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評的代價 說話雖然是人張口就來的本能，但批評就不在其中了。在傳統中國歷來是一件需要莫大勇氣、甚至付出砍頭代價的事情。 1660年，江南湖州（今天的浙江南潯）富豪莊允誠自行刊發了一部史書——《明史輯略》。由此拉開滿清百年文字獄第一案的序幕。 《明史輯略》的原作者是南明大學士朱國禎，寫成後一直小範圍傳閱，未能刊發。莊允誠是南潯富豪，家底殷實，兒子莊廷瓏酷愛讀書，因為眼病而致盲，受到史書上“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啟發，也想做點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有意義的事情，就從朱國禎後人手中重金買下史書手稿，聘請江南一帶有名文人加以大幅度擴充編撰，還請了原南明禮部侍郎李令皙曾為該書作序。莊廷瓏書未成而病故，父親莊允誠為了完成兒子遺願，繼續編撰，終於完成。 這本書因為如實記錄了滿清入關後的諸多屠城暴行，對此多有鞭撻批評，違反了滿清偉光正的主旋律，被人告發。剛上台的康熙大開殺戒，先後株連千餘人，被殺頭的就多達七十餘人。甚至連為這本書排版印刷的工人都不能倖免。其殘酷程度，無以復加。
為這本書作序的李令皙自然也沒躲過，當時他也因病失明，實際上序言的是他委託的一個友人所寫。但被捕後，他緘口不言，不願連累友人，始終不提此事。本人被凌遲處死還株連了四個兒子。主審官見其小兒子剛16歲，於心不忍，就暗示他在口供中年齡減少一歲，因為如果是15歲按滿清律例就可免死充軍了。沒想到李令皙小兒子年紀雖小，卻極有氣節，他說：“父兄俱死，不忍獨生。”始終不改口供，隨父兄一起赴難。 二、讚美的代價 批評有殺頭的風險，讚美是不是理所當然的安全？極權之下，這又不見得。 還是滿清的事。乾隆十八年，也就是1753年，白蓮教馬朝柱的起義聲勢浩大，清廷一時間焦頭爛額。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劉震宇，一個已經70歲的老朽，幾十年科舉不第，就想藉此機會獻計謀、表忠心，跪舔一下皇帝，看能不能獨闢蹊徑，升官發財。 劉震宇寫了篇號稱可以平叛的《佐理萬世治平新策》，向官府投誠。他的文章通篇“陳腐套襲之言、迂闊難行之事”，這種跪舔文章當地的知府、巡撫都看不上，根本不搭理。他不死心，再向湖南巡撫投書。這回就投出了殺身之禍。
湖南巡撫范時綬也想證明自己政治覺悟高，上書乾隆，說這老傢伙獻策雖然通篇“感頌聖明”，“無悖逆誹謗之語”，但是明顯不了解當朝的政策，有些建議不對路，屬於妄議中央，革掉他僅有的“生員”也就是科舉資格算了。
沒想到乾隆可不是這麼想的。劉震宇的八股文中有條建議是“貶關聖封號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這可是犯了清廷的大忌。滿清作為徹頭徹尾的境外勢力，能夠入主中原，貶岳飛、抬關公、剃髮易服等措施是消弭漢人的反抗意識，保證滿人能夠長期欺騙民眾、統治華夏的根本。那容你妄議？乾隆對湖南巡撫的處理很不滿意，說這老頭“無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誕，妄訾國家定製，居心實為悖逆”，直接處斬。 劉震宇這個一心想要頌聖求榮的“小紅粉”，就這樣拍馬屁拍在了馬腿上，拍成了刀下鬼。 三、奴隸的選擇 批評已然不得，讚美錯了也不得，籠子裡的奴隸們該怎麼選擇呢。 還是要說滿清。雍正的時候廣東惠來縣有個叫做屈明洪的縣學教諭，就是如今的教育局長。