在世界上沒有公開而堅定的盟友，相比在國際社會上有很多公開盟友的美國，中國是很難挑戰它的領導地位的。 我相信影響歷史的是理念和思想。因此我的態度是既悲觀又樂觀的。悲觀的是，理念和思想的傳播是非常緩慢的。樂觀的是，思想仍然在潛移默化地改變。現在年輕人的觀念已經與老一代很不一樣了。 中國和美國的聯繫原來只是政府與政府之間，而現在有了很多民間的勢力，比如企業、學者、媒體等等。美國對這種力量也非常重視。所有這些民間的力量都在影響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影響中美關係。未來民眾的外交力量會成為國際交流的第二渠道。 如果將國家比作企業，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任何國家進化發展到一定程度，阻礙它的力量就會出現，沒有一棵大樹能長到天上！我認為，美國不可能衰落，但是它的國際地位，相對自己的歷史將開始走下坡路。如果中國能不斷地推進市場化改革，平穩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並在外交方面採取合適的戰略，美國在世界上的獨霸地位可能不能維持太久；但是如果中國走錯了道路，那麼美國和中國的地位變化會變得十分微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