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老妈（一）

夜阑更深，万籁俱寂。

四周是一片黑暗，只有大厅里灯火通明。大厅的中央，是一具鲜花簇拥的冰棺，冰棺里安卧着刚刚去世的老妈。冰棺后面的墙上，是悼念的对联和横幅，中间悬挂着老妈的遗像。我和四弟，跪坐在铺在冰棺旁的垫子上，为老妈守灵。遗像上的老妈，依然用她那慈祥的目光凝视着我们。而我们依然觉得象往常那样，听她老人家娓娓道来她那88年的人生经历、儿女亲情、家长里短。

我们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陪伴老妈。三天以后，她老人家将化作一抔骨灰，回归到家乡的土地，去陪伴26年前去世的老爸。

在守灵的三个夜晚，有一个场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其实，在灵堂刚刚布置好，我第一次跪在老妈的灵前时，这个场景就涌进了我的脑海——

同样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却是在一个低矮的，四处透风的小土屋里。屋子正中，安放着一张小床，小床上躺着刚刚去世的姥爷，一张黄裱纸盖在姥爷的脸上。姥娘和舅舅们都去隔壁房间商量姥爷的丧事去了，只有3岁的老妈仍然跪在姥爷的灵旁，为姥爷守灵。屋里那唯一的一盏煤油灯微弱的火苗在微风中摇曳，灯光忽明忽暗。盖在姥爷脸上的那张黄裱纸，也不时地被微风掀起一角，让老妈这个3岁的小姑娘一次又一次看到姥爷那张熟悉的脸。老妈就这样静静地跪在姥爷的灵前，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的脸，没有眼泪，没有哭泣。

这个场景，是1964年“大抓阶级斗争”中，老妈响应党“忆苦思甜”的号召，给我和三弟痛说家史时，第一次给我们描绘的。当时，10岁的我和7岁的三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妈妈，你不害怕吗？”老妈说“不害怕，自己的亲人嘛，只觉得你姥爷是睡着了。”当时，我和三弟怎么都不相信老妈的话——和一个死人同处一室，怎么能不害怕呢？这次，我相信了——面对刚刚去世的亲人，亲情是会战胜恐惧的，在这漆黑的深夜里，我们弟兄俩不时地回忆起老妈在世时的音容笑貌，一点一滴，丝毫没有害怕的感觉。

就这样，姥爷的去世，开启了老妈苦难的童年。

姥爷是家里的顶梁柱。姥爷在世的时候，全家8口人，全靠他在杂货铺作店员的工资生活。一年36吊钱，除去房租，也就仅仅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到姥爷去世时，大姨已经出嫁，大舅、五舅被送去当学徒，当学徒没有工钱，只管饭，衣服、生活用品还要由家里供给，家里还有六舅、二姨、老妈、姥娘4人，生活还是相当拮据。姥爷去世了，顶梁柱没有了，家里的经济来源就全断了。

就这样，当老妈还是个3岁的孩子的时候，全家就陷入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悲惨境地。姥娘不得不领着8、9岁的二姨，揽一些给人家缝补洗浆的活，补贴家用。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姥娘喘不过气来。气不顺的时候，姥娘就会对着幼小的老妈抱怨：“小三三（那时的女孩没名字，老妈行三，故称‘小三三’），我生下你来干什么？一点用没有，还多一张吃饭的嘴。”老妈陪着小心对姥娘说：“我怎么没用？等我长大了，我养你。”姥娘不相信地说：“你一个女孩家，怎么能养我呢？”老妈想想，也觉得确实没办法养姥娘，只好不吱声了。

这个情节，是老妈近几年在我陪伴她的时候才向我提起的。人老了，对幼时的事记得特别清楚，对于她和姥娘的这点恩怨，也就突然耿耿于怀了起来。她多次提起这件事，并且不服气地说：“你姥娘还说我没用，她这一辈子，还不是全靠我养着？”

老妈说得没错。自从解放以后，姥娘确实主要是靠老妈赡养的。大舅在外地工作；五舅去世得早；六舅五十年代末被打成了右派，搞得妻离子散；大姨嫁到了外地；二姨嫁到了农村，只有老妈在姥娘身边，所以她对姥娘照顾得就比较多一些。