他在讀當時的反面教材、後來的禁書——《大義覺迷錄》的時候發現，疑犯供詞中有“仰慕廣東屈溫山先生”的話語，這個所謂的屈溫山，應該是屈翁山的口誤，就是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叫做屈大均，號翁山，是大名鼎鼎的明末嶺南三大家之一，學問好，氣節更甚，長期投身反清復明的事業，直到年老無望，隱歸老家番禺，潛心撰寫《皇明四朝成仁錄》，為明末的忠臣義士立傳，終不復出。屈明洪眼看已經入土幾十年的父親居然是當朝罪人的偶像，這還了得！ 恐懼至極的屈明洪左思右想，怕受牽連的恐懼戰勝了人倫的天理，立馬帶着父親留下的詩文著作，跑到廣州自首，揭發自己的父親，說父親死時，自己年紀尚幼，懵懂無知，父親的反動詩文存留在家，自己一直沒有覺察，是讀了《大義覺迷錄》，回去自糾自查，才發現父親詩文的文字和內容違反了大清的核心價值觀，所以親自呈首投監，請正典刑。雍正覺得這正是自己英明統戰的功勞，沒有殺這個揭發父親的可憐蟲，只是把他和兒子流放，焚毀屈大均的著作了事。 思想和語言經過一代人的圈養，就成了這樣。沒有人倫也沒有天理，華夏禮儀之邦，遍地衣冠禽獸。 四、批評還是讚美 正因為沒有選擇的權利，加上揣測聖意的艱難，才有了中國人獨特的語境。批評什麼，讚美什麼，都是一種統治階層意志的體現，不准、也無需個人作出判斷。極權的體制下，全國只需要一個大腦，就是皇帝的大腦。全體臣民只需要複製粘貼聖語、聖意，除此之外，任何的思考都是非法，都是危險。 所以說當奴隸的艱難，就在於說與不說，成了一種兩難，都需要官方指引。在此之前，唯有如太監一般，自我閹割，表明消弭自我覺醒的決心，表達人身依附的迫切，才能安穩。 但即便是這樣，也還是不盡徹底。如果秋後算賬才給你指引你就無法了。比如，當大家都覺得評論一下和政治瓜葛不大的戲子們應該問題不大的時候，問題就來了。豆瓣們的悲哀，不在於正確的表達了民意，而在於，沒有根據要求表達。因為什麼叫做“民意”，也不是那一億個評分的用戶說了算。聖意才是民意，其他不是。 但真相就是一種頑固的東西，就算你讓所有的評論都下線，它也還躲在人的心裡。不會因為你給驢糞蛋當撲上粉，它就成了糖丸。它依然是個只有屎殼郎迷戀的糞團。 五、批評不自由，讚美無意義 我們今天回過頭看滿屏清廷辮子戲，《雍正王朝》《戲說乾隆》《康熙大帝》……除了通篇腐臭的清官明君情節之外，是否可有制度、文化、價值觀之反思？可有放眼世界的、對照這兩百年來人類文明進步真正差距的乾貨？一個根本不容許存在批評的王朝，一個自己用不間斷的謊言堆砌讚美的王朝，一個事實上故步自封腐爛透頂的糞坑，讚美可還有任何意義？ 愚昧和苦難是一對孿生兄弟，總是如影隨形。愚昧必然導致苦難，苦難反過來又加重愚昧。 而批評和讚美，則是相互砥礪的盾與矛。缺失了任何一個，關於矛盾的吹噓都是可疑或者可恥的神話。擔得起批評，才受得起讚美。過濾了批評的讚美，是徹頭徹尾的謊言。那些歷史上依靠告密、迫害、殺戮等恐懼手段消除人民質疑和批評的人物，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霍查、齊奧塞斯庫……即便喝飽了人血，站在無數人頭累積的“京觀”之上，營造出一種山呼海嘯的“尊崇”，那個身後不是罵名滾滾甚至挫骨揚灰？ 1931年，堅持反戰的德國媒體人卡爾·馮·奧西茨基對全民崇拜希特勒的氛圍極為痛心，他在《世界舞台》上發表了針對德國民眾的批評：“一個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淪落到何種程度，才能在這個無賴身上看出一個領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隨的人格魅力?”同年他被判有罪入獄，進入集中營勞改。1935年，他成為第一個在監獄中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的人。 今天，也許不會再有人讚美納粹德國，但一定會有無數的人，讚美奧西茨基驚世駭俗的批評。 同樣是今天，我們也許不能學習奧西茨基的批評，但至少，我們還有保持沉默的自由，還有拒絕讚美的自由，還有，等待明天的自由。 來源：二大爺別院
