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口碑爆棚的影片《我不是药神》揭开了中国有些药品价格奇高的现实。影片所呈现出的病人生存困境、药贩子的道德困境、还有医药监管的法律困境等矛盾，引发舆论对“保命”还是“犯法”的探讨。

新京报报道，《我不是药神》取材于2015年的“陆勇事件”。事件的主人公陆勇2004年开始服用治疗血癌的印度仿制抗癌药“格列卫”，同时也在病友群分享相关消息，很多病人也托陆勇帮忙购买“格列卫”。

为了方便向印度汇款，陆勇在网上买了信用卡，因此引起警方注意。2013年，陆勇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逮捕；2014年，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随后陆勇取保候审；2015年，陆勇在机场再次被警方控制。但检察院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撤回起诉，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陆勇的遭遇激起外界对中国高价药品的讨论：为什么中国药品价钱如此高昂，导致出现“病不起”的情况？

不愿透露姓名、某一线城市医药行业从业者告诉本台记者：“大家可能不敢提，政府在各环节的寻租非常夸张，还有医院中端的回扣问题。最近好像是因为医保付不起费用，国产药依旧无法解决中端和腐败问题。”

熟悉医药行业的网友Antycp接受记者邮件采访时说，虽然专利药昂贵是全球现象，但发达国家的民选政府有责任动力以及足够的财力投入医保，使药价相对不那么高，确保病患用得起药。中国政府却背弃了在资本面前应当肩负的责任。药品消费甚至还要缴税，而很多药上市多年才纳入医保，有的报销后也比印度的贵。印度药无论是仿制的还是原厂的，不但比中国便宜很多，质量也一般比中国高。这也是吸引大批中国患者购买印度仿制药的根本原因。

那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制造大国的中国为什么在仿制药上比不过印度？

熟悉印度仿制药代购的推友包日成表示：“第一，中国其实也有强制专利法，但受限于WTO，所以中国政府没有用过，所以没有很早在专利期内去强制仿制欧美大药厂的药。第二，中国也是刚刚在这两年才开始强调仿制药的一致性，也就是仿制药不能和原研的药在药效上差太多。中国以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个概念，所以他的仿制药差非常远，原研的药吃几天就好了，仿制的药吃几个月的可能不好。另外，中国的仿制药还是贵，利益的问题。原研药那么贵，那么仿制药为什么要卖得比印度便宜。”

包日成强调，由于印度的药监部门对药品要求严格，而且从事生产或研发的人员几乎都是欧美体系培养出来的，在国际药品生产标准上无缝衔接，所以印度出品的仿制药质量非常高。另外，印度人工成本低，定价贴近原料成本，药品的政府指导价格非常透明。

值得注意的是，陆勇当年被捕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涉嫌卖“假药”。价格便宜、质量有保证的印度仿制药为什么被贴上“假药”的标签，受到中国媒体或政府的压制呢？

包日成说：“法律上, 没有进入中国市场注册的药一律视同‘假药’，确实是可以给你扣上这个罪名。问题在于，这个药是治病救人的，在印度是合理合法的药，只不过在中国没有准入而已，从法律定义上说成是假药。如果一直强调假药，对于没有相关知识的民众来说，他们就以为是假的药，而不是法律上的假药。我认为媒体在强调这个问题上是偏颇的。中国人对假字特别敏感，所以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是法律意义上的假，还是理化意义上的假。”

包日成认为，陆勇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一条巨大利益链。当局可能想借打压陆勇来防止民众购买国外的仿制药，以达到医药垄断或者规范药政管理的目的。

医疗权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但现实却很残酷。《我不是药神》有一句话是：“这世上最大的病，是穷病 ”。这部讲述“生命”的电影得到广泛关注后，政府是否会完善医改，让民众可以吃得起药，治得起病？