姥娘的埋怨让幼小的老妈立下了一个心愿：一定要让姥娘认识到，她对这个家庭还是有用的。她总是小心地陪伴着姥娘，乖巧，听话，从不招惹是非，以免她老人家不高兴；小小年纪，就主动帮着姥娘做家务，让姥娘觉得她还是有点用的。她这种乖巧、勤快的的性格，就这样养成了。

老妈8岁的时候，日寇占领了单县城，姥娘带领全家逃难到了乡下的八梁庙。全家人就靠在村口摆的一个纸烟摊糊口，而给纸烟摊进货的重担，就落在了18岁的六舅和8岁的老妈身上。几乎是每天天刚亮，兄妹俩就踏上了到18里外的县城去进货的路。六舅已经是成年人了，没有日寇发的良民证，无法进城，只好在城外等着，由老妈一个人进城去进货。老妈带着钱，穿过大半个县城，到烟厂的批发部去买烟。交钱，领烟，从没出过错。她每天要进出县城两次，才能买到6条烟（大条，每条25盒），然后兄妹俩再背着烟返回到18里外的八梁庙。这条18里的路，老妈和六舅走了整整4年。也可以说，这4年，老妈和六舅几乎挑起了养家的半条担子。那次在回八梁庙的路上遇上了暴风雪，当半夜时分，老妈被接回家时，姥娘抱着在暴风雪中被冻了半夜的老妈大哭了起来，而老妈却觉得，这是对她最高的奖赏——姥娘终于承认她对这个家有用了！

老妈聪慧、好学，求知欲特别强。只可惜，家里太穷，而她又是个女孩，所以一直没有上学的机会。好在比她大10岁的六舅，已经读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老妈就把六舅当作自己的老师，让六舅教她。六舅教她认字，她就一遍又一遍地读写，用她自己的话说，连睡觉的时候，她都要用手指在自己肚子上写几遍当天学的字。抗战胜利后，她曾经有过两次上学的机会，但是每次都是只上了一个多月，就被战乱所打断。所以，上学，是老妈少女时代最大的愿望。

1949年冬，老妈结婚了。爷爷和老爸虽然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但在思想上都还是老农民那一套。结婚的第二天，爷爷正襟危坐，把新婚的老妈叫到面前，说“韩三姐（指老妈），这些话本来应该由你娘（婆婆）给你说的，但你娘早就不在了，就只好由我来说了。从今以后，你要……”然后把那些三纲五常、严守妇道的的大道理给老妈训示了一遍。老妈静静地听爷爷说完，然后小声说：“爹，我想上学，能不能让我去上学？”爷爷问“你想上学？你能上什么样的学呢？”于是，老妈就把自己所学过的东西都给爷爷说了。曾经当过乡村教师的爷爷，听说老妈真的要上学，没想到能遇到这么一个爱学习的儿媳妇，刚才的一本正经就全没了，高兴地说：“上学好啊，你上学去吧，家里的活，咱可以雇保姆来干。”

于是，1950年春，老妈真的上学了。老师对她进行了测验，让她插班到小学五年级，老妈就从五年级的下学期开始学起。结果，到期末时，在全年级80多名学生中，她竟考了第一名。

1951年春，湖西革命干校开始招生了，招收的学历要求是初中毕业。老妈当时小学还没毕业，但她却要去试一试。谁知，这一试，还真的就考上了。

经过几个月的培训，老妈他们这些学员就算是毕业了。分配工作时，老妈被分配到了单县粮食局，在财务上干出纳。老爸这时也在粮食局负责粮食的计划调运工作。夫妻俩都在粮食局上班，刚出生的大哥就只好让姥娘她老人家去照看了。

那时的干部都比较纯朴。刚刚经历了多年的战乱，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一份不错的工作，因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都很高，责任心也更强。加上解放初期比较清明的政治和党对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宣传，使大家看到了美好的未来，因此更加积极向上。同事之间亲密无间，一个机关就象一个大家庭。老妈那时虽然已经结婚了，也才刚刚20岁，但许多同事比她还要小，因此，照顾这些小同事，就成了老妈又一项业余的任务，谁的衣服破了，老妈就给他们缝补；谁想家了，老妈就和他谈心，俨然一个老大姐。在工作上，她一直认真负责。她干出纳十几年，从未出过错，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她为了帐目上的微小出入而对帐到深夜。60年代初期，全县的库存粮票都交由老妈保管，她保管了几年，结果一两粮票也没少。