清朝的文字獄有哪些經典案例？清朝文字獄簡介
文字獄自古就有，但是文網之密，處刑之重，規模之廣，在封建社會中，以清朝為最甚。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後發生了數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獄。
什麼是文字獄?文字獄就是統治者挑剔文字的過錯而興起的大獄。大的像幾十本的專着、詩文集，小的則一篇短文、一首詩、一封信，甚至一字半句的言語，不管是自己作的，還是抄別人的，甚至是從古人那裡抄來的，都可以作為文字獄的罪證。文字自然是出自文人之手，所以可以說文字獄是專門對付文人的“特刑庭”，是封建帝王進行政治鎮壓、鉗制思想以鞏固封建獨裁統治的手段。
清朝最早發生的較大的文字獄，是康熙時的莊廷鑨《明史》案。莊廷鑨從明朝宰相朱國楨的後人那裡，買來一部朱着《明史》中《列朝諸臣傳》稿本。朱國楨的《明史》已刊行於世，《列朝諸臣傳》是未刊部分。莊廷鑨將它和自己所補的崇禎朝歷史，用自己的名字刊刻。他所補的崇禎朝歷史，對滿人有攻擊之辭。公元1663年，被歸安知縣吳之榮告發。當時莊廷鑨已死，結果被刨棺焚屍。他的弟弟廷鉞被殺;為莊書作序的李令哲和他的四個兒子也都被殺。南潯鎮有個大富翁朱佑明，和吳之榮有私仇，吳嫁禍於他，說莊書序中所稱“舊史朱氏”是指朱佑明，結果朱佑明和他的五個兒子也都被處決。此外，牽涉此案的一些官吏和書商、刻工、列名書中的人等等，有的罷官充軍，有的處死，這個案子一共處死七十餘人。
文字獄的處理是非常殘酷的，逮捕、抄家、坐牢、受審，判罪極重，至少是終身監禁，流放邊遠，充軍為奴，大多數是殺頭凌遲。已死的人，則開棺戮屍。而且一人得罪，株連甚廣，近親家屬，不管是否知情，即使是目不識丁，也一概“從坐”。作者犯了罪，寫序、跋、題詩、題簽之人都有罪，所有與刻印、買賣、贈送書籍有關的人，也都有罪。地方官有牽連的自然有罪，沒有牽連的也犯了“失察”罪。總之，一個案件的罪犯，常常是百十成群。而告發的人，如莊案中的吳之榮，本來是一個罷官知縣，竟被起用，一帆風順，官至右僉都，朱佑明的財產，也都歸他所有。從此形成以檢舉揭發作為獵官敲門磚，有讎隙的利用文字獄來陷人於死地的惡劣風氣。
康熙時的另一次着名的文字獄是《南山集》獄，又稱戴名世獄。戴名世着有《南山集》，書中採用了桐城方孝標《滇黔紀聞》一書的材料，對南明諸王朝頗發感慨，寄以同情，並書南明桂王永曆年號。公元1711年(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趙申喬參奏戴名世為書狂悖，結果戴名世被斬。此案根據原來刑部的判決，牽連三百多人，但康熙帝對漢族文人實行懷柔政策，所以只處斬了戴名世一人。
雍正時的文字獄，帶有明顯的借題發揮的特點。如汪景祺、查嗣庭、謝濟世、陸生枬等人，因與雍正的反對派有些瓜葛，雍正就藉機在他們的文字中找毛病，下獄處死。
汪景祺是年羹堯的紀室(文書)，着有《西征隨筆》。年羹堯獲罪以後，《西征隨筆》也被扣上“譏訕聖祖，大逆不道”的罪名，汪景祺被處死。
查嗣庭是隆科多之黨。隆科多獲罪後，查被參。罪名是任江西考官時，所出題目有心懷怨望，諷刺時事之意。又查抄出他的兩本日記，說其中“悖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語甚多。查在獄中死去，被戮屍梟首，其子坐死，家屬流放。