年轻的老妈，对党是十分感激的。她认为，是党把她从贫穷中救了出来，使她有了一个体面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因此，她积极要求进步，向组织靠拢，参加工作没几年，就入了党，并一直担任机关党支部的支部委员。而老爸就不同了。他虽然参加工作比较早，工作上也认真负责，但他认为，做好工作是应该的，没有想到要去感谢谁，也想不到要向组织靠拢，虽然经老妈多次催促，但他总下不了向党交心的决心，因此，他老人家就一辈子也没有踏进组织的大门。

“四清”开始后，老妈因为平时表现较好，政治上也比较可靠，被抽调到了山东省社教工作团，先后参加了济宁、菏泽的“四清”。在“四清”中，她主要担任财务帐目核查的工作。她那严谨、细致的作风，帮助她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工作团领导的好评。“四清”一结束，她就被提拔为粮管所副所长，先后到县城附近的孙溜、谢集粮管所任职。

“文革”开始后，老妈这个刚刚被提拔起来的芝麻绿豆大的小小“当权派”，也受到了冲击，更不用说那个官不大，但资格比较老的老爸了。“文革”中的乱批乱斗，派性斗争，撕破了“文革”前笼罩在同事之间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使人更加认识到了家庭、亲情的宝贵。

说实话，在这之前，老爸老妈的心目中，基本上就没有家庭的概念。可能是受共产主义宣传的误导，他们认为，家庭早晚是要消失的，因此，他们以机关为家，一心扑在工作上，根本不考虑安家立业的问题。当年，爷爷退休时，为了安家，买了个小院，老妈却认为这是多此一举，一切财产最终都是要归公的，与其买房子，不如直接住公房。平时他们吃住都在机关上，偶尔回一次家，也只是看看老人，看看孩子，送些柴米油盐等日用品，很少住在家里。

但是，“文革”给了他们一个教训。老爸蒙冤时，原来那些亲密无间的同事，突然就翻脸不认人，批得更凶，斗得更狠。当老爸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是老妈、爷爷、奶奶苦口婆心的开导，才使老爸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当老妈面临批斗时，是她包队时结识的贫下中农，连夜将她救了出来，送到她小时候生活过的李家大门，在亲戚们的帮助下，躲藏了半年多，才躲过了一劫。“文革”使他们认识到，家庭、亲情、友情，比事业，比工作重要的多，更可靠的多。

因此，劫难过后，他们就改变了以机关为家的做法，将目光转向了家庭。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除了工作时间，越来越不愿意回机关去。爷爷去世后，老爸干脆就搬到家里来居住了。后来老妈调回县城，到粮食局油厂任职，也不再要单位分配的宿舍，直接住到了家里。

恶梦般的“文革”终于过去了，社会上的一切，也都回归到了正常的轨道。这时的老妈和老爸，年富力强，正是大显身手的好时候。他们对工作更加尽心竭力，对家庭的建设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家里的房子进行了翻修、扩建。加上我们弟兄四个也算争气，先后考上了大学，更使得老爸志得意满，开始追求工作上的顺心，生活上的安逸。

1982年，上级有个文件提到，干部的工龄30年以上，就可以提前退休。文件在机关传达后，老爸想也没想，就对人事股长说：石股长，俺家老韩够30年工龄了，给她办退休吧。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去年奶奶去世了，而两个人都上班，家里没个做饭的。让老妈退休，生活上能更方便一些。这时候的老妈50岁刚出头，正是干工作的好时候，根本就没想过退休的事。结果，等到领导找她谈话时，才知道退休手续已经办好了。虽然她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已经无力回天，只好又回家里做家务去了。