謝濟世曾注《大學》。公元1729年以毀謗程朱罪被參。雍正帝更指出《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注文，是藉以抒發怨望誹謗之私。但結果沒有處死謝濟世，饒他一命，罰他去當苦差，受些折磨，就算很寬大了。
陸生枬寫了《通鑑論》十七篇被參，罪名是“非議朝政”。雍正帝因為《通鑑論》中對君王專制有所攻擊，十分惱怒，大罵陸生枬“狂肆逆惡”，為“天下所不容”，把他殺死。
到了乾隆時，文字獄可以說達到極峰。不僅次數頻繁，處理也極為嚴酷。篇書行文，稍有不當，即被指摘獲罪。
公元1755年的胡中藻詩獄，是乾隆朝較大的一次文字獄。胡中藻是鄂爾泰的門生。乾隆帝對鄂爾泰、張廷玉兩人在朝中結黨營私，權勢過大極為忌恨，於是興起胡中藻獄，借題發揮以打擊鄂、張朋黨。胡中藻着有《堅磨生詩鈔》，乾隆指摘詩中“一把心腸論濁清”之句，“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詩中“與一世爭在醜夷”、“斯文欲被蠻”等句，因有“夷”、“蠻”字樣，被指責為詆罵滿人。又：“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等詩，則扣以南北分提，別有用心之罪。結果胡中藻被殺，鄂爾泰撤出賢良祠。
公元1778年，有徐述夔獄。徐述夔着有《一柱樓詩》，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明朝期振翩，一舉去清都”等句，徐述夔和兒子懷祖戮屍，孫及校對人都處死。着名詩人沈德潛，因其《詠黑牡丹詩》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也被剖棺戮屍。
公元1779年，又有馮王孫、沈大綬、石卓槐、祝庭錚等獄。馮王孫着有《五經簡詠》一書，因其中有“飛龍大人見，亢悔更何年?”之語，說他想反清復明，凌遲處死，子坐死，家屬發遣為奴。沈大綬刻《碩果錄》、《介壽辭》二書，死後，其子榮英呈首，自稱內有悖逆語。結果大綬戮屍，榮英仍被斬決，兄弟子侄坐斬者九人，家屬發遣為奴。石卓槐着《芥園詩鈔》，內有“大道日以沒，誰與相維持”等句，凌遲處死，家屬發遣為奴。祝庭錚着《續三字經》，內有“發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等語，開棺戮屍，孫五人坐斬。
乾隆朝的文字獄極為頻繁，不勝枚舉。其中大都是牽強附會，任意解釋，其荒謬程度，簡直難以想象。如山西王爾揚，為李范作墓誌，於“考”字上用一“皇”字，不學無術的地方官見了大驚，認為大逆不道。
他們一方面想爭取多搞幾個，染紅自己的頂子;一方面也確實怕朝廷說他們“失察事小，隱諱事大”，不但丟官，還可能招致殺身之禍，所以趕忙上奏朝廷，準備再興大獄。其實“皇考”意即“先父”，古文裡常這樣使用，並無悖逆的意思。乾隆也覺得這樣就興獄問罪，去抓一個鄉下的土老頭兒，不值得一干。所以把地方官訓斥一通，算是了事。
在我國封建社會中，清朝的文字獄可算是達於極峰。這一封建專制獨裁政治，造成了政治局面和學術思想的沉寂窒息。在沉寂窒息的無聲處，隱伏着一觸即發的社會危機。清王朝由盛至衰，固然有着深刻的社會經濟方面的原因，但大興文字獄這種加深臣民不滿，對朝廷產生巨大離心力的嚴酷政策，也是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
來源： 讀史明智夜航船 2018.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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