提前退休，让老妈吃了很大的亏。80年代，正是国民经济蒸蒸日上的时候，干部的工资几乎年年往上调。老妈眼睁睁地看着和她一起参加工作的小姐妹不断地长工资，而自己只能拿那点早已固定了数额的退休金。到那些小姐妹退休时，由于工资基数高，拿的退休金也比她的高出一大截。到了90年代，她发现吃的亏更大了——她本来属于粮食局机关的干部，下放到基层去工作只是暂时的，本应该先调回机关，恢复机关干部的身份，再办退休手续。但是在80年代，人们普遍没有区分机关和企业的概念。到了90年代，搞政企分开，老妈退休时所属的粮食局油厂，就只能算企业了，后来油厂又破产了，老妈的退休金就没处领了。经过协调，只好让她按照企业职工的标准在社保上领退休金。

因此，老妈在退休这件事上，怨气可大了。近年来，一提到这件事，老妈就对我抱怨：你爸爸就没干过一件靠谱的事！我说，既然你不愿意退休，为什么不和他闹？她说，和他闹有什么用，毕竟是自己的亲人，总不能让他在外人面前丢脸吧。确实，老妈虽然当了一辈子干部，思想上也比较进步，但在对待家庭上，还是传统的那一套。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和老爸共同生活了40多年，两人从没有红过脸。我们这些当儿子的也从没有见过他老两口吵过架，甚至闹过一点小别扭。老妈就是靠对老爸的包容和忍耐，维持了家庭的和谐、平安和团结。

老妈退休后，老爸在工作上更加意气风发。临近退休的他，甚至想到是不是应该申请入党？但也就是想想就算了，他可受不了要求进步所要吃的苦。老爸退休后，局里又把他返聘回去，让他主持编写《单县粮食志》的工作。就这样，他又领着4、5个和他一样的退休老头，又干了3、4年，终于将《单县粮食志》编印成书，这可是他这一生中唯一一部被印成铅字，正式出版的作品。那年春节，老爸将刚刚出版的《单县粮食志》送给我们弟兄4个一人一本。我们一边翻着书，一边对老头大肆恭维。老妈在一旁看着这其乐融融的情景，也笑了，笑得很开心。

终于完全退休了的老爸和早已退休了的老妈，开始憧憬起他们幸福的晚年生活。那年秋天，我回家探亲时，老爸高兴地告诉我，已经安排好了，过几天就开始安装土暖气——那时我们那里刚刚时兴安装土暖气，以取代过去取暖用的煤炉。今年冬天不再挨冻了，你们春节回来也暖和多了。但是，天不假年，老爸实在没有福气享受这温暖的冬天。1992年10下旬，老爸因肺心病住进了医院，治疗了好几天也没见好转。老妈却因昼夜伺候老爸，并且心理压力大，突发心脏病，一头栽倒在老爸床前，被大家急忙送到另一个病房去抢救。老爸眼睁睁地看着老妈栽倒在他的病床前，急于知道抢救的结果。大家告诉他已经脱离危险了，他却不信。想去看望她，自己又不能下床，结果，急火攻心，病情加重，当天夜里就去世了。

老爸去世的消息，当时没有告诉病中的老妈，但家里的丧事还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经过几天的治疗，老妈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出殡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将她接回家。老妈一进我家的胡同，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懊悔地说，是我把他吓死了。走到老爸灵前，老妈哭了几声后，就冷静地对大家说，我没事，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担心我。整个丧事期间，老妈一直保持冷静，不哭不闹，帮助我们处理各种事情。直到圆坟的时候，老妈第一次来到老爸的坟头前，才趴在坟头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

丧事过后，我们把老妈送到了四弟那里，以使她尽快脱离那种悲伤的环境。四弟媳在医院工作，看病十分方便，在四弟媳的精心照料下，老妈的身体逐渐恢复了过来。以至前两年给她做体检时，医生称赞她，这老太太的心脏，和年轻人的一样！

这几年，每当谈到老爸去世的事时，老妈总认为是她把老爸吓死的。我劝她，你当时突然病倒，只是老爸去世的一个外在因素，关键还是他自己的病情很难好转，所以不应该过多地自责。老妈经常遗憾地说，看看现在的生活，不知比那时候好多少倍，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就他那种性格，还不知道要美成什么样呢，他怎么那么没福呢？

《陪伴老妈》是我下一步准备写的一个系列，这是第一篇，简述了老妈88年的人生。以后我会不断